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晚晴山房
为编撰《护生画集》，弘一法师在江湾丰家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及至这年的十一月底，画集已经编就，惟待出版了。弘一法师准备返回永嘉过冬，这时，听说尤惜阴居士从无锡来到上海，住在世界居士林，便在一天下午前去探望。弘一法师进了客房，见尤惜阴和另一位谢国梁居士，正在收拾行李。一问方知他们要到暹罗国（今泰国）去，明天早晨就要动身。弘一法师顿时来了兴致，当即决定随他们一同去暹罗。
第二天一早，弘一法师别了诸友弟子，与尤、谢二人登船而去。十二月初，船到厦门停靠。陈嘉庚胞弟陈敬贤，前年曾在杭州拜会过弘一法师，见法师来到厦门，便热情接待，并介绍他到南普陀寺去，希望他能留在当地弘法传教。弘一法师早就听说过南普陀寺，也乐意去看一看，便请尤、谢二居士先行上路。到了南普陀寺，芝峰、大醒和性愿法师极力挽留，弘一法师只好打消了去暹罗的念头。这是法师第一次与闽南结缘。
这期间，弘一法师的友生经亨颐、夏丐尊、刘质平、丰子恺、穆藕初、朱酥典、周承德等7人，共同发起为弘一法师筑居募捐的活动。募捐启事中说：
弘一法师，以世家门第，绝世才华，发心出家，已十余年。披剃以来，刻意苦修，不就安养；云水行脚，迄无定居；卓志净行，缁素叹仰。同人等于师素有师友之雅，常以俗眼，愍其辛劳。屡思共集资财，筑室迎养：终以未得师之允诺而止。师今年五十矣，近以因缘，乐应前请。爰拟遵循师意，就浙江上虞白马湖觅地数弓，结庐三椽，为师栖息净修之所，并供养其终身。事关福缘，法应广施。裘赖腋集，端资众擎。世不乏善男信女，及与师有缘之人。如蒙喜舍净财，共成斯善，功德无量。［24］
早在1927年，社会上有毁寺逐僧之议，夏丐尊、丰子恺等诸友生便想为弘一法师建筑庵舍，但他以“太费事吃力”为由谢绝了。到了1928年春夏间，弘一法师常住的永嘉庆福寺外的城墙开始拆除，虽因有人反对而中途停止，寓所暂时未有喧扰之虞，但法师预感到永嘉非久留之地；再加上他已年届50，身体又每况愈下，像这样居无定所的云游，恐难长久。正是出于这种种考虑，所以这次在丰家编撰《护生画集》期间，当夏丐尊、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再度提起筑庵一事时，弘一法师便接受了友生们的好意。
当年的白马湖，离古上虞县城百官镇仅十余里，山环水绕，气候温润，环境清幽，是消夏避暑、休养身心的好去处。坐落在湖畔的春晖中学，是经亨颐、夏丐尊、丰子恺工作过的地方，虽然建造庵舍之前，经、夏、丰3人均已先后去了上海工作，但经、夏二人的家都还保留着，经先生不时来他的“长松山房”小住，夏家也有眷属和佣人留守。更重要的是，白马湖位于当时弘一法师经常行走的温州、上海、杭州、宁波、绍兴等地的中间地带，往来较为便利。
经过近半年的筹建，庵舍于1929年初夏落成。小屋地处小山东麓，共3间，两间带有前廊，廊下砌数十级石阶；房子虽然格局不大，但依山而建，视野开阔。
重建后的晚晴山房
这年四月，弘一法师由厦门返回永嘉，途中又参礼鼓山佛刹，挂单涌泉寺，直到五月方才回到永嘉庆福寺。听说友生们为他建造的庵舍已基本完工，他便于六月动身，赴白马湖收拾新居。早在几年前，弘一法师就以晚唐诗人李商隐“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诗句，题名自己在庆福寺的寓所为“晚晴院”，自号“晚晴老人”，这次便援引旧例，将新落成的小屋题名为“晚晴山房”。
山房刚刚建好，厨房、厕所还没有完工。弘一法师打算待完工后自炊，不用侍者，便从集资款项里领取大洋15元，请同来的惟净法师带人到百官镇，购买厨房用具及油盐米豆，并打算以后自炊时，蔬菜就到夏丐尊家菜园里采摘，所需生活费用，则按月从赞助基金里支取。法师甚至还设想，以后他每年在外云游数月，而山房则由三两僧界同道小住。
弘一法师墨迹
弘一法师来白马湖后，刘质平曾来探望老师。夏丐尊、丰子恺则因事务牵绊，一时不能回来。法师最初打算在此长住，因此写信告诉夏丐尊，如果他与子恺一同来白马湖，便绕道杭州代请弘祥法师来此闭关用功。后来因弘一法师改变了计划，决定十月份再赴闽南，延请弘祥法师的事就暂时搁下了。
对于晚晴山房的建筑，弘一法师十分满意，他给夏丐尊去信说：
山房建筑，于美观上甚能注意，闻多出于石禅（即经亨颐——引者注）之计划也。石禅新居，由山房望之，不啻一幅画图。（后方之松树配置甚妙）彼云：曾费心力，惨淡经营，良有以也。现在余虽未能久住山房，但因寺院充公之说，时有所闻。未雨绸缪，早建此新居，贮蓄道粮，他年寺制或有重大之变化，亦可毫无忧虑，仍能安居度日。故余对于山房建筑落成，深为庆慰。甚感仁等护法之厚意也。（秋后往闽闭关之事，是为宿愿，未能中止。他年仍可来居山房，终以此处为久居之地也）以上之意，如仁者与发起诸居士及施资诸居士晤面之时，乞为代达。因恐他人以新居初成，即往他方或致疑讶者。故乞仁者善为之解释，俾令大众同生欢喜之心也……［25］
晚晴山房的落成，使弘一法师有了一个栖止之地，也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他从此可以长居山房，像一个遁迹山林的隐者，享受这清幽的山光水色。但他眼下并不想停下云游的脚步，而只是把这里当做歇脚的地方。歇脚，是为了更远的跋涉。
旧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师的生日。夏丐尊、丰子恺、李鸿梁等友生特意赶来为他祝寿，大家聚集在经亨颐先生的长松山房吃面。绍兴徐仲荪居士，提议买些鲜活鱼虾，到白马湖放生，为弘一法师祝贺50寿辰。弘一法师十分欢喜，觉得用这种方式祝寿更有意义。于是法师与夏丐尊、刘质平、徐仲荪等人，半夜起身，步行十几里，到百官镇买回鱼虾。大家一同泛舟白马湖上，将一尾尾鱼虾放入碧绿的湖水中，让它们重回自己的世界，再一次体验生之快乐。岸上站立观望的人群拍手叫好，皆赞叹这样的放生活动从未见过。事毕，刘质平当即记下这次放生的缘起和过程，弘一法师则书写二纸，分赠“舍资者”徐仲荪和协助者刘质平，留作纪念。这年腊月，弘一法师还在南普陀寺撰写《白马湖放生记》一文，详细记述了这件事情。
过完50寿辰不久，弘一法师便离开白马湖晚晴山房，再赴闽南。他途经上海时，夏丐尊嘱法师为其编辑的《李息翁临古法书》撰写序言。还是在两年前，弘一法师第二次来江湾丰家时，夏丐尊就着手整理法师年轻时代的书法。这些作品在夏家的小梅花屋里已珍存了十多年，夏丐尊决心把它影印出版，流传后世，以纪念他们深厚的友情。
十月初，弘一法师行脚至厦门太平岩寺，方将《临古法书》序言写就。序中道：“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趋佛道，非无益矣。冀后之览者，咸会斯旨，乃不负居士倡布之善意耳。”［26］他对《临古法书》的出版，既有些许的不安，又觉得夏丐尊的这一善举不无益处。为了消除这一不安，他决定该书版税分文不取，只求出版者赠送印本若干，以分送友好，广结佛缘。
弘一法师的第二次闽南之行，虽弘法布道颇有成绩，但并不顺心。第二年（1930）四月初，他便离开闽南，返回永嘉。不料庆福寺也不安宁，他只好继续北行，回到上虞白马湖晚晴山房。途中，他写信给夏丐尊，详述了这次闽南之旅的境况：
去秋往厦门后身体甚健，今年正月（旧历，以下同）在承天寺居住之时，寺中驻兵五百余人，距余居室数丈之处，练习放枪并学吹喇叭，及其他体操唱歌等，有种种之声音，惊恐扰乱，昼夜不宁，而余则竭力忍耐，至三月中旬，乃动身归来，轮舟之中，又与兵士二百余人同乘，（由彼等封船）种种逼迫，种种污秽，殆非言语可以形容。共同乘二昼夜，乃至福州。余虽强自支持，但脑神经已受重伤。故至温州，身心已疲劳万分，遂即致疾，至今犹未十分痊愈。
庆福寺中，在余归来之前数日，亦驻有兵士，至今未退。楼窗前二丈之外，亦驻有多数之兵，虽亦有放枪喧哗等事，但较在福建时则胜多多矣。所谓“秋荼之甘，或云如荠”也。余自念此种逆恼之境，为生平所未经历者，定是宿世恶业所感，有此苦报，故余虽身心备受诸苦，而道念颇有增进。佛说：“八苦为八师”，洵精确之定论也。余自经种种摧折，于世间诸事绝少兴味。不久即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矣。（以上之事，乞与子恺一谈，他人之处，无须提及为要）以后通信，唯有仁者及子恺、质平等，其他如厦门、杭州等处，皆致函诀别，尽此形寿不再晤面及通信等。以后他人如向仁者或子恺询问余之踪迹者，乞以“虽存如殁”四字答之，并告以万勿访问及通信等。质平处，余亦为彼写经等以塞其贵，并致书谢罪。现在诸事皆已结束，惟有徐蔚如编校“华严疏钞”，属余参订，须随时通信。返山房之事，尚须斟酌，俟后奉达。（临动身时当通知）
山房之中，乞勿添制纱窗，因余向来不喜此物，山房地较高，蚊不多也。余现在无大病，惟身心衰弱，又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凡此皆衰老之相耳，甚愿早生西方。［27］
此时的弘一法师，可以说身心俱疲，心境苍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弃绝世事，沉潜空门，静修自了。
旧历五月十四，适逢夏丐尊45岁生日。夏丐尊专程从上海赶回白马湖，邀请弘一法师和经亨颐吃素餐。经亨颐5年前辞去教职，奔走政界，本想为家国尽一份知识分子的心力，可面对分合无定的党争，干戈不息的内战，心中有说不尽的沉痛。在这样一个庆生祝寿的场合，与老友把酒话当年，自然会引发起无尽的伤感和愁苦。他当即泼墨一幅，题曰“清风长寿，淡泊神仙”，为夏丐尊祝寿。弘一法师也不禁情动，潸然泪下，为夏丐尊书《仁王般若经偈》以赠：
庚午五月十四日，丐尊居士四十五生辰，约石禅及余至小梅花屋共饭蔬食，石禅以酒浇愁。酒既酣，为述昔年三人同居钱塘时，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今已不可复得。余乃潸然泪下，写《仁王般若经》空苦二偈贻之。
生老病死，轮转无际。事与愿违，忧悲为害。欲深祸重，疮疣无外。三界皆苦，国有何赖？
有本自无，因缘成诸。盛者必衰，实者必虚。众生蠢蠢，都如幻居。声响皆空，国土亦如。
经、夏二人去后，弘一法师闭门谢客，在晚晴山房中订正新版《行事钞》。早在10年前，他就曾请得日本古版《行事钞》，但那时他侧重《有部律》，只是兼学南山律宗［28］，并没有详细研究。后经佛学家徐蔚如提醒，弘一法师学“南山”的意愿逐渐强烈起来。这《行事钞》是唐代道宣律师所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简称，与《四分律戒本疏》《四分律羯磨疏》并为南山三大部，皆为南山律学的开山之作。得到天津刻经处徐蔚如所刻新版《行事钞》后，他打算以此经为底本，参照日本古版《行事钞》，详阅圈点，改正讹误，作为专攻南山律的第一步。为此，他再次去信叮嘱夏丐尊：“闭门用功之广告，拟即日贴于门外……以后如有出家人在家人等，向尊处或子恺处，询问余之消息。乞告以不晤客、不通信等。”［29］
弘一法师本打算在白马湖过夏，待圈点完《行事钞》之后，再行脚别处。不料有兵士忽至，时来山房扰乱，又加上夏家不日搬至上海，法师考虑到今后一人居此，诸事困难，便决定移锡附近的法界寺，继续批读《行事钞》的工作，同时利用闲暇集录《华严经三百偈句联语》。
白马湖畔的晚晴山房，这所凝聚着友生深厚情谊的庵舍，本来是为弘一法师供养终身而建的，但他仅在此短暂地居住过4次。两年以后，弘一法师长居闽南，夏家也早已迁至上海，山房无人居守，又经战火变乱，遂倾圮于乱石杂草之中。今之所见晚晴山房，则为20世纪90年代初易地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