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行脚浙东
也许是因了友生们热情的护持和晚晴山房的供养，也许是因为永嘉庆福寺已不再有往日的宁静，弘一法师在其50岁前后的三四年里，大部分时间在浙东的上虞、慈溪、镇海、宁波和绍兴一带游方。这期间，他频繁地往来于金仙寺、五磊寺和伏龙寺之间，创作歌曲、书写佛经、讲律说法，直到1932年定居闽南。
1930年夏，弘一法师与刘质平商量好“清凉歌”的创作之后，便移锡白马湖近旁的法界寺，在这座荒野小庙里度过炎夏，他便掮着简单的行囊，赶往慈溪金仙寺。
金仙寺在宁波西北慈溪县内的鸣鹤场镇，背依草木葳蕤的峙山，面对波光潋滟的白湖。该寺始建于南朝梁大同年间（535—545），初名静进庵，宋治平二年（1065）赐额金仙寺。金仙寺规模宏大，其兴盛时，吸引各方游僧上千人。太虚、芝峰、常惺等当世名僧，都曾驻锡于此。寺中主持亦幻法师，早年就学于武昌佛学院，曾任闽南佛学院教职。弘一法师1928年第一次去闽南时，与亦幻法师相识，两人很快成为志趣相投的道侣。1929年冬天，弘一法师在永嘉度岁，听说亦幻北来主持金仙寺，便请芝峰法师写信转告亦幻，表示愿意在方便的时候去白湖与其同住。
1930年初秋，弘一法师来到金仙寺。弘一法师的行李依然是那么简单，除了《华严经注疏》和新旧《行事钞》之类的著作，剩下的就是几件补了又补的衣服被帐。他这套苦行僧的生活方式，亦幻早在南普陀寺时就已见识过了，所以并不觉得怎样的奇怪，只是想到他这般年岁，还孑然一担地过云游生活，心中不免兴起一种无以言表的滋味。但不管怎样，能与自己钦敬的道友同住同修，亦幻的心里还是有说不出的欣悦。亦幻回忆说：“我那时真有些孩子气，好偷偷地在他的门外听他用天津方言发出诵经的音声，字义分明，铿锵有韵节，能够摇撼我的性灵，觉得这样听比自己亲去念诵还有启示的力量，我每站上半天无疲容。”［1］
这年10月15日，天台宗高僧静权法师来寺宣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弘一法师参加听法，两个月没有缺过一课。《地藏经》记录了释迦牟尼为其生母说法的内容，提倡子女应当孝敬父母。静权法师精通经论，熟研佛理，由于他在俗时攻读儒学，倾心儒家孝道，因此对《地藏经》理解精微，阐释透彻，有“活地藏”之美称。弘一法师对母亲的感情极深，他出家以后，为追念母恩，每逢母难日，定要念一天《地藏经》，为亡母超度。也许正因为对母亲怀着这样深切的情感，所以当静权法师从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伦理学上之重要性的时候，弘一法师竟禁不住当众哽咽。全体听众愕然不知所措；正在讲授的静权法师，也一时目瞪口呆，不敢讲下去了。如此激烈的反应，固然是弘一法师追思母爱的一种天性流露，但在这种肃穆的场合，因自己的失态而破坏了同道的法缘，也使他深感懊悔。回到寮房，他当即写了一节蕅益大师的警语，置诸座右，以时时提醒自己。文曰：
内不见有我，则我无能；外不见有人，则人无过。一味痴呆，深自惭愧；劣智慢心，痛自改悔。［2］
在听静权法师讲经的间隙，弘一法师也为几个比丘讲授律学。内容为三皈与五戒，课本是他自著的《五戒相经笺要》。讲座设在他住宿的丈室。因为偏房说法的缘故，听讲的只有亦幻、桂芳、华云、显真、惠知5人，静权法师很恳切地要求参加，被弘一法师拒绝了。
旧历十一月下旬，静权法师讲经结束。此时的江南，已是雨雪霏霏，白湖上也已冰封雪盖。书写与校点佛经的工作难以继续，一向体弱畏寒的弘一法师只好离开白湖，仍回永嘉庆福寺过冬。
1931年正月十五刚过，弘一法师便患上了疟疾，忽而热如火烧，忽而奇寒刺骨。寺中缺医少药，弘一法师唯有不停地虔诵《普贤行愿品偈赞》，一心生西，超脱生死。病愈后他对弟子蔡丐因说：在不间断地诵念偈赞的过程中，竟有一种心神安宁的清凉感觉，境界也随之廓然，“正不知有山河大地，有物我也”，病疟也奇迹般地有了转机。
病体略有好转，元气稍有恢复，二月初，春寒尚未散尽，弘一法师便乘船北上，一路辗转回到法界寺。法界寺离白马湖不远，俗称湖顶院，此地气候与普陀相似，蚊蝇较少；寺中只有两三个僧人和一个佣工，香火稀少，山门清寂，是一个适合用功的地方。在弘一法师看来，住在这里，和闭关静修没有什么差别。他继续闭门研律。此时，经过3年的详阅订正，《行事钞》已校点完成。在校订是书的过程中他对南山律宗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决心改变学律的路向，弃有部律而宗南山，并在佛前发专学南山律誓愿：
时维辛未二月十五日，本师释迦牟尼如来涅槃日。弟子演音，敬于佛前发弘誓愿，愿从今日，尽未来际，誓舍身命，拥护弘扬“南山律宗”；愿以今生，尽此形寿，悉心竭诚，熟读穷研《南山疏钞》及《灵芝记》。精进不退，誓求贯通，编述《表记》，流传后代，冀以上报三宝深恩，下利华日僧众。弟子所修，一切功德，悉以回向，法界众生，同生极乐莲邦，速证无上正觉。［3］
在出家后的最初10年里，弘一法师侧重研习《有部律》，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南山律宗。
早在1918年3月，佛教学者徐蔚如就曾趁南下杭州之机，特意拜访即将出家的李叔同，劝说他发愿重兴南山律宗。徐蔚如对李叔同说：“自古至今，出家的法师们，讲经的多，讲律的少。尤其近几百年来，没有专门研究律学的，就有也不彻底。因此，您出家后可以研究律学，把中国的律宗重振起来。”李叔同出家后，的确也重视律学的行持，但他最初更倾心于“有部律”，而对于南山三大部仍未用心穷研。在《余宏律之因缘》一文中，弘一法师谈到自己在弘律上的转变过程：
是年阅藏，得见义净三藏所译《有部律》及《南海寄归内法传》，深为赞叹，谓较“旧律”为善。故《四分律戒相表记》……屡引义净之说，以纠正《南山》。其后自悟轻谤古德有所未可，遂涂抹之……以后虽未敢谤毁《南山》，但于《南山》三大部仍未用心穷研，故即专习《有部律》，二年之中，编有《有部犯相摘记》一卷，《自行抄》一卷……其时，徐蔚如居士创刻经处（1918年创办—引者注）于天津，专刻“南山宗”律书。费资数万金，历时十余年，乃渐次完成。徐居士始闻余宗《有部》而轻《南山》，尝规劝之，以为吾国千余年来秉承《南山》一宗，今欲弘律，宜仍其旧贯，未可更张，余因是乃有兼学《南山》之意。尔后此意渐次增进，至辛未（1931）二月十五日……乃于佛前发愿，弃舍《有部》，专学《南山》，并随力弘扬，以赎昔年轻谤之罪……愿尽力专学南山律宗，弘扬赞叹，以赎往失。此余由“新律家”而变为“旧律家”之因缘，亦即余发愿弘《南山》之因缘也。［4］
自此，弘一法师撇开用心10年的有部律宗，潜心于研习和弘扬南山律。当年夏天，他又于慈溪金仙寺自誓受菩萨戒，并发弘律誓愿。愿文中说：“愿我及众生，无始以来所受众罪，尽得消灭。若一切众生所有定业，当受报者，我皆代受。遍微尘国，历诸恶道，经微尘劫，备尝众苦，欢喜忍受，终无厌悔；令彼众生先成佛道。”［5］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弘一法师用心研习，努力弘扬，精严行持，终于使南山宗重现生气，而他也因此被佛教界视为中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传人。
至此，弘一法师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学思想和佛学实践系统。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华严为境”。华严宗的核心理念是把“一心法界”（或称“一真法界”，即真如佛性或佛心）视为世界一切现象之本源；用“法界缘起”说明现象间的关系。认为“一心”即是“理”，“一心”所起之现象是“事”，并用“理事互彻”解说世间和出世间种种关系，把“事事无碍”作为认识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世上的一切事物及其现象，都是虚幻的似有实无的，唯有‘一心法界’即佛心才是真实的和本质的东西，世上的一切事物及其现象都是由它而产生的。因此，人们唯有通过修行，把握了‘一心法界’，才能真正到达佛境，从而无生无死、永恒存在，并且既能超然于万事万物，亦能使万事万物变得更加完美。”［6］华严宗的这些哲学理念，都包含在《华严经》和《普贤行愿品》中，这两部典籍是弘一法师佛学思想的基础和源泉，他的行愿即由此引申而来。
二、“以四分戒律为行”。弘一法师秉承南山道宣律师的遗绪，从事现在律学的整理和著述，为律学开创了新的境界。更为重要的是，他非但精通律要，还以身作则，亲身躬行；他的苦修苦行，为佛界僧众树立了自律修身的典范。
三、“以儒道为辅”。弘一法师是由儒入佛的，《论语》的思想和陆王心学之类，都对他有过深刻的影响。明末理学家刘宗周的《人谱》、明代思想家薛瑄的《读书录》、清代学者金缨的《格言联璧》等，都是他日课的必读书。对于道家，他也曾于出家前作过认真的研习，何况中国早期的佛教，本就是道家化的佛教。而于佛学，弘一法师对马一浮的儒佛互摄，印光大师的儒佛会通，蕅益大师的佛、道、儒三教一致等，似乎也格外倾心。
三月底的一天，白衣寺住持安心头陀来到法界寺。这一年陕西大旱，安心头陀想请弘一法师去西安主持一次法会，为众生祈福。其时，弘一法师尚在病中，身体虚弱，无奈安心头陀伏地坚请，他只好答应。但他想到自己病体支离，恐难经得住如此长途的颠簸，便悄悄立下一份遗嘱，连同一张便条，托人带给在宁波第四中学任教的刘质平。便条上说：“安心头陀匆匆来此，谆约余同往西安一行。义不容辞。余准于星期六（即二日）十一时半到宁波。一切之事当与仁者面谈。”遗嘱中写道：
刘质平居士披阅：
余命终后，凡追悼会、建塔及其他纪念之事，皆不可做。因此种事，与余无益，反失福也。
倘若做一事业与余为纪念者，乞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印二千册。
以一千册交佛学书局（闸北新民路国庆路口即居士林旁）流通。每册经手流通费五分，此资即赠与书局，请书局于《半月刊》中登广告。
以五百册赠与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存贮，以后随意赠与日本诸居士。
以五百册分赠同人。
此书印资，请质平居士募集。并作跋语，附印书后。仍由中华书局石印。
（乞与印刷主任徐曜堃接洽。一切照前式，惟装订改良）
此书原稿，存在穆藕初居士处。乞托徐曜堃往借。
此书可为余出家以后最大之著作，故宜流通，以为纪念也。
弘一书［7］
刘质平看到便条和遗嘱后骇然变色，他想到老师病体羸弱，怎能经得起如此长途劳顿。但要到白马湖去劝阻，时间已来不及，只好径直赶往宁波海轮码头拦截。刘质平赶到码头时，弘一法师已跟着安心头陀上了船。他冲上即将起锚的客船，一层层地寻找，终于在第三层客舱里找到了老师，刘质平不由分说，就把老师一口气背下了客轮。师生二人站在码头上“抱头大哭”。周围的人见此情景，惊奇不已。
弘一法师被拦下之后，只得放下去西安的念头，由刘质平陪着，重返法界寺。但经此一番折腾，他内心的平静也被打乱了，便决意结束这里的一切，到别处去。临行之前，他又立下遗嘱。这份简单的遗嘱只交代了两件事，一是“弘一谢世后，凡寄存法界寺之佛典及佛像”，全部赠给照顾他生活的徐安夫居士；二是“其余之物皆交法界寺库房”。［8］旋即去了白湖。
这是弘一法师第二次来白湖金仙寺。他打算在这里静下心来，写一部《灵峰大师年谱》，但由于手头资料一时不太齐全，便转而撷取蕅益大师《灵峰宗论》中的名言，辑成一册《寒笳集》。此时，他耗费数年心血集成并书写的《华严集联三百》，由刘质平在上海筹备影印出版，为此他特意撰写了《华严经读诵研习入门次第》附于卷后。“愿后贤见集联者，更复发心，读颂研习华严大典。以兹集联为因，得入毗卢渊府，是尤余所希冀者焉。”［9］
《华严集联三百》是弘一法师写经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可让人在欣赏其书法的同时，走入“华严世界”。其后数年，经亨颐、马一浮先后为该书撰写跋语，至为推重。马一浮在跋中评其书法和联文说：“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尝谓华亭（董其昌）于书颇得禅悦，如读王右丞诗。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10］
在金仙寺过完夏天，弘一法师的身体和精神恢复了许多。这时他又把心思放到兴办律学教育上来。离白湖15里，有座著名的古刹，名五磊寺，位于五磊山顶，环境幽静，往来僧众很多，是一个理想的学律道场。五磊寺住持栖莲和尚与亦幻法师有意在此兴办律学，作小规模讲律，请弘一法师主持弘律。此前在法界寺，弘一法师发过学律弘律的誓愿，此番能有这样的机缘，自然喜出望外。于是，他来到五磊寺，着手开办南山律学院。他在佛前自誓受菩萨戒，又发弘扬南山律誓愿，并答应在此任教3年，讲授南山律宗三大部。
为筹措办学经费，亦幻法师和栖莲和尚专程赶赴上海，寻找宁波白衣寺住持安心头陀，请他出面介绍向朱子桥［11］将军募款。安心头陀曾到过暹罗（泰国），是南方戒律的行者，与朱子桥关系密切。他邀请朱子桥在一品香饭店会面，说明了弘一法师弘律的心愿和目前的困难。朱子桥当即赞助一千元，并表示以后可再设法募集。
事情一开始似乎很顺利，不料拿到第一笔赞助之后，反倒吊起了栖莲和尚敛钱的胃口。他特地制作了几本缘簿，要弘一法师在簿前写一篇化缘的序文，打算假弘一法师之名，广泛发动募捐。弘一法师想请安心头陀出任律学院院长，栖莲却自行拟定了一个职务名单。安心头陀则从上海来信，表示坚决要律学院仿效泰僧吃钵饭的制度，说是朱子桥将军他们都喜欢这样做，而弘一法师却觉得这类形式并不重要。凡此种种的扞格，令弘一法师十分烦恼。栖莲和尚的作为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安心头陀等人的意见也让他左右为难，他觉得如此继续下去，反倒有害无益，不如趁早退出的好。于是，他悄然离开五磊寺，搬到宁波白衣寺佛教孤儿院暂住。
这当口，时在厦门的广洽法师，来信请弘一法师到闽南过冬。弘一法师便北上绍兴、杭州，一路行脚至上海，准备从那里前往厦门。此时恰逢“一·二八事变”前夕，日本军队虎视眈眈，战争一触即发。上海的一帮友生夏丐尊、丰子恺、刘质平等极力劝阻，认为当前形势很不安定，千万不可远行。于是，弘一法师只好再度回到宁波。
五磊寺的栖莲和尚见南山律学院的事情弄糟，焦急万分，幸好弘一法师又从上海回来，情急之下，前往白衣寺当面恳求。弘一法师大概是想到不能从心办学，不免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和素志，但事已至此，如此不了了之，倒不如回去与栖莲和尚作彻底的了断。于是他便再次回到五磊寺，根据栖莲和尚的口头承诺，签订了一份契约：
一、于五磊寺团结僧伽，恭请弘一法师演讲毗尼（“毗尼”是梵文“律”的旧音译——引者注），不立律学院名目。
二、造出僧材之后，任彼等分方说法，建立道场，以弘法为宗旨。
三、暂结律团，在法师讲律期内，无有院长、院董名称。
四、大约几年可以造出讲律僧材，随法师自为斟酌。
五、倘法师告假出外者，任法师自由。
六、一旦造出讲律僧材之后，任法师远往他方，随处自在，并与律学院一切事务脱离关系，不闻不问。
七、凡在学期内大小一切事务，总任法师设法布置，听师指挥，无不承顺。
八、凡在学期内，倘有与法师不如意之处，任法师随时自由辞职，绝不挽留。
九、以上所定各条件，完全出于栖莲本意，绝无法师意见；倘以后于以上条件有一件不能遵守时，任法师自由辞职，绝不挽留。
十、聘请律师二人，担保以上各条件，各不负约。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五磊寺住持栖莲
见证人亦幻、永睿［12］
尽管这份契约给予弘一法师充分的权利和方便，但勉为其难的迁就也未必会有好的结果。过了几天，弘一法师还是离开了五磊寺。
南山律学院的流产，令弘一法师十分痛苦，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后来他回忆说：“我从出家以来，对于佛教向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这回使我能有弘律的因缘，心头委实是很欢喜的。不料第一次便受了这样的打击。一月未睡，精神上受了很大的不安，看经念佛，都是不能。照这情形看来，恐非静养一二年不可。虽然，从今以后，我的一切都可以放下，而对于讲律之事，当复益精进，尽形寿不退。”［13］
从五磊寺下山之后，弘一法师移居到镇海伏龙寺。过了年，又回到白湖金仙寺，这是他最后一次驻锡白湖。为了弥补弘律不成的歉疚，弘一法师便在金仙寺、伏龙寺轮流举办律学讲座。这种函授性质的讲学未待完成，弘一法师便飘然他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