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律：“宪政始基”

“宣统建元，宪政颁布，庶政维新。而与宪法最关切者尤莫如法律一项。”^[4]及至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六日（1909年2月16日），法部尚书戴鸿慈上奏请求催收关于新订刑律草案的签注意见，清廷随即下旨催收，并于上谕中正式提出“法律为宪政始基”^[5]一语，更是明确点出修律与宪政的关联。按计划，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有关刑律的规定如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修改新刑律，由修订法律大臣、法部同办。第二年，颁布《法院编制法》，由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大臣同办。第三年，颁布新刑律，由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大臣同办。第四年，核定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等法典，由宪政编查馆办。第六年，实行新刑律。第九年，宣布宪法，由宪政编查馆办。^[6]

官方给出的时间表如此，民间更是急迫。在戴鸿慈、端方回京路经天津时，8万余名学生上书提出“奏颁宪法，更改官制，复为法律”。^[7]可见，无论是清廷还是在当时接受新知的读书人观念中，宪政-官制-法律已渐成为一个整体性有待引入的制度架构。(https://www.daowen.com)

1907年8月13日，奕劻等奏请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同日奉旨俞允。该馆与资政院之关系“一司编纂，一主赞定”，故其职责之一即“考核法律馆所订法典草案”，^[8]事实上成为修订法律馆的上级机构，从而确立了修订法律事业附属于宪政框架的制度形式。其后，有奏倡议礼学馆专派大臣与法律馆会同商订法律。礼学馆之设肇端于两广总督岑春煊，但开办以来该馆形同虚设，“未见进一草案”。御史史履晋上折称：“今日欧风美俗渐染日深，衿缨之士不读礼经之子竞谈新学，以逾闲荡检为自由，以尊己卑人为平等，以犯上作乱为民权。”因此，他提议修订法律之事必要“博通古今洞明中外之才不足以成”，也即礼学馆的人员参与。^[9]上谕此折发会议政务处议奏，颇值玩味的是，精通礼学且身在礼学馆的曹元忠拟《遵议礼学馆宜专派大臣管理与法律馆汇同商订疏》，称此议“揆诸情事，似多窒碍”。^[10]此次议论结果是礼学馆的人仅在民律制定中得以参与，刑律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