一

稷下学宫兴建于战国田氏代齐之后的齐桓公田午时期（前374—前357），与古希腊柏拉图雅典学园的创办时间（约前387）大致相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1]稷下学宫与雅典学园即东西方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奇葩。邓实《古学复兴论》曰：“夫周秦诸子之出世，适当希腊学派兴盛之时（希腊学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芝诺、亚里士多德，皆生周末元考安显之间）。绳绳星球，一东一西，后先相映，如铜山崩而洛钟应，斯亦奇矣。然吾即《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观之，则周末诸子之学，其与希腊诸贤，且若合符节。”^[2]

关于稷下学宫的定性问题，有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中国最早的国办大学、中国最早的智库等诸说。“稷下之学在齐国的兴起，其直接的原因乃是以齐统治者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他们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徕天下有识之士，就是为了让那些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为其政治统治和富国强兵、争雄天下出谋划策，绘制蓝图方案，这就决定了稷下学宫的政治性质。同时，田齐统治者为稷下先生提供的比较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得稷下学宫又成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和百家争鸣的阵地，促进了学术发展与繁荣，彰明了它的学术机构性质。可见，稷下学宫具有双重的性质，集政治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稷下学宫的双重性，决定了它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求实务治、经世致用，二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3]

田齐统治者为稷下先生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述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又说：“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光在《稷下赋》中说：“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盛赞：“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4]这个最高峰主要体现在稷下学宫成为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即政治咨询中心、学术交流中心、教育培训中心、科技传播中心、图书数据中心。

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稷下精神对诸子之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诸子之学与治道、诸子之学的传承发展与新文化建设及新子学研究等，倍受重视。正如方勇先生所说：“就深层意义而言，‘新子学’是对‘子学现象’的正视，更是对‘子学精神’的提炼。所谓‘子学现象’，就是指从晚周‘诸子百家’到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时期，其间每有出现的多元性、整体性的学术文化发展现象。这种现象的生命力，主要表现为学者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学派之间平等对话、相互争鸣。各家论说虽然不同，但都能直面现实以深究学理，不尚一统而贵多元共生，是谓‘子学精神’。”^[5]

战国末期，伴随着政治统一黎明的到来，“道术为天下裂”、百家争鸣的蔚然景观转向“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氾论训》），各种不同的思想逐渐走向融合，综合与兼容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作为学术派别首见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它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小说家等并列为“九流十家”。杂家以“王治”为指导思想，自觉、公开地综合融会各家学说，在由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汉代思想融合发展、形成统一的文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思想学说方面看，我国传统文化的每个阶段，内容有所不同，但都体现着兼容并包的杂家精神。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些，看看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文艺、民俗等方面，那末，兼容并包的杂家精神，就表现得更为显著。”^[6]杂家兼采诸家之说的思想方法与创造性的智慧成为研究思想文化、学术的基本路向与遵循的基本原则，当代新子学的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无不彰显着兼容并包的杂家精神。

百家异说与思想融合，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诸侯异政与政治统一大势，时代之风云际会，成为兼容并包的杂家产生的社会基础与时代背景。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先秦学说分为四期，他认为战国之末第四期思想界特点为：“诸派之初起，皆各树一帜，不相杂厕；及其末流，则互相辩论，互相薰染，往往与其初祖之学说相出入，而旁采他派之所长以修补之。故战国之末，实为全盛时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时代，殆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时学界大势，有四现象：一曰内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罗。四者皆进步之证验。”“内分”是指一个学派的分裂，“外布”是指一个学派的扩张，此二者均就一个学派而言。“出入”是指“当时诸派之后学，常从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盖出彼入此，恬然不以为怪也”，如“韩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为法家大成”。“旁罗”是指“当时诸派之大师，往往兼学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稷下之荀子，道家之庄子。“出入”“旁罗”是就学派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言，在战国末期思想融合的大趋势下，杂家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稷下学宫为诸家思想的大融合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机会，成为杂家产生的契机。^[7]

杂家之源——议官与啧室之议。谏议之官即议官，为言官、谏官的别称。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

啧室之议是春秋时期齐桓公当政时，曾建立的让人们议论朝政的制度。“啧”，争辩或形容咂嘴声；“啧室”，指多人集议之处。《管子·桓公问》：“齐桓公问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为之有道乎？’对曰：‘勿创勿作，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恶，以自为戒。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对曰：‘名曰啧室之议。曰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于啧室之议，有司执事者，咸以厥事奉职，而不忘为此啧室之事也。请以东郭牙为之，此人能以正事争于君前者也。’”

《管子·小匡》：“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新序·杂事四》《吕氏春秋·勿躬》《太平御览·将帅下》《群书治要·小匡》皆有引述。《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姚明辉《汉志注解》：“《古文尚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其议官之长欤。”《汉书·艺文志》论诸子百家之起源，直言“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王蘧常《诸子学派要诠》引《桓公问》《吕览》文后曰：“此正班氏所谓议官也。盖议官杂引古今以为讽谏，故谓杂家所自出。沈钦韩曰：‘《隋志》，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未为得之。”^[8]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此正《班志》之所谓议官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者，议官不失职故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