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序

雷恩海

一

“国学”是一个历史名词，出现于清末。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西方在完成其政治变革与工业革命之后，开始有计划地东进，东方世界成为西方开发的巨大市场，并且带着强烈的殖民性。欧风美雨东渐，以坚船利炮裹挟着强势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思潮，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五次侵略战争，而且曾是朝贡体系内的日本，也以强势侵袭。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学人惊惧、疑虑、拒斥、反思，有亡国灭种之忧患，进而提出要对中国的学术进行全面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在保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与中国政治、文化不冲突的外来成分。实际上，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西方先于东方实行近代化，当东西方遭遇之时，必然会带来冲突。这一现象，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国学”的概念，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应运而生。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时任清华研究院主任的吴宓教授认为，“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蔡尚思说：“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也就无所偏畸了。”并且说“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中国学术大纲》）。应对西方文化之强势进入而产生的“国学”概念，既要保全中国故有文化学术，又要汲取西方学术文化之精髓，承载着统合中西文化的使命。1902年，黄遵宪《致梁启超书》赞同梁氏“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并且说“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距，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主张融会中西学术，开启国学之新局面。1911年，国学大师王国维为《国学丛刊》作序，明确指出：“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因而，“国学”就是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学术加以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也是传统学术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自身位置的一种努力。当时尚有国粹、国故之称。国粹，似乎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而国故则指本国文献（过去的文献），但国故只能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相比较而言，还是“国学”一词，比较全面公允一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国学”热，积极响应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学”持续受到许多人的欢迎，人们对国学的认识也日趋理性。国学热之兴起，乃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恢复。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们的国力增强了，但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处于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科技，还是文化等，西方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世界仍然处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格局之中。那么，如何在科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成为世界强国，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化价值、精神文明体系，确立文化自信，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显然，重新审视传统，阅读传统，就成为一种必然。国学热，乃民间自发，而最后由在上者所认识而进一步倡导。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极为精辟地指出了国学的根本内涵和意义。

研究国学，并非抒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排斥来自西方的新思想。国学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积淀，承载着传统文化，而传统是演进的而非僵化的，是历史与现在之间的价值纽带。国学不但是历史的积淀，而且也是面对现在而指向未来的。因此，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国学是不应该被忽略甚至于忘记的。忽略甚或忘记了传统，也就失去了当下的根基，无法谋划现实的生存，因而也无法明确未来的走向。譬如，一个人今天早晨起来后，他失忆了，忘记了昨天及以前的事情，那么，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自我，不知道今天该干什么，无法安顿自己，即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定位。他忘记了自己的过去，站在大街上，茫茫然不知所从，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是去市政府上班，还是进入学校教书，是去清扫马路，还是到工厂做工。不知道今天做什么，就无法安顿心灵，也就不知道自己的生存状态，那么他将如何生存呢？忘记过去，就是割裂其历史；不知道今天，那么，就无法知道明天。事实上，忘记了昨天，就意味着今天、明天都处于一个无所举措的状态。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忘记其传统，割断历史，就没有现在的发展和未来走向；而继承、发扬其优秀传统，以开阔的视野，吸收新的文化素养，吐故纳新，继往开来，它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国学，从广泛意义上来说，就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学习国学，即在于传承文化，以一种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继往开来。“所谓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那种以学术为生命的不懈追求，正是对优秀文化的传承，是华夏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文化割弃了传统，是贫瘠的文化，最终也就导致其衰败。没有文化的民族，即没有其灵魂。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提出民族文化本位的问题：“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文化是民族的根性所在，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传承文化，发扬优秀传统，以开阔的视野、恢弘的气度，与世界上诸多文化交流，使得华夏文明得以延续，继往开来，开拓创造华夏文化的新境界。冯友兰先生以哲学家的睿智，提出“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乃是对华夏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华夏文化吸收外来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的期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希望华夏民族能够奋发图强，成为一个拥有优秀而悠远的文化传统、具有开阔视野和创新活力的现代化国家。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关键乃守正而出新。

二

一般来说，国学大致被理解为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其内容应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融合儒释道诸家，而又以儒学为主体。事实上，国学乃一种载体，传承的精神品性、知识技能，可以说是经过时间淘汰而流传下来的精华。国学需要借鉴西学的研究方法，汲取其学术素养，全面整理、研究，融会贯通，传扬其优秀文化品质。一个人的成长，要有自身资源、家庭资源、社会资源，还要有历史资源。而这历史资源就是国学所承载的主要内容。

读书不仅仅是获取信息，储备知识。这种记诵之学，在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说，读书乃为求知，在于培养具有思想性的人才，借助作者的思维过程、思维方式，来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提高自身的水平与能力。知识之获得，不可能凭空而来，必须借助于某种媒介，通过一种介质的训练、培养，而使我们获得知识，化为能力，练人才性，提升思维能力。训练思维，培养能力，正是读书学习的关键。学习前代的文化典籍，正是训练思维、获得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爬罗剔抉，提要钩玄，乃逻辑思维的归纳与演绎之训练。读一本书，如果仅仅停留在了解一个故事、事件的层面，显然是浅层次的；而有意识地、主动地借助于他人的思维方式、思维过程，训练自己的思维，培养自己观察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无疑是深入的读解，达到了读书求知之目的。而阅读理论性的书籍，其精密的逻辑思维、推理论证、辨疑析难的能力，显然对训练思维、培养能力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刘勰《文心雕龙》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源远流长、充实丰富、瑰丽多彩的国学经典，积淀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品。阅读、研究，正可以训练思维，培养能力。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对国学的阅读与传承，甚至于忽略了阅读本身。所谓“国学热”“文化热”，事实上并没有“热”起来，往往呈现为喧嚣的“争鸣”，甚至是浮躁的状态，尚未切实地进入阅读本身。在热闹、喧嚣的“文化热”氛围之中，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寻求阅读的对象、内容，需要做出“冷静”的判断。说到底，阅读是一种个人行为，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知识储备，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以进德修业，提高自身的文化品性和判断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不盲从，不跟风，有自己的定见，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研究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阅读，这样才会有比较快的提高。

所谓阅读，就是指对一部书，或者一篇文章，从头到尾地读下来。清人冯班在《钝吟杂录》中说：“多读书则胸次自高，出语皆与古人相应，一也；博识多知，文章有根据，二也；所见既多，自知得失，下笔知取舍，三也。”这样读书的好处，首先是专注。思想集中才有兴趣。无论任何科目，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盎然而生。第二个好处是系统深入地理解。因为能够专注地读完一篇文章、一部书，对作者的思想与意图以及文笔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说，他读书是拿到一本书，从头读到尾，即使这部书不太好，也不中辍。因为从头读到尾，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好在何处，不好又在何处，斟酌损益，当有所得。第三个好处，思维空间很大，触类旁通。一篇文章或一部书，无论是记叙类的，或者是理论类的，都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会围绕着事件或问题，全面地展开，这样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思考的场域，从而调动自己的思维，开拓思维能力，进而提高自身的阅读能力和理解水平。第四个好处，就是训练思维，提高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更是判断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就是说，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海量信息有时候是无用的信息，反而淹没了读者，导致他们不会判断、分析，成为散乱信息的收集者，成为“两脚书橱”。第五个好处，就是加强知识的系统性。任何知识都有其系统性。清代著名作家、画家郑板桥用盖房子的道理谈画竹子的体会：“昔萧相国何造未央宫，先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然后以别殿、内殿、寝殿、宫室、左右廊庑、东西永巷经纬之，便尔千门万户。总是先立其大，则其小者易易耳。”先立其大，即要有大判断，对研究对象要“目有全牛”，而不是盲人摸象。分清何者为主纲，何者为末节。主纲确立，而后细节才能发挥作用，有益于支撑和加强主纲，两者相得益彰，发挥更大的效益。知识是系统的，读者把握住一端，由此深入下去，既是深度的钻研，也是广度的拓展。这样读书，就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摆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狭。刘勰《文心雕龙·镕裁》说：“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知识系统和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对问题的认识，也就能够识其大体，有大判断。

三

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对我们的文化传统有所了解，既要知其精粹思想，也要了解其陈腐的观念；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应有虚心诚实的心态，以了解之同情对文化传统继承与发扬。文化的发展，有累积性，也有否定性，因而才能创造性地继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故鼎新，既要延续我们的文化，又要创造新的文化传统。

与现代学科分类不太相同，国学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涵盖传统四部分类的经、史、子、集，内容丰富，贡献巨大；既有知识性的体系，又颇重视经世之学，强调“载道”，传达一种精神品性。事实上，学术研究、文化传扬，实乃“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稽其成败兴废之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

因此，我们编撰这套“国学经典书系”，既重视知识的系统性，也强调“载道”及人格之养成。目的在于让读者了解，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国学经典对人的道德品性形成，有其重要意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而外，由个体而推广及于整体、国家以至于天下；反过来，又由天下情怀而对个体的道德品性做观照，提高个体的境界。而且，国学经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乐群、敬业、爱国、独立思考，既注意上下有序，又重视人的自觉与平等。乐和同，礼别异。在追求个性自由、重视个人之同时，也不忽略集体性，将个体与家国利益相统一；既要有灵活性，能够跨界创造，又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坚守岗位。国学经典有助于培养读者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提高基本文化素养。从狭义来说，知识是技能性的，而文化则是一种能力，一种判断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一种生存的境界。二十世纪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指出人的精神境界可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不是直接的经世致用，而是融入了一种可以包容天地的胸襟，这是道德、人格的升华；升华到与万物为一，超越其他三个境界，而有了物我一体、万物皆备于我的相通，这时精神最为自由，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这种对学术的痴迷，纯粹出于兴趣的探索精神，很有一些中国古人所说的“谋道不谋身”的意思，对形而上的“道”的追求，自然会获得“谋身”的结果。而原创性的科学发明和理论创造，所依赖的正是这种“谋道”的精神。国学经典是最佳的媒介，读书明理，获得能力，而非仅仅是“两脚书橱”的知识储备。世界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是自古延续至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传承创新，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使命。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坚韧不拔的毅力、文化的包容品性，都是我们走向未来、开创未来的思想文化资源。

“国学经典书系”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选篇目，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分为初级版和普及版，由原文、题解、注释、品读、扩展阅读等模块构成。原文，选择佳好的版本，如精校本、注释本，选编原文，力求保持原典的本来面目，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佳好的文本，使读者能够对原典有一个全面、整体的把握。题解，乃是对所选的篇章、片段，做出一些必要的交代和说明，以便明了上下文之间的内容及关系，有助于读解文本。注释，力求简洁，一般只注字、词，不注句子，方便阅读和理解。品读，乃是对所选原文的品评、欣赏、理解，着重从故事性、趣味性上，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讲述其丰富生动的内涵，“理”寓于“事”中，“事”因“理”而深刻、生动。品读也尽可能地揭示思想的力量、文章的内涵以及思维的逻辑，期望有助于阅读能力的提升。扩展阅读，则是选择与原文相关（相似或相反、不同视阈的记载等）的内容，或者见出所选的文字、故事在后世的影响或衍生，启发联想，拓展知识，训练思维。而品读和扩展阅读，事实上是将阅读与思考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弗朗西斯·培根说：“读书使人成熟，讨论使人丰富，写作使人严谨。”读、思、写三位一体，写是在多读深思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的表现。写出来，才是对思维的进一步完善；读、思、写相结合，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阅读水平，训练思维，进而使人可能具有天地境界。

这套书系的编撰，力求内容丰富、生动，富有启发性，引起读者对国学原典阅读的兴趣，丰富其国学素养，培养读书的境界。近代大学者王闿运说：张之洞是看书人，曾国藩是读书人，“所谓读书人，能通经致用；看书人，则书是书，人是人，了不相涉，即所谓记问之学、博而寡要者也”（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就是说，读书人要能掌握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之中，知行合一。期望我们都做个有思想、有创造力的“读书人”。

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读书学习，就在于确立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古人云：“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所谓“立身”，实乃关乎其人之思想境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生命才是完整的。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则有什么样的“立身”原则、行为方式，也因而确定了其人日后的成就。思想清明、品格伟大之人，介然有守而不因循守旧，也不随波逐流。读书人知行合一，多读书，可以怡情悦性、涵养性情，可以洞明事理、培育思想，从此打开一个智慧的世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何乐而不为呢？

2017年11月10日

春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