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北归故里
李叔同归国后，先将日籍夫人安置在上海，只身一人回到了天津老家。
一到家，李叔同就将“意园”旁边的洋书房布置一新。添置了一套红木家具，摆上一架钢琴，还将在日本留学时画的裸体女人的油画挂起来，一时被亲友们传为奇事。
安置妥当之后，李叔同应老友周啸麟主事的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之聘，担任了该校的图画教员。此时，辛亥革命尚未爆发，作为直隶总督衙门和北洋大臣署所在地的天津，尚处于风暴来临的前夜。执教之余，李叔同也常与友人聚首洋书房，或谈文论艺，或共话时事，日子倒也过得平静而惬意。常来常往的，除了赵元礼、徐耀廷、王吟笙等青少年时期结交的津门师友，还有“天涯五友”之一的袁希濂。据李端回忆，许幻园也曾来过多次。
天津是畿辅重地，又是近代以来维新改良运动的重镇，在历史巨变的前夜，这里其实并不平静。早在1906、1908两年，孙中山就曾派廖仲恺来津秘密活动，酝酿革命的风暴。资产阶级立宪派也在这里聚集，以和平请愿的方式，逼迫清政府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在李叔同回津任教这段时间里，正是主张立宪的各方代表纷纷请愿之时。先是各省代表齐集天津，进行第三次请愿，继而东三省代表经天津前往北京，进行第四次请愿。天津学界为配合各地代表的请愿活动，频频集会，发表演说。时常有演说者说到沉痛处，忧国忧民之情不能自已，当即断指割股，写下血书，以明心志。然而这些请愿活动，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和镇压，最终以失败而告结束。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惨烈的革命斗争，也在津城不断地上演，其中两个英雄般的人物，还与李叔同有着某些间接的关联。一位是极力推重“春柳社”的王熙普（1881—1911）。1907年9月，他在上海建立了话剧团体“春阳社”，并首次在国内上演《黑奴吁天录》，将李叔同、曾孝谷开创的话剧运动引向国内。也正是他的努力，学术界才把1907年看做是中国新兴话剧的诞生年。王熙普不只在上海，也在天津下天仙戏院和南市同乐茶园，演出过《黑奴吁天录》等剧目，以戏剧为武器宣传革命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本人也因此在津门名声大振，广受瞩目。上海光复后，王熙普曾担任沪军都督陈英士的参谋。1911年11月间，他再次来到天津，秘密召集戏剧界同行故旧，准备举事，不料为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察觉，被捕后判处死刑。临刑前王熙普高呼“驱除鞑虏，光复大汉”，慷慨赴死。
另一位是李叔同曾就学过的南洋公学教员白雅雨（1868—1912），时任天津政法学校教员，是李大钊的老师。白雅雨为了响应南方革命军，在北方发动武装起义，最后因滦州兵谏失败，而被残酷杀害。
王熙普和白雅雨的牺牲，是当时震动津门的两大事件。就公开的身份来讲，一位是戏剧界的领军人物，一位是先后任教沪、津的老师，且都与李叔同有些间接的关联。李叔同与这二人似乎应该有些接触或了解，至少对他们的死应该有所耳闻，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这方面的资料。
一边是立宪派轰轰烈烈的请愿，一边是革命党人的惨烈牺牲，这一切就发生在李叔同身边。而今天的人们透过零星的历史资料，看到的只是他教书与会友的事迹，却不见他对革命风暴中的景象有过怎样的观感。按理说，李叔同早在青少年时期，就服膺新学，从对严修的追随，到“南海康君是吾师”的铭章；从与李鸿章、王文韶等洋务派大员的交往，到师从蔡元培接受思想启蒙，再到参与“沪学会”开启民智的运动，这一切都表明，他与当时以各种面目和方式出现的社会变革力量，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和默契。而当时的立宪派，大都是开明的官绅和康梁改革派的人物，就李叔同的家世、交往与思想成长来看，理应与这一派有着近乎天然的联系；对他们的请愿运动，也理应表示赞许与支持。但是，我们看不到李叔同当时的具体表现。
对于更为激进的革命党，李叔同的态度亦颇值得玩味。还在日本留学时，李叔同就发起组织“春柳社”，上演《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新剧。《茶花女》是对底层民众备受凌辱的不合理社会的血泪控诉，而《黑奴吁天录》则借种族歧视与压迫这一题材，控诉外族统治和压迫的罪恶，唤起民众推翻清政府残暴统治的意识。这些活动，与革命党人以“驱除鞑虏”为口号，激发大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达成革命之目的的斗争策略紧密呼应，因而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进而清政府对留日学生的活动施加种种限制。但迄今仍未发现，李叔同与革命党人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当时，孙中山、章太炎都在日本，而那时的日本又是革命党人海外活动的中心，中国留日学生中亦有许多同盟会员，但李叔同并没有直接参与他们的革命活动，有人说，李叔同在留日期间，也加入了同盟会，只是很少参与活动，但此说缺少确凿的史证。
倒是有一个人，从他与李叔同的交往中，似乎可以看出这些问题的眉目。此人就是李叔同的学兄和“春柳社”同人黄二南。据欧阳予倩回忆，黄二南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他平日里爱着欧洲的古装，头发留长，胡子拧得往上，修饰的非常整齐。上衣用薄天鹅绒缝制，白绒短裤，有结子的漆皮鞋，大领结，最招眼的是特意定做的高硬领，其高异乎寻常，又故意把硬领的两个前角伸长，更显得格外地高，再与头上的软绒大扁帽搭配起来，便显得格外有形。走在路上或上到电车里，许多人争相看他，纷纷议论，有说他是疯子的，有说他是西班牙贵族的，他却若无其事，处之泰然。在“春柳社”期间，黄二南与李叔同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有时，一向不苟言笑的李叔同也会和他开一些十分随意的玩笑，说他不是二南（黄二南又名“二难”），简直就是万难。［1］就是这个有趣的黄二南，在1905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之后，便加入了同盟会。据说，黄二南在毕业前一年（1908）突然不辞而别，离开美术学校，很有可能是去从事秘密反清斗争了。1911年，黄二南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戏剧活动。李叔同在上海《太平洋报》任职时，二人仍有一些接触，缘由也和戏剧有关。但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上海，李、黄二人的交往都未见有革命活动的内容。如果他们两个都是同盟会员，又是声气相投的朋友、同人，相信他们的交往不大可能仅仅局限于戏剧方面。由此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李叔同压根就没有直接参与革命党人的活动，至少在音乐、美术、戏剧之外，没有与革命活动有什么关联。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李叔同对天津的反清斗争置身事外，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深层的原因，大概与李叔同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关。李叔同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同时又接受了那个时代先进的文化与理念的文人。在他身上，有许多矛盾的因子，比如他既对传统文化抱有深深的眷恋，对某些传统道德谨小慎微地遵从，又敢于打破传统俚俗的陈规，拥抱新事物，接纳新思想；他既对金榜题名渴慕不已，又对承载着这一科举制度的体制与政权，充满了怨恨与批判，并以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呼唤祖国的新生；他一辈子都在使用文言文，甚至对“词章”的衰微深表惋惜，而又致力于西方文化和艺术的传播。也许，正是这些相互矛盾的文化心理，使他在那个混乱的世道里，看到古旧的传统文化的坛坛罐罐一地狼藉，而所谓先进的西方文化也无所作为。在左右失据中，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看透了文化艺术的无力与无奈，从而撇下苦心经营的半世辉煌，投向了空寂的佛门。
但不管有怎样的矛盾，李叔同的文人身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自己对这一角色的社会作用也充满了期待。在留日期间，他不遗余力地向国内推介西方文化艺术，企图通过这一努力，提高国民的素质，改变国人的观念。这种“文艺救国”的理念似乎是那个时代的风尚，鲁迅的弃医从文，简直就是李叔同“艺术救国”的翻版，所不同的是，李叔同一开始就选择了艺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对文艺改变社会的作用估计过高，究其原因，大概是受了梁启超文艺观的影响。不管怎么说，李叔同那时的气质、禀赋、兴趣和艺术观，都不可能让他彻底放下文人的身段，直接投身于风云激荡的革命活动。
当然，不直接投身革命党人的活动，并不表示不接受革命的成果。1912年，当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李叔同还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一曲气势豪迈的壮美词章——《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词曰：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赤血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2］
就在李叔同居留天津的这一年，由于时局的混乱，李家义善源和源丰润两家钱庄先后倒闭，百万家资倏忽间荡然无存。家道败落，再加上上海还有让他牵挂的日籍夫人，李叔同终于在1912年春节前，离开了故土，再一次踏上了南下之路。此一去，整整30年，他再也没有回过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