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后记

这本小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2009年秋，我有幸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追随姜义华先生读书。在彼时姜老师的课程上，“思想传统”与“国家治理”已经成为经常出现的关键词。耳濡目染之下，我对中国历史上的礼法关系这一主题渐生兴趣，由此注意到了近代的法律变革问题。在向姜老师汇报过这一想法之后，老师即允准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题。随后就是资料搜集工作，其间最难忘的经历是北上京城，奔波于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之间查找第一手资料。史料是历史学的基本要求。

博士论文完成后，开始并没有出版的打算。现在正式出版，需要感谢的人有很多。首先是我敬爱的导师姜义华先生。忘不了老师眼睛手术，闭目静躺在病床上，仍坚持跟我交待论文事宜；忘不了课后静心整理老师上课录音，仍不时为其中的卓见击节叫好；忘不了论文偶获老师一句赞许之言，即欣喜不已。读博几年伴随姜老师左右，愈益感受到先生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深厚洞察力与海纳百川的气度。能够忝列姜先生门墙，是我人生路上的幸运，唯先生之才识行止，有可学而至，有不可学而至，学生资质驽钝，只有勉力为之，所学不精之处，诚恐有辱师教。

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诸位老师在史学方面的鞭策教诲，感谢中国政法大学陈煜老师、复旦大学王志强老师在法学方面的不吝点拨，还要特别感谢曾亦老师在礼学方面的授业解惑，感谢李若晖老师在思想与文献方面的指示门径。此外，我还必须向本论题的诸位研究先进致敬，尤其是丁凌华先生、陈新宇先生、李欣荣先生。湖州的高勇年先生得知笔者要撰写与沈家本有关的论文，主动在我去湖州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拨冗予以接待，其间更是慨赠一套《沈家本全集》。高先生行谊高古，其热忱之心，一直令我感怀。(https://www.daowen.com)

毕业以来，对博士论文的修改，在断断续续中进行。今借出版之机，复将历次修订整理一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研究兴趣也渐渐发生了一些转变，但问题域还是此书所开。这也是博士论文给予我的一个意外收获。此为后话。

因缘际会，小文得以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特别感谢本书编辑张炼女士。她极为认真负责的审读态度尤令我感佩。当然，我深知小文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其中一切可能存在的错误，概由我一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