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文艺思想——讲求文艺的政治效果
柏拉图的文艺教育的目的在通过感官,尤其是耳朵、眼睛,利用优美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来陶冶性情,涵养性情。《理想国》第二卷和第三卷主要就是讲这个道理,说明文艺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功用。现在从《理想国》第三卷中引用有名的两段在下面,来说明柏拉图关于这方面的想法,同时作为我们讨论的根据。
我们要监督诗人,强迫他们在诗上面,印出善的形象,否则就不准他们写诗。我们要监督别的艺术家,禁止他们留有一种恶劣品质、放纵、卑陋、粗野的形象在生物的图像或房屋或任何制作品的上面。谁不服从,谁就不准在城里工作。我们不能让监护者们,成长在丑恶形象之中,仿佛牛羊在有毒草的牧场上,天天一点一点地把这些毒草咀嚼消化一样,不知不觉间,在他们心灵深处,便积了一大堆的罪恶。我们应当另外罗致一些艺术家,靠他们天赋的才能,去描绘优美温文的品性,使我们的青年,如坐春风化雨之中,食德饮和,左右逢源,各种优美的艺术品,声光四射,及于目而入于耳,好像上界吹来阵阵清风,无形之中,引导他们从童稚时起,走向与理智的美相类似、相融合、相谐合的境界,你说我们不要这样做吗?(《理想国》401d)
那末格劳铿,是不是我们根据了这些理由,对于音乐教育,非常重视,因为节奏与和谐,渗入心灵深处,有潜移默化,使人温文尔雅的极大效力。受过正当陶冶的人,自然彬彬有礼,否则便适得其反?是不是那些受过正当陶冶的人,最能看出艺术品方面或自然物方面的缺点,感觉一种应当有的不愉快?是不是他们赞扬美的东西,欢欣鼓舞,虚心接纳,熏染久了,便美善兼全?是不是对于丑恶的东西,他们责备得很对,从小就自然厌恶,后来理智来了,他们欢迎理智,一见如故,因为耳濡目染,彼此早已相熟?(《理想国》402a)
(以上两节和本文以下所引柏拉图原书其他各节,均根据庞乃德希腊文本直接译出。)
柏拉图重视文艺教育是重视文艺教育的实际效果,“诗不仅是娱乐的,而是对国家对人生有益处的”(《理想国》607e)。在他看来,这种教育,目的在培养儿童和青年的身心,使它全面和谐地发展起来。诗歌艺术是想象和情感的最佳营养品,青年人有了这些,体味咀嚼,不知不觉,与之同化,经过这个准备时期,将来对于理智思辨的营养品自然也会吸收同化。有了文艺教育,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便会养成良好的习惯,是好的就喜欢它,是坏的就厌恶它,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几乎有本能似的迅速反应,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这在个人就成为习惯,在社会就成为风气,在国家就成为教化或文化。
柏拉图讲实际效果,是从他的道德观点来讲的。他受苏格拉底的影响,对道德问题,极端注意。但苏格拉底讲道德不是宗教家的布道,劝人为善,他的口号是道德即知识,有了知识,才能讲道德。柏拉图继承了这种精神,他讲文艺教育,首先分析文学艺术的道德效果,这里面包括了一个美与善的关系问题。就上面两节引文看来,柏拉图主张善的才是美的,恶的总是丑的,他说得很明白：“我们要监督诗人强迫他们在诗上面印出善的形象,否则就不准他们写诗。”(《文艺对话集》里这段译文添了“和美的东西”几个字,原文是没有的)他又说：“我们要监督别的艺术家禁止他们留有一种恶劣品质、放纵、卑陋、粗野的形象在生物的图像或房屋或任何制作品的上面。谁不服从,谁就不准在城里工作。”上面第二节译文中有“美善兼全”四字,原文为kaλós karaθós,希腊文中往往用kaλós karaθós来描写理想的品格,和《论语》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荀子》里“美善相乐”的意思相像。柏拉图的著作里,美和善常常相提并论,这并不是说柏拉图在美和善中间,划一等号,美就是善,善就是美,更不是说,象十九世纪的唯美主义者裴德等一样,重美而不重善。柏拉图在《法律篇》内郑重地说：“当一个人只讲美而不讲道德,这不是对心灵莫大的侮辱是什么?”(《法律篇》727d)这里所谓美主要是指个别事物的声色货利之美,这里所谓道德,主要是指一个人嗜欲情感的有节制,在第一阶段文艺教育中,柏拉图的目的是要创造良好的环境,选择适当的刺激,使年轻人尤其是儿童的嗜欲情感得到节制,说节制毋宁是说调节,这不是硬性的压抑,而是因势利导作合理的调谐。“凡事开端最为重要,尤其关于幼小柔嫩的儿童,因为此时最易加以陶冶,任何外来印象,一经刻上,便常常存在了”(《理想国》377b)。柏拉图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是清教徒禁欲主义者,他毕竟是希腊人,和别的希腊人一样爱好文艺。他自己承认从小就爱好荷马,唯其爱好文艺,所以重视文艺教育,所以对文艺作品的好坏,是否能产生道德的效果异常关心。柏拉图对于过去及当时的诗人要求很切,因此责备得很严,他觉得这班诗人事实上一向是希腊人的教师,他们的作品,一向是希腊人的教本,特别是荷马的诗篇,大家传诵,影响很大。柏拉图不要他们留有一种恶劣品质粗野的形象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偏偏就在荷马史诗里面发现了许多这种恶劣的形象,证据确凿,无可掩蔽。他为保护年青一代心灵的纯洁起见,起来大声疾呼,予以批评,予以严格的审查,对于不能完全符合标准的作家,爱莫能助,只好请他们离开他的理想国到旁的城邦里去,虽荷马亦不能例外。艺术和道德、美和善的斗争,在这里看得很明显。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对于文艺教育的措施,许多地方和中国古代儒家的制礼作乐,删诗书、定礼乐有些近似,一切从道德效果这个观点来考虑问题。柏拉图讲节制、讲和谐,儒家讲克己复礼,都是讲个人修养的道德。个人的道德,扩充到国家社会上去,就是教化,就是政治,政治是道德的延长。文艺作品的美与不美,在个人要看它的道德效果,在国家社会要看它的政治效果。不论其为道德效果或政治效果,总之是讲实际的效果,决不是唯美主义,也决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在欧洲明确提出这种主张的当以柏拉图为第一人。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柏拉图所谈的政治,是贵族奴隶主的政治,不是群众的政治,这是事实。但二千年前柏拉图所明白说出的这个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正和中国的“文以载道”的思想一样,到现在还是适用。由于柏拉图受他的时代、个人出身、社会关系以及教育影响等种种限制,他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现在的政治标准。当时所谓奴隶主民主派毕竟也是奴隶主,并不是现代的工农群众,这班奴隶主民主派还把柏拉图所认为“最好的人而且是最有智慧最讲正义的人”(《斐都篇》118,15)苏格拉底害死,在他看来这是雅典人的奇耻大辱。因此柏拉图的思想立场是倾向于贵族统治阶级的,以维护贵族阶级统治为目的,他所谓的善和道德亦是以贵族奴隶主的阶级统治为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