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行宪政”与礼法调适：清末修律宗旨演变考

新政上谕的发布，是清廷官方对近代大变局认同的表示。新政的下一步就是立宪。在朝野一浪高过一浪的立宪呼声下，1905年7月16日，上谕派戴鸿慈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1]舆论亦以为“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预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可以定变法维新之国是”。^[2]戴鸿慈随后联系梁启超起草有关立宪的考察报告。8月25日，戴鸿慈、端方联名奏请依日本例改定官制。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正式决定“仿行宪政”：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定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3](https://www.daowen.com)

1906年9月2日，朝廷派载泽、奕劻、张之洞、端方、袁世凯等重臣会议改革官制。且不说其实际修改了多少，如此重大之事，清廷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改定了中央官制，其释放的改革信号不可谓不大。

接下来就是法律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