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最后忏悔
刚转投厦门医病时，弘一法师的溃疡和疔疮仍很严重，行动极不方便，但他依然弘法不辍。1936年正月底，佛教养正院开学。在开学仪式上，他抱病为学僧们讲《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
他在开场白中说，此前泉州草庵大病时，承诸位写来签名信慰问病状，又念佛7天，代他忏悔，这都使他感激万分。再过几个月，他将到鼓浪屿去方便闭关，时间怕很长，不能时时与大家见面，所以特发心来和诸位叙谈叙谈。今天要谈的，共有四项：一是惜福，二是习劳，三是持戒，四是自尊，都是青年佛徒应该注意的。这四项，也是他两年前为佛教养正院提出的院训。
他告诉学僧们，人要懂得爱惜自己所享有的一切，切不可把它浪费了。他说记得小时候父亲请人写过一副对联，挂在大厅的抱柱上，上联是“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哥哥时常教他念这句子，以后临到穿衣或吃饭时，都十分注意，就是一粒米饭，也不敢随意糟掉；母亲也常常告诫，穿衣要时时当心，不可损坏或污染。他7岁时练习写字，拿整张的纸瞎写，一点不知爱惜。母亲看到，就正颜厉色地说：“孩子，你要知道呀！你父亲在世时，莫说这样大的整张的纸不肯糟蹋，就连寸把长的纸条，也不肯随意丢掉哩。”
他先把自己幼时所受的惜福教育告诉大家，然后说：
我因为有这样的家庭教育，深深地印在脑里，后来年纪大了，也没一时不爱惜衣食；就是出家以后，一直到现在，也还保守着这样的习惯。诸位请看我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还是一九二〇年在杭州时候，一位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给我的。又诸位有空，可以到我房间里来看看，我的棉被面子，还是出家以前所用的；又有一把洋伞，也是一九一一年买的。这些东西，即使有破烂的地方，请人用针线缝缝，仍旧同新的一样了。简直可尽我形寿受用着哩！不过，我所穿的小衫裤和罗汉草鞋一类的东西，却须五六年一换，除此以外，一切衣物，大都是在家时候或是初出家时候制的。
从前常有人送我好的衣服或别的珍贵之物，但我大半都转送别人。因为我知道我的福薄，好的东西是没有胆量受用的。又如吃东西，只生病时候吃一些好的，除此以外，从不敢随便乱买好的东西吃。［37］
说到自尊，他说要想人家尊重自己，就必须从自己尊重自己做起。所谓自尊，“就是自己时时想着：我当做一个伟大的人，做一个了不起的人。比如我们想做一位清净的高僧吧，就拿高僧传来读，看他们怎样行，我也怎样行，所谓：‘彼既丈夫我亦尔。’又比方我想将来做一位大菩萨，那末，就当依经中所载的菩萨行，随力行去。这就是自尊。但自尊与贡高不同；贡高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胡乱行为；自尊是自己增进自己的德业，其中并没有一丝一毫看不起人的意思的”［38］。
在医病和初愈这段时间里，弘一法师依旧口不停诵，手不停挥。三月，手书《乙亥惠安弘法日记》；同月下旬，开讲“四分律戒本”，历时一个多月，听众除养正院学僧外，还有外界人士，为此，他特意关照广洽法师，将门开大，以便房外的人听讲。四月，又书《壬丙南闽弘法略志》；与刘质平于上海新华艺专办“弘一上人书法展览会”。五月，移居鼓浪屿日光岩，篆书华严偈句“能于众生施无畏，普使世间得大明”自勉；为传贯亡母写《药师经》一卷，又为已故友生金咨甫写《金刚经》。这期间，还为上海世界书局编辑《佛学丛刊》。
日光岩位于鼓浪屿最高峰龙头山顶峰，别名“晃岩”，由一横一竖两块巨石相倚而成。岩顶天风浩浩，极目远眺，海天茫茫。相传1614年郑成功来此屯兵，见这里景色胜过日本的日光山，于是将“晃”字拆开，称之为“日光岩”。山麓有日光寺，始建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修，改称日光岩寺。弘一法师移居日光岩，原本打算闭门潜修，可日光岩寺是岛上甲刹，又在旅游景区，因而游人香客络绎不绝，寺中整日香烟缭绕，爆竹声声。弘一法师一向深爱僻静，又志在潜修著述，如此热闹，自令他徒添不少烦恼。虽然海岛地僻，因此躲过了许多应酬，也谢绝了不少弘法的邀请，但终究不是闭关的理想之地。
闽南佛学院仁开法师，有志于学律，对弘一法师推崇备至。一日，他来到日光岩拜访弘一法师，请法师出山弘律讲法，引领佛界律学弟子，同证菩提。这些年来，弘一法师每每发誓屏绝俗务，一心念佛，然而他又每每为各种各样的情缘所牵绊，陷身其中，或“充贤作圣”，四处讲经说法，俨然以“善知识”自居起来。对此，弘一法师深自痛悔。他在此后写给仁开法师的信中说：
承示诸事，朽人已详细思审，至为惭惶。朽人初出家时，尝读灵峰诸书，于“不可轻举妄动，贻羞法门”、“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此语出《孟子》，《宗论》引用），服膺不忘。岂料此次到南闽后，遂尔失足，妄踞师位，自命知律，轻评时弊，专说人非，大言不惭，罔知自省。去冬大病，实为良药；但病后精力乍盛，又复妄想冒充善知识。卒以障缘重重，遂即中止。至鼓浪后，境缘愈困，烦恼愈增。因以种种方便，努力对治。幸承三宝慈力加被，终获安稳。但经此风霜磨练，遂得天良发见，生大惭愧。追念往非，噬脐无及。决定先将“老法师、法师、大师、律师”等诸尊号取消。以后誓不敢作冒牌交易。且退而修德，闭门思过。并拟将南山三大部重标点一次，誓以驽力随分研习。倘天假之年，成就此愿，数载之后，或以一得之愚，卑陬下座，与仁者等共相商榷也。前承仁者所示诸事，今非其时，愿俟异日，诸希谅察为幸。［39］
他的反省充满着自律的精神和严苛的自责。就是在这种愧怍不安的心境和终日不断的打扰中，他依然完成了《道宣律师年谱》《修学的遗事》等著述。
一天，有个中年人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见他。这孩子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弘一法师一见，竟有一种说不清的欢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名叫李芳远的孩子时常来看望弘一法师，他知道法师喜爱花卉，还特意送来几株水仙花。这一老一小遂结为忘年之交，成就了一段奇缘。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郁达夫在广洽法师的陪同下前来拜访。他对弘一法师仰慕已久，以为“现在中国的法师，严守戒律，注意于‘行’，就是注意于‘律’的和尚，从我认识的许多出家人中间算起来，总要推弘一法师为第一”［40］。郁达夫早就有亲炙之意，可总是缘悭一面，这次他刚从台湾到厦门，听说弘一法师驻锡日光岩寺，便即刻请《星光日报》记者赵家欣联系，由广洽出面引见，3个人一同渡海晋见。或许是对这位蜚声文坛的才子所知甚少，或许是僧俗之间本无多少共同的话题，也或许智者间的交流无须借助于言词，总之，弘一法师除了拱手致意，略事寒暄之外，并无多言。坐了一会儿，郁达夫便起身告辞。弘一法师取出《佛法导论》《寒笳集》《印光大师文钞》相赠。
回到福州后，郁达夫就这次与弘一法师的见面，写成一首七律：
不似西泠遇骆丞，南来有意访高僧。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学士清平弹别调，道宗宏议薄飞升。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41］
诗的最后两句，说到自己也有逃禅之意，这或许是诗人内心感受的流露，抑或是在委婉地表达对弘一法师的倾慕和钦敬。
旧历腊月初六（1937年1月18日），弘一法师由日光岩移居南普陀寺。临行，将所用器皿如数检交寺主清智，并以手书《佛说无量寿经》为赠，以答谢半年供养之恩。其时，李芳远所送的水仙花，犹含蕊未吐，弘一法师便将花头取出带到了南普陀寺。就在同一天，弘一法师在家弟子，时在厦门大学读书的高文显（法名胜进），编了一份“弘一法师纪念特刊”，发表在当天的厦门《星光日报》上。弘一法师看了报纸，对传贯说：“胜进等人发这个特刊，虽是出于好意，其实是在诽谤我。古人云：‘声名谤之媒也。’我今后在闽南怕是难以容身了。”沉默了片刻，又说：“若被人谤，切不可分辩。我每见有人被谤，欲与分辩解释，多受其污。不与分解，一谤便罢，更无余患。”
旧历正月初一（1937年元旦），弘一法师在南普陀寺功德楼开讲《随机羯磨》。听讲的多为养正院的青年法师，其中也包括瑞今、广洽、仁开、圆拙、传贯等法侣。由于心情不好，又忙于讲律，佛教养正院的训育课只好函请高文显代授。信中说：“迩来心绪不佳，诸事繁忙，养正院训育课，拟请仁者代授。四月初旬，讲律事即可结束，将往他方，埋名遁世，以终其天年，实不能久堕此名闻利养窟中，以辜负出家之本志也。”［42］过了几天，厦门大学教师李相勖，托高文显请他到厦门大学开示佛法，弘一法师婉言谢绝。他对传贯解释说：“余生平对于官人及大有名称之人，并不敢共其热闹亲好。怕堕名闻利养故，又防于外人讥我趋名利也。”［43］这几年四处奔走弘法，他的崇高德行和律学功夫，逐渐为闽南各界乃至全国所熟知。在人们的心目中，弘一法师就是当代的高僧大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越发自省自警，甚至因此而心生不安。
正月二十八日这天，弘一法师独自出了寺门，来到厦门市区。大概是为了放松一下心情，也顺带买点生活用品。回山之后，他把这天的见闻，用短简告诉了高文显居士：
昨日出外见闻者三事：
一、余买价值一元余之橡皮鞋一双，店员仅索价七角。
二、在马路中闻有人吹口琴，其曲为日本国歌。
三、归途凄风寒雨。［44］
买鞋一事，或许是反映了当时的市况，或许表现了人们对僧人的同情或关照。而在马路上吹奏日本国歌，则让人心生别一番滋味。在国难临头的当口，街面上响起的却是日本的国歌，这怎不令人深深忧虑和倍感凄寒。这些看似琐屑的事情，使弘一法师的心情越发沉重起来，这大概也是他近段时间里“心绪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从1928年第一次闽南之行算起，弘一法师与闽南结缘已有10年了。旧历二月十六日这天，他在佛教养正院作了《南闽十年的梦影》的演讲。在回顾了闽南十年弘法的经过之后，他不无沉痛地说：
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做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
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45］，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所以我就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因此，我十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情，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地去求它完满了。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格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养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不论什么事，总希望它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我近来每每想到“二一老人”这个名字，觉得很有意味。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了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弘一法师对自己的反省是严苛的，甚至是过分夸大的。与其说他希望自己的事情失败，毋宁说他把自己的成功也看做不完满或失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发奋努力，争取更大的成功。
弘一法师从对自己的深刻反省，又讲到出家人应具备的德行。他首先强调一个“信”字，认为无论何宗何派的学僧，都须对佛深信不疑，这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只有深信，“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须知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
他接着说：
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倘品行道德仅能和俗家人相等，那已经难为情了。何况不如！又何况十分的不如呢！咳……这样，他们看出家人，就要十分的轻慢，十分的鄙视。种种讥笑的话也接连的来了。
记得我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来劝告我，你知道他劝告的是什么？他说：“听说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咳，我们听到这话，该是怎样的痛心啊！他以为：做僧的都不是人。简直把僧不当人看了，你想这句话多么厉害呀！
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这原因都由于我们出家人做人太随便缘故，就闹出这样的话柄来。
至于为什么会随便呢。那就是由于不能深认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的缘故。倘若我们能够真正生信——十分决定的信，我想就是把你脑袋斫掉，也不肯随便的了。
我近来省察自己，觉得自己越弄越不像了，所以，我要常常研究这一类的书，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一个好人。［46］
弘一法师反复强调“信”的重要性，实际上也透露出他对当下僧侣教育现状的隐忧。其实，无论出家还是在俗，心中都要有一个“信”字，这个“信”是信仰，也是信念，它是每一个人前行的航标，失却了这个航标，就会在人生的苦海中漂泊无定，不知所往。
同一天，弘一法师又为学僧们讲《关于写字的方法》，这是他在佛教养正院的最后一次演讲。谈的是写字的方法，而要旨是学佛与写字的关系，即出家人要以学佛为重，字写得怎样并不十分紧要。倘若只能写得几个好字，不专心学习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你的字写得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相反，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很有道德，那么他的字也是很珍贵的，也是能够“字以人传”的。如果他不研究佛法，又没有道德，纵能写得一手好字，这种人在佛界也是无足轻重的，即使能“人以字传”，也是一桩可耻的事。就是在家人，这也是可耻的，何况佛门中人呢。总之，要“字以人传”，不能“人以字传”。
演讲的开篇，是从花说起的。弘一法师很喜欢花卉，前几年冬天来南普陀寺，常见殿前廊下摆满了各种花草。其中有一种名叫“一品红”的，闽南人称为圣诞花，顶端的叶子红红的，甚是鲜艳好看，可以说是南国特有的一种色彩。每当残冬将尽，把它摆出来，好像是迎春的样子，给人气象一新的感觉。可是去冬他来的时候，却不见了“一品红”的踪影，寻了半天，只在功德楼下发现了3株，还都是憔悴不堪的样子，想来也不会有什么人去赏玩了。弘一法师由此联想到佛教养正院，过去也曾像“一品红”一样，充满生机，招人喜爱，而3年后的今天，却有些衰败的气象了。他对养正院的未来感到悲观，觉得自己此时还可以看到养正院的招牌，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恐怕就看不到了。他不无伤感地说，也许这是我在养正院“最后的演讲”了。
不幸的是，养正院的结局果如其言。此后不久，弘一法师远走青岛。随着抗日战争的临近，厦门成为军事要地，院舍被军队占用，特别是一年后厦门的沦陷，终于使这所造就了一批青年佛学人才的佛教养正院，在走过了4个春秋之后，停下了前行的脚步。
1938年11月14日，弘一法师在泉州承天寺“佛教养正院同学会”上，发表了题为《最后之□□》的演讲。这是他来闽以后最为沉痛的一次演讲，也是最后一次为佛教养正院的学僧集中讲演。此时的佛教养正院已沦入日寇之手，部分学僧亦流散各地。他看着眼前的这些生徒，在经历了4年的磨砺之后，一个个都变得成熟起来，甚至沧桑起来，不禁感叹光阴的飞逝。面对着4年来一直追随左右的学生，他追思以往，抚念将来，再一次检讨了自己平生的“过失”，并对近段时间以来“名闻利养”的生活作了“最后的忏悔”。他说：
就我自己而论，我的年纪将到六十了。回想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到现在，种种经过，如在目前。啊，我想我以往经过的情形，只有一句话可以对诸位说：就是“不堪回首”而已。
我常自己来想：啊，我是一个禽兽吗？好像不是，因为我还是一个人身；我的天良丧尽了吗？好像还没有，因为我尚有一线天良，常常想念自己的过失。我从小孩子起，一直到现在都埋头造恶吗？好像也不是，因为我小孩子的时候，常行袁了凡［47］的功过格；三十岁以后，很注意于修养；初出家时，也不是没有道心。虽然如此，但出家以后，一直到现在，便大不相同了。因为出家以后二十年之中，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差不多；天良虽然没有完全丧尽，但是昏愦糊涂，一天比一天厉害，抑或与天良丧尽也差不多了！讲到埋头造恶的一句话，我自从出家以后，恶念一天比一天增加，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醇乎其醇的一个埋头造恶的人——这个也无须客气也无须谦让的了。
就以上所说看起来，我从出家后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真可令人惊叹。其中到闽南以后十年的工夫，尤其是堕落的堕落。去年春间，曾经在养正院讲过一次，所讲的题目，就是《南闽十年的梦影》。那一次所讲的字字之中，都可以看到我的泪痕。诸位应当还记得吧？
其实，使弘一法师极为惭愧的“恶”，无非是指自己的演讲、会客、宴会而已。事实上，此时的弘一法师已是名满天下，他的行动，譬如在什么地方闭关，什么地方弘法，什么人随行等等，只要有一点风声，报纸便追风捕影，加以发布。他每到一地，无论僧林俗界，人们无不想一睹他的风采，聆听他的开示，珍藏他的墨宝。这种情势，很难让他再像先前那样潜修寺院，遁迹山林，静心念佛行持。然而，他却责己殊深，甚至以“昏愦糊涂”“造恶”“堕落”自遣。他又说：
我的过失也太多了。可以说是从头至足，没有一处无过失，岂只谢绝宴会，就算了结吗？尤其是今年几个月之中，极力冒充善知识，实在是太为佛门丢脸。别人或者能够原谅我；但我对我自己绝对不能够原谅，断不能如此马马虎虎的过去。所以，我近来对人讲话的时候，绝不顾惜情面。决定赶快料理没有了结的事情，将“法师”、“老法师”、“律师”等名目，一概取消；将“学人侍者”等，一概辞谢。孑然一身，遂我初服。这个——或者亦是我一生的大结束了！
啊！再过一个多月，我的年纪要到六十了。像我出家以来，既然是无惭无愧，埋头造恶，所以到现在，所做的事大半支离破碎，不能圆满。这个也是份所当然。只有对于养正院诸位同学，相处四年之久，有点不能忘情。我很盼望养正院，从此以后能够复兴起来，为全国模范的僧学院。可是我的年纪老了，又没有道德学问，我以后对于养正院也只可说“爱莫能助”了。
啊，与诸位同学谈得时间也太久了，且用古人的诗来作临别赠言。诗云：
□□□□□□□
万事都从缺陷好；
吟到夕阳山外山，
古今谁免余情绕。［48］
弘一法师对自己的修行，作了无情的剖析和沉痛的检讨，以为正是因为自己的德行不足，才使所做的事不能圆满。当然，他并不刻意追求圆满，甚至不希望自己的事做得圆满，因为“万事都从缺陷好”；他只是通过反复的自省和不断的自责警策自己，刻苦行持，精进不懈。但是，弘一法师毕竟是年近六旬的老者了，夕阳虽好，总归是即将西沉的绚烂，当此之时，对这个世间的人与事，有所牵念，有所期待，甚至有一种依依不舍的眷恋，自古及今，又有几人能避开这种“余情”的纠结呢。这就是弘一法师了，一个出世的行者，一个曾经的才子，在弃绝俗世的同时，总免不了有那么一点“俗情”透进来，虽然是淡淡的，像洇蕴在白纸上的一滴水，看似不着痕迹，其实是被润泽过了的，透着一种洁净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