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与英俄“大博弈”
阿富汗在历史上不仅仅是文明交汇区和民族融合地，更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场所，地缘政治地位既独特又重要。前述关于阿富汗地缘区域属性的种种看法和争论，本身就彰显出阿富汗地缘政治地位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历史上的英俄“大博弈”更是阿富汗地缘政治地位重要性的最好证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阿富汗的地缘政治地位又有一定的起伏变化，只是并不足以影响阿富汗在地区和世界政治中所具有的独特地缘价值。
（一）阿富汗与英俄“大博弈”
历史学家通常以1747年艾哈迈德（Ahmad Shah Durrani）建立杜兰尼王朝作为阿富汗历史的开端，在此之前，除了作为更大的外来帝国统治的组成部分外，阿富汗从未作为一个单一的国家而出现。近现代历史上，阿富汗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在英国和沙俄的“大博弈”中得到了鲜明的凸显，阿富汗的领土疆域也在两大帝国的百年博弈中被最终确定了下来。“大博弈”作为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特定政治术语，特指英国和沙俄为争夺中亚控制权所发生的战略冲突，博弈的中心为阿富汗，传统的“大博弈”时期大致从1813年至1907年双方签订英俄协约时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现代，阿富汗却充当了英、俄这两个膨胀帝国的终结点。由于其令人生畏的地形和贫瘠的自然资源，两大帝国最终都满足于使阿富汗作为缓冲国继续存在，将其置于它们的正式控制之外，也置于当时已经延伸穿越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铁路、电信和文化的基础设施网络之外”[12]，这段话描述了阿富汗成为缓冲国的部分原因，却忽略了英国和沙俄大体的势力均衡和利益妥协这一根本因素。“大博弈”的根本原因在于处于帝国上升期的英俄两国的对外扩张和争霸野心。早在18世纪初，沙皇彼得大帝就已拟定了南下征服中亚并最终夺取印度洋出海口的扩张计划，阿富汗自然成为沙俄的觊觎之地。随着19世纪中期沙俄逐步占据整个中亚，对阿富汗更是志在必得，阿富汗不但成为沙俄南下印度洋的必经之路，也是入侵英属印度这一英国“帝国皇冠之宝石”的跳板和前哨。对于英国来说，阿富汗乃是保卫英属印度不可或缺的北方屏障，也是北上染指中亚的基地，英国对阿富汗奉行的基本政策是将阿富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至少保持阿富汗作为缓冲国的地位不变。沙俄和英国在根本战略上的矛盾导致双方近一个世纪的博弈。
对于19世纪中期英国在阿富汗的渗透，沙俄的态度在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Kowalewski）1859年初写的一份报告中可见端倪：“俄国外交部不能再满足于原来在部内占上风的那种思想，即在中亚保留尽可能多的空旷辽阔的地域，所谓不属于任何一个大国的中立地带。这一思想已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当我们对我们的边界漫不经心、不以为意的时候，英国却从印度推进到了拉合尔，征服了拉合尔，在阿富汗设置了专员，并把它的影响扩大到赫拉特。”[13]关于沙俄对英属印度及其相邻领土包括阿富汗的看法，还有这样一段生动的表述：“印度多方面的和无限制的价值激起了英国人将其置于自己权力之下和使其免受他人接近损害的贪欲，而对于俄国方面来说则是自然倾向印度周边国家的趋势吸引着它，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掌握它们，因为它们的好处太少，它的目的是为了有机会影响印度或者将来有可能攫取印度。”[14]
沙俄对英属印度的企图使英国人的不安有充分的理由，“俄国在阿富汗方向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它给予波斯的贷款行为都预示着罪恶”[15]。英国对沙俄不断向印度推进所产生的敌对情绪在1868年罗林逊（H.Rawlinson）的一份函件中表露无遗：“印度已经处在一种被包围国家的境地，有待俄国完成的只是沿波斯边界经过坎大哈、喀布尔向赫拉特建立‘第三条平行线’，并占领通往印度的‘锁钥’——马里。英国必须以加强在波斯的阵地相答复，并应通过卷入阿富汗事务而牢牢地立足于阿富汗。”[16]
对于英国而言，最大化地确保英属印度的安全和利益就成为孜孜以求的目标，阿富汗显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棋子。19世纪末的英属印度总督的乔治·纳撒内尔·寇松伯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曾就此清楚地指出这场博弈对于英国的利害关系：“中亚诸国、阿富汗、里海地区和波斯，许多这样的地名仅仅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概念，或者是对异邦变迁和一些死气沉沉的传奇故事的记忆。说实话，对我来说，它们只是大棋盘上的棋子而已，棋手们要用它们来下好控制世界的这盘棋。”[17]
很显然，英俄对于阿富汗的地位认知都是将其作为战略棋子来对待的。19世纪末的阿富汗国王阿卜杜尔·拉赫曼（Abdor Rabman Khan）这样谈到阿富汗面临的严峻处境：“阿富汗是一个小国，它就像两头狮子之间的一只山羊，或者像夹在两块磨石之间的一粒小麦。像这样的小国，怎么能够立于双磨之间而不被碾为齑粉呢？”[18]因此，“在夹缝中求生存”就成为“大博弈”时期阿富汗对外政策的基本甚至唯一目标。英俄博弈的结果使得阿富汗成为双方在亚洲势力范围之间的一个缓冲带，由此导致阿富汗失去大片领土并最终形成以后的国家版图，同时也造成了阿富汗在国家现代化方面始终落后于曾受英俄统治的周边邻国的状况。在第二次侵阿战争期间的1879年，英国强迫阿富汗签订了不平等的《冈达马克条约》，其中规定：“第三条：阿富汗及其附属地的埃米尔殿下同意按照英国政府的劝告和愿望处理与外国的关系。未经英国政府同意，埃米尔殿下将不同外国缔结条约，不对任何国家采取武装行动……如果英国军队为击退外国入侵进入阿富汗领土，一当任务完成他们将马上返回在英国领土上的驻地。”[19]这个条约将阿富汗的外交置于英国控制下，还规定英国对阿富汗的部分领土实行保护和行政控制，由此阿富汗沦为英国的附庸和保护国。而此时的沙俄因1878年《柏林条约》的签订，同英国的矛盾有所缓和，对阿富汗也失去了兴趣。直至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沙俄正式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向沙俄保证“不鼓励阿富汗采取任何威胁俄国的措施”，沙俄则保证同阿富汗的一切政治关系通过英国为中介来进行。[20]英俄协约的签订是两国背着阿富汗来决定阿主权归属的强权行为，标志着英俄传统“大博弈”落下帷幕。苏俄/苏联成立后，英苏在阿富汗及波斯/伊朗又展开了一场总体形势相对缓和的博弈直至二战爆发，这也是传统“大博弈”的后续和尾声。伴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美苏围绕阿富汗展开了一场新的大博弈，博弈的高潮发生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冷战期间美苏在阿富汗的博弈与此前的英俄/英苏博弈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二）阿富汗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
阿富汗处于中南亚地区，兼具中亚、南亚、西亚和中东的多重地缘区域属性，这种多重性决定了阿富汗地缘政治地位的独特性和地缘战略价值的非凡性。美国政治地理学家科恩（SaulB.Cohen）将地缘政治界定为“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21]。近两个世纪以来，阿富汗的地缘政治正是由于外部强权的不断介入而凸显出其价值。阿富汗的地缘政治特性在不少地缘政治学家的论著里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涉及。(https://www.daowen.com)
海权论的创立者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他1900年出版的地缘政治学论文集《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中多次提到阿富汗，他认为在亚洲大陆北纬30—40度的地带是世界强国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也是发生冲突的“心脏地带”，“苏伊士地峡、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波斯的绝大部分地区和阿富汗”都属于这个地带，这个区域就是“可争执的和受到争执的地方”。[22]
陆心说的创立者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则对欧亚大陆的内部区域在国际政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04年，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提出，欧亚大陆内部区域，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区域。枢纽以外，有一个巨大的内部或边缘新月形地区（包括有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和一个外新月形地区，后者全部是海洋力量，前者则具有部分大陆和部分海洋力量的特征。[23]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麦金德提出如下的三段式公式：“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24]他认为，欧亚大陆就是一个世界岛，从西伯利亚的海岸一直伸展到俾路支斯坦和波斯的海岸之间的广大地区都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覆盖了以平原为主的“大低地”的绝大部分和伊朗高原的绝大部分，他还明确指出伊朗高原上有波斯、阿富汗和俾路支斯坦三个国家。[25]因此，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大部分地位于他所提的“心脏地带”的范围内，部分地处于内部或边缘新月形地区。将麦金德的观点放在历史的角度看，“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政策是以1904年及1919年的心脏地带世界领域为基础的”[26]。
“边缘地带说”的倡导者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对“陆心说”进行了矫正。他在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一书中写道，处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的区域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即麦金德所说的“边缘新月形地区”），由欧洲沿海地区、阿拉伯中东沙漠地区和亚洲季风地区三个部分组成，边缘地区“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着一个广大缓冲地带的作用”。他将麦金德的三段式公式修改为：“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27]斯皮克曼还判断：东半球的势力冲突，向来与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有关，与边缘地区内的实力布局有关，与海上势力对大陆沿岸的压迫所引起的影响有关，最后，与西半球参与这种压迫有关。[28]这个判断更多的是基于当时二战的战略形势，但如果用来分析冷战期间美苏围绕阿富汗的争夺以及阿富汗局势的发展演变，显然也是行得通的。
总的来看，阿富汗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可以将阿富汗的地缘政治特性总结为四种：
第一，阿富汗是一个天然的缓冲国。这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缓冲国类似于“三明治国家”。历史上，大凡作为缓冲国的国家往往实力弱小，难有真正独立自主的主权和外交，其命运是要么因若干强权的相互制衡而得到保证，如阿富汗，要么被强权控制、占领或瓜分以至亡国，如波兰。阿富汗的缓冲国角色在英俄两大帝国的“大博弈”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美苏冷战时期也是如此。
第二，阿富汗基本上是一个地缘政治中的要害国家。曾于1898年起担任英属印度总督的寇松为阿富汗取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绰号。他说，阿富汗是一杯亚洲的“鸡尾酒”，常常会引来很多国家的“搅和”。[29]阿富汗这片土地在历史上之所以屡屡遭到外部势力的入侵和争夺，显然根源于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在1988年论述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时明确地指出，在美苏之间三条中心战略战线之一的西南战线上，伊朗或者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是地缘政治中的要害国家。[30]2003年，潘志平曾对阿富汗的地缘政治地位做出这样的预测，“这一深厚的历史底蕴决定，阿富汗经常处于中南亚地缘文化的枢纽，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中南亚地缘政治的枢纽”[31]。最近几年来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演变，证明这个预测是正确有力的。很明显，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9·11”事件都是先后强化阿富汗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关键因素。
第三，阿富汗是“破碎地带”或“不稳定弧形带”上的重要一环。最近三十年，阿富汗的这种国家特性逐渐显现并愈加突出，除了国内动乱冲突不断，阿富汗还成为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滋生地和输出场所。早在1915年，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菲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就用“破碎地带”的说法形容海洋国家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之间较小的缓冲国家，其中就包括阿富汗。[32]布热津斯基在苏联解体后提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变为地缘政治上的真空状态，形成“当代历史上的黑洞”，东南欧部分、中东和波斯湾地区以及前苏联的南部地区，也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共同构成了一个“长椭圆形的激烈动荡的漩涡”[33]。他在《大棋局》一书中进一步论述“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时，也将阿富汗列入其中。[34]“9·11”事件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使“破碎地带”和“不稳定弧形带”成为两个被论及较多的地缘名词，而阿富汗则是这两个地缘名词所指向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国家。对于阿富汗，更为悲观的说法可能就莫过于“失败国家”这个称号了。
第四，阿富汗是公认的“帝国坟墓”。这个特性主要是由阿富汗的地形以及阿富汗人的民族性造成的。在“大博弈”时期及一战结束后，英国曾于1839年、1878年和1919年三次入侵阿富汗，均遭失败。苏联于1979—1989年对阿富汗长达10年的入侵最后也以失败撤军告终，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也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至于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有人想取代阿富汗的埃米尔，那么一定是阿富汗人自己，任何对此存疑的人都应该去问问英国人和俄罗斯人”[35]，这句话或许可以视作是对任何企图控制阿富汗的外部势力的忠告。2003年，美国学者卡尔·迈耶（Karl E.Meyer）就将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中亚国家称作“帝国的尘埃”[36]，像阿富汗这一“尘埃颗粒”虽然遥远且颇为落后，但并非微不足道，反而能让美国付出沉重的物质代价。如今由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已逾十年，超过了越战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
在战后不同时期的美国对阿富汗政策中，阿富汗地缘政治具有的这四种特性都得到了体现。就地理位置而言，阿富汗对周边国家发挥着承东启西、衔南接北的桥梁作用。任何对阿富汗的控制都可能产生重磅炸弹似的效应，即足可以阿富汗为基地，进而西遏伊朗，操控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局势；东制中国，搅和中国西部腹地复杂的民族、宗教和安全形势；北慑俄罗斯，深入俄罗斯的后院和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南平印巴，增强对南亚次大陆事务的控制力——显然，这主要是针对美国对阿富汗的控制而言的。总之，阿富汗的地缘政治地位从根本上来说，与它的国家实力无关，而是取决于它的地缘位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外部各方势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外部各方不同时期的利益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