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执教生涯
《太平洋报》停刊，报社同人各自东西，李叔同也面临着新的选择。正当他去向未定之时，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越年改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以留日同学之谊，力邀李叔同来校任音乐、图画教师。
经亨颐提倡“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办学理念。当时国内的艺术师资异常匮乏，绘画一门，偌大中国，只有南京两江师范学堂设有图画科，且只授临摹和静物写生，西画课教员只得延聘外国传教士；至于音乐一门，师资更是稀缺，有条件的学校只好聘请日本教习。经亨颐要提升美育教育，改变艺术人才培养的落后局面，像李叔同这样诸艺皆精的艺术家，自然是求之若渴了。李叔同归国之后，也曾有过短暂的从教经历，能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似乎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尽管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一名艺术教师；况且，杭州城如画的风光，也是他心向往之的。［6］
经亨颐像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10年前的秋天，李叔同第一次来到杭州，是以一个士子的身份应考乡试。那次他住了约莫一个月，最后空手而归。此番再来，却是以教师的身份来谋生计。没想到的是，这次他竟一住10年，并且在这个回荡着梵呗钟声的地方，完成了他生命中最惊世骇俗的华美转身。
当时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可谓群英荟萃。校长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8年回国后先后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校长，兼省教育会会长。他主张“人格教育”，与提倡职业教育的黄炎培齐名当时。教师中有马叙伦、夏丐尊、钱均夫、姜丹书、单不庵、堵申甫等等。其中夏丐尊留学日本，回国后于1908年应前任校长沈钧儒之聘来校任教；姜丹书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专科毕业后，先于李叔同一年来校任图画、手工教员，他的前任则是一位日本老师。李叔同的加盟，无异使学校艺术教育师资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强。
李叔同是个一向认真的人。他认为，教授艺术，不能只凭一张嘴，否则不如不做。他答应来校任教，但同时也向经亨颐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条件：每个学生要有一架风琴，绘画室石膏头像、画架等不能有缺。这对经亨颐来说，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一来学校缺钱，二来市上缺货，每人一架风琴的要求，实在太高。而李叔同却回答说，同学出去要教唱歌，不会弹琴不行。教授时间有限，练习全在课外，你难办到，我怕难以遵命。经亨颐知道李叔同的脾气，只好想尽办法，弄到大小风琴五六十架（仅够要求的半数），排放在礼堂的四周、自修室、走廊，再请李叔同看过，李叔同方才点头应允。
做教师，就像一个教师。李叔同脱下了漂亮的洋装，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成了黑的钢丝边眼镜。看到他布衣布履、整洁朴素的样子，谁会想到他当年的风流倜傥。在校园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就是同事房里也很少去走动，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他走路脚步重，但很迅速，从不左顾右盼；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自己的房间。
那时的学校里，最看重的是英文、国语和算术，而图画、音乐课是向来不受重视的，同学们上课时很随便，把它当做游戏。而李叔同初次上课，就使学生立刻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
对李叔同初次上课的情景，丰子恺曾有过详细的描述：“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这教室四面临空，独立在花园里，好比一个温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还没有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蔼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了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7］
在学生王平陵的眼里，李叔同的生活极简单，爱穿洁净的长袍，即在隆冬严寒的天气，也喜欢摇着一柄尺许长的白纸扇。然而，这种名士的做派，并没有给人以孤傲不群、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大家反倒觉得他的“眼睛里永远含着慈祥的微笑，好像不会生气发怒一般，说话的声音，亲切而低沉，充满着恳挚的感情。你有什么疑难的问题，需要得到他的解释，只要你肯虚心求教，他总是拉着你的手走进工作室，详详细细讲给你听，毫不觉得麻烦和厌倦”［8］。当然，在李叔同这种宽厚和善的下面，似乎还有另一种东西，对此，他的学生们几乎都能感受到。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即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
这种温和甚至谦恭的背后，是一份真诚和严厉。而这些看似矛盾的语默动止，又是别人学不来的。因为这里面是有贵族绅士般的教养与特立独行的格调作支撑的。他的好友，同在浙江一师教国文的夏丐尊先生，恰好与他形成鲜明的对比。夏先生对待学生，可以说是事无巨细，一律都管。即便他偶然走过校园，看到年纪小的同学弄小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时，学生走出校门，他看见了，又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夏先生就是这样，毫不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也便嬉皮笑脸，同他亲近。因为夏先生的头像木瓜，学生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夏木瓜”，其实不是绰号，是爱称。李叔同则话很少，说时总和颜悦色，甚而至于低声下气，态度的谦恭与郑重，使学生感动不已。一个最顽皮的学生就说：“我情愿被夏木瓜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9］这正如丰子恺所说：“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10］
夏丐尊像
不单是学生，即便同事对李叔同也是非常敬畏的。有一次，李鸿梁等几个同学，跑到日本教师本田利实的房间里，求他给每位同学写一幅书法屏条。可是他那里文具不齐备，不肯写。同学们就请他到李叔同的写字间里去写，他连说不好。后来探知李先生出去了，他才答应，不过叫同学放哨似地在扶梯边、走廊上、房门口都站了人，如李先生回来须立刻通知他。同学们看到他这个样子，就说：“李先生决不会因此发恼的。”他却说：“在李先生面前是不可以随便的。李先生的道德文章固然不必说，连日本话也说得那样漂亮，真了不起！”等到字写好了，同学们就诳他说，李先生来了，他立刻狼狈地逃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夏丐尊和李叔同，在浙江一师共事7年，两个人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也相知最深。夏丐尊曾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说：那时“我担任舍监职务，兼教修身课，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他（李叔同）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这两种科目，在他未来以前，是学生所忽视的。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他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11］。
学生和同事之所以如此敬畏李叔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问好，音乐、绘画好，而主要是因为他的态度认真。李叔同“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彻底不可”［12］。他在第一次给学生上课时，就能叫出多数学生的姓名。大家都觉得惊奇，后来才知道，他早已把学生的学籍簿拿去默认过了。教学进度表之类的东西，在那时的学校还是没有的，而李叔同在每学期开学前，就早早地把学期所教的内容和顺序详细编定，预告给学生。每次上美术课时，他总是预先把各时代、各名家的代表作搜集起来，附记在纸条上，往讲桌上一放，就是高高的一大堆。他对学生的弹琴，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无论附点、切分符、强弱等都非常注意。对学生练习的新曲，他每周检查一次，结果使他满意的，就在本子上写一个“佳”或“尚佳”、“尚可”等字样。否则，他立刻站起来，用天津腔的上海话对你说：“蛮好，蛮好，不过狄葛浪好像有点勿大里对”（江浙话，意即“这上面好像有点不大对”），或说“还可以慢一点，狄葛浪还要延长一点”等等。这时候，你不必啰嗦，啰嗦也没有用，他决不再讲第二句话，你还是赶快退出去，再练你的，到下一周和新曲子一同再弹给他听。
有时候，他的认真会连相知最深的朋友都吃一惊。有一次，宿舍里有学生丢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但检查起来，却找不到证据。作为舍监的夏丐尊先生，自然无法脱清干系，所以很惭愧，也很苦恼，便找李叔同商量。李叔同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
李叔同看了看一脸疑惑的夏丐尊，接着说：“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在常人看来，这种极端的举措实在匪夷所思，但李叔同是认真的，绝不是在和夏先生开玩笑。夏丐尊自愧不能照他的办法去做，只好以笑作答。当然，李叔同也不会因此而责备他。
诚如夏丐尊先生所言，李叔同这种叫人既敬且畏的个人魅力，一部分来自他丰厚的学养，诸艺皆通的渊博，但更多的却是来自他为人的真诚和做事的认真。多年之后，吴梦非在回忆起他这位师长的时候，无限感慨地说：“弘一法师的诲人，少说话，是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恭敬起来。但他对待学生并不严厉，却是非常和蔼地，这真可说是人格感化了。”［13］
李叔同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待人与处事，所以他上音乐、绘画课时，学生们会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都严肃；对他们的李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在别的学校里，英语、国文、算术三门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浙江第一师范，音乐、绘画教师却最有权威，因为是有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才情加人品构成了李叔同的人格力量。他的卓异才情，使他教授的音乐、美术课程，平添了无穷的魅力。他的学生丰子恺，正是在这种魅力的吸引下，改变了自己的志向，决定把一生奉献给艺术。而他的人品，更令他的学生铭刻于心，且受益终生。李叔同在20岁时，就有了这样的认识：读书人当以器识为先，文艺为后。许多年来，他一直身体力行，而今面对着这些可爱的学子，他仍然不忘教诲他们：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
在李叔同的案头，总是放着一部明代刘宗周所著的关于古来贤人嘉言懿行的《人谱》。书的封面上，有他亲笔题写的“身体力行”4个字，每个字旁边还加了一个红圈。有一次，丰子恺和几个同学到他房间里谈话，他翻开这部《人谱》，指着其中的一节文字给他们看：“唐初，王、杨、卢、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然后说，这里的“贵显”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该理解为道德高尚和人格伟大的意思。也就是说，读书人应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倘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所以他告诫学生：“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丰子恺回忆说：“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14］后来，李叔同出家时把这部《人谱》送给了丰子恺。丰子恺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此书抗战时毁于炮火，丰子恺十分痛惜，后来他避难四川，偶然在成都旧书摊上看到一部《人谱》，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一直保存在身边。虽然这一部《人谱》上没有加红圈的“身体力行”4个字，但恩师的教诲他是铭记于心且心领神会的。在《新艺术》一文中，丰子恺说：“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的人，虽然未尝描画吟诗，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光明磊落之心，而为可敬可爱之人。若反之，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心，则其人不啻是一架无情的机械了。”［15］此话可谓深得恩师真传。的确，真正的艺术是心灵的事业，而非技巧的工夫。和他的恩师一样，丰子恺以博大而深微的心灵，去观照天地间一切有情无情的事物，让心灵去追逐心灵，让童心去发现童心，让博爱去呼唤博爱，这正是他后来的散文和漫画惠赐给读者的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
刘质平像
李叔同与他的得意弟子刘质平的故事，似乎更具传奇色彩。由此可以看出，李叔同是怎样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去影响、感染和教育学生的。
1912年冬季的一天，刘质平试着写了一首歌曲。这是他生平第一个习作，心里既兴奋又忐忑。这天适逢大雪，天寒地冻，刘质平还是拿着自己的习作去给老师过目。李叔同细看了一遍曲子，然后若有所思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个学生，一言不发。刘质平还以为老师怪罪自己急于求成，正在羞愧之时，忽听李叔同说道：“今晚八点三十五分，赴音乐教室，有话讲。”
晚上，雪越下越大，还不时刮着狂风。刘质平准时赶到教室，见教室门前已有足迹，但教室里面一片漆黑，悄无声息。刘质平就站在门外廊下等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却不见李先生的身影。刘质平正疑惑间，忽见教室里灯光大亮，接着从室内走出一人，正是李先生。只见他手持一表，说相约时间无误，并告诉他可以回去了。原来，李叔同是用这种方式，考验刘质平是不是一个做事认真、守信的人，至于曲子写得好坏，并非最重要的问题。这次雪夜考验之后，李叔同认定刘质平是可造之材，就在每周课外单独指导他两次，还特意介绍他到当时在杭州的美籍教师鲍乃德夫人处学钢琴。
1915年秋，刘质平因病休学在家，心情十分苦闷。李叔同就去信安慰、鼓励他，信中说：“人生多艰，‘不如意事常八九’，吾人于此，当镇定精神，勉于苦中寻乐；若处处拘泥，徒劳脑力，无济于事，适自苦耳。吾弟卧病多暇，可取古人修养格言（如《论语》之类）读之，胸中必另有一番境界。”［16］
刘质平1916年夏天毕业后，在李叔同的鼓励下，到日本继续学习音乐。到日本后，刘质平感到很不适应。李叔同就去信安慰他，并殷殷告诫应注意的问题：
（一）宜重卫生，俾免中途辍学（习音乐者，非身体健壮之人不易进步。专运动五指及脑，他处不运动则易致疾。故每日宜为适当之休息及应有之娱乐，适度之运动。又宜早眠早起，食后宜休息一小时，不可即弹琴）。
（二）宜慎出场演奏，免人之忌妒（能不演奏最妥，抱璞而藏，君子之行也）。
（三）宜慎交游，免生无谓之是非（留学界品类尤杂，最宜谨慎）。
（四）勿躐等急进（吾人求学须从常规，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矣）。
（五）勿心浮气躁（学稍有得，即深自矜夸；或学而不进（此种境界他日有之），即生厌烦心，或抱悲观，皆不可。必须心气平定，不急进，不间断。日久自有适当之成绩）。
（六）宜信仰宗教，求精神上之安乐（据余一人之所见，确系如此，未知君以为如何？）。［17］
信末还附录格言数则供刘质平参阅，并附言道：“不佞进来颇有志于修养，但言易行难，能持久不变尤难，如何如何！”此言似在言自身之忧，实则委婉地提醒刘质平言易行难，治学也好，修身养性也罢，都贵在持之以恒。其用心之深之细，可谓胜似父母。
此信写于1916年旧历八月十九日，信中透露，此时李叔同已开始关注宗教，并认为信仰宗教，可以使人求得精神上的安乐。
过了一段时间，刘质平在练习贝多芬钢琴曲时产生了畏难情绪，又担心报考正规音乐学校时落榜，有负老师栽培。李叔同又在信中耐心劝慰，晓之以理：
愈学愈难，是君之进步，何反以是为忧！B氏曲君习之，似躐等，中止甚是。试验时宜应试，取与不取，听之可也。不佞与君交谊至厚，何至因此区区云对不起？但如君现在忧虑过度，自寻苦恼，或因是致疾，中途辍学，是真对不起鄙人矣。从前鄙人与君函内解劝君之言语，万万不可忘记，宜时时取出阅看。能时时阅看，依此实行，必可免除一切烦恼。从前牛山充（日本学者，精通音乐——引者注）入学试验，落第四次，中山晋平（日本作曲家——引者注）落第二次，彼何尝因是灰心？
总之，君志气太高，好名太甚，“务实循序”四字，可为君之药石也。［18］
在李叔同的教诲和勉励下，刘质平于1917年秋考入东京音乐学校。可是接踵而来的是学费无着的困扰。李叔同曾为他竭力申请过官费，但未获成功。刘质平家在浙江海宁农村，甚是贫寒，亦告无力资助。在这种情况下，李叔同毅然决定解囊相济。当时，李叔同的月薪为105元，每月支出为：上海家用40元，天津家用25元，自己伙食费10元、零用5元、应酬费买物添衣费5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每月拿出20元接济刘质平，并与他约法四章：
一、此款系以我辈之交谊，赠君用之，并非借贷与君。因不佞向不喜与人通借贷也。故此款君受之，将来不必偿还。
二、赠款事只有吾二人知，不可与第三人谈及。家族如追问，可云有人如此而已，万不可提出姓名。
三、赠款期限，以君之家族不给学费时起，至毕业时止。但如有前述之变故，则不能赠款（如减薪水太多，则赠款亦须减少）。
四、君须听从不佞之意见，不可违背。不佞并无他意，但愿君按部就班用功，无太过不及。注重卫生，俾可学成有获，不致半途中止也。君之心高气浮是第一障碍物（自杀之事不可再想），必痛除。［19］
在李叔同的劝勉和资助下，刘质平不仅渡过了财务危机，也渡过了人生的危机，继续留学。1918年，李叔同决意出家。出家前，仍不忘为刘质平筹集学费。他估计到刘质平毕业，还需资金千余元，就准备借款，并在旧历三月二十五日写给刘质平的信中说：“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致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20］
他的另一位弟子李鸿梁，是一个性情率直，锋芒太露的人。李叔同第一次写给他的对联是：“拔剑砍地，投石冲天”。横批是：“豪放”。这副对联很是耐人寻味，李叔同似乎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学生：“蛮勇”和“豪放”不可相提并论。1915年李鸿梁毕业时，李叔同正忙着准备去日本，临行前，还不忘抽空给这位弟子写信，告诫他处世要“圆通”一些，否则不能与世相水乳。回国前，又特意发来电报，让李鸿梁代自己到南京高师教课。李鸿梁刚毕业，年纪又轻，骤然去教同等程度的学生，心里不免忐忑不安。不久，李叔同从日本回来，发现李鸿梁正在为难，便拿着本学期的教学进度表，帮他做详细的安排，又拿出一串钥匙交给李鸿梁，交代说，卧室与教员休息室离得很远，每天早晨必须把自己的表与钟楼的大钟对准，号声有时候听不清楚；如果有事外出，叫车子回校，一定要和车夫说清楚拉到教员宿舍，校门离教员宿舍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吃饭时要用两双筷子、两只调羹，如果觉得不便，可以让厨房把饭单独开到自己的房间里来。还有那个管理房间的工友叫××，你要留意等等。最后，又交给李鸿梁两封亲笔信，一封是带给校长江谦的，一封是给留日学友、时任南京道尹公署视察韩侯亮的。信里的意思是拜托两位老友代为关照自己的学生。末了，还在一把绢面折扇上，题写了《龙门二十品》和《天发神谶碑》片段，送给李鸿梁留念。第二天，李鸿梁就要赶赴南京了。清晨刚一起床，李叔同就来旅馆送他，邀他共进早餐，然后送他上火车，直到开车的信号亮起才离去。委婉的教诲、热心的提携和细致入微的关切，李叔同施与学生的这种爱，甚至比父母之爱更为仁厚和博大。
李叔同对学生慈父般的关爱，不仅展示出他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德行，而且也使学生从他的“身教”中，学会怎样做一个好人。
李叔同对艺术教育，是非常认真和投入的。民国初年，国内一般学校的绘画教法，无非是让学生临摹黑板画而已。李叔同则不然，他计划十分周详，设备也力求充足。当时国内的画具，除了干水彩颜料、铅笔、纸以外，什么也没有。学生用的画具、石膏模型甚至木炭，都要从日本买来。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认真和执著，在他任教音乐、绘画的浙江一师，“图画、音乐两科最被看重，校内有特殊设备（开天窗，有画架）的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在校园内），置备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课程表里的图画、音乐钟点虽然照当时规定，并不增多，然而课外图画、音乐学习的时间比任何功课都勤：下午4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地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21］。
李叔同初来时，学生上图画课是依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笔画帖》及《水彩画帖》而临摹。李叔同则撇开这些课本，让学生直接画石膏模型。上第一堂图画课时，他从讲桌下取出一盆馒头，这使学生大为惊异，后来才知道是发给大家当橡皮擦用的。丰子恺回忆起第一次画模型的情景时说：“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22］
李叔同第一次让学生认识到“写生”的真实含义，即直接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绘画，而不是简单地临写别人的画作。此后学生们渐渐脱离黑板和画帖，通过实物和风景写生，练习绘画的基本工夫。
野外写生，多数是到西湖一带画风景。那时很少有人知道写生是怎么回事，因此常会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一次，学生们到西湖边写生，警察见他们一个个支起三脚架，面对着远山近水，涂涂画画，以为他们是在私自测绘地形地貌，当即出面制止。
还有一次，李鸿梁和张联辉在河边写生，一会儿来了个警察，问张联辉是哪里人。张联辉说是东阳人。警察误以为是“东洋人”跑到中国来私绘地图，立刻要把他们带到局里盘问。李鸿梁知道警察误将“东阳”听成了“东洋”，就赶忙解释说他们是浙江一师的学生，是来这里写生的，学校早有公函通报了警局。谁知这位警察不懂什么叫写生，解释半天，仍坚持要他们两人到局里走一趟。类似事件还发生过几次，可见野外写生，在外人看来是多么稀奇而陌生的事情。
为了方便学生写生，李叔同还建议学校专门打造了两条小船。船下水那天，李叔同、夏丐尊和学生们在西湖上聚餐欢庆。也许是过于兴奋的缘故，夏丐尊先生下船时立脚不稳，一头栽进水中。李叔同慌乱中一把抓住了他的一只脚，但夏先生身体本来就笨重，加上正是冬天，穿了皮袍，一浸水更重，再者船身小，也不便动作。众人叫喊着先让李先生放了手，然后才把夏先生拉上来。夏先生全身湿透不说，还丢了一块金表。这也算是野外写生中一个有意思的小插曲吧。
1914年秋天，按照教学进度，李叔同首次安排了人体写生课。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情。长期以来，中国美术界一直认为，中国裸体写生始于刘海粟主持的上海美专，而实际上，刘海粟使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时间，应为1915年。中国最早采用裸体写生的，当属浙江一师，首创者就是李叔同。陈星先生认为，支持此说最有力的证据，当为吴梦非先生1959年于《美术研究》第3期上发表的《“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教育回忆片断》一文。文章说：“李叔同先生教我们绘画时，首先教我们写生。初用石膏模型及静物。1914年后改用人体写生。本文所附照片便是我们第一次用真人作模特儿练习写生的留影。我们这一班学生有二十多人，如周玲荪、金咨甫、朱酥典、李鸿梁、朱蔼孙等。”吴梦非先生不仅明确指出人体写生课的开设时间是1914年，同时还出示了“第一次用真人作模特儿练习写生的留影”。为了慎重起见，陈星先生还于2000年3月7日专门采访了吴梦非先生的女儿，中国电子琴学会副会长吴嘉平女士。“吴女士查得其父生前手稿，手稿上明确指证此照片第二排左起第三人即是吴梦非本人；而我们如今在这张照片上也能辨别出后排右起第二人即是李叔同。这样，问题应该是清楚了。吴梦非先生是李叔同所教的第一届学生，是李叔同首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亲自参与者，而他发表文章时所附的照片上又有他本人，故可确定李叔同首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时间是1914年。当不会再有疑问了。”［23］
1914年，浙江一师人体模特美术课，后排右二站立者为李叔同
在浙江一师近七年的教学中，李叔同先后开设了素描、油画、水彩、图案、西洋美术史、弹琴、作曲等课程，将西洋画法与作曲法引入课堂，并首开人体模特教学的先河，为中国近代艺术教育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和实践。
教学之余，李叔同为活跃校园的艺术气氛，增长学生见闻并进而提高其实践能力，还发起成立艺术团体，编印文艺刊物。1913年，浙江一师校友会拟创办《白阳》杂志。李叔同是办刊物的行家里手，自然要由他来担纲。从封面设计、题字，到版面安排，都由他一人操刀，内里全部的文字，也由他用毛笔书写石印。刊物中的主要文章《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说》《石膏模型用法》《音乐小杂志序》等，均为李叔同撰写。另外，由他填词作曲的三部合唱歌曲《春游》，和他初来杭州时写的《西湖游记》也一并在《白阳》杂志刊发。除刊登在首页的经亨颐校长的篆书题字“美意延年”外，此杂志还收有经亨颐、夏丐尊、刘毓盘和学生邱梅白、章微颖、吴梦非、李鸿梁等人的作品。其中有小说、诗、词，写生日记，“人体画法”，印稿画稿等，内容极丰富，涉及艺术门类也很多。
综合性文艺刊物《白阳》，是我国近代最早的艺术教育校刊。该杂志首发的三部合唱曲《春游》，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部合唱曲，而《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也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近代欧洲文学史。
李叔同还支持学生成立了“乐石社”“漫画会”等业余社团。“乐石社”由学生邱梅白发起，初期有社员16人，由于社员均为本校教师和学生，所以社团成立后，社友们公推李叔同为社长。“乐石社”在李叔同的操持和西泠印社吴昌硕等诸名家的关心和提携下，不断发展壮大，半年后，社员扩充至25人。其重要社友包括经亨颐、夏丐尊、堵申甫、费砚（龙丁）、姚石子、周承德、徐渭仁等人。李叔同还邀请柳亚子入社，柳亚子以不擅金石之学为由推辞。李叔同便以南郭先生的典故相劝，要他“滥厕其间”，柳亚子终于无话可说，成了挂名社员。姚鹓雏在《乐石社记》中说：“乐石社者，李子息霜，集其友朋弟子治金石之学者，相与探讨观摩，穷极渊微而以存古之作也。……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书、能绘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篆刻。顾平居接人，冲然夷然，若举所不屑。气宇简穆、稠人广坐之间，若不能一言；而一室萧然，图书环列，往往沉酣咀啜，致忘旦暮。余以是叹古之君子，擅绝学而垂来今者，其必有收视反听、凝神专精之度，所以用志不纷，而融古若冶，盖斯事大抵然也。兹来虎林（即“武林”，杭州一名武林。——引者注），出其所学，以饷多士。复能于课余之暇，进以风雅，雍雍矩度，讲贯一堂，毡墨鼎彝，与山色湖光相掩映。方今之世，而有嗜古好事若李子者，不令千载下闻风兴起哉！”［24］姚鹓雏与李叔同同为“南社”社友、《太平洋报》同人，可谓相识日久，相知亦深。
“漫画会”亦由李叔同亲自指导，他规定学生每周最少交四幅作品，每月展览一次。令人惊奇的是，“漫画会”还曾编印过一本《木版画集》，所收作品全部由会员自己画、自己刻、自己印、自己装订而成。李叔同还亲手刻了一幅模仿小孩画的人像。这本木版画集，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一个集子，而李叔同大概也是中国第一个提倡并创作现代版画的人。
在将近七年的执教生涯中，李叔同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音乐和美术人才。1922年，也就是出家4年之后，李叔同在写给侄子李圣章的信中说：“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25］在他的这些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散文家、漫画家的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吴梦非，画家潘天寿，作家曹聚仁等等。1919年，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人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23年改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学校，1924年改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大学）和“中华美育会”，继承和发扬李叔同的教育精神，培养了一批艺术教育人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浙沪一带中小学校中的艺术课教师，大多是李叔同的弟子或再传弟子。
挚友夏丐尊曾颇为感慨地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缘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26］这实在是不刊之论。
1915年秋，李叔同南洋公学时的同学江谦（字易园），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苦苦恳请李叔同来校任教，碍于情面，他只好接受了聘书。不意夏丐尊等友人一再恳留，他又不忍违背朋友的诚意，便在杭州、南京两处来回跑，一个月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尽管舟车劳顿，但他对南京高师的教职还是尽心尽力的。1939年，李叔同60岁寿辰时，江谦以《寿弘一大师六十周甲诗》为之祝寿，诗中回忆了二人共事高师时的情景：“鸡鸣山下读书堂，廿载金陵梦未忘。‘宁社’恣尝蔬笋味，当年已接佛陀光。”［27］在诗的跋语中，江谦记述了李叔同在授课之余，帮着组织金石书画社团“宁社”，借用佛寺展出社友们的作品，并举办讲座，向社友们宣讲相关知识。江谦还透露，在与社友们聚餐时，李叔同只吃蔬食，不动荤腥，言语间流露出“导儒归佛”的迹象。
就在同一年，李叔同在西湖烟霞洞偶遇津门故交陈宝泉。陈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极力邀请他北上担任高等师范教授。李叔同只是“笑而应之”。待陈返京不久，李叔同就去信婉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