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皈依
就已知资料来看，李叔同最早流露入佛的想法，是在1917年1月18日，也就是断食结束后的第6天。他在这一天写给刘质平的信中说：“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近一二年亦未可知，时机远近，非人力所能处也）。现在已陆续结束一切。”［12］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李叔同出家的想法十分明确，且已经着手进行，只是时间尚不确定。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与马一浮先生的交往，则成了他人佛的助缘，无形中加快了他皈依佛门的步伐。
马一浮像
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后改名浮，字一浮，号湛翁，浙江绍兴人。他自幼博览群书，过目成诵，儒学、佛学造诣精深，诗文、书法、篆刻无一不精。他青年时代游学美国、日本，归国后远离官场，专心治学，遂成“千年国粹，一代儒宗”（梁漱溟语）。1914年寓居杭州时，他与一些佛教学者成立了浙江最早的佛学团体“般若会”，倡导“以入佛知见、圆悟自心为宗，转化含识、同证法界为趣”（《般若会约》）的学佛理念。马一浮对佛学的宣传和推动，影响了包括李叔同在内的一大批文化教育界人士。当时有志于研习佛学者，大都与他有过交往，在同辈学人中就有马叙伦、梁漱溟等。
李叔同早在就读南洋公学期间，就通过同学谢无量结识了正在上海游学的马一浮。尔后一别10年，不通音信，直到1912年李叔同任教杭州，二人才重续前缘。在李叔同眼里，马一浮是世间少有的高人。有一次，他对丰子恺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13］看得出，李叔同对马先生是真心佩服，而马先生对李叔同的才华也颇为钦慕。1917年4月8日，马一浮致信李叔同说：“壁上琴弊。向者足下欲取而弹之，因命工修理，久之始就。曾告徐君，便欲遣童赍往，未辱其答，恐左右或如金陵。比还杭州，愿以暇日枉过草庵，安弦审律，或犹可备君子之御耳。”［14］这时李叔同与马一浮交流的还是艺术，可是待到下半年李叔同发心吃素以后，他们的话题就更多地转向佛学了。
在其后的交往中，马一浮还送给李叔同多种佛典，如《起信论笔削记》《三藏法数》《天亲菩萨菩提心论》《净土论》等。李叔同后来曾对丰子恺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
李叔同习佛的兴趣越来越浓，他渐渐地将个人生活收缩起来，原本课外教授丰子恺日文的工作，现在请夏丐尊来接替；交往应酬的事情本来就少，这会儿也差不多终止了。除了上课，他几乎整天躲在房间里研读佛典，或是到寺里听禅师说法。九月的一天，他到虎跑寺听法轮禅师说法，颇有感悟，归来书联赠法轮长老云：“永日视内典，深山多大年。”他与朋友的书札往还，也大多与佛事有关。旧历十二月初六日，马一浮给他写信说：“昨复过地藏庵，与楚禅师语甚久。其人深于天台教义，绰有玄风，不易得也。幻和尚因众启请，将以佛成道日往主海潮寺；遂于今夕解七。明日之约，盖可罢已。海潮梵宇宏广，幻和尚主之，可因以建立道场，亦其本愿之力，故感得是缘。月法师闻于今日荼毗，惜未偕仁者往观耳。浮和南，叔同居士足下，初六日。”［16］
在这之后，李叔同对佛家生活的兴味也几近入迷，到了冬天，他“请了许多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17］
转眼到了阴历年假，师生纷纷离校，李叔同不回上海与日籍夫人团聚，反而悄悄地到虎跑寺习静度岁去了。他仍住在断食时住过的方丈楼下。当时马一浮有个名叫彭逊之的朋友，先前曾与马一浮一起研究《易经》，两人颇为投契，求马先生介绍一个清静的寓所。马先生忆起李叔同先前说过他断食的地方，就把彭逊之陪送到虎跑寺。恰好李叔同正在那里，经马一浮介绍，他们就一起同住。住了不几天，彭逊之忽然发心出家，由虎跑寺当家法轮长老为他剃度。李叔同目睹了彭逊之剃度为僧的全过程，大为感动。他原以为自己从佛的信念已够坚定的了，不料还有像彭逊之这样即修即悟的人在。于是，他就向方丈楼上的弘祥法师提出拜师的请求。弘祥法师不敢贸然答应，就到松木场护国寺把自己的师父了悟法师请过来，让李叔同拜他为师。这样，李叔同就于1918年正月十五日（公历1918年2月25日）皈依三宝，拜了悟法师为皈依师，取法名演音，法号弘一。
李叔同返校之后，置备了蒲团、念珠之类的东西，将自己的房间布置得与禅房毫无二致，每天烧香供佛，研读佛经。给人写信或写字，也以“演音”落款，或自称“当来沙弥”。夏丐尊看到自己的挚友成了这个样子，心中极不平静，他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记下了当时的心情：“他对我说明一切经过及未来志愿，说出家有种种难处，以后打算暂以居士资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后不再担任教师职务。我当时非常难堪，平素所敬爱的这样的好友，将弃我遁入空门去了，不胜寂寞之感。在这七年之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月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上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暑假渐近，我的苦闷也愈加甚，他虽常用佛法好言安慰我，我总熬不住苦闷。”［18］
然而，无论是亲人、朋友，还是曾经拥有的现世辉煌，都不可能再让李叔同回头。对这个令他爱、令他恨、令他唏嘘嗟叹的纷扰尘世，他也不再有任何的眷恋。他如一个幡然而悟的行者，向着自己心中的光明地，步履坚定地前行，决不旁顾。在给刘质平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不佞自知世寿不永，又从无始以来，罪业至深，故不得不赶紧发心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逾课时之半，人皆谓余有神经病）。君能体谅不佞之意，良所欢喜赞叹！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所藏音乐书，拟以赠君，望君早返国收领（能在五月内最妙），并可为最后之畅聚。不佞所藏之书物，近日皆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19］
至此，李叔同出家的决心已定，惟待时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