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张济川，湖北黄陂县人，是这次湖北乡试的解元，曾出任蒙古都护使署秘书长，其答卷保存于《癸卯科直墨采真》（湖北）。^[6]张济川作答策问“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论”，首先指出古代和后世治理国家方式的区别，区分出统与专、分与群的差异和联系，其曰：“后之世重国事，治起于朝；古之世重民事，治起于乡。国事统于合治，民事专于分治。身分而心乃不分，异分而同乃不分，是则善分而后善合，善合之为群治。万物受形以后，灵群与顽群分；万民受职以后，己群与彼群分。形受于天地，职受于君相。上古之群，常以形分；近古之群，尽以职分。群以职分，群亦以职合，职分则分，职合则合，其不得不合者，所以专各群之业；其不得不合者，所以联一群之心。独则塞，塞则野；群则通，通则文。士群而后不陋，农群而后不拙，工群而后不窳，商群而后不衰。”

提到群治，张济川认为可以进行类别区分，而管仲是群治的代表人物：“虽然，群亦有辨。有群形质者，有群心智者。群形质者蜷局相依，尔曹相孱。若是者，蝗蝻蟁蜂之类也。群心智者，善恶相证，作息相友，灵蠹相诘，勤惰相勖，有无相通，贵贱相准。若是者，是圣君贤相，安民成物之所致，而国家、户口、财赋、职役，诸大政之权舆也。由前之群，是谓乱群；由后之群，是为治群。群学当宗管子。”

张济川对《管子》相当熟悉，使用了较大篇幅对其进行转述：“《管子》谓：士农工商，群萃而州处，少而习焉，其心安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明群之利也。群聚于整，散于乱，整于纯，乱于杂，何以故？纯则相亲，杂则相歧，相亲者乃相安，相歧者必相扰也。是以处士就闲燕，则纯乎士之群处；商就市井，则纯乎商之群处；工就官府，则纯乎工之群处；农就田野，则纯乎农之群处。以言哤事乱，而不使杂处者，不以杂之弊，妨群之事也。不杂是群，何群以有群？一智群，一力群，一财群；群智则虑事周，群力则举事易，群财则集事速；士群以智，商群以财，农工群以力。”

张济川指出，群治有四种益处：“推群之利，有四大端焉。一曰开民智，石田千里，谓之无地；象人百万，谓之无民。昔之民争勤……”可惜的是，笔者未收集到后面的文献记载。就现存的张济川这份答卷而言，似乎没有进行管仲策略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从语言风格来说，张济川文风稳健，流畅而雅致，且使用排比句，气势扑面而来。张济川的答卷能够取得第一名的成绩，当与此有关。此中，张济川详细分析了社会治理的方式，认为管仲“四民分业”的治国策略属于群治的范畴，是群治的典范，推行起来有很多益处。张济川对管仲的“四民分业”的国策予以充分肯定和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