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亲条文的次第删除：《暂行新刑律》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即发布临时大总统令：
现在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此令！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十日即壬子年正月二十二日。[66]
这其中的关键信息很明显，就是删除刑律中有关君主国体的条文。此时，南京临时政府尚未解散，故而自清帝逊位到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这中间南北两个政府同时存在。1912年3月17日，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41号“附录·电报栏”转载了袁世凯的就职电与5道命令，其中就有关于“暂准援用新刑律令”的总统令文，与北京临时公报完全相同。
就南京临时政府继续存在的意义与时限，临时大总统孙文表示得很明确：为确保共和之实现，必“俟各国承认后，始行解职”。南京临时政府此时还以政府的形式运转。故而，在转载了袁政府令之后，3月24日，临时大总统孙文也向南京临时政府提交关于刑律的呈文，据其称，乃伍廷芳所上：
窃自光复以来，前清政府之法规既失效力，中华民国之法律尚未颁行，而各省暂行规约，尤不一致。当此新旧递嬗之际，必有补救方法，始足以昭划一而示标准。本部现拟就前清制定之民律草案、第一次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商律、破产律、违警律中，除第一次刑律草案关于帝室之罪全章，及关于内乱罪[67]之死刑，碍难适用外，余皆有民国政府声明继续有效，以为临时适用法律，俾司法者有所根据。谨将所拟呈请大总统咨由参议院承认，然后以命令公布，通饬全国一律遵行，俟中华民国法律颁布，即行废止。是否有当，尚乞钧裁施行。[68]
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3月25日开始讨论该案，4月3日议决《新法令未颁布以前暂适用旧有法律案》，内云：“本院四月初三日开会决议，佥以现在国体既更，所有前清之各种法规，已归无效。但中华民国之法律，未能仓猝一时规定颁行。而当此新旧递嬗之交，又不可不设补救之法，以为临时适用之资。此次政府交议，当新法未经规定颁行以前，暂酌用旧有法律，自属可行，所有前清时规定之法院编制法、商律、违警律，及宣统三年颁布之新刑律、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并先后颁布之禁烟条例、国籍条例等，除与民主国体抵触之处，应行废止外，其余均准暂时适用。惟民律草案，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引。嗣后凡关于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各条办理。惟一面仍须由政府饬下法制局将各种法律中，与民主国体抵触各条签注后签改后，交由本院议决，公布施行。”[69]当然，南京临时参议院旋即解散，此后的删改工作是由北京政府完成的。
北京政府法部为了具体执行3月10日袁世凯发布的临时大总统令，[70]于3月28日拟制《法部呈请删修刑律与国体抵触各章条等并删除暂行章程文》：
查新刑律与民国国体相抵触之处，有关涉全章者，有关涉全条者，有关涉某条中之某款者，亦有仅关涉条文中之数字者，自非悉加修正，不足以昭国体而期划一。惟修正之法，有法理上之修正，有法文上之修正。盖新刑律本非为民国而定，其刑罚轻重之是否适当，实为一大问题。而因国体不同，其抵触者固属应变，其阙如者尚属应增。前之问题，须提出民国法律案于正式国会议之。后之问题，亦须提出修正案于临时参议院议之。是二者均属法理上之修正，而皆非目前所及为之事。惟断讼逐日发生，审判难容瞬息，势不得不思急就，则惟有修正法文一法，由法部拟定作为暂行，俟临时参议院成立，再行提议，庶可免施行之困难，而亦不致侵越立法之权限。兹经酌拟删除条款字句及修正字面各节，如蒙核准，即由法部通饬京外司法衙门遵照。[71](https://www.daowen.com)
紧接下文“计开”之后，即列举应删除各章条字句清单。3月30日，袁世凯对上述法部呈文作出批示：“据呈已悉，所拟删除各条款字句及修改字面各节，既系与民国国体抵触，自在当然删改之列。至暂行章程应即撤销。由该部迅速通行京外司法衙门遵照，此批。”[72]北京政府法部在接到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上述批示后，发布了《法部通行京外司法衙门文》。[73]
短短一月之内，南北两政府都发布了关于刑律的命令，且都是关于国体问题的。对比双方法令，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对《暂行章程》的态度。袁世凯政府修订暂行刑律，不仅删改有关国体问题的条文，而且还将清末新刑律争论之成果《暂行章程》一并删除：
抑更有进者，新刑律后附暂行章程五条，或违死刑唯一之原则，或失刑当其罪之本意，或干涉各人之私德，或未谙法律之解释，即以经过法而言，亦无法律章程两存之理。以上虽无关于国体，当兹法令新颁，断不可留此疵类，自应一概删除，相应缮单呈请大总统迅速批示可也。[74]
清末之新刑律增入附则五条，本为法部调停礼教条文存废引发的争议而加。“惟中外礼教不同，为收回治外法权起见，自应采取各国通行常例，其有施之外国不能再为加严，至背修订本旨，然揆诸中国名教，必宜永远奉行勿替者，亦不宜因此致令纲纪荡然，均拟别辑单行法，籍示保存，是以增入《附则》五条，庶几沟通新旧，彼此遵守，不致有扞格之虞也。每条仍加具按语，而于各签注质疑之处，分别签覆。”[75]短短的五条附则，具有重要意义。对未加附则的《大清刑律草案》，持旧派立场的刘锦藻云：“此编全系剽窃日本成法，并未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计酌量变通。”对于法部加上附则的提议，刘锦藻则大为赞赏，认为这是“补救之计”。[76]其后这五条附则历经删修，终于以《暂行章程》形式发布，[77]在新派看来，“有此暂行章程，而新律之精神尽失”[78]。
《暂行章程》的详细意义不遑深究，其大端确蕴含“明刑弼教”之义，主要精神即为对君亲有犯须加重其刑。例如，第89条为因过失有犯第一章帝室之罪者之量刑，草案原定拟为“处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或三千元以下三百元以上罚金”，《暂行章程》第1条则规定为仍用斩。第312条则为对于预谋伤害尊亲属的规定，《暂行章程》第1条亦准以用斩。此斩刑的意义就是对尊亲之义的重视。至于《暂行章程》第5条，对比法律馆原案，其尊崇礼教的意思非常明显。
新刑律的《暂行章程》在清末起到暂时止争的作用。刘锦藻认为清末之刑律草案，“其中不合之处，大端有三：一曰名分颠倒；二曰服制紊乱；三曰礼教陵夷”。合而观之，此三项实际就是对礼教之尊尊亲亲原则的背离。只是由于律中服制仅有亲之意义，故刘锦藻将之单独列为一项。民国初立，万象更新，“沟通新旧”之用的《暂行章程》虽少有关于国体的内容，但仍被视为“疵类”，完全删除，这清楚地表明民国在国家制度方面的态度：全面趋向西方。新刑律草案的总负责人沈家本在民初备受推崇。据其日记，民国元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受命组阁的陆征祥先后五次派人敦请沈家本出任司法总长。沈家本均以年老辞。[79]对比清末，民国政府的删除理由也毫无新意，基本上是沈家本当年之论，即以现代法理原则消除刑律中的礼教内容。
这样经过删改的新刑律即为民初之《暂行新刑律》。标准本为司法部发布，冈田朝太郎所定，正式施行日期为1912年5月29日。[80]据唐萃芳言，此案“因未经国会通过，故冠以暂行二字”[81]。这一阶段刑律修改的脉络，即由删除涉及帝制的条文而一并删除亲属条文。由国体问题而导致礼教条文在民初刑律中全面退去。[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