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声色场上
从南洋公学退学后，李叔同应聘圣约翰书院（1906年后更名为圣约翰大学），与尤惜阴［21］同任国文教习，但不久又离去。
两次乡试不第，保举经济特科又落了空，书院教习的位置他更是无心恋战。此时的李叔同，犹如独行荒原的疲惫旅人，四顾茫然，既找不到前行的路径，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这情景，正如他自己所言：是“奔走天涯无一事”。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生的无趣与无奈，于是寄情声色，试图在与歌郎艺妓的浅吟低唱中排解内心的苦闷。
关于李叔同这段寄情声色的生活，他后来的同事、朋友姜丹书曾说：“先是上人（李叔同—引者注）年少翩翩，浪迹燕市，抱屈宋之才华，恨生叔季之时会。一腔牢骚忧愤，尽寄托于风情潇洒间；亦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辈，以艺事相往还。抑莲为君子之花，皦然泥而不滓。盖高山流水，志在赏音而已。”［22］意思是说：李叔同虽然才比屈原宋玉，可惜生逢乱世，才华不得施展，因而寄情声色，以消心中块垒；而走马章台，只不过是到“胭脂队里”寻知音，志在赏音，即使泥足偶陷，亦出淤泥而不染。这样的说辞不无道理，然而也多少有点替贤者遮掩或曲意维护之嫌。
就现有资料来看，李叔同之涉足声色，也是受旧时代风习的浸染，身上不免沾带了些传统文人骚客的风雅和浊世公子的放浪。还在少年时代，李叔同就频繁地出入秦楼楚馆，歌台舞榭，这一方面出于他对戏剧的爱好，而更多的则缘于他公子哥儿的习气。要知道，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这个财力和雅兴，整日盘桓于歌楼戏院，大把地散钱捧角的。
从天津时期捧角逐艳始，直到1905年母丧北归，李叔同诗酒声色的生活，似乎没有中断过。迁居上海后的第二年（1899），李叔同“偶游北里，以诗赠名妓雁影女史朱慧百，朱画扇为赠，并和其原作”［23］。朱慧百在和诗的小记中写道：“漱筒（即李叔同—引者注）先生，当湖名士，过谈累日，知其抱负非常，感事愤时，溢于言表。蒙贻佳什，并索画扇，勉以原韵，率成三截，以答琼琚。”［24］其时，李叔同已与袁、许、张、蔡结为“天涯五友”，晨昏聚会，诗词唱和，书画交流。正是在这期间，李叔同还要偷闲“偶游北里”，同“设色于春申旅舍”的雁影女史“过谈累日”，赠佳什，索画扇，这也许不单单是抑郁难申而又知音无觅吧。
1901年夏，李叔同结识了以“才女”著称的上海名妓李苹香［25］。6月16日，李叔同应富春山民（曾为《天涯五友图》撰写序文）之邀，赴李苹香天韵阁宴饮。酒阑之际，几个人即席赋诗，书赠李苹香。李叔同以“惜霜仙史”之名，书赠七绝3首。其中一首云：
沧海狂澜聒地流，新声怕听四弦秋。如何十里章台路，只有花枝不解愁。［26］
李苹香自书诗扇相赠。
李叔同还有《和补园居士韵，又赠苹香》七绝4首。其中3首写道：
慢将别恨怨离居，一幅新愁和泪书。梦醒扬州狂杜牧，风尘辜负女相如。
伊谁情种说神仙，恨海茫茫本孽缘。笑我风怀半消却，年来参透断肠禅。
闲愁检点付新诗，岁月惊心鬓已丝。取次花丛懒回顾，休将薄幸怨微之。［27］
上海名妓李苹香（右）
杜牧是娼楼常客，故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的诗句。“梦醒扬州狂杜牧”正是由这两句诗点化而来。“取次花丛懒回顾”，则是元稹（字微之）著名七绝《离思》中的诗句，李叔同信手拿来，直接嵌入自己的诗中，其对元稹诗的熟稔程度，自不待多言。而杜牧、元稹二位，都是唐代艳诗高手，说他们是风流诗人，亦不为过。如果说李叔同从这些极富才情的诗人那里，获得了赋诗填词的灵感，同时也从他们的轻艳诗句中，领略到绮靡生活的兴味，从而或多或少地沾带了一些文人风流的习性，想必不应该算作无稽之谈吧。
自夏及秋，李叔同与这些名妓酬答不断，过从甚密。在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与歌郎艺妓的交往似乎越发频密起来。当然，对这种诗酒声色的公子哥生活，他并非没有一点警觉。1902年秋，在他写给许幻园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小楼兄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南闱乡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28］信中，他为小楼兄（“天涯五友”之一的张小楼）谋到教习一职与“高攀巍科”而高兴，同时也为××兄（“天涯五友”之一的袁希濂）“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而担忧，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继续下去，“将来结局，正自可虑”。这段话也表明，他对自己“花丛征逐”的生活还是不失理智的，也似乎有了要放弃的打算。
多年之后，李叔同到底还是戒绝了诗酒声色的习惯。《太平洋报》同人孤芳在《忆弘一法师》一文中回忆说，当时《太平洋报》编辑多为南社同人，他们在编辑之余，经常出入于歌廊酒肆之间，“或使酒骂座，或题诗品伎，不脱东林复社公子哥儿的习气”［29］。唯李叔同孤傲自恃，绝不参与。这段回忆文字，除了显在的意思之外，还从侧面证明：当年出入欢场者大有人在，盖风习使然，非独李叔同不能把持，自坠风流。
说到底，李叔同终究不是整日腻在脂粉队里的纨绔子弟，他始终是别有怀抱的。只是，眼下的李叔同面临着一个坎儿，似乎什么事都不能顺心如意。就拿科举求功名来说，屡试不中，甚至连保举经济特科这样变通的路径，竟然也走不通，这对才华横溢的李叔同来讲，确实够郁闷的。当然，并不是所有才华出众的人都能金榜题名，尤其是到了科举形式僵化的明清时代。李叔同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在现存的资料中，迄今未见他对科举失利发表过什么言论。但那时的李叔同，年轻气盛，才华自恃，对科场上的屡屡失意、功名不就，恐怕未必没有一点难以化解的“结”。既然仕进路上无人慧眼识珠，人生“正途”又渺如春梦，到“胭脂队”里寻找能诗擅画的才女，在诗酒声色中惺惺相惜，抒发心中的落寞和失意；在浅吟低唱中慨叹家国离乱，宣泄胸中的苦闷与悲愤，自然就成了风流倜傥的李叔同颇有几分无奈地选择了。这大概是他寄情声色的另一原因。
在1904年填写的《金缕曲·赠歌郎金娃娃》一词中，就充分反映出李叔同这种纠结的情绪。词曰：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春余梦影，樽前眉底。陶写中年丝竹耳，走马胭脂队里。怎到眼、都成余子。片玉昆山神朗朗，紫樱桃、慢把红情系。愁万斛，来收起。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气宇，秋娘情味。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30］
很显然，在这些看似洒脱的词句背后，其实带了许多复杂而强烈的情绪。
李叔同深感世事蜩螗，而个人的前途亦茫然无绪。可悲的是，面对这种境况，作为一介书生的自己却又回天乏力，这就不能不使他的内心充满了牢骚、苦闷，甚或无奈、彷徨。在他此一时期与艺妓歌郎的酬答之作中，这类相互纠缠的情绪尽显无遗。1904年春天，在与歌郎艺妓的聚宴上，李叔同作《二月望日歌筵赋此叠韵》。诗曰：
莽莽风尘窣地遮，乱头粗服走天涯。樽前丝竹销魂曲，眼底欢娱薄命花。浊世半生人渐老，中原一发日西斜。只今多少兴亡事，不独隋堤有暮鸦。［31］几乎在同一时期，他还写过《赠语心楼主人》二绝句：
天末斜阳淡不红，蛤蟆陵下几秋风。将军已死圆圆老，都在书生倦眼中。
道左朱门谁痛哭，庭前柯木已成围。只今蕉萃江南日，不似当年金缕衣。［32］
从这些诗篇中，可以读出他复杂的心境和无以言表的人生况味。
在客居上海期间，李叔同交往的风尘女子为数不少。从现存资料来看，除以上所提到的几位，至少还应有谢秋云、高翠娥等人。李叔同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入欢场，自然与上面提到的沾染了那个时代文人、公子的习气，和寄情声色、宣泄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有关，但也与他自身的观念和对“乐籍”现象的认识有关。
1904年早春，李叔同曾应邀为“铄镂十一郎”的传记《李苹香》作序。据说这“铄镂十一郎”就是当年上海滩大名鼎鼎的《苏报》主笔章士钊。在这篇序言中，李叔同认为“乐籍”是近代文明发达的表现。“乐籍之进步与文明之发达，关系綦切。故考其文明之程度，观于乐籍可知也。”还说中国的“乐籍”之所以不景气，正是因为吾国“文化惨淡”，民智未启。而反观“文明发达之国，乐籍棋布，殆遍都邑”。不仅如此，“乐籍”还是文明发达的动因之一。“杂裙垂髾，目眺心与，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力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若不相信，请看一看“乐籍之盛为全球冠”的法国巴黎，如果说“乐籍”使“其民族沉溺于兹，无复高旷之思想”，“乃何以欧洲犹有‘欲铸活脑力，当做巴黎游’之谚？兹说兹理，较然甚明”。［33］如此言说，在今天看来，仍属惊世骇俗之论。
在出入欢场之余，李叔同还时常粉墨登场，参与公子哥之间的“票演”。晚清时代的大都市，京剧票友多为纨绔子弟。早在天津时期，李叔同就与杨小楼、刘永奎等名角大腕时相往还。迁居上海以后，他曾一度将精力用在求学交友上，很少涉足剧院戏场，但在失意之时，这种亦真亦幻的笙歌管弦，也就再一次成了他排解郁闷的方便途径。李叔同票演的剧目，多为《叭蜡庙》《白水滩》《溪黄庄》之类的武生戏，扮演的人物也多是黄霸天、穆玉玑、褚彪一类的英雄形象。
声色与情感，戏剧与人生，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构筑起一个不大不小的空间，李叔同踯躅其间，忽而沉痛，忽而欢悦；忽而沉溺，忽而清醒。然而，声色不过是稍纵即逝的欢宴，戏剧也只是声歌悦耳的自慰，这一切都无法平复李叔同内心的波澜。没必要对李叔同声色场上的行迹作什么道德评判，也许正是这些痛并快乐着的人生经历，才使他在阅尽人间、历经繁华之后，品咂出世俗人生的千般况味，从而决然遁入空门，在沿门托钵的艰辛中，踏勘人类精神生活的终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