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脱摩论中日战事

辣脱摩论中日战事

郭斌龢　译

辣脱摩欧文(Owen Lattimore),美国人,《太平洋杂志》总编辑,生长中国,对亚洲问题著作甚富。此文登美国《大西洋月刊》本年七月号,文中讨论中日战事,颇中肯綮,鼓吹美国积极援助中国,尤具卓识,爰译之以资参考。译者识。

一

近乎一年以前,当日本发动我们异常温和的欧战后用语中所称为“最近之冒险”的时候,大家以为中国这一次真完了。最极端的勇敢,亦不过摆摆侠士式的抗战架子而已。只有外国人的帮助,才能把抗战延长到几个星期以上。但现在很清楚,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倒是日本倘使没有别国有力的援助,是简直不能成功的。

这个局势,值得一番实际的研究。那辈主张漠视远东运命的人,尤其要研究。他们以为日本人在场最早,而且是强有力,可以予取予求。然而是不是如此?伪实际主义者的理论,以为美国人在同情中国颠连困苦的时候,确要小心翼翼,勿触犯日本。因为战事结束以后,美国要对付的,是一个战胜的日本。但假使结果中国是胜利者,则何如?

第一点要知道：日本初期胜利与土地的获得,仅仅是战术的。他们只能掩蔽一时,而不能永久掩蔽战略上的失败。日本的“大陆政策”,向以严密规划逐步征服的理论为根据。每经一次行动,中国政府应当被挤出一些土地来;不过不能逼之太甚,以引起全国的反抗。日本人从研究过去历史,知道中国一向是一盘散沙。过去的征服者,总是先把各地方分化,然后直接间接逐个击破。日本理论,以为今日的中国,还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国还是不变的东方;一省的军阀或政治上的巨头,还是恶恨中央政府比畏惧外来侵略者来得厉害,只要答允他保持一部当地的势力,分沾一些征服者的余沥,一切可以商量,可以讲价。一八六〇——一八六一年,英法联军攻北京的时候,从南方带去苦力,帮他们克服北方,做运输及殖民地征服者往往自己所不愿意做的龌龊工作。

这个理论,有的地方竟不灵验。什么地方?一九三一年,在“满洲”很灵验。(中国政府侥幸外人干涉,对此颇有帮助。)一九三三年,热河加到“满洲”的时候,亦很灵验。为什么以后就不大灵,最后竟是完全失败呢?

答案不止一个。第一,中国的边区省份,是中国扩张的边缘。割去边缘,固然增加许多痛苦,但究属不是割到一国的本身上去。中国局势,自热河被占以后,更是尖锐化。华北有名的原料,日本声称非拼死夺得不可的——河北、山西、察哈尔的煤铁,河北、河南、山东的棉花——其实中国自己幼弱的工业,需要这种原料,更加迫切。日本对于中国工业,既恨且畏,历年来想用金融打击与关税要求种种削弱中国企业的方法,来破坏他。中国的工业是在华中扬子江流域,但原料则来自北方。已往内战时代,中国中部与北部的冲突,这亦是一个原因。可是由扬子江流域想垄断北部而产生的内部争执,竟第一次因日本要逐个征服他们,而变为共生共死的联盟。

二

更重要的,确是几种发生于不变化的东方之变化。一百年来,中国血液中继续添受奇怪而有力的西方各种文化的注射：新式的银行业,工业,商业;新式的宗教与教育;新式的政治社会思想。没有一样好像产生什么影响。随便哪一个老中国通可以说给你听,现代化的中国银行业,工业,航业,中国的基督教,中国留学生的装腔作势,甚至于共和政体的本身,都是不健康的赘疣。在经过破损与点缀的表面之下,还是一个古老的中国,不变化的东方。至于日本——日本可不一样。日本已将从西方采取来的成分,和本身混合为一体。日本血中有铁。日本人不会做牺牲品。他们对于西方文化,可谓取精用宏,但仍旧保存日本旧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似乎很少有人见到日本当美国海军提督柏雷(Admiral Perry)想用力挤进去的时候,是一个严格统治的国家。那班当局者要怎样做,就可以怎样做。所以他们打量柏雷以后,晓得同他一样的人还要源源而来,他们就胸有成竹了。他们不得不改变办法;但事情还是他们办的,他们只好剔出幕府,加入天皇,但除此以外,牌还是这一副旧牌,玩的人还是他们这几个旧人。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足以代表现代日本的许多大的联合公司,如果把他们的来历查一下,就发现他们(以及统率海陆军的司令大将)回溯到统治封建时代日本的恰恰那几个家族。固然他们补充了几个新人,但这个和在英国没有多大分别,因为在英国,只要标榜迎合的工夫到家,圆滑一点,亦可把你一滑了到贵族院里去的。

中国刚刚相反,当通商口岸时代开始的时候,中国并不在任何人有力控制之下。清朝皇族,势力衰落。学者绅士阶级的几家世家,所谓文人贵族,亦是腐败。那时没有一个人能统制,能指导中国关于借用西方文化的这事件——连外国人都不行,因为他们自己正在互相竞争着。

无怪西化之在中国,很像西班牙牛身上花花绿绿的小旗子,刺目有余,深刻不足。旧的既得利益——官僚与地主——和新的既得利益——银行,工业,航业——斗争。两者之间就产生军阀的局面。两种既得利益又和非既得利益——平民的利益——相斗争。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农民暴动亦是不可避免的;不过都不能解决什么争执,因为世界各国在旁观战,做公正人。他们要求“法律与秩序”,这就是说,没有一件事可以打出一个结局来。外交照会定好了“法律与秩序”的规则,炮舰和驻军去执行这种规则。

然而中国继续接受的注射,其影响毕竟是累积的。他们同时发生作用,储蓄着的力量并无损失。这个的解释,只有求之于日本。日本把英美排挤在一边,宣布一个彻底的斗争。这意思就是中国只要能把日本推开,就可以开始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事情。英国、美国都不能摇铃宣告散场,去阻止中国各派证明他们自己的真实力量。同时因为日本的压力逼迫中国人集合能力,用建设的方式去解决内部争执,所有中国的革命问题,渐渐变成异常迅速的进化中的一种过程。

这种情形在美国人看来,更是无足惊异。独立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原来的十三州,极不团结。倘使英国起初厌恶我们,置之不理,我们保守党人与极端革命党人中间一定要有血战。因为要合力抵抗英军及其雇用的外国军队,逼得我们把所有内部争执尽量用迅速及建设的方法去解决。结果等到我们获得自由,内战已是不可能了。蓄奴的南方和自由的北方,其间虽然有极深的隔阂,但经过两代,才能鼓动起一回内战来。

三

倘使日本很明显的在短期内可以征服中国,则我们正不妨避免讨论上面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冒充老牌实际主义者,说一声事不干己。可是现在中国虽没有人撑腰,显然有胜利的可能。而日本苟无英美工业资源、材料、信用的巨大投资(德意办不了),确不易渡过难关。这种局势,需要更正确的实际观察,去预测中日两国孰胜孰败的意义。

使日本现代化的人,他们的办法是把新式的力与富加到原有的上面去。结果,在现代日本的光亮而极端合理化的工厂内,造成极高效率记录的男人和少女,都从农民方面补充得来。这班农民的生活程度,还需要他们的男人、女子、小孩没膝盖的站在稻田泥土里作苦工。日本每英亩的食物产量很高,不过以每人每小时的劳力而论,则产量又异常之低。这就是说,生产食物的人,亦就是供给厂家以劳工的人。这种劳工的工资,低微到足以扰乱世界。日本所以侵犯世界市场,因为他非如何此不可,因为他把他的国内市场窒息死了。日本人不能购买、享用、消费他们自己所造的东西。日本拼命的需要原料,但又不能利用原料,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因为所有原料,都变作对外侵略用的军需品,或者变作贱价的商品,向世界市场倾销,以便得到在窒息的国内市场中再也榨不出的一笔收入。

这种情形使我们谈到日本的殖民帝国。高丽经过日本二十七年的统治,仍旧抑郁思乱。日本从来不敢武装高丽人,用他们做兵士。高丽生活标准降得很低。赤贫的高丽劳工,在日本国内已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一九三五年高丽政府出版一部书,名《繁荣的朝鲜》,以庆祝合并后的二十五周年。这部书不幸尚未译出。书里面把“标准的”高丽农夫,分成三等：一等农夫,每年不敷款额为二三·二〇日金;积累债额为一三日金。二等三等农夫,每年不敷款额及积累债额比较少些,只因为他们的生活标准如此之低,已是榨无可榨了。一个标准的一等农夫,一部分是自耕农,一部分是佃农;他大概耕四英亩半的田,他和他的家庭,一年之中倒有二百九十天很奇怪的称作“可利用做其他工作的日子”。这意思是他们所得到耕地,不够他们忙,为了每年不敷款额与债项,不得不另寻其他工资极低微的工作。

在伪满洲国情形还不如此之坏,不过亦朝向这方面去。低廉的高丽与“满洲”劳工,造成一种新的低廉的工业局面,竟和日本国内局面竞争起来了。这种状态,无法改进。高丽、“满洲”的人民,断不能满足而欣欣向荣,除非他们的生活标准提高,使他们得到一些日本统治的利益。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已经答允他的人民,帝国的财富,最后是用来繁荣他们的。如果帝国的生活标准提高,日本的反而不提高,则日本人将要失望发怒;不过倘使日本的生活标准提高,则日本又不能再贱价倾销货品于世界市场,以得到为了军备而支出的巨款。总之非国内繁荣,即国外战争。那班统治日本的人,宁可要国外战争,因为国内繁荣的代价,就是统治的寡头政治向剧烈性的社会经济改革去投降。

结果,日本的侵略不能解决日本的问题,反而使问题更严重化,同时大大扩张地理的区域,而在扩张地理的区域内,这许多问题还得要解决——或躲避——并且缩小他国的有利商业的区域。这个躲避的问题,对于像美国这一类国家,是很重要的。一种新日本“实际主义”,近来愈唱愈响了。其理论大概如此：我们是抵抗布尔希维化的亚洲的惟一堡垒。我们做事不得不粗蛮一点,不过你晓得这个硬的真的世界,是什么一回事。同时我们有实际的提议可以贡献。我们是要统治中国,但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没有钱没有本事去开发他。我们担任统治,你们可以很有利的投资于我们的企业。你们没有管理权,你们没有什么门户开放,但是你们的红利是有保障的,——看看南满铁路和他很厚的红利——而且中国可以安定有秩序。

四

口里所说的,和心里所想的,完全是两回事。这种美国投资,将要怎样用法?高丽、“满洲”、日本可以供给这个答案,在这些地方,美国的投资比在中国还要多得多。这种投资将要用来强化在日本帝国以外的日本竞争。这种普遍全世界的日本竞争,结果要影响美国海外航业收入,商业利益,银行利益,保险利益,并且同时使在美国的美国人失业。这不仅是一个空洞陈述,确有事实为证。日本公开目的之一,是要发展华北棉花的供给,使他不依赖美国的棉花。棉花如此,别的亦是如此。若干美国人投资于华北的金钱,将要用来和全体美国人竞争,并且降低全体美国人的生活标准。

至于中国,普通总说独立的中国,简直是一个更大更危险的日本。我确有理由不如此想。倒是中国被日本统治以后,才真正成为一个更大更危险的日本。要想预测战后胜利的中国,须记好一个国家,在战后和在战前,决不会一样。这分别大半依战事的意义,以及结果是失望(如我们一九一九年的情形)或是兴奋(如我们获得独立的时候的情形)而定。

中国在抗战以前,是落后的国家。除非有更快的进步,更多的建设力,他是不易得胜的。全国倘不一致作壮烈的牺牲,——拼命的拼命,出钱的出钱。在抗战期中,国民政府的力量必须大大的增加,并且改进民主机构,以全国利益为前提,以全国民意为从违,那么中国才能获得胜利。

中国人此番忍痛牺牲,将来战事结束,和平重现的时候,如果还要叫他们为了那一派的特殊利益而再有所牺牲,那是他们所最不愿意忍受的。无论国民党、共产党、白崇禧、李宗仁(战前在他们管辖范围内,非常有势力,现在倾其所有,一致抗战)在胜利的和平之后,谁亦不能“抢夺”政府或地盘。将来中国政府,惟一的可以继续握权之道,一定是用迅速的有效的办法,去谋全国的利益。

无数建设的企业,一定要立刻举办。这就是说全世界任何人,只要有钱,都可投资。对于人民因为要证明他们的牺牲是有代价的,中国的生活标准,势必全部提高。这就需要商业生产和各种的企业。这就需要广阔的竞争,对于资本主义的企业,惟一有健康性的竞争,就是与上升的生活标准有关的一种竞争。

因为要尽便宜的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和避免受任何一国的节制,中国人必定要把开放的门户大大开放,而且常常开放。我想这是一个扼要的理论。美国金科玉律的远东门户开放政策,一向就是一种未来命运的赌博。这个政策最初即建筑在清楚的逻辑的假定之上：中国将来一定会发展,而这个发展,不应该为任何国所独占;一定要有竞争,竞争一定要健康。假使我们刚要看到海约翰所预期,我们远东政策视为天经地义而维持的一种演进的非激烈的中国解放运动的时候,我们竟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工业,我们的政治势力去给日本利用,使中国解放运动功亏一篑,那真正是美国参加世界政治史上一个最最不幸的大失败。

(《国命旬刊》1938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