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出家之谜
1918年，李叔同39岁。在此前的二十多年里，李叔同以其卓异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在文学、美术、音乐、话剧、书法、篆刻以及教育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奠定了他一代艺术大师的地位。有人曾撰文说：如果李叔同后来不出家，如果他向着原定的目标进发，其演剧将不亚于梅兰芳，绘画将不亚于徐悲鸿，诗词文章则当时便不亚于苏曼殊，教育成就也不亚于陶行知了。这样的假设虽未必确当，却表明他在艺术上的成就确实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如果他愿意，便可在艺术的王国里继续前行，成为一位诸艺皆备的艺术大家。然而，正当他渐臻佳境时，却戛然而止，二十余年追求到的艺术生命，竟毫不吝惜地掷弃，换来的却是一领冰冷的僧衣，这样急骤的转变，着实令人惊异。究竟是什么，使这位风流倜傥的才子、艺术家，如此决绝地抛弃了世俗名利、亲友门生，而走向了空门呢？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人们有过太多的猜测。一说因家业的败落；一说因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和理想的破灭；还有人在香港的报纸上载文，说他的日籍夫人红杏出墙，东归日本，李叔同遭此打击，大失所望，终于出家。总之，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挫折或失意，正所谓“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26］。这些说辞，多从一事一因入手来破解李叔同出家之谜，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李叔同对自己的出家，有过详细的记述。他说在5岁以后，就时常与出家人见面，还经常观看出家人在他家里做佛事。十二三岁时，也曾学过“放焰口”。正是这些活动，使他在幼年时期就种下了信佛的因子。1913年夏天，他在西湖边上的广化寺里住过几天。尽管只是住在寺旁的痘神祠里，但有时也到出家人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感觉得很有意思”。在浙江一师任教时，他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只两里路光景。闲暇时间，他时常一个人到西湖边的茶馆里吃茶，眼观西湖的风景，耳听寺院的佛乐，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浓厚的宗教氛围，使他更多了一分对佛家的亲近。这期间，他还时常与友人们到湖上去散心、吃茶。一次，学校请一位当红名士演讲，他和夏丐尊不愿意凑那个热闹，便乘了一叶小舟，到湖心亭吃茶。路上碰见一位神态洒脱的和尚，两人都很羡慕。夏丐尊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他听了这话，“觉得很有意思”。于是，诸如此类的幼时记忆以及西子湖畔的生活经历，就成了他出家的“远因”。
至于他出家的“近因”，一是指1916年的“断食”，和“断食”过程中所引发的他对佛家生活的兴味，以及夏丐尊“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这句话的刺激；二是彭逊之迅即出家的感染，和国学大师马一浮的“熏陶”与影响。在这些“近因”中，马一浮的影响尤为关键。马一浮在当时的杭州，可以说是佛学界的精神领袖。李叔同“断食”之后，与马一浮的交往愈加频繁，他们谈话的内容，大都是对佛学的探讨。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曾有过生动的记述：
在出家前的某日，他（李叔同）带了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M先生（即指马一浮——引者注）。我跟着L先生走进这陋巷中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迎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只椅子上听他们的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断片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又有一个英语“Philosophy”（即哲学——引者注）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27］
1918年春节期间，李叔同在虎跑寺习静，曾邀请时任钱塘道尹的故交王守恂来寺晤谈。后来王守恂在《惜才》一文中详细记录了他与李叔同、马一浮、彭逊之等人叙谈的情景：“余友李叔同，习静定慧寺，约往谈赴之。座上客四人，皆倜傥不羁，相与谈论，皆聪明俊伟士也。率通内典，并于儒书国故，娓娓然有卓识焉。一为彭君（指彭逊之——引者注），在十日内即剃度；一为陈君，为月霞僧弟子；一为刘君，曾受菩萨戒；一为马君（指马一浮——引者注），矢为佛弟子，断绝肉食。是四君子者，志相同，道相合。”［28］这次聚谈后10天，彭逊之即落发为僧，法号安仁大士。李叔同目睹彭逊之剃度出家的全过程，大为感动，亦在数日后皈依了悟法师。
陋巷恳谈，定慧聚会，彭逊之出家，这些活动都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马一浮。可以说，李叔同出家的想法，正是在与马一浮的交往中，逐渐变为坚定的信念的。
李叔同对于自己出家原由的记述，当然不可不信，然而仔细思量，他所说的这些“远因”与“近因”，好像更多的是促使其出家的机缘，而非内在的机因。从世俗人的角度来揣测，李叔同的出家，除了“生性有缘”和表面化的机缘凑巧之外，似乎应该有更为内在的动因。也许是有意回避，也许是身在此山，总之李叔同并没有把这些真实的内在动因明白地讲出来。
试想，一个人抛掉用半世心血一点一滴积聚起来的成就，与自己的前半生实行彻底的断裂，从头开始一种芒鞋锡杖、沿门托钵的苦行之旅，如此决绝的人生选择背后，似乎应该有更为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吧。
李叔同身处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帝国主义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以不平等条约为借口，进行种种政治、经济的侵略；而与此同时，清政府内政不修，外交脆弱，也使国势愈发阽危。有志之士目睹心怆，遂相率起而倡革命维新之说。作为濒临大海、襟连京畿的天津，自然成了这些民族与社会矛盾汇聚交缠之地。门户的洞开，也必然导致强势文化的侵入，不管这种文化是伴着枪炮来的，还是随着货物来的，总之当时的天津，不可避免地成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之地。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颠荡的社会和有着复杂文化形态的城市，给正在成长中的李叔同的精神、思想和观念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巨大的冲击，从而使之形成了复杂的文化人格。
李叔同出生于名门望族。父亲李筱楼进士出身，恪遵礼义，喜研理学，笃信佛教；晚年尤乐善好施，设义塾，创备济社，专事救济孤独鳏寡的贫人，具有典型的封建士大夫的人格特征。李叔同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庭训之外，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许多传统道德礼义的熏陶。开蒙伊始，他接受的是正宗传统文化的训育，读的是四书五经，学的是辞章帖括，走的是科举仕进的路子，遵从的是“孝悌为本”的儒教伦理。他一生都用文言写作，所写诗词，大多抒发的是个人的悲欢情绪和家国情怀，其主旨亦未超出传统文人诗词的范围；此外他还善书画、精篆刻、通音律，将旧式文人的雅好集于一身。这一切都表明，他与旧式文人没有多少区别。当然他也有旧式文人的另一面：放浪形骸，恃才傲物，独立不羁。他娶有一妻一妾，有过走马章台、折柳平康的放浪行为，亦有呼朋引类、诗酒唱和的风雅；有养猫之类的怪癖［29］，有“新式丧仪”的不循礼法，有特立独行的孤傲。这一切，又颇像恣情、任性而不随流俗的旧式名士。他想循着惯常的路径科举仕进，光耀门楣，承续家业；同时又放不下挥毫泼墨的才子生活和自由放诞的名士做派。可以说，他追求的是旧式文人自由生活的理想图式，他承续的是传统文人的文化人格。
同时，李叔同又接受了新锐知识分子的某种独立性和自由思想，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较为现代的文化人格。如果说李叔同旧式文人的一面，主要来自传统文化的浸淫和惯性推动，那么他新派知识分子的一面，则带有鲜明的特定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印迹。这里所说的“文化”，显然不是传统文化，而是指西方强势文化和因应社会变革之要求而产生的各种主张和思潮。生活在富商家庭中的李叔同，比一般平民子弟更早更真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的侵入和新学思潮的冲击。在他幼年时，父亲就在自家的中式宅院里，筑了一间洋书房，稍后执掌家事的二哥桐冈在奥国人组织的商会里任事，家里还摆放着奥国领事赠予的钢琴。小小年纪的李叔同，在诵习时文的同时，请人教授洋文、算术。重要的是，李叔同对这些一点一点渗入自己生活和思想的异质文化，并不是拒绝和排斥，而是接受和吸纳。少年时，李叔同交游的名士和官员，也多是思想新锐或倾向维新的人，他们在切磋诗文书艺之外，也自然免不了指点江山，议论时政。他曾对人说：“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他还十分仰慕力行变法的康有为，并刻了一方“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以明心志。在南洋公学就读期间，他师从蔡元培，接受了更多的新学教育，并译介了《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在晚清“新教育”兴起时，时人普遍贬考据、辞章、帖括为“旧学”，尊格致、制造、政法为“新学”。李叔同对国外政法书籍的译介，不仅说明他是新学思想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新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南洋公学散学之后，他又投身于“沪学会”的活动，编演文明新戏，创作学堂乐歌，抵制日货、美货。留学日本时，李叔同又创办《音乐小杂志》，组织“春柳社”，编演话剧，大力引介和传播西方文学艺术，试图以文艺为武器唤醒沉睡的民众。
为促进国家的新变、社会的进步，李叔同摇旗呐喊，一定程度上也介入到实际的行动中，但他骨子里仍是一个文人，他更向往独立不羁、自由自在的生活。除了文艺社团，他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性、社会性的社团组织（一说他参加了光复会，但迄今尚无令人信服的证据。1912年他加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时，该社反清的革命使命已经完结）；颇具启蒙意味的“春柳社”演剧活动，虽然轰轰烈烈，但也是兴尽而去；至于革命党人创办的《太平洋报》，也只不过是他施展文艺才华的平台，看不到他直接与革命或政治相关的言论或行动。总之，在李叔同身上，既有旧式文人的自由生活理想，又有新派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表面看来，旧式文人的文化人格与新派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是对立和冲突的，但在追求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方面，却又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他一再把移居上海的几年，视作人生“最幸福的时光”，这无意间透露了他心中最向往的，是那种自由自在的从事艺术活动，与文朋艺友诗酒唱和的“名士生活”。然而这种传统文人的“名士生活”，却在社会动荡、世事变幻和家庭破产之中，化为五彩斑斓的泡影，那些“最幸福的时光”也随之变为滞留在他心中的五味杂陈的遥远回忆。
李叔同对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依恋。1919年5月间，执掌天津学务的严修赴杭州考察教育。他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1919年5月13日，“偕章馥亭游山，访青涟寺弘一和尚，俗名李叔同，故人也。谈甚久，以佛经要目一纸示余，劝余读择要数种，并劝提倡孔教”［30］。即使身在佛门，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排天声浪之中，李叔同也不忘劝教育者提倡儒家文化教育。但李叔同毕竟有过7年的留学经历，西方文化的浸润又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西方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身份的独立性和社会的参与性。然而严酷的现实又不断地对其进行强力的扭曲和挤压，一再把他推入生存的困境。他不得不违心地做了一名艺术教师，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不得不屈从于来自校方及社会的种种制约和牵绊。在任教杭州的7年里，他远离京、津、沪这些风云际会的大城市，安居于相对沉寂保守的杭州，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也曾有过怀才不遇的喟叹，有过世道不公的愤慨。1915年，美国旧金山为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征集作品，李叔同选了吴梦非的几件作品送展，不料却被无故退了回来。李叔同当即气愤地说：“我们的作品，过了百年以后，总会有人了解的。”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李叔同乘一叶小舟，找到正在西湖孤山苏公祠度夏的吴梦非，并邀其一同泛舟湖上。谈及去年万国博览会作品落选的事，李叔同依然愤愤不平，还拿出一份日本《朝日新闻》，报上有篇关于李叔同的消息，大意是：“上海艺术界如郑曼陀之流，专描美人月份牌，收入倒可惊人，每月竟能得数千元；而中国第一批留学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生李岸（李叔同）回国，怀才不用，任其自生自灭，真可使人叹息！”这则消息，给李叔同颇深的触动。他意味深长地说：“我在日本研究艺术时，自己万万没有料到回国后会当一名艺术教员的……”［31］的确，年未弱冠，李叔同就携妻奉母，走出天津，来到上海，后又远赴东瀛学习西方艺术，那时候，他的志向是何等高远，眼前的江天是何等辽阔。返国之后，适逢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他任职于革命派的《太平洋报》，本可借助这个现代传媒大展宏图，却不料报社很快倒闭，他以艺术直接参与社会进程的平台瞬间坍塌。为谋生计，他不得不转任杭州教职，栖身一隅，勾留校园。在杭州的六七年间，中国政局颠荡不宁，军政强人此起彼伏，南北议和，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张勋复辟，军阀割据等等，如走马灯般变幻莫测。而李叔同却远离时代的漩涡，冷眼世间的纷扰，默默地尽着一个教师的本分，孤独地在艺术教育的领域里拓荒垦地，在得不到回应的西子湖畔，弹唱着一曲曲学堂乐歌。他渐渐远离了社会的中心，向茫无涯际的边缘漂移，正是在这种与时代主潮的无奈疏离中，李叔同的精神痛苦也在一步一步地加深。他既不能过旧式文人的自由生活，也不能以新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社会的进程；既不能坚持传统文人的文化人格，又丧失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在左右失据、进退维谷的困境中，李叔同开始了对人生、艺术、命运等问题的思考，他要穿越个体存在的局限性，去探察人的自我的深处，用闪耀着人类精神之光的宗教，去烛照红尘滚滚的世俗世界；他要拨开层层的迷障，探寻那个理想王国的奥秘，从而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完成人生的精神突围，最终达成人格的圆满。
关于李叔同出家原因的说法中，也许丰子恺的“三层楼”说更为中肯，尽管他将李叔同出家的社会、现实及文化的原因剥离出去，只是单从“人生欲”的角度来阐发这一问题的。1948年11月28日，丰子恺在厦门佛学会的演讲中作了如下阐述：
他怎样由艺术升华到宗教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力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再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酒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32］
李叔同作为一个才情出众的艺术家，其心灵必然会有异于常人的敏锐，对自我存在的处境和自我生命的奥秘也必会发生深刻的怀疑；由于这怀疑，引起他不断地探索追究。他既然懂得把握自己的生命去创造艺术，也必会懂得生命的境界有无限的深邃。他能不满于自己所达到的人生境界，也必然会想到需要作更深一层的努力。而正是这种努力，才使他领悟到还有一个超越艺术精神的生命存在。这是一种生命的自觉，须要以身力行，方可亲证那生命的奥秘。对此，李叔同是再清楚不过了。他曾对寂山长老说：“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33］正是为了探究人之“生死大事”，以及生死背后的终极关切，把握这更高一层的生命境界，他才毅然诀别了周遭的一切，走向西子湖畔的定慧道场，投身于佛教的精神家园，放下利害，超越生死，使自己那颗敏感而易于受伤的心灵，得到妥帖的安顿，获得恒久的宁静。
可以说，风云激荡的时代，交融碰撞的中西文化，以及探究人之终极关切的“人生欲”，共同构成了李叔同出家的深层动因。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有人不解，有人非议。分析心理学大师荣格说：“不论这个世界如何看待宗教经验，有这种经验的人便拥有一笔伟大的财富，一种使他发生重大变化的东西，这种经验变成了生命、意义和完美的源泉，同时也给予这个世界和人类一种新的辉煌。”［34］
注释
［1］唐圭璋、潘君昭、曹济平：《唐宋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2］乌鹏廷：《南宋古都杭州》，载《中国历史名都》，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7］［11］［18］夏丐尊：《弘一法师之出家》，见金梅编著《遁入空门：李叔同为何出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夏丐尊：《我的畏友弘一和尚》，载《遁入空门：李叔同为何出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6］［8］［9］［14］［15］［16］［20］［21］［22］［24］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
［10］夏丐尊：《续护生画集叙》，见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
［12］［19］李叔同：《心与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丰子恺：《桐庐负暄——避难五记之二》，转引自方爱龙著《殷红绚烂：李叔同传》，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
［17］李叔同：《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载《遁入空门：李叔同为何出家》。
［22］陈星：《说不尽的李叔同》，中华书局2005年版。
［25］具足戒，别称“大戒”。为佛教比丘和比丘尼所受的戒律。因与沙弥、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戒品具足，故称之。戒条数目说法不一。中国僧尼隋唐以后大都依《四分律》受戒，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出家人依戒法规定受持此戒，即取得正式僧尼资格。
［26］王维：《叹白发》。
［27］丰一吟：《丰子恺散文：陋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28］金梅：《李叔同影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9］关于李叔同的乖僻，相关资料多有记述，前文已有述及。据亦曾留学东京的韩亮侯回忆说：一次，他去听音乐会，见座中一人，衣衫不整，褴褛破败，坦然安坐于一堆衣着光鲜的贵宾之中，全神贯注地欣赏音乐，此人即李叔同。韩亮侯颇感惊异。音乐会结束后，韩亮侯应邀来到李叔同租居的“小迷楼”，见环壁皆书，架上点缀着精美的艺术品，还有一架钢琴，方知这位李先生绝非一介寒士。还有一次，李叔同日籍夫人的母亲，来沪探视女儿，临走天正下雨，于是向李叔同借伞。李叔同死活不借，还说：“岳母大人，您当初把女儿许配给我的时候，我可没答应将来下雨时借伞给你。”岳母哭笑不得，淋着雨走了。另据章用秀《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记述：李叔同“有一把黑色已褪成暗灰色的布雨伞，收藏在套袋里，袋的两头紧缩，有带子可以背在身上。这把伞是他母亲的遗物，他一生南来北去，都要随身带着，如同伴随着母亲一样”。若岳母所借之伞为这把布雨伞，亦当情有可原。
［30］《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版。
［31］吴梦非：《一代名师》，载余涉编《漫忆李叔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2］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载《京沪周刊》1948年第2卷第99期。
［33］朱经畲：《李叔同（弘一法师）年谱》，载《李叔同——弘一法师》，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4］荣格：《心理学与炼金术》，转引自张志刚著《宗教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