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南迁

没有人清楚婚姻带给李叔同怎样的感受和影响，但无论如何，他已经“成家”了。现在，他的身后站着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百般敬奉的母亲，一个是温顺善良的妻子，她们默然不语，但李叔同知道这不言不语中包含了怎样的关切和期待。在那个婚龄普遍较低的时代，“成家”是成人的标志，也是责任担当的开始。既然“家”已“成”，“业”自然也到了该“立”的时候了。于是，李叔同开始把精力投入到科考上，争取先拿一个秀才的资格，然后再作下一步“进身”的打算。

李叔同结发妻子俞氏夫人像

就在这一年（1897），李叔同以童生的资格，参加了天津县学的课试。考题是《致知在格物论》、《非静无以成学论》和策问《论废八股兴学论》。李叔同对前两题的论述，虽然文笔流畅，但也不过是对宋代理学要义的转达，与一般士子作文没有多大不同。而策问《论废八股兴学论》，虽对“革旧章、变新制”并未表现出怎样的热情，但对废八股兴新学，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李叔同的试卷上，主考官留下了这样的评语：“熟而不俗，清而能腴。纯用本地风光，尚不离题之分位，笔致亦极秀润。”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通过这次县学考试。

第二年春天，李叔同再次以童生的身份应试县学。课卷写时文两篇，其一为《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文章慨叹国家没有人才，认为中国之大臣，多为不学无术、不通时务、尸位素餐的无耻之徒。文中“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等等表述，均本自梁启超《知耻学会叙》，这足见李叔同对康梁一派的文章和思想，是了然于胸的，也是完全赞同的。另一篇题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这是一篇谈开发资源、论实业救国的文章，文中提出了如何经营矿产的几项措施，并强调了要培养中国自己的“矿师”。他主张设立矿学会，公举数人出洋赴矿学堂，学习数年，学成回国，再议开采。文章最后指出：“盖以士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则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轻。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风俗由之表率。务令以孝悌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1］在李叔同看来，社会越是重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越应该自重。因为他们是引领社会的先锋，是民众的表率。因此，知识分子要首重人格修养，先做一个有智慧的好人，然后个人的才华方能有所附丽。

“孝悌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是李叔同恪守的处世准则，也是我们解读他一世行谊的重要密码。他娶妻侍母、读书课考，是对父亲的“追孝”和母亲的尽孝；他与同父异母的兄长和睦相处，是遵循兄弟间的“悌顺”；他在母亲死后方远走东洋，是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人子伦常；他在攀上艺术巅峰之后的决然转身，则是为了探寻人的终极关切。可以说，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一世的苦苦追寻，都与他的这一信守紧密扣合；而这一切的努力，又都是为了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当然，李叔同也还有另一面，比如才子的倜傥，名士的狂狷等等。明乎此，我们才能更大限度地走进李叔同。

两次课试均无果而终，这让心性孤傲的李叔同颇为不快，再加上时局的变化，他感到北方的事情已无可为，于是，决意中止学业，离开天津，远下南方的新兴都市上海，去谋求新的发展空间。［2］

1898年深秋，19岁的李叔同携眷奉母，在萧瑟秋意中启程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