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护生画集
入冬，随着北来的寒流，弘一法师掮着简单的行囊，一路南行，又一次回到了永嘉庆福寺。度过严冬，越过春寒，在草木葱郁的初夏时节，他走进永嘉附近的大罗山，行诛茆宴坐［12］。1928年暮秋，他再从永嘉启程，一路乘船回到上海，第三次住进了丰子恺在江湾的家中。他这次来沪，是为编写《护生画集》。
说到《护生画集》的缘起，还应回叙到去年秋天。大约在皈依佛门前后，丰子恺画了两幅戒杀生的通俗漫画，拿给李圆净居士征求意见。李圆净是随侍印光法师的青年佛教学者，1925年曾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他看了丰子恺这两幅漫画，十分欣喜，觉得这类画是弘法利生的好形式，应该继续画一批，结集出版，以广播善缘。丰子恺回到家中，向弘一法师谈了李圆净的设想。法师认为这是一项难得的善举，表示全力支持，并建议由丰子恺绘画，他亲自撰写文字说明，李圆净参与选题策划与印制发行。此后，弘一法师便回到永嘉庆福寺过冬。
对于护生，弘一法师向来极为重视。在编写《护生画集》期间，有过这么一件事情。夏丐尊在10年后出版的《续护生画集序》中这样记述道：“犹忆十年前和尚（李叔同——引者注）偶过上海，向坊间购请仿宋活字印经典。病其字体参差，行列不匀，因发愿特写字模一通，制成大小活字，以印佛经。还山依字典部首逐一书写，聚精会神，日作数十字，偏正肥瘦大小稍不当意，即易之。期月后书至刀部，忽中止。问其故，则曰：刀部之字，多有杀伤意，不忍下笔耳。其悲悯恻隐，有如此者。”［13］一个连“刀”字都不忍刻写的人，对编绘《护生画集》这样的事，自然是极为重视和充满热情的。1928年春夏间，丰子恺绘出部分画稿，遂请弘一法师审阅并题写说明文字，法师回信表示“‘戒杀画’文字，甚愿书写”。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法师多次致信丰子恺、李圆净商讨，完成了拟议中的24幅画作初稿，辑成一集，定名为《护生画集》，并请马一浮为画集作序。此后弘一法师在为画作题诗配文的过程中，一再提出修改意见，从画集的主旨、格调、读者对象，到图文编排、文字大小，以及印刷用纸、装订、发行等，无不一一给予指点和关照。
1929年旧历九月十二日弘一法师致丰子恺信：
今此画集编辑之宗旨，前已与李居士陈说。第一，专为新派智识阶级之人（即高小毕业以上之程度）阅览。至他种人，只能随分获其少益。第二，专为不信佛法，不喜阅佛书之人阅览。（现在戒杀放生之书出版者甚多，彼有善根者，久已能阅其书，而奉行惟谨。不必需此画集也）近来戒杀之书虽多，但适于以上二种人之阅览者，则殊为稀有。故此画集，不得不编印行世。能使阅者爱慕其画法崭新，研玩不释手，自然能于戒杀放生之事，种植善根也。
1932年旧历八月廿一日致李圆净、丰子恺信：
此画集为通俗之艺术品，应以优美柔和之情调，令阅者生起凄凉悲悯之感想，乃可不失艺术之价值。若纸上充满残酷之气，而标题更用“开棺”、“悬梁”、“示众”等粗暴之文字，则令阅者起厌恶不快之感，似有未可。更就感动人心而论，则优美之作品，似较残酷之作品感人较深。因残酷之作品，仅能令人受一时猛烈之刺激。若优美之作品，则能耐人寻味，如食橄榄然……
1929年旧历八月十四日致丰子恺信：
朽人之意，以为此书须多注重于未信佛法之新学家一方面，推广赠送。故表纸与装订，须极新颖警目。俾阅者一见表纸，即知其为新式之艺术品，非是陈旧式之劝善图画……
画集所绘画稿，多系杀生伤生之作，为强调护生主旨起见，法师经过认真的思量，将作品的顺序重新做了排列。他在1932年旧历八月廿一日致李圆净、丰子恺信中作了如下说明：
因此书，名曰《护生画集》。而集中所收者，大多数为杀生伤生之画，皆属反面之作品，颇有未安。今依朽人排定之次序。其第一页《夫妇》，为正面之作品。以下十九张（惟《农夫与乳母》一幅，不在此类）皆是反面之作品，悉为杀生伤生之画。由微而至显，复由显而至微。以后之三张，即是《平等》及新增加之《忏悔》、《平和之歌》，乃是由反面而归于正面之作品。以《平和之歌》一张作为结束，可谓圆满护生之愿矣。［14］
从以上部分信件的片段中可以看出，弘一法师对画集的认真、谨严的一贯作风和投入程度。到1928的八九月间，画集编就，马一浮的序言也已寄来。此时李圆净又提出待画集出版后，可赠送日本有关各界。弘一法师赞同这一想法，但又觉得若赠送日本各处，这24幅图文稍嫌单薄，最好再画上十多幅，否则恐贻笑邻邦。丰子恺、李圆净接受了法师的建议，决定暂缓出版，再绘制一部分图画。
此时，弘一法师专程来到上海，第三次住进江湾丰家，亲自指导《护生画集》的编撰工作。在确定画集规模时，丰子恺等想到明年法师就50岁了，若将画作凑足50幅之数，作为祝寿的礼物，岂不两全其美。于是，一部含50幅作品的画集就这样确定下来。到了旧历十一月，《护生画集》终于编撰完毕，弘一法师也配完了诗文。在集子的最后，弘一法师欣慰地题写了两首回向偈，以为后记：
李、丰二居士，发愿流布《护生画集》，盖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每画一叶，附白话诗，选录古德者十七首，余皆贤瓶闲道人补题。并书二偈而为回向：
我依画意，为白话诗；意在导俗，不尚文词。
普愿众生，承斯功德；同发菩提，往生乐国。［15］
《护生画集》配题的50首诗，全部由弘一法师书写，这些诗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其中有17首选自唐宋诗人杜甫、白居易、苏轼、黄庭坚，明代诗人陶周望、叶唐夫，晚明高僧紫柏大师及清代居士彭际清等人的作品，余下的33首均出自弘一法师之手。但法师却写信叮嘱丰子恺说，写诗一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因为依照佛家规矩，诗书画之类，佛门中人是不宜摆弄的。故法师隐去真名，署以“贤瓶闲道人”。由此也可看出，弘一法师行持的谨严。其实僧人写诗，屡见不鲜，而以诗戒杀劝善，和以书法广结佛缘，道理是相同的。
弘一法师在上海，时创作《护生画集》
就在《护生画集》的编写接近尾声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小插曲：1928年旧历十一月的一天，弘一法师在渡船上看到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鸭。鸭主人说老鸭是送到乡间给人宰了治病的。法师听了，表示愿以三金赎老鸭。最后，老鸭随法师一同下船，躲过了被宰杀的命运。回到丰家，法师特意请丰子恺将老鸭的造型绘出，并以“老鸭造像”为题收入《护生画集》，法师还为此图题诗曰：“罪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曰生。老鸭札札，延颈哀鸣；我为赎归，畜为灵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无病长寿。”
《护生画集》于1929年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马一浮在序言中写道：“月臂（弘一法师别署—引者注）大师与丰君子恺、李君圆净，并深解艺术，知画是心，因有《护生画集》之制。子恺制画，圆净撰集，而月臂为之书。三人者盖夙同誓愿，假善巧以寄其恻怛，将凭兹慈力，消彼犷心，可谓缘起无碍，以画说法者矣。……故知生则知画，知画则知心矣，知护心则知护生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16］画集出版后，反响热烈。大中书局、大法轮书局、佛学书局等多家佛教出版机构争相翻印，版本有15种之多，每个版本印数少则1500，多则5000，其发行量之大，在当时的出版物中实属少见。
《护生画集》
《护生画集》虽然大受读者欢迎，但在当时并无编绘续集的打算。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驻锡闽南，丰子恺则带着一家老小避难内地，师徒关山阻隔，不得相见。1938年7月，丰子恺从桂林给法师写信，想接他到桂林与自己一起生活。法师回信说：“朽人年来老态日增，不久即往极乐……缘是不克他往，谨谢厚谊。”［17］大约是从法师的信里感受到了什么，丰子恺便于1939年着手绘制护生画续集，将自己对法师的牵念化为祝贺他60寿辰的行动。续集的画作取60幅之数，绘制完成后，由宜山寄往泉州，请法师配写文字。弘一法师收到续集画稿，十分欣慰，不仅配写了全部题句，还在给丰子恺的信中提出自己的设想：“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18］丰子恺回信表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续护生画集》由开明书店于1940年11月出版。夏丐尊先生作序，说明文字仍由弘一法师题写，但出于健康原因，仅有四偈为弘一法师亲作，其余皆选自刘宗周所辑《人谱》和白居易、范成大等人诗作，抑或是丰子恺等友朋所作。弘一法师在续集的跋文中写道：“己卯秋晚，续护生画绘就，余以衰病，未能为之补题，勉力书写，聊存遗念可耳。”
一向热心协助《护生画集》出版的夏丐尊先生，在序言中阐明了前后两集护生画的不同特点：“二集相距十年，子恺作风，渐近自然，和尚亦人书俱老。至其内容旨趣，前后更大有不同：初集取境，多有令人触目惊心不忍卒睹者；续集则一无凄惨罪过之场面，所表现者，皆万物自得之趣与彼我之感应同情，开卷诗趣盎然，几使阅者不信此乃劝善之书。盖初集多着眼于斥妄，即戒杀；续集多着眼于显正，即护生。戒杀与护生，乃一善行之两面。戒杀是方便，护生始为究竟也。”［19］
弘一法师十分重视《护生画集》后续几集的编绘工作。续集出版时，他已病体支离，自知看不到后续几集的出版，因此他于1941年给李圆净、夏丐尊写信，嘱咐他们协助丰子恺完成后几集的编绘，并就取材、编排、风格诸问题一一详细交代。此后，弘一法师似乎还不放心，又先后两次给李、夏二人去信。他在写给夏丐尊的信中恳切地说：“《护生画》续编事，关系甚大。务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诚之愿力，而尽力辅助，必期其能圆满成就，感激无量。”［20］遗憾的是，夏丐尊先生1946年病逝，李圆净先生1950年蹈海自尽，编绘《护生画集》的使命最终还是落在丰子恺一人身上。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丰子恺谨遵恩师的嘱托，在世道变幻中历经磨难，终于在1949、1960、1965和1973年分别完成了3至6集的编绘工作。最后一集的编绘，时值“文革”，丰子恺备受折磨，身心俱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抱病工作，秘密完成了百幅图画的绘制和说明文字的写作。在当时的情况下，画集的出版已不可能。1975年丰子恺含冤病逝。1978年，弘一法师弟子、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广洽法师来沪，看到丰氏百幅护生画遗稿，深为感动，遂将其携至境外，亲自撰写序言，并张罗出版。《护生画集》第六集终于在1979年弘一法师百岁冥寿之际，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面世。至此，《护生画集》“功德圆满”，弘一法师的遗愿和丰子恺的承诺最终实现了。1993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护生画集》六册全套本，使中国大陆读者首次完整地看到了这部著作的全貌。
有人认为护生画中所宣扬的思想过于肤浅，弘一法师不值得对《护生画集》这么重视。其实，这正是弘一法师持律精严的明证。在佛门风气陵夷的末世，佛教的振兴关键在于出家人严持戒律，而能否持守戒律，关键又在于实事求是，量力而持，持一分算一分。他重视《护生画集》的用意，就是倡导人们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涵养慈悲之心。这类护生的小事，在弘一法师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在1940年春，他写信给妙慧法师：“兹拟做大漉水囊一件，兹送上竹圈一个，即以白布缝于此上。此竹圈，系林居士物，乞代告之，即以此赠与余，为感。送上洋一元，乞代购白布。以能漉水，而小虫不得出者为宜。费神，至感。”［21］为使小虫不受伤害，而想出这样的办法来过滤食用水，真可谓煞费苦心。
人们对护生画的不同认识，还曾引起过一段公案。这场纠葛发生在曹聚仁和丰子恺之间。丰、曹二位都是浙江一师的学生，先后师从李叔同，二人原本是要好的朋友。事情缘于抗战期间，丰子恺逃难途中，路经曹聚仁老家兰溪，曹便请丰家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曹把路遇子恺兄的事写在一篇《朋友与我》的文章里。文中就丰子恺所讲“慈悲”之类的话作了些引申，曹聚仁觉得面对日军的残暴行径，谈“慈悲”这一观念似乎不合时宜，总不能对敌人也讲慈悲吧。丰子恺看了这篇文章大为愤怒，说曹聚仁歪曲了他的话，侮辱了佛家的菩萨性子。他还听人说“曹聚仁说你们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这令丰子恺更加愤怒，于是写了篇《一饭之恩》的文章进行反击。他认为对《护生画集》的种种曲解，皆因为“他们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思；因而拘泥小节，不知大体的”。针对当时抗战，丰子恺写道：“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戒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22］对佛教一向不感兴趣的曹聚仁，反倒觉得自己是被无端地“骂”了一通，很是委屈，于是又写了一篇《一饭之？》的文章“回敬”丰子恺，两个人的误解越来越深，以致闹到要绝交的田地。
曹、丰二人的纷争，与信仰有关，也与看问题的角度有关，至于是非对错，一时也难有定论。不过在《护生画集》第三集的自序中，丰子恺着重谈了自己对护生的看法，这对于客观地评价《护生画集》，了解护生的意义，想必会有一些帮助。他写道：
护生者，护心也（初集马一浮先生序文中语）。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这是护生的主要目的。故曰：“护生者，护心也。”详言之：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再详言之，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人生，不是为动植物。……割稻、采豆、拔萝卜、掘菜，原来也是残忍的行为。天地创造这些生物的本意，决不是为了给人割食。人为了要生活而割食它们，是不得已的，是必要的，不是无端的。这就似乎不觉得残忍。只要不觉得残忍，不伤慈悲，我们护生的主要目的便已达到了，故我在这画集中劝人素食，同时又劝人勿伤害植物，并不冲突，并不矛盾。
我的提倡护生，不是为了看重动物的性命。……“众生平等，皆具佛性”，在严肃的佛法理论说来，我们这种偏重人的思想，是不精深的，是浅薄的，这点我明白知道。但我认为佛教的不发达，不振作，是为了教义太严肃，太精深，使未劫众生难于接受之故。应该多开方便之门，多多通融，由浅入深，则弘法的效果一定可以广大起来。［23］
这就是丰子恺的护生观、宗教观。护生就是护心，即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但由于佛教的教义太严肃、太精深，众生不太容易接受，所以才用护生画这样浅显、方便的形式，来宣扬佛教精神，弘法利生。弘法是手段，利生才是目的。这也正是弘一法师为什么念念于护生画创作的原因所在。用朱光潜的话来说，这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