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尘故旧
1926年正月，正在庆福寺闭关静修的弘一法师，接到天津俗家文熙二哥的来信，告知其俞氏夫人已于正月初三病故。作为佛门中人，弘一法师早已断绝尘缘，然而面对这样的消息，曾经多情善感的他，亦当别有一番滋味。此时，弘一法师正在闭关禁语，言动不便，遂拟信一封转呈寂山长老：“前数日得天津俗家兄函，谓在家之妻室已于正月初旬谢世，属弟子返津一次；但现在变乱未宁，弟子拟缓数月，再定行期。”［1］天津暂不能回，他便请吴壁华居士授神咒或往生咒一种，并在关中设灵，为俞氏夫人念了几天神咒和《地藏菩萨本愿经》。至于返津的计划，最终也未能成行。
料理完这些事情，弘一法师准备启关游方。他年内有两个计划，一是去杭州，与弘伞法师会合，整理《华严疏钞》；二是赴江西庐山，参加金光明法会，写经与世人结缘。
《华严疏钞》这部经书卷帙浩繁，内容庞杂，且书写无标点不分段，后人读起来十分困难。弘一法师打算以一人之力，对全书进行厘正，在20年内完成。年初在永嘉庆福寺时，弘一法师患感冒咳嗽，来杭之后，便住进招贤寺调养，由本寺招贤老人照护一切。因此之故，《华严疏钞》的整理工作也只好暂且放下。趁此闲暇，弘一法师给正在上海立达学园任职的丰子恺发去一封邮片，说近日来杭，承招贤老人殷勤相留，如身体不能恢复，年内或不复他适。
丰子恺1919年浙江一师毕业后，先是与刘质平、吴梦非一起在上海创办专科师范学校，继而于1921年赴日本留学。赴日前，专程到凤生寺与老师告别，此后6年，师生二人一直无缘见面。此时接到老师的邮片，丰子恺十分高兴，立即约请也在上海任职的夏丐尊先生专程前往杭州，看望弘一法师。二人当晚到杭州时，已是万家灯火，便在西湖边的一家小旅馆住了一宿。翌晨7时，二人乘黄包车赶往招贤寺，走进正殿的后面，招贤老人出来招呼，二人一看，方知这位“招贤老人”便是多年不见的弘伞法师。
招贤老人说：“弘一法师日间闭门念佛，只有送饭的人出入，下午5时才见客。”
丰、夏二人知道弘一法师的规矩是破不得的，于是和招贤老人攀谈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分头去办各自的事情，相约下午5时在此会集。下午，丰子恺和另外几个想见弘一法师的朋友赶来时，弘一法师和夏先生已坐在山门口湖岸的石埠上谈话了。见了丰子恺他们，弘一法师立起身来，带着无限的欢喜把他们引到客房里。大家坐了，暂时相对无言。过了片刻，夏先生打破沉默，介绍了与丰子恺同来的几位朋友。其中一位朋友垂手起立，向弘一法师请教有关学佛的问题。弘一法师微笑着，抬起右手示意他坐下讲，这位年轻人却依然垂手而立。弘一法师保持着笑容，双手按膝，听他讲完后，说：“初学修佛，最好是每天念佛号。起初不必求长，半小时，一小时都好。惟须专意，不可游心于他事。要练习专心念佛，可自己暗中计算，以每五句为一单位，凡念满五句，心中告一段落，或念满五句，摘念珠一颗。如此则心不暇他顾，而可专意于念佛了。初学者以这步功夫为要紧，又念佛时不妨省去‘南无’二字，而略称‘阿弥陀佛’。则可依时辰钟的秒声而念，即以‘的格（强）的格（弱）’的一个节奏的四拍合‘阿弥陀佛’四字，继续念下去，效果也与前法一样。”［2］
谈了一会儿，话题又转向赠立达学园《续藏经》的事。这部藏经，原是一位居士送给弘一法师的，因弘一法师已有一部，就打算转赠他处。去年由夏先生为立达学园请得了，可在这之前，有另外两个人也向弘一法师请求过，但久未去领。弘一法师就嘱子恺写信给那两位，说明原委，以谢绝他们。说着，弘一法师就起身进到另一间房里，拿出一张通信地址及信纸，与子恺并肩坐了，详细告诉他应该怎样措词才合适。这种郑重叮咛的情景，使丰子恺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他低着头连连应答，看着老师那一双绊着草鞋带的细长而秀白的脚，万般滋味涌上心头。
过了几天，丰子恺又接到老师的来信：“音出月拟赴江西庐山金光明会参与道场，愿手写经文三百叶分送各施主。经文须用朱书，旧有朱色不敷应用，愿仁者集道侣数人，合赠英国制水彩颜料Vermilion数瓶。”末又云：“欲数人合赠者，俾多人得布施之福德也。”［3］丰子恺接到来信后，便与夏丐尊等七八人，合买了8瓶温泽·牛顿制的水彩颜料，又附了10张宣纸，当天寄往杭州，并附信1封，请老师途经上海时，预先告知动身日期，以便到车站迎候。弘一法师回信说，不打算在上海逗留，秋后归来再图叙晤。
一晃到了暑假，丰子恺天天袒衣跣足，在过街楼上的家里写意度日。此时研究油画的友人黄涵秋，刚从日本回国，暂住在他家里。一天早晨，丰子恺正和黄涵秋一边吃早点，一边翻阅弘一法师出家时送他的照片。阿宝和阿瞻姐弟俩正在外屋里玩耍。忽然一个住在隔壁的学生张皇地跑上楼来说：“门外有两个和尚在询问丰先生，其中一个样子好像照片上见过的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跑下楼一看，果然是弘一和弘伞两位法师立在门口。弘一法师的突然出现，让丰子恺一时有点张皇失措，立了片刻，才延请他们上楼。丰子恺抢先几步进到外屋，叫孩子们走开，又把地上的玩具移走，空出一条道来，回头请两位法师进来。丰子恺问及他们的行程和起居，方知他们是前天到上海的，住在大南门灵山寺，要等江西来信，再决定动身赴庐山的日期。
正说话间，弘一法师起身走到丰子恺身边，略微放低声音说：“子恺，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吃午饭，不必多备菜，早一点就好。”
丰子恺应答着急忙走出来，吩咐阿宝去买汽水，叮嘱妻子赶紧备素菜，一定要赶在11点开饭。几个要好的邻居，得知消息，也特意赶过来要求见一见法师。
到此刻丰子恺还有点像在梦里，刚才那照片上的主人翁，竟会坐在这过街楼里。他兴奋地捧起桌上的照片，送到老师面前。弘一法师脸上显出一种超然而虚空的笑容，兴味津津地翻开来看，还一张一张地给大家说明，像说着别人的故事一样。
一位邻居问起他家庭的事，他说在天津还有哥哥、侄儿等。起初写信去告诉他们要出家，他们回信说不赞成，后来再去信，就没有回信了。研究油画的黄涵秋，知道弘一法师是中国艺术界的先辈，便拿出许多画来，同他长谈细说地论画，他有时点头认可，有时也说出自己的意见。
吃过饭，还不到12点。在这寂静的午后，僧俗4人围桌而坐，谈笑风生，盛夏的阳光从窗外草地上反射进来，洒在客厅里。7岁的阿宝从外屋进来，靠在丰子恺身边，咬着指甲看两个和尚的衣装。弘一法师看着充满好奇的孩子，说：“阿宝这双眼睛生得距离很开，很是特别，蛮好看的。”
丰子恺说：“阿宝很喜欢画画，也喜欢刻石印。”
两位法师就要阿宝给他们也刻两个。弘一法师在印石上写了一个“月”字，一个“伞”字，叫阿宝刻。阿宝侧着头，汗淋淋地抱住印刀刻起来。弘一法师注视着阿宝，轻声对弘伞说：“你看，专心得很！”又转向丰子恺说：“像现在这个年龄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报应的故事讲给她听。”
“她本来就怕杀生的。”丰子恺说。
弘一法师一边说好，一边看了看地面，说：“这地板上蚂蚁很多。”他对一切生物的关照，究竟比常人有心得多。
话题转到城南草堂和超尘精舍，弘一法师兴奋地说：“这是很好的小说题材！我没有空来记录，你们可采作材料呢。”
原来，他们在大南门灵山寺住下后，听说相隔不远的小南门有一处念佛的超尘精舍，便想过去看看。于是，在来丰家的前一天，弘一法师就步行到小南门一带寻访，跑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超尘精舍，便去访离此不远的城南草堂。哪里晓得，城南草堂的门外，就挂着超尘精舍的匾额，所谓超尘精舍，正设在草堂里面。进内一看，装修一如旧时，不过换了洋式的窗户和栏杆，重新油漆了一遍，墙上添了些花墙洞。从前弘一法师母亲住的房间，现在供着佛像，还有僧人在那里做功课。近旁的风物也都变了，原来的浜处新修了一条马路，金洞桥也没有了，老柳树也没有了。他走到转角处的那家老药铺，药铺里的人都是陌生的面孔。一打听，方才晓得许幻园把草堂转给了一个五金商人。不知那位商人是信佛还是别的缘故，把草堂送给和尚讲经念佛了。
弘一法师讲到这里，显得兴奋得很，说：“真是奇缘！那时候我真有无穷的感触啊！”他把“无穷”二字拖得特别长。丰子恺听了，一种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末了，弘一法师又提议说：“几时可陪你们去看看。”
4个人一直聊到下午4点。傍晚，他们又一起参观了立达学园，再次看到了弘一法师所赠的《续藏经》，然后送二位法师上车返灵山寺，又约好明早一同去访城南草堂。
翌晨9点，丰子恺带着黄涵秋和一位邻居来到灵山寺，见了弘一法师。弘一法师说：“江西的信昨晚已到，我们今晚就动身，弘伞法师已去买票了。”说着，他就换上草鞋，一手夹了一个灰色的小手巾包，一手拿着一顶两只角已经脱落的蝙蝠伞，陪着丰子恺几人去访城南草堂。
到了草堂，弘一法师一一指点给他们看，哪里是浜，哪里是桥、树，哪里是他当时进出惯走的路。进到院里，见是五开间的房子，建筑还算讲究，天井虽不大，但还敞亮。他又一一指点说，这是公共客堂，这是他的书房，这是他私人的会客室，这楼上是他母亲的住室，这是挂“城南草堂”匾额的地方。里面一个穿背心的和尚，见几个人在这里指指点点，就过来用宁波话招呼他们进屋坐坐。弘一法师谢了，说：“我们是看看的。”又笑着补充说：“这房子我曾住过，二十几年以前。”
那和尚打量了一下他，说：“哦，你住过的！”
那宁波和尚打量弘一法师的神情和他说的那句话，让丰子恺眼前仿佛浮现出二十几年前后的两幅对照图：一是风神俊朗的才子，一是布衲草履的行者。这两幅画面叠印在一起，使丰子恺的心中陡然生出一种人生刹那的悲哀。他想，如果李先生没有这母亲，如果这母亲迟几年去世，或者母亲现在还健在，局面又怎样呢？恐怕李先生不会做和尚，我们也不会相识，更不会来凭吊这房子吧！那么，是谁操着制定这局面的权力呢？看来，这人生的境遇，实在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妙。
出了草堂，弘一法师向背心和尚询问原先房主的去处。和尚指着不远处一间低矮破旧的砖房说：“就在前面不远，门前摆着一张代写书信的小桌。”一行人来到房前，只见一位半百老人，伏在一张矮桌上写着什么。来人的招呼，他似未听见。弘一法师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位耳已聋、发半白的老者，终于从一脸的沧桑中依稀看见了那张熟悉的面影。是了，是了，他就是幻园兄，那个昔日意气风发的文坛盟主，那个曾经朝夕相对、诗酒文章的兄弟。令弘一法师料想不到的是，这位义兄已潦倒至这般田地。还记得十多年前，大概是1914年吧，弘一法师由杭州来沪度假，路经草堂，许幻园拿出亡妻宋贞的画作请他题词［4］。那时，草堂周围的楼台杨柳，虽已大半荒芜，但许幻园还是草堂的主人，不意才十余年，他竟成了孑然一身，赁屋而居，靠代写书信为生的孤苦老者。真是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啊。
目睹许兄窘况，弘一法师悲怆隐痛，唏嘘不已。两人执手相对，默然无语，过了好一会儿，方破涕为笑；叙及前尘往事，恍如南柯一梦。
翌年十月，弘一法师欲北上探亲，转道上海，住在江湾丰子恺家。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闻讯往访，乐说往事。此时蔡小香已经去世。天涯四友相携于宝记像室再摄一影，弘一法师亲自题记，以为纪念。不久，袁希濂、张小楼亦皈依佛法。1929年，弘一法师往厦门途中，道经上海，暂寓夏丐尊家，此时，许幻园已归道山，张小楼去了重庆，惟袁希濂尚在上海。至此，天涯五友或凋零或星散，已不复为聚。这是后话。
弘一法师与许幻园珍重道别之后，一行人又到附近的丛林海潮寺参佛，然后在城隍庙的素菜馆里吃午饭。席间，弘一法师谈起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尤惜阴居士，说他为人如何信诚，如何乐善，如何孜孜于弘佛办道。尤惜阴是弘一法师的老友，后来皈依虎跑了悟上人，做过很多慈善事业，丰子恺早闻其名，但缘悭一面，便请弘一法师带他见见这位尤居士。
饭后，几个人来到闸北佛教居士林，问明尤居士住在三楼。一行人上了楼，弘一法师从一个窗口看到了尤居士，便隔着玻璃轻轻叩了几下。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半老者开门出来，五体投地地拜伏在弘一法师脚下，几乎要把他的脚抱住。弘一法师浅浅地鞠躬答礼。如此虔诚的顶礼膜拜，让站在后面的丰子恺一时回不过神来。
得知弘一法师在佛教居士林，一楼佛堂里拜忏念佛的善男信女，纷纷请他开示。弘一法师不便推托，即兴作了一番演讲。他说：
凡初发心人，既受三皈依，应续受五戒。倘自审一时不能全受者，即先受四戒三戒，乃至仅受一二戒，都可。在家居士。既闻法有素，知自行检点，严自约束，不蹈非礼，不敢轻率妄行，则杀生、邪淫、大妄语、饮酒之四戒，或不可犯。惟有在社会上办事之人，欲不破盗戒，为最不容易事。例如与人合买地皮房产，与人合做生意，报税纳捐时，未免有以多数报少数之事，因数人合伙，欲实报，则人以为愚，或为股东所反对者有之。又不知而犯，与明知违背法律而故犯之事，如信中夹附钞票，与手写函件取巧掩藏，当印刷物寄，均犯盗税之罪。凡非与而取，及法律所不许，而取巧不纳，皆有盗取之心迹，及盗取之行为，皆结盗罪。非但银钱出入上，当严净其心，即微而至于一草一木、寸纸尺线，必须先向物主明白请求，得彼允许，而后可以使用。不待许可而取用，不曾问明而擅动，皆有“不与而取”之心迹，皆犯盗取盗用之行为，皆结盗罪。［5］
后来，尤惜阴居士将弘一法师的演讲内容整理出来，题名为《在家律要》，刊登在1927年4月出版的《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17期上。
当晚，弘一、弘伞二法师登船赴江西，驻锡于五老峰后的青莲寺。在参加金光明法会的间隙，弘一法师写下了他平生最精工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挂号邮寄给蔡丐因居士，并嘱其在上海付梓流通。蔡丐因早年毕业于浙江一师，虽未直接受教于李叔同，但他对弘一法师则是终生服膺，对弘一的托付，自然会竭尽其诚。《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由上海开明书局影印出版之后，被同时代的太虚法师推为近数十年来僧人写经之冠。
初冬，弘一法师下了庐山，回锡杭州。此时正逢国民革命军北伐，杭州政局初变，国民党内的一些青年激进分子，出于狂热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想象，提出灭佛毁庙之说。在北方，基督将军冯玉祥，则见庙就拆，见佛像就毁。这一毁佛的风潮在江浙一带迅即蔓延，他们见和尚便勒令还俗，见到寺庙就要改做工厂、学校，见了有香火的地方便说是迷信。到了1927年春天，形势越发严峻，上海、南京等地的著名高僧印光、园瑛等人，已开始奔走呼吁，并设法与政府交涉。当此紧急关头，弘一法师致函老友堵申甫，说：“余为护持三宝，定明日出关。”他列了一份当地激进官员的名单，要堵申甫将这些人请到他驻锡的常寂光寺座谈。同时，又写了许多劝诫的字幅，准备分赠给与会者。
座谈会开始之前，堵申甫将法师写好的字幅分发给每一个人，不多不少，恰好人手一纸。参会的人中，大多知闻弘一法师大名，有些还是他当年的学生，平时要求法师墨宝，恐怕连想都不敢想，不意今天得来全不费工夫，心中不免窃喜；再看上面的劝诫文字，心又咯噔一沉。会上，弘一法师讲话并不多，但句句恳切，其中有一语说：“和尚这条路亦当留着。”座中有个叫宣中华的人，原是法师的学生，时在省党部任职，负责宣传工作，会后对人说：“生平未尝受刺激如今日之深者。闻李先生言，不觉背出冷汗。”
接着，弘一法师又给教育界的首要们——他在俗时的师友写信，主动提出整顿佛教的意见。信中写道：
旧师孑民、旧友子渊、夷初、少卿诸居士同鉴：
昨有友人来，谓仁等已至杭州建设一切，至为欢慰。又闻孑师在青年会演说，对于出家僧众，有未能满意之处。但仁等于出家人中之情形，恐有隔膜。将来整顿之时，或未能一一允当。鄙拟请仁等另请僧众二人为委员，专任整顿僧众之事。凡一切规划，皆与仁等商酌而行，似较妥善。此委员二人，据鄙意愿推荐太虚法师及弘伞法师任之。此二人皆英年有为，胆识过人，前年曾往日本考察一切，富于新思想，久负改革僧制之宏愿，故任彼二人为委员，最为适当也。至将来如何办法，统乞仁等与彼协商。对于服务社会之一派，如何尽力提倡（此是新派）；对于山林办道之一派，应如何尽力保护（此是旧派，但此派必不可废）；对于既不能服务社会，又不能办道山林之一流僧众，应如何处置；对于应赴一派（即专作经忏者），应如何处置；对于受戒之时，应如何严加限制？如是等种种问题，皆乞仁等仔细斟酌，妥为办理。俾佛门兴盛，佛法昌明，则幸甚矣。此事先由浙江一省办起，然后遍及全国，谨陈拙见，诸乞垂察。［6］
这几位收信人要么是学界重镇，要么是教育行政大员。其中，蔡元培时任浙江省政治分会委员，代行省主席之职；经亨颐为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马叙伦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朱少卿为浙江省教育厅长。他们在浙江一省乃至全国，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且对弘一法师知之颇深，对他的意见理当会慎重考虑。这一事件的平息过程不得而知，但事实是此后不久，灭佛之议便悄无声息了。
灭佛事件之后，弘一法师打算再度入关静修，但刚刚过去的这场风波，对他无疑是一种煎熬。他在信中告诉弘伞法师说：“今春以来，老病缠绵，身心衰弱，手颤眼花，臂痛不易举，日恒思眠，有如八九十老翁……音近来备受痛苦，而道念亦因之增进。佛称八苦为八师，诚确论也。不久拟闭关用功，谢绝一切缘务。以后如有缁素诸友询问音之近况者，乞以‘虽存若殁’四字答之，不再通信及晤面矣。音近数年来颇致力于《华严疏钞》，此书法法具足，如一部佛学大辞典。若能精研此书，于各宗奥义皆能通达。”［7］
在此期间，弘一法师俗侄李圣章从巴黎回国，专程赶到杭州探望三叔。李圣章是二哥桐冈的长子，比弘一法师小9岁，随其姨夫李石曾留学法国。留学期间曾参加并领导学生运动，与国内“五四运动”遥相呼应。192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校长等职。1926年再度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考察，翌年三月乘船抵达上海，奉父亲之命看望三叔，并劝其还俗。
李圣章在三叔驻锡的常寂光寺住了9天，亲眼目睹了三叔生活的艰窘：晨起用柳条枝沾着盐水刷牙；每日只吃两餐，菜也是清汤寡水；脚上穿的是草鞋，身上着的是千补百衲的破旧衣衫。李圣章看到三叔这般苦行，禁不住暗暗落泪。他几次劝其还俗，但三叔都不为所动，只是答应瞅机会回天津看看家人。
七月上旬，李圣章的姨夫李石曾，来杭州寻访弘一法师。李石曾早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留法归来后投身教育，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是著名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弘一法师与李石曾既是亲戚，又是朋友，还在少年时代就时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切磋唱和。后来两人一个留法，一个留日，学成归国后曾有短暂的相聚。后因李叔同南下上海，从此二人各自东西，不复谋面。
李石曾来到杭州后，一访于玉泉寺，二访于招贤寺，三访于常寂光寺，都没有见到弘一法师。这“不见”的缘由，或许是因为弘一法师说过“虽存若殁”的话，或许是他素来不与官方人士交结的信守。后来，李石曾找到弘伞法师，在弘伞的陪同下，终于在本来寺见到了十几年不曾谋面的弘一法师。李石曾这次寻访，究竟与弘一法师谈了些什么，已无从知晓，但考虑到他与桐冈父子的密切关系，以及李圣章劝三叔还俗未果的“前因”，想必会有以老友的身份再次劝其还俗的意思，或转达老家亲友的牵念。
或许，与亲友的接触勾起了弘一法师的思乡之情。不久之后，他便准备返津探亲，并在与二哥的书信往来中，提及返津路费的筹措等事宜。二哥桐冈在8月20日复信中写道：“三弟如晤：获读手书，得悉弟有意返津，欣慰之至。兹特邮汇去大洋壹佰元，望查收后，趁此天气平和，交通无阻，即刻起身回家，不必游移，是为至要。至居住日期及衣服、谢绝亲友等项事，悉听弟便。再赴津船名，起身前务必先来信为要。”信末又言及家中因为李准（李叔同长子）办喜事借贷千余元，手头一时拮据，百元路费是他与侄儿侄女共同拼凑。“此等小事，本不必令弟知之。但儿女辈体亲之心，盼叔返津相见之切，聊表孝心，亦可爱也。录之以博一粲。万望俯念其诚，勿负其意是盼。”［8］读此信，令人鼻酸泪落。想当年富贵之家，窘困若此，不胜唏嘘。这一年，桐冈恰逢60岁寿辰，他原本体弱多病，想到自己也许来日无多，因此，盼望三弟返乡的心情也就越发迫切了。
算起来，弘一法师离开天津老家已有16个年头了。孩子们都已经长大，准儿也有了家室。这些年里，家中的一切皆由二哥料理，全凭他行医的收入来维持，而今他已经老了。前次发妻谢世，未能回去，这次圣章、石曾又来相劝，还俗的事当然不能考虑，然而回家看看总是应该的，何况二哥的六十花甲之庆，也是一个难得的机缘，总之，这次的返乡之行，是无须迟疑的了。
旧历九月初，弘一法师转道上海，准备赴津探亲，但因津浦铁路发生战事，交通阻隔，一时不能成行。弘一法师再次来到丰子恺家中，等待北方战事的平息。这次他一住就是一个月。丰子恺请他住在前楼，自己和两个孩子住在楼下。
弘一法师刚刚住下，丰子恺就安排早就想一睹他风采的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内山完造等人与法师见面，大家在功德林设席宴请法师，宴毕，又随法师去太平寺拜访了印光法师。
这次意外的滞留上海，使弘一法师有了一次难得的休憩，也给亲同父子的师生二人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丰子恺对这段温馨而惬意的生活情景有过如下诗情画意的描述：
每天晚快天色将暮的时候我规定到楼上来同他谈话。他是过午不食的，我的夜饭吃得很迟。我们谈话的时间，正是别人的晚餐的时间。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阳的光一同睡着，一向不用电灯。所以我同他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口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的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衬出他的全黑的胸像的时候，我方才告辞，他也就歇息。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月。现在已变成丰富的回想的源泉了。［9］
有一次，丰子恺上楼去见他，看到他脸上充满着欢喜之色。只见他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指着封面上的字说：“谢颂羔居士，你认识他否？”
丰子恺一看，是谢颂羔送给他的名叫《理想中人》的书。
“谢颂羔君是我的朋友，一位基督教徒……”
“他这书很好！很有益的书！这位谢居士住在上海吗？”
“他在北四川路底的广学会中当编辑。我是常常同他见面的。”
说起广学会，弘一法师似乎颇有好感。他告诉丰子恺说，广学会创办很早，他早年住在上海的时候，广学会就已经成立了。又说其中有许多热心而真挚的宗教徒。有一个外国教士李提摩太曾经还很关心佛法，翻译过《大乘起信论》。接着，弘一法师又把话题转到手中的书上，说《理想中人》这种书十分有益，作者也十分可敬。还说他一向不看丰子恺书架上的书，今天偶然在最近便的地方随手抽着了这一本书，读了很感动。他郑重地说：“这是很奇妙的‘缘’！”
丰子恺见老师对这本书及作者如此感兴趣，就乘机说道：“几时我邀谢君来这里谈谈，如何？”
弘一法师十分乐意和这位谢君会面，但又觉得请人家来见他很不妥当。过了几天，弘一法师就亲手写了一张“慈良清直”的4字横幅，让丰子恺便中送给谢居士。次日，丰子恺将横幅送给谢颂羔，并把这件事的原委说了一遍。谢颂羔听了十分感动，随即定下周日登门拜见法师。见面是愉快的。丰子恺看着眼前一个虔敬的佛徒和一个虔敬的基督徒相对而坐，他们谈笑着，看上去是那么的自在和融洽。
对丰子恺来说，弘一法师就是他人生的偶像。他钦佩老师的学识、人格和他做事认真的态度，更佩服他事佛的精诚与行持的谨严。他从老师的言默动止中，一次次体验着感动，领受着教益。每次说起老师，他都有讲不完的故事。他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很多，佛号所需很少。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我原是多备一点，由他随意处置的，但没有说明，这些纸的所有权就模糊，他非问明不可。我连忙写回信去说，多余的纸，赠与法师，请随意处置。以后寄纸，我就预先说明这一点了。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邮票，就预先声明：多余的邮票送与法师。诸如此类，俗人马虎的地方，修律宗的人都要认真。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10］这样的认真和精严，听起来似乎有点刻板，其实他又是通达的，有着山容海纳的胸怀。比如他对基督教的理解，对谢颂羔的赞赏。他有时还是颇有意趣的，把一件郑重的托付，当做一个游戏来完成。还是他第一次来到江湾的丰家时，丰子恺便请求老师为他的居室起名字。丰子恺一向喜欢给自己的居室取名。1922年至1924年他在上虞春晖中学任教时，就曾为自己白马湖畔的平屋取名为“小杨柳屋”；后来，他在抗战期间逃难内地，也不忘给自己暂住的居所取个“星汉楼”“沙坪小屋”什么的。可见丰子恺对给居室取名是十分认真的。而弘一法师，却居然想出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办法，他让丰子恺在小纸片上分别写下自己喜欢的字，然后团成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叫丰子恺自己去抓阄，结果一连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于是丰子恺就将居室命名为“缘缘堂”，并当即请老师写了一幅横额，装裱了挂在墙上。
正是对老师的这份尊崇和敬重，丰子恺甚至在一些生活方式和行事做派上，也极力仿照弘一法师。比如老师的言语低沉而和缓，丰子恺说话的声调也低缓了；老师穿布衫草履，丰子恺也开始穿布衣布鞋；老师常无言静思，丰子恺也时常独坐无语；老师每晚太阳入山便眠，丰子恺也常如此。久之，上海的文坛便流行着这样的说法：“丰子恺成了弘一法师的影子了！”
在频繁的交往和无间的相处中，弘一法师的言行、思想、品格以及信仰，越来越深地影响着丰子恺，丰子恺对这位业师也越发地痴迷。1928年9月20日，是法师49岁生日，6天后，是丰子恺30岁生日。这一天，丰子恺终于发愿师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了。他在缘缘堂备好果品与香烛，在楼下的钢琴旁接受了法师的开示，取法名“婴行”。弘一法师试行断食之后，也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婴”。“婴”者，“婴儿”也。法师将丰子恺的法名定为“婴行”，想必是有其深意的吧。许多年后，丰子恺在写给法师的信中，还深情地回忆起这一刻的情景：“……忆十余年前在江湾寓楼，得侍左右，欣逢法师寿辰，越六日为弟子生日，于楼下披霞娜（Piano）旁皈依佛法，多蒙开示，情景憬然在目……”［11］
转眼到了深秋，天气渐凉，弘一法师返津的意愿也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淡去。或许，他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面对那个破败的家庭，面对苦苦撑持着那个家的兄长，面对业已长大的一双儿女；或许，他担心在面对家庭亲情时，会动摇自己的佛心道念。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这次返津之行，最终他选择了放弃。没有人知道他当时的心情和想法，但就在几天之前，他曾经书写了两句宋代佛眼禅师的偈颂赠给夏丐尊，偈云：“聋人也唱胡笳曲，好恶高低自不闻。”这或许是对老友的劝勉，也或许是他纠结内心的自然流露。两年后，二哥桐冈病逝，兄弟二人最终也未能再见上一面。弘一法师最终留给家人的，是遥远的背影和无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