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南洋公学
南迁以来，李叔同广结翰墨因缘，于诗词文章、书法篆刻诸方面勇猛精进，很快成为沪上文士圈中的翘楚，但在以科举求仕进的时代，这些只不过是文人末技，与个人进身立业并无太大干系。这一年，李叔同已经21岁了，却从未博得任何功名，也没有一个正经的职业。虽说家资富有，衣食可以无忧，然而羁旅天涯，功业无成的现实，总让他有一种无着无落的感觉。正如他的《金缕曲》词中所言：“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
从天津归来不久，李叔同就听说南洋公学开设特班，招考“能作古文者，预定毕业后优拔保送经济特科”。对李叔同来说，这也不失为一条进身之路，于是决定投考。
南洋公学创立于1897年。“甲午战争”惨败之后，部分清朝官员意识到兴办新式学堂、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重要性。1895年，在洋务派官员的努力之下，在天津创办北洋学堂。第二年，上海招商、电报两局督办盛宣怀，奏请创办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并于次年春正式招生开学。学校设有师范院、上院（大学部）、中院（中学部）、下院（小学部）；上、中、下三院学制均为4年，三级衔接递升。此外，还设有译书院和东文学堂，译介东西方教育、政治、经济类书籍；又开设铁路班、特班、政治班等，以培养各类实用人才。办学资金由盛宣怀管辖的铁路、电报和招商局等处划拨，盛宣怀亲任督办。
1901年李叔同考取南洋公学成绩单
1901年，根据公学总经理沈曾植［17］的提议，增设一特班，招收部分能作古文辞的学生，为拟设的经济特科［18］做生员上的准备（相当于经济特科的预科班），并聘请翰林名士蔡元培先生为该班中文总教习。特班于1901年5月正式招生，李叔同以“李广平”的名字应考，经过严格的笔试和口试，最后以总分75分（理40，词35），位居第12名的成绩被录取。
特班共招收二十余人，同学中多一时才俊，如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王世潋、胡仁源、殷祖同、洪允祥、贝寿同等等，其中不少是秀才或举人。南洋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也有两人一室的。李叔同独居一室，房间布置得简洁雅致，四壁都是书画。同学知道他在书法篆刻、诗词、音乐方面，都有过人的天资和素养，而他的风度也是一贯的温和、静穆，所以大家都乐意和他亲近。有意思的是，班里的同学多为南方人，不谙北方通行的“官话”，讲起来令人发笑，而“官话”又是他们交流、学习以及将来从政所必须掌握的口头语言，恰好李叔同生长在北方，能讲一口流利的“官话”，又吐字清晰，于是大家便自发地成立了一个小组，请他来教。
特班学生的日常课程是半天读书，半天学习英文和算术，中间还有体操等户外活动。与上院一样，特班也没有固定的专业设置。当时，蔡元培正致力于倡导新学，他亲自拟定学生应该修学的课程，举凡政治、法律、外文、经济、教育、哲学、文学、伦理等，都列为修学的内容，供学生自由选择。学生可从中选定两三门，作为自己的主修课程。待大家选定课程之后，蔡先生再给每个学生开具主要和次要阅读书目，然后依照次序，向学校图书馆借书，或自购阅读。课堂上主要教授学生如何阅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和现代西方新学著作，但讲解辅导只起辅助作用，主要还是靠学生自读自学。为此，蔡元培要求学生每天要写一篇读书札记送他批改；每月命题作文一篇，亦交他批改。
正课之外，蔡元培还十分重视特班的外语学习。他认为，要了解中国被西洋各国欺侮的原因，认清自己的弱点，就必须了解国际大势。而要了解国际，就必须通晓外国文字，读外国书刊。他鼓励学生，除了在中学部插班学习英文之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学日文。他说自己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可以教大家阅读日文和翻译日文，并把这样的日文学习方法称之为“和文汉读”。至于学说日语，将来如有赴日留学的机会，再学不迟。
在蔡元培先生的鼓励和引导下，李叔同在南洋公学不仅打下了英语基础，还学会了“和文汉读”，并翻译了日本玉川次致的《法学门径书》和太田政弘等的《国际私法》两部法学著作。1903年，两书由新成立不久的开明书店出版发行。这是两部较早介绍国际公权与私权的译著，后者还被列入《译书汇编》杂志编辑出版的“政法丛书”第6编。《译书汇编》杂志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冯自由在《革命逸史》初集中说：“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19］而李叔同译著《国际私法》，能被在留日学生及国内知识界广有影响的《译书汇编》所看重，并收入《政法丛书》，足见其译作对推进民主维新的重要性。
李叔同译《国际私法》书影
蔡元培先生的教学态度认真而严谨。对学生每天交来的读书札记，他都要一丝不苟地批阅，每篇都有或长或短的批语。看到写得好的文字，他就在这一节的左下角画一个圈，写得特别好的画两个圈。每隔一两天，就把批改完的札记退回去，从不拖延。除了审读批改札记、作文，每天晚上，蔡先生总要邀三两个学生，分别去他的住室谈话，或向学生提一些问题，或让学生谈读书心得，或交流一下对时事的感想。班里的学生，每隔10天左右，都有一次当面聆听教诲的机会。李叔同的同班同学邵力子，在《我所追念的蔡先生》一文中，不无深情地回忆说：“他以名翰林，受盛宣怀氏礼聘来做我们的国文总教习，他当然不能明白的鼓吹革命，但早洗尽一切官僚教育的习气。他教我们阅读有益的新旧书籍，他教我们留意时事，他教我们和文汉读，他教我们以种种研究学术的方法。他不仅以言教，并且以身教，他自己孜孜兀兀，终日致力于学问。他痛心清政的腐败，国势之阽危，忧国的心情不时流露于辞色。他具有温良恭俭的美德，从不以疾言厉色待人……”［20］
李叔同在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虽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但在这种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之中，他发奋努力，广学博取，获得了大量新知。而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学术，以及蔼然长者的人格魅力和循循善诱的教学风度，也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的从教生涯。
1902年秋，适逢各省补行庚子、辛丑并科乡试。此时的李叔同，虽然身在南洋公学，却仍未放弃科举仕进的幻想，便以浙江省嘉兴府平湖县监生的资格前去应试。接着，马不停蹄地赶赴开封，参加了河南的乡试。在两次乡试未第的情况下，李叔同回到上海，继续南洋公学的学业。不久（1902年11月），校中因“墨水瓶事件”引发学潮，最终酿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退学风潮。李叔同和特班、政治班等二百余人，毅然放弃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中止学业，离开了南洋公学。
李叔同就读南洋公学时写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