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小结

西方法律中的“罪刑法定”，立法本意是为法律划定边界，保护民权。如本节所论，传统中国礼律体系的要义之一正是没有边界，它对社会的治理具有整全性，“比附援引”的法律技术即是在司法过程中实现这一整全治理理想的重要手段，故而罪刑法定律条在传统中国治理语境中被引入，“比附”律条必坏。随之，儒法二家观念中以“比附”干预司法过程的入口不再。(https://www.daowen.com)

上古中国古典时代无“成文法”，贵族君子“议事以制”。这是真正的“法官”兼“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时代。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来说，帝制中国律令体系中的“比附”律条是这一“议事以制”传统之“遗留”。后世儒家对这一律条的倾心，可谓其来有自。就此而言，这一律条的删除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明刑弼教”的时代，儒学君子通过礼义渗透司法过程并进而关照民情的维度就此消失。经此一节，论者谓“《大清律例》之根本取消已不成为题，新派之胜即基于此”。^[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