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小结

在《修正刑律草案说帖》末尾，劳乃宣引述《礼记·大传》中一段文字云：“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与民变革者也。”劳乃宣晚年自号“韧叟”，以卫教自居，罗振玉称他为“醇儒”，赞他“争法律于彝伦将斁之日，论政体于凶焰方张之世，古人所谓不惑不忧不惧，惟公当之无愧色”。以劳乃宣的儒者眼光看，通达天理民情的礼教蕴含有与中国社会相一致的正义秩序，不论制度形式如何变化，其思想基础不变，新刑律对于中国的意义仅仅是制度形式发生暂时性的变化，相较之下，某些礼教伦理原则根植于民情，会有相当的稳定性。故而，针对新刑律大规模移植西方的法条形式，劳乃宣只能稍为变通地以承认“新律之体”的形式存“旧律之义”，在这一意义上接受新刑律。因此，劳乃宣的努力不是沈家本修订《现行刑律》意义上的“沟通新旧”，在他看来，伦理原则无所谓新旧。

在刑律的高阶原则上，劳乃宣认为“礼教”与“宪政”并不冲突。“立宪以顺民心为主”，既如此，“则刑律之修可不以合乎中国人情风俗为先务哉”^[41]。换言之，礼教根基于“民情”，立宪乃顺“民心”，二者断然不会有矛盾。“礼”与“宪”在“民情”的基础上，内在统一。

可见，劳乃宣的逻辑是在承认立宪政治的基础上，寄望中国的传统政治生长出现代的形式。为什么这一生长的结果必然是具有礼教内涵的样式，就是基于其儒家立场的自信。

相较之下，作为律学大家的沈家本的儒学立场并不高，但他也不是通常认为的与“礼教派”对立的“法理派”。我们很难绝对地说沈家本的真实想法是反对礼教入律，但是出于种种现实考虑，他接受了与西方趋于一致的制度形式。沈家本辩称，新律的惩罚力度并未与旧律相差很远。新刑律草案的起草者冈田朝太郎亦云：“新律对于违反教令之子孙，因较严之于劳君之意见，又何用哓哓争辩不已哉！”^[42]关键问题在于，这背后蕴含的“教”已然不是经典中的“礼”。(https://www.daowen.com)

无疑，沈家本的考虑更具有应时的色彩。春秋末世，郑子产不顾旧贵族的责让而毅然决然铸刑鼎以改变旧礼制；清之季年，沈家本面临的情势亦为新的内外交迫。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初五日，沈家本一路颠簸前往西安，途经郑州时专门谒子产墓并赋诗一首，末句云：“小学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沈家本修民商法上书，即有“救目前危亡之祸”一语，此时作为律学大家的他心中一定想到了子产在郑国的艰难变革。而劳乃宣谨守礼经所谓亲亲尊尊不可与民变革之义，以经典中规定的制度与道德原则为现世立法度，亦不枉其儒教信仰。^[43]清末山雨欲来，劳乃宣的立场非常容易被人认为顽固不化。时人所谓“一般社会于新律精神无理解能力，多以旧思想解释之。此次编查馆论战不过其一耳”，直至与清之变法成败相联系，“中国多年变法不成者，皆以旧思想运用新学理，无不失败以终，今日之新刑律特其一端耳”。^[44]

后来，沈劳二人都离开了刑律修订之中枢。宣统三年（1911年），沈家本提出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两项职务的请求。二月二十二日，清廷下谕：“以大学士世续为资政院总裁，学部右侍郎李家驹为资政院副总裁。”又谕：“命法部左侍郎沈家本回任，以大理院少卿刘若曾为修订法律大臣。”^[45]同时，沈家本修律破坏上谕礼教宗旨的议论也再起，有奏折谓：“查法律馆初设即派沈家本充修订法律大臣，原以其中律尚精必能审慎无弊，乃自任事以来，一切任馆员主持，宗旨谬误，以致所订法律动与礼教背驰，显违谕旨，今奉旨改派刘若曾，是沈家本修律不善为圣明所深悉。刘若曾学术素优，应请饬其持正宗旨，毋蹈沈家本故辙，致负委任。”^[46]

劳乃宣亦离开中枢，任江宁提学使本职。晚清新刑律制订过程中围绕礼教与宪政的争论暂告平息，但其开放的问题却没有离我们远去。在劳乃宣等信奉“明刑弼教”的儒者看来，如果不能在不断应时而变的制度形式中融入“旧律之义”，则极易造成伦理失范：“此等法律使果实行，则名教之大防一溃而不可复收，恐陵夷胥渐，人心世道日即于偷迨患气，既悔之晚矣。”这一担心发人深省。其中所涉及的礼教与律法或曰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问题，具有永恒意义。就此而言，劳乃宣在清末的作为仍会给我们带来些许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