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太平洋画报
在上海过完春节之后，李叔同应好友杨白民之请，担任“城东女学”的国文、音乐教员。
杨白民（1874—1924），江苏松江人，秀才出身，醉心于兴办教育。1902年，杨白民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在一年多的考察中，他发现日本女子就学率很高，多数女子都接受过保姆、烹饪、工艺等方面的知识训练。正因为这些女子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她们教养出来的孩子素质也普遍提高。日本女子教育的发达，对杨白民震动很大，回国后他说服家人，腾出自家的宅院厅堂，筹办了城东女学。
杨白民先生全家合影
“女学”是世纪之交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全国而言，上海的女学兴办较早。先有教会主办的女塾学校，1902年蔡元培、蒋观云、黄宗仰等又开办了“爱国女学”。这些女学的创设，为女子教育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城东女学创办伊始，杨白民就延揽黄炎培、刘季平、包天笑、雷继兴、吕秋逸等一批社会名流任教。由于师资力量雄厚，加上学校备有宿舍，江浙一带如松江、苏州、无锡、嘉兴等地均有女生来校就读。学生入学不设门槛，年龄、学历一概不论，凡有志向学者均可入校学习，以至出现了这样的佳话：黄炎培是老师，夫人王纠思则成了他的学生，且和两个女儿同班。“女学”中设有幼稚科、初等小学科、预科、本科、艺科等；开设的课程除国文、算术、史地外，还有书法、绘画、刺绣、烹饪、手工等等，在提高学生文化素质的同时，注重各种技艺的培训。此外，“女学”的教学方式，也灵活多样，书画课时常请社会上的名家来校举行讲座，并评定学生习作的等级；烹饪课每周实习一次，请嘉宾和家长来校品评学生烧制的饭菜。城东女学虽为私人办学，但有自己的特点，因而充满生气。
李叔同早在“沪学会”任事时，就结识了杨白民，并在“女学”中短暂任教，后因母丧，辞职北归。但李叔同一直关注着这位朋友的“女学”事业，联系不断。他刚到日本留学时，还写信介绍杨白民赴津考察学务。1907年8月，杨白民二次考察日本，两人一起商讨“女学”师资和学制等发展大计，李叔同还主动提出代谋金工教师。杨白民回国后，定期将“女学”的会报、校刊寄到日本，请李叔同批评指导，李则把自己的作品寄到“女学”交流展示，或在校刊上刊出。李叔同回国任教直隶模范工业学堂时，还曾写了《焦画法》《炭画法》两文，连同附图一起，交由杨白民刊登在“女学”校刊上。据说，前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介绍“焦画法”的文章。李叔同此番任职“女学”，自然会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其中，教课之余，还题字、书联、写广告，同时指导学生的艺术活动。在他任职《太平洋报》期间，还经常报道城东女学的消息。据研究者统计，在短短几个月里，李叔同就刊发了二十多篇有关城东女学的消息。此后无论在俗之时还是出家之后，只要一有机会，李叔同总是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帮助杨白民的“女学”事业。
上海曾是李叔同挥洒青春的地方，留日之前，他在此生活了七八年时间，纵横文坛艺苑，走马歌榭艺馆，结识了众多的诗朋艺友，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大约是这个缘故，李叔同很快认识了一批“南社”的朋友。
“南社”是1909年由高旭、陈去病、柳亚子等发起成立的一个文学社团。命名“南社”，意在与“北廷”（清政府）相对，其宗旨是通过文学传播民族主义思想，主张推翻清政府。当时“南社”社员尚不过二百余人，大部分在上海，其余散居东南各省。1912年3月13日，“南社”社员四十余人，在上海豫园举行第六次雅集，参加者有柳亚子、朱少屏、黄宾虹、胡朴安、雷铁崖、叶楚伧、黄季刚等人。曾孝谷1911年在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后不知何故退学返国，此时正在上海，与李叔同一起参加了这次集会。这也是曾、李二人首次参与“南社”的雅集。与会者先是在豫园举行茶会，之后到影楼拍照留影，再到杏花楼晚宴。这次雅集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聚会，大家为民国的创立兴奋不已，纷纷赋诗作画，你唱我和，尽欢而散。
豫园雅集之后，李叔同便加入“南社”。这期间，“春柳社”同人黄二南，也以“黄喃喃”之名加入了南社。五月，李叔同为“南社”设计了《南社通讯录》。“通讯录”为粉红色封面，图案画与题签新颖别致，看上去古色古香，赏心悦目。
在此期间（同年4月1日），《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又应叶楚伧、柳亚子、朱少屏等人的约请，入盟《太平洋报》。
《太平洋报》为沪军都督陈其美（字英士，1878—1916）创办。此人1906年留学日本，同年加入同盟会，先后在东京警监学校、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1908年回国。次年，为宣传革命的需要，曾先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丛报》等。因此，他十分懂得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办报的热情极高。报社的骨干成员都是同盟会会员和“南社”社员。编辑部的阵容也是少有的强大：社长姚雨平（时任粤军北伐军总司令），总主笔叶楚伧（姚雨平军部参谋），总经理朱少屏（时任沪军都督府总务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顾问陈陶遗（时任南京临时参议院副院长）。在该报负责某一编辑业务者，统称为主编或主笔，当时在报社里担任主编的，都是“南社”中的著名文人。如“南社”掌门人柳亚子（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就是主编之一。其他主编还有胡朴安、胡寄尘、姚鹓雏、陈无我、李叔同、苏曼殊等。这样一批同事，这样一份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旨趣的报纸，对李叔同来说，可谓是一个施展拳脚的好去处。
《太平洋报》特辟文艺副刊，名为《太平洋画报》，作为《太平洋报》的附刊，不定期出版，有时三五天一期，有时一连几天都出。“画报”用连史纸印刷，随报附送。这份副刊的主编就是李叔同。上任伊始，李叔同就在副刊上开辟了一个“西洋画法”专刊，连载木炭画石膏写生教授法。在此之前，国内报刊尚无介绍西洋绘画理论的先例，李叔同此举，为陈陈相因的中国画坛，送来了一股新鲜的春风。李叔同同辈画家吕凤子曾有这样的说法：“严格地说起来，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首倡者，应推李叔同为第一人。根据现有的许多资料看，李先生应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正式把西洋绘画思想引介于我国，进而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要改良的思潮，而后的刘海粟、徐悲鸿等在实质上都是接受了李先生的影响，进而成为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推行者。”［3］
李叔同设计的广告
除了《太平洋画报》的主编之责外，李叔同还兼任报纸版面的美工和广告设计工作。那时中国报纸的广告，除了文字之外，没有任何图案，李叔同觉得这既单调乏味，又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于是他便亲手用各种字体撰写文字，绘制图案，有的还加木刻。由于他有着深厚的书法和绘画功底，他设计的广告、文字和图案，既简单明快，又非常美观，极具视觉效果，且没有半点市侩气。比如他为《广东太平洋报》所作的广告，图案为斜立在画面中的剪影式高大树干，在大块留白中嵌入几个字，十分醒目。再如他设计的另一幅《太平洋报》的广告：画面中心是三个奔跑叫卖的漫画式人物，身上都写着“太平洋”三字；他们各自举着牌，牌子上均写着有关《太平洋报》的广告词，构思巧妙生动，极有意趣，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李叔同的广告设计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他对广告的深入研究分不开的。他曾写过一篇专论广告的文章——《广告丛谈》，对广告的历史、特点、功用、分类等，作了细致的分析和论述。单就李叔同做事的认真和严谨而言，着实令人钦佩。任何创新，单凭热情是不够的，才气也不是百用不爽的灵丹妙药，必须有扎实的知识根基，当然还要有对当下广告现状的透彻了解。
李叔同的广告不仅花样翻新，而且种类也很多。既有书刊、报纸广告，也有个人广告。如“李梅庵先生画扇”“曾存吴（曾孝谷）书例”等等，其中也有自己的“书例”。
《太平洋报》创办之初，叶楚伧、柳亚子、朱少屏、曾孝谷、李叔同等人，还发起成立了“文美会”，以研究文学、美术为目的。会所就设在太平洋报社楼上。会刊《文美》杂志，由李叔同设计和编辑，内容以会员所作书画及印章拓本等为主，会员的文字作品则由汪燮卿等人手抄。杂志纸张大小一律，设计编排极为精美，可惜并未印行，只在会员中彼此传观。“文美会”成员每月雅集一次，展览会员创作的文学、美术作品，传观会刊《文美》杂志，还有联句、名家演说、当筵挥毫、展览品拈阄交换等，活动内容十分丰富而有趣。1912年5月14日下午，“文美会”组织了第一次雅集。李叔同、曾孝谷、柳亚子等出席，与会者还有黄宾虹、吴昌硕及来沪不久的陈师曾等一代书画名家。会上，李叔同展示了自己的书法作品，而曾孝谷则除了自画的花卉团扇外，还将所藏日本文部省美术展览会作品，及日本油画家的作品集一并拿来展示。在会上交流传阅的《文美》杂志中，刊载有李叔同《李氏印谱序》及画作《盼》，曾孝谷的《与某记者论西洋画书》一文和画作《马》，也同期刊载。
苏曼殊僧装像
李叔同供职《太平洋报》的时间虽短，却留下了许多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其中之一是李叔同与苏曼殊的交谊。李、苏是“南社”中的两位“奇人”，二人都才华横溢，也都与佛有缘。不同的是，苏曼殊三度入佛，最终却到人间世里寻快乐；李叔同却是浊世挣扎，中年遁迹佛门，持戒苦修了生死。当时，二人都供职于《太平洋报》，但在这之前究竟何时相识，有过什么交往，至今仍搞不清楚。有资料证实，1907年，苏曼殊曾在东京看过“春柳社”李叔同等人的演出，且评价似乎不高。但李叔同对苏曼殊的创作却相当看重。
在《太平洋报》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一天，叶楚伧向苏曼殊索画，苏曼殊则以无画具和清静的画室为由推脱。报馆三楼有李叔同的一个房间，布置甚精，画具也完备，李叔同这天又恰好不在报社。于是叶楚伧就连请带扯地把苏曼殊弄到李叔同的房间里，关了门让他立刻就画。苏曼殊再无托辞，不能不画了，这便是《汾堤吊梦图》一画的由来。后来，叶楚伧曾在诗序中记述了这幅画的诞生经过，只是没有说明此事发生在李叔同的房间。诗序中说：“余访午梦堂旧址后，归抵海上，曼殊适自日本来。余于《太平洋报》楼上，供养糖果，扃置一室，乃为余画《汾堤吊梦图》。及今展观，无异玮宝。”［4］
李叔同这幅《汾堤吊梦图》十分欣赏，很快就铸版发表在《太平洋画报》上。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叔同以隶书笔意题写的《莎士比亚墓志》。李、苏的书、画，相映成趣，时人称这两件艺术作品为“双绝”。
苏曼殊真正享誉文坛的作品，是他的中篇小说《断鸿零雁记》。小说写一个孤儿飘零的身世和悲剧性的爱情，带有自传的性质。作品写得凄楚动人，被称之为“哀情小说”。这部小说曾在南洋爪哇的华文报纸刊载过开头部分，这次李叔同将小说以连载的形式全文发表在《太平洋画报》上。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李叔同还特意请刚到上海的画家陈师曾画了几幅插图。小说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
苏曼殊一向如闲云野鹤，行踪不定，他虽为《太平洋报》的主编之一，却很少参与报社的编务工作，只是在报上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诗文信札，交上早在爪哇时写成的《断鸿零雁记》，便于五月初赴日探母去了。回国后待了一个月，又再度赴日，及至十一月间回到国内，《太平洋报》早已关门大吉，报社同仁星散，李叔同也去了杭州。此后，李、苏之间好像再无联系。1918年5月2日，苏曼殊在上海病逝，3个月后，李叔同在杭州出家。
《太平洋画报》虽然容量不大，但李叔同充分利用这一有限的舆论空间，传播新知，革故鼎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对艺术的执著精神和卓异识见。他善于发现优秀的作品，也不吝举荐优秀的艺术人才。他对陈师曾的赏识与推重，就称得上是一段美谈。
陈师曾（1876—1923），原名陈衡恪，号槐堂、朽道人，江西修水人。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之孙，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陈三立（散原）长子，国学大师陈寅恪长兄。陈师曾早年留学日本。善诗文、书法，尤长于绘画，喜绘园林小景、写意花鸟和风俗人物。作画重创造，喜生动，求意趣，师造化。其花鸟画多大笔写意，人物画多取材市井生活，带有速写和漫画的情趣。李叔同与陈师曾在日本留学时相识，还曾一起参加过文艺团体“淡白会”。1912年5月初，陈师曾由北京南下上海，《太平洋报》特意对此作了报道，并刊出陈师曾大幅半身照片，外框裁为椭圆形，题曰“朽道人像”；还报道了“文美会”欢迎陈师曾的消息。与此同时，又在报上连续发表了陈师曾的十多幅作品，每幅都放在版面中央，且画幅之大，也超过常规。李叔同如此用心地宣传陈师曾及其作品，其用意显然不仅仅是表达对陈氏的敬重。那时还在溪西小学堂读书的15岁少年丰子恺，在1947年所写的《我的漫画》一文中回忆说：“我小时候，《太平洋画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在丰子恺的心目中，陈师曾可以称得上中国漫画的开山鼻祖了。
陈师曾像
在主持《太平洋画报》期间，李叔同也偶尔将自己的作品刊发报上。如七律《咏菊》：
姹紫嫣红不耐霜，繁华一霎过韶光。
生来未藉东风力，老去能添晚节香。
风里柔条频损绿，花中正色自含黄。
莫言冷淡无知己，曾有渊明为举觞。
《题丁慕琴绘黛玉葬花图二绝》
收拾残红意自勤，携锄替筑百花坟。
玉钩斜畔隋家冢，一样千秋冷夕曛。
飘零何事怨春归，九十韶光花自飞。
寄语芳魂莫惆怅，美人香草好相依。［5］
这些诗作坦露出作者自甘淡泊、以清高自标的心态。
表面看来，李叔同的这段生活是热闹的，然而细读他此一时期的诗作，会明显地感到，面对云谲波诡的社会变迁，李叔同的内心深处，其实更多的是孤独和落寞。
1912年夏末，随着报社后台老板陈其美的离职，《太平洋报》立刻陷入财政危机，并很快因负债而停刊了。李叔同短短几个月的办报生涯，也随之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