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政府的对阿富汗政策
里根政府沿袭了卡特政府后期确立的援“叛”抗苏政策，这一政策贯穿其任期的始终。和卡特政府相比，里根政府对阿政策更加突出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并将之作为美国应对阿富汗问题的主要手段。同时，里根政府还利用阿富汗问题对苏联施压，试图给苏联制造更大的麻烦。和卡特政府一样，里根政府援助抵抗运动时也避免和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在阿富汗战场上，美国始终扮演的都是抵抗运动幕后最主要支持者的角色。
（一）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政策的成因
1.美国国内保守主义思潮兴起与里根主义出台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奉行的对苏缓和政策给美国的国防建设和国际地位带来了消极影响，在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美国也处于被动地位。70年代末，美国国内要求重振美国国威、主张对苏强硬的呼声高涨，保守主义思潮兴起。1981年1月入主白宫的里根总统就是一名共和党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一名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甚至将苏联称为“邪恶的帝国”。“里根政府以是否反苏作为唯一标准，来确定美国的敌人与朋友。”[107]因此，里根政府重新恢复对苏遏制政策，执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方针，这就是里根所说的“以实力和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政策”[108]。
里根政府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和强硬态度决定了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政策的基调。为了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里根提出了“里根主义”的外交政策，即“美国要承担抵抗苏联及由它支持的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侵略’，支持反共产主义的起义并击退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建立美国式的民主”[109]。里根主义的实施，就是在第三世界进行低烈度战争，抵制苏联的势力扩张，将苏联的势力推回去，第三世界中的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以及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等国成为美国推行里根主义的主要国家。里根在1985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美国要通过支持“自由战士”加强同苏联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美国必须支持我们所有的民主盟国，我们不应背弃那些在从阿富汗到尼加拉瓜的每个大陆上冒着生命危险反抗苏联支持的侵略、保卫与生俱来的我们的权利的人们”[110]。里根政府时期，美苏关系重新回到对抗状态，美苏战略态势呈现出美攻苏守的特征。在里根主义指导下，美国针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加强了隐蔽行动，最重要的一项隐蔽行动就是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里根于1985年3月签署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166号文件《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计划和战略》，第一次明确提出美国阿富汗战略重要内容之一是“执行隐蔽行动以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111]。
2.阿富汗抵抗运动得到国际力量的大力支持
苏联入侵阿富汗激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满，一些国际力量积极支援阿富汗抵抗运动，这有助于里根政府在阿富汗援“叛”抗苏政策的推行。支援阿富汗抵抗运动的国际力量主要有以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美国的盟友（如英国、日本、以色列等）以及阿富汗周边邻国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
据估计，1982—1992年，总共约有3.5万名来自中东、中亚和北非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奔赴阿富汗战场与阿抵抗力量并肩战斗。[112]这些人也被称为“阿拉伯阿富汗人”，其中就有来自沙特阿拉伯、后来一手缔造了基地组织的本·拉登及其追随者。大量的外国穆斯林志愿者加入到阿富汗的抗苏圣战中，这就直接壮大了抵抗运动的力量。里根政府时期，主要通过中央情报局的运作，在卡特政府的基础上，一个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的完整网络形成。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和最复杂的隐蔽行动之一，中央情报局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运送武器等物资。“武器装备是用沙特阿拉伯的金钱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的，中央情报局把这些装备从（沙特阿拉伯的）达兰空运到伊斯兰堡。第三种途径就是海运。许多国家（埃及、以色列和英国）都进行了捐助，然后从海上把这些物资运到卡拉奇港口。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把这些货物装上重兵保卫的火车，运到伊斯兰堡或者边境小镇奎达。每年通过这个渠道要运送1万吨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到1985年，这个数字将上升为6.5万吨。”[113]可以说，里根政府主导的援“叛”抗苏行动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因此才能建立起这样一个复杂完善的援“叛”渠道，才能保证阿富汗抵抗运动持续地开展抗苏斗争。
在所有参与行动的国家中，巴基斯坦无疑是最关键的角色，如果巴基斯坦退出，那么这个隐蔽行动将会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害甚至会失败。因此，里根政府为保持并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大量努力。1981年6月，里根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签订了经济和军事援助协定，根据该协定，在此后6年中，美国将向巴基斯坦提供32亿美元的援助。1987年两国又签订新的协议，按照协定，在以后的6年中，美国每年向巴基斯坦提供3.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2.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6年共计40.2亿美元）。[114]另外，巴基斯坦还接收到来自国际组织、沙特阿拉伯及其国家的大量经援，并从国际社会对阿富汗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中获利不少。“简言之，十年中苏联的侵略给巴基斯坦创造了一个数十亿的国际援助产业。”[115]有了美国等国强有力的支援，本身就对苏联侵阿极度不安的巴基斯坦更加坚定地参与到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到的行动中，其中巴基斯坦军事情报机构——三军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并肩协作，在援助行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4年10月，里根签署《美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政策》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其中指出：“美国要支持巴基斯坦抵制苏联不断增长的压力，当巴基斯坦援助阿富汗自由战士时”，美国要对巴基斯坦提供必要的支持以确保它积极地参与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美国还应与巴基斯坦讨论“扩大对阿富汗人民援助的更有效方式，吸引国际社会对阿富汗问题的关注，协调与苏联入侵阿富汗五周年纪念日有关的公共外交努力，一起致力于保证对阿富汗难民援助的合适水平”[116]。在整个80年代，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叛”抗苏政策都离不开巴基斯坦的支持和参与，美国也不能不对巴基斯坦给予高度重视。
（二）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政策的内容
1.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政策的调整
里根政府的援“叛”抗苏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5年以前的政策目标基本上还是卡特政府最初确立的，即主要通过援助抵抗运动“袭扰”阿富汗的苏军，使苏联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对于能否仅仅通过这种方式迫使苏联撤军，里根政府其实并没抱多大希望，政策目标的有限性决定了里根政府前期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还是有些谨慎的。1985年以后，里根政府的政策目标调整为努力将苏联军队赶出阿富汗，由此带来对抵抗运动的武器援助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1）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政策的第一阶段（1981—1985年）：
里根政府时期，在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援助问题上，中央情报局和国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里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凯西在1981年初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一职后就继续执行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旋风行动”。由于他是“唯一一个进入内阁的中央情报局局长”[117]，因此他在里根政府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不仅是里根的情报顾问，还兼任政治顾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里根政府对阿富汗的政策。同其他所有卷入援“叛”行动的国家相比，美国无疑是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的主导国。而就美国而言，这个援助行动则主要是由凯西及其领导的中央情报局筹划和实施的。在凯西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行动，也许是从卡特政府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行动。里根总统想继续下去，甚至还要扩大规模。这是同苏联人交战的一个主要地点”[118]。他把阿富汗作为美国在越南失败的报复之地，“苏联必须为支持北越而付出高昂的血的代价是他反复强调的观点”[119]。
1981年5月，苏联的官方智库苏联科学院发布一份关于阿富汗形势的报告就认为，为达到破坏和颠覆阿富汗卡尔迈勒政府的目标，里根政府上台后“加强了积极性”：“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向反革命组织提供财政援助，给他们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招募难民组织匪帮，利用往返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游牧者向阿富汗境内偷运武器、弹药、反革命传单，向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派遣间谍……美国常常与欧共体各国（特别是英国和联邦德国）、埃及、沙特阿拉伯一起进行反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美国积极地促进在普什图部落区及其境外活动的各种分散的阿富汗反革命组织进行有组织的联合，并且广泛地利用取得了美国国籍的阿富汗人。在美国成立了大量社团和组织，为难民和反革命武装募集物质援助。譬如在纽约有一个‘阿富汗救援委员会’在活动，定期用‘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经过卡拉奇向白沙瓦空运数十吨重各种物资。这些物资由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支配。”[120]这份报告表明，苏联对于美国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援助是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里根政府上台后，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重视程度和援助力度明显都超过了卡特政府时期。
1983年1月，里根政府通过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75号文件《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文件明确指出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是“对莫斯科保持最大的压力，促使其从阿富汗撤军，并且要确保在苏联继续占领期间使其付出巨大的政治、军事和其他方面的代价”，“对苏联在阿富汗巩固地位的努力保持有效的抵制。这需要美国在达成谈判协议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推动苏联撤军。同时美国必须对苏联撤军保持压力，确保苏联在战场上付出巨大代价”。[121]对美国来说，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算得上是让苏联付出巨大代价的最有效手段。
不过美国国会认为里根政府上台以来的两年内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远远不够，不足以使他们战胜苏联。众议院1983年10月通过的一份决议指出，如果相信自由的人们能向阿富汗人民提供支持，那么阿富汗人民的解放运动就能获胜。决议还制定了美国在此问题上的三条方针：“第一，鼓励和支持阿富汗人民为从外国占领下争取自由的斗争；第二，向阿富汗人民提供帮助，只要他们请求物质援助，美国就会考虑帮助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第三，继续通过谈判解决阿富汗的战争问题，前提是苏联全部撤军，承认阿富汗人民不可剥夺、不受外来干涉或压制的自由权利，确保四百万阿富汗难民安全、有尊严地返回祖国。”[122]美国国会对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支持突出表现在，国会基本上不对援助的资金或武器等设置障碍或予以阻挠，这就为里根政府在阿富汗的隐蔽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里根政府的援“叛”抗苏政策不仅得到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一致支持，国会还“始终如一地、成功地推动了向阿富汗叛乱力量提供更多的秘密援助资金，数额甚至超过了里根政府所要求的”[123]。比如，国会在1984年通过决议，明确要求里根政府提高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秘密援助的规模和质量。整个80年代，国会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了将近30亿美元的秘密援助。[124]
（2）里根政府对阿政策的第二阶段（1985—1989年）：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后，苏联一度加强了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进攻，战争急剧升级。针对苏联下决心要赢得战争和阿富汗抵抗运动有可能失败的情况，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政策进行紧急调整，于同年3月制定出美国关于战争目标的新文件，这就是里根签署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166号文件《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计划和战略》，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文件首先概括了美国阿富汗战略的两个基本内容：其一，执行隐蔽行动以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其二，运用外交、政治战略对苏联施压以促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增强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国际支持。[125]NSDD166号文件主要阐述了美国对阿政策的目标和措施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分析了“美国的政策目标和主要利益”，明确指出美国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使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恢复阿富汗的独立地位”。文件认为，在1985—1990年的中期阶段，美国应致力于实现一些暂时的目标，这有助于实现最终的目标。不管阿富汗战争的最终结果如何，实现暂时目标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文件具体描述了美国在中期阶段的暂时目标：第一，向苏联证明，它征服阿富汗的长期战略是不起作用的。如果阿富汗战争形势不断恶化，从苏联的视角看，苏联领导人将会对最终实现苏联的目标缺乏信心。实现这一目标是对苏联保持压力以迫使它调整政策的最好方式，这将有利于美国和阿富汗人民。第二，不能让阿富汗成为苏联的基地。我们的隐蔽计划就是要阻止阿富汗成为苏联向这个地区扩张权力和影响力的基地。一旦苏联巩固了在阿富汗的地位，它就能更好地利用伊朗后霍梅尼时代可能发生的动乱，同时给巴基斯坦政府制造困难。第三，防止（其他国家内部）抵制苏联侵略的运动的失败。不能让苏联的反暴乱努力战胜这些土生土长的抵抗运动，这是至关重要的。第四，向苏联显示我们志在阻止苏联在第三世界侵略的坚定目标。我们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就证明了我们的这一承诺。[126]NSDD166号文件所罗列的上述暂时目标既符合美国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政策，也反映出里根政府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决心。
NSDD166号文件的第二部分论述了实现美国上述政策目标的手段和措施，并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都要为此行动起来，这些措施主要有：第一，加强对我们隐蔽行动计划的情报支持。有关战争进程的详细、及时的信息能使我们确定我们是否正在击败苏联的长期战略，而且便于调整我们的计划以提高它的有效性。第二，提升阿富汗抵抗运动的军事效力，目的是保持对苏联不利的战争趋势。这就包括为军事效力设立成绩目标和标准。第三，约束腐败问题或腐败现象的发生，这就需要继续加强对输入阿富汗的物资供应的管理，追踪在途中的物资，进一步确定阿富汗的抵抗组织接收到不断增加的物资并且使用在战斗中。第四，与巴基斯坦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由于缺少向阿富汗运输物资的其他路线，这种关系对隐蔽行动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巴基斯坦支持抵抗运动，我们需要对它的安全需求给予回应。第五，鼓励抵抗运动基于人道主义在阿富汗进一步开展社会服务，这有助于缓解巴基斯坦的难民问题，确保阿富汗人民在后勤方面支持抵抗运动。第六，通过公共外交、双边努力增强国际社会对苏联的政治压力，支持联合国主导的旨在使苏联完全撤军的谈判。第七，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要鼓励阿富汗各抵抗组织之间进行更多的政治合作……各圣战者党派之间达成协议，建立在国际上能代表抵抗运动的组织，这将增加对苏联的压力并且增强抵抗运动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效力。[127]
NSDD166号文件强调扩大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包括提供更先进的武器、更多的资金和更准确的情报。文件清楚地阐述了里根政府的目标，那就是不再简单地沿袭卡特政府确立的对驻阿苏军进行“袭扰”的目标，而是要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在阿富汗彻底击败苏联军队，从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这就是里根说的，“想尽一切办法，不仅要使穆斯林游击队生存下来，而且还要他们获得胜利”[128]。NSDD166号文件是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标志着美国要主动将战争升级，努力将苏联军队赶出阿富汗。而比较1985年前后的阿富汗战场形势可以发现，1985年以前阿富汗抵抗运动和苏军及阿富汗政府军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自此之后战场形势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抵抗运动逐渐占据主动权。所以NSDD166号文件不仅仅是美国阿富汗政策的转折点，也是苏联侵阿战争的转折点。有学者对此评论道：在战争中，1985年是个分界线，因为苏联第一次看起来有可能被迫从阿富汗撤军。在华盛顿，目标则从使苏联付出代价改变为将苏联赶出阿富汗。[129]里根政府根据阿富汗战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美国的阿富汗政策目标，进一步加强对抵抗运动的支持，客观上加速了苏联侵阿战争的结束。从1985年开始，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而向抵抗运动提供美制的先进肩扛式地对空“毒刺”导弹这一举动是里根政府援“叛”抗苏政策调整的最好说明。不过在最初围绕是否提供“毒刺”导弹的问题上，里根政府内部以及国会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军方认为，“毒刺”导弹作为美军最先进的武器之一，如果落入苏联人手里，将会危及美国的技术秘密，并给北约造成威胁。国务院也怀疑这种导弹能否在阿富汗发挥作用，并警告有可能会引发苏联对巴基斯坦的报复。国会担心的是，如果导弹落入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手中，反过来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130]
经过激烈的争论，1986年初，里根政府终于做出了向抵抗运动提供“毒刺”导弹的决定，此举打破了美国过去多年来为了防止冲突升级而不向热点地区提供先进的美制武器的惯例。“毒刺”导弹被美国国防部更多地看作是“一种能显著改变苏联人期望的心理武器”[131]，它增强了阿富汗抵抗力量的防空能力，沉重打击了苏军的空中力量，也给苏军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中央情报局经过评估就认为，“美国提供的‘毒刺’导弹改变了阿富汗战争的形势”[132]，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苏联撤军的步伐。
由于里根政府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上态度消极，1987年底，苏联开始采取单方面的步骤筹划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1988年3月，美苏就对阿富汗军事援助问题达成妥协，即如果苏联继续向阿富汗现政府提供军事援助，那么美国也同样可以向抵抗组织提供军事援助，这就是所谓的“对等原则”[133]。随着美国答应做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谈判协议的保证国，同年4月，在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主持下，美、苏、阿、巴四外长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苏联要在1988年5月—1989年2月的九个月内完全从阿富汗撤军。虽然苏联侵阿战争的结束最终是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实现的，但美苏此前达成的“对等原则”却给“日内瓦协议”蒙上了阴影，在苏联撤军期间及撤军完成后，双方根据这一原则继续向各自支持的力量提供援助。“日内瓦协议”的签署标志着美国希望苏联长期陷于阿富汗泥潭的计划的破灭，“美国拒绝苏联提出喀布尔当局在未来的阿富汗新政府中占主要地位的要求，坚持由阿富汗人自己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同时进一步增加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武器供应。这使苏联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的形势进一步恶化”[134]。
2.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政策的内容
里根上台后在阿富汗问题上基本上奉行两条方针：一是加强对苏联的谴责和施压；二是对政治谈判不热心，一再扩大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甚至考虑将战争引入苏联境内。
（1）继续对苏联谴责和施压：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始终紧紧抓住阿富汗问题，将之作为对苏联施压和口头攻击的重要筹码。里根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加强对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的谴责，揭露苏联侵略给阿富汗人民带来的灾难，在政治和道义上置苏联于被动地位。美国的目的在于在国际上孤立苏联，尤其要破坏苏联在第三世界中的名声。仅仅在1981年一年中，里根在各种正式场合发表强烈谴责苏联侵阿的讲话就达八次之多，而且里根在八年总统任期内，每年都发表关于苏联侵阿的周年声明。里根于1985年3月签署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166号文件明确提出，“在阿富汗问题上，推动苏联在第三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孤立。苏联已经为继续占领阿富汗在第三世界付出了代价。我们一定不能让苏联的行为从第三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议程中消失。我们要继续努力在阿富汗问题上增强对苏联的谴责”[135]。文件明显反映出里根政府的用意，那就是借阿富汗问题在国际社会中打击和孤立苏联。(https://www.daowen.com)
（2）对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态度消极：
在对阿富汗政策上，里根政府基本上倾向于放弃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方式，“而采取了更为强硬的进攻性政策”[136]。纵观里根政府时期，虽然美国一直强调要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但实际上对政治谈判并不热心，反而对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抗击苏联表现得非常积极。自苏联入侵阿富汗后，联合国一直呼吁苏联无条件从阿富汗撤军，并努力推动相关各方举行政治谈判。从1982年起，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多轮间接谈判，但真正对谈判结果起决定影响的还是两国背后各自的支持者——苏联和美国。
和苏联不同的是，美国几乎从一开始就对政治谈判兴趣不大且一直采取不妥协的立场，而苏联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为谋求撤军逐渐改变过去强硬的谈判态度，但却没有得到美国较积极的回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加强对阿富汗抵抗运动军事攻势仍然无效的情况下，苏联更加倚重政治谈判方式，谋求从阿富汗撤军。1986年5月，在苏联的支持下，阿富汗国家情报机构领导人纳吉布拉（Mohammed Najibullah）取代卡尔迈勒，掌握了人民民主党的领导权。纳吉布拉政权积极配合苏联发起的政治攻势，将国名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改为“阿富汗共和国”，并且推出民族和解政策，表示要与抵抗力量实现停火，建立一个广泛吸收各派政治力量的民族联合政府。面对苏联和阿富汗政府的和平攻势，美国和阿富汗抵抗力量进行了回击。美国多次表示不会做日内瓦谈判协议的保证国，里根政府尤其是国会一直怀疑苏联只是在拖延时间以策划新的军事进攻。美国还坚持由阿富汗人民自己决定阿富汗的政治体制，其实就是支持抵抗组织以阿富汗人民代表的名义取代纳吉布拉政权。此外，苏联和阿富汗政府在谈判问题上坚持必须在先承认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并且停止援助抵抗力量后，苏联才能撤军。对此，美国和巴基斯坦也坚决反对。
美国虽然在口头上一再表示，希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和平方式解决阿富汗问题，但实际上，美国还是希望阿富汗战争继续下去，使苏联长期陷于阿富汗战场的泥潭，消耗苏联的兵力和财力，削弱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声望，并把它作为美苏全球战略谈判中的一个重要砝码。[137]显然，里根政府更希望在苏联撤出阿富汗以前为它的侵略付出尽可能多的代价，借阿富汗抵抗运动打击苏联、将苏联困在阿富汗战场上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苏联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12月给里根的一封信中就表达了对美国无意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不满，他认为：“关于阿富汗问题，人们得出的印象是，美国方面有意识地忽略了通向政治解决的大门已经打开。目前甚至已经有了一份关于政治解决的工作文件。推动谈判向前发展而不是阻碍其进程，是十分重要的。如果那样，最终一定会找到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法。”[138]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在1986年11月1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阿富汗局势的会议上也指出，美国“对调解阿富汗形势不感兴趣。相反，延长战争对他们有利”[139]，这说明苏联对美国试图将其拖在阿富汗战场上的想法是很清楚的。在阿富汗问题上，里根政府对政治谈判的消极态度和对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的积极举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里根政府阿富汗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是援“叛”抗苏而非政治谈判。
（3）坚持并扩大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前，美国对阿富汗给予的关注都远远不够。苏联入侵以后，美国在阿富汗具有怎样的利益以及应采取怎样的行动，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艾略特（Theodore L.Eliot Jr.）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回答。他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中将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界定为四点：第一，美国在阿富汗的独立和完整上具有利益，应继续施压苏联使其撤军；第二，美国对阿富汗的人权具有利益，要尽一切可能阻止苏联及其傀儡政权对阿富汗人民的暴行；第三，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三四百万阿富汗难民以及阿国内人民面临的苦境，要求美国将之作为人道主义事务来关注，应继续致力于通过政府或私人渠道援助他们；第四，巴基斯坦值得美国特别关注，支持巴基斯坦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努力以及帮助巴基斯坦承担对阿富汗难民的援助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在界定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后，艾略特提出美国的政策方向应遵循六个方面，也就是美国应采取的具体行动：第一，“援助阿富汗自由战士，这需要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并要考虑到巴基斯坦的关切”；第二，“通过联合国或私人志愿者组织向阿富汗难民及阿国内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第三，“在媒体和联合国舞台上加强努力，与非政府人权组织一起唤起世界公众舆论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残暴野蛮政策的关注”；第四，“继续支持联合国的调解努力，不管成功的机会有多渺茫，这些努力应着力于苏联的撤军和阿富汗独立的恢复”；第五，“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与巴基斯坦公开讨论双边关系中的共同问题和异见”；第六，“与革命的伊朗打交道要保持耐心和坚定性，毕竟它仍旧是该地区人口最多、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140]艾略特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界定及其提出的政策方向建议，对于认识和理解美国在80年代贯彻始终的援“叛”抗苏政策极具启发性。
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伴随苏联占领而来的是，美国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有力的、不变的和令人鼓舞的”[141]。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里根政府在物质方面特别是在资金和武器装备上给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援助，这种援助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基于强硬的对苏政策，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在内容、规模和级别上都比卡特政府有所扩大和提高，不仅增加了援助资金和武器装备数量，还提供了更加先进的武器。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抵抗运动游击队的援助逐年上升。根据报界公布的数字，1980—1984年，美国共为阿富汗隐蔽行动拨款6.25亿美元，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预算中转拨的4千万美元和1985年财政年度所拨的2.5亿美元。1982年美国为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提供了2.17亿美元的援助，每天以100多万美元的数目支付开销。[142]而在1981财政年度美国向阿富汗难民提供的经济援助就达9300万美元。如前所述，1985年是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转折点。1985年美国对抵抗运动的援助达到4.7亿美元，为1980年的5倍多。1986年和1987年又以每年增长1亿美元的速度递增。苏联侵阿的十年中，中央情报局花了30亿美元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枪支、弹药、地雷和火箭发射器，甚至还从国内购买了几千头田纳西州的骡子，以便在巴基斯坦崎岖的山路上运送武器。[143]另外，仅1985年抵抗运动游击队就获得1万枚火箭推进榴弹和20万枚火箭，比过去5年的总数还要多。从1985年开始每年总共获得的武器弹药有5万吨，而两年前只有1万吨。[144]从1986年开始，美国共向抵抗运动提供将近700枚“毒刺”导弹。到1989年，苏联的直升机队列差不多从阿富汗领空上全部扫荡干净。一份美军的特别报告最后确认，提供“毒刺”导弹“已改变了战斗的性质”，并成为“战争中决定性的武器”。[145]美国除了给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各种枪炮等武器弹药，还提供资金、医疗、粮食、交通工具以及军事训练、作战指导和卫星图片等情报，中央情报局还同巴基斯坦以及沙特阿拉伯的军事情报机构一起招募外国的、主要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志愿者，并为之提供战斗培训和武器装备。
第二，里根政府向阿富汗难民主要是巴基斯坦境内的大量阿富汗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些难民和抵抗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难民往往同时具有难民和抗苏圣战者的双重身份，是抵抗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政府向阿富汗难民提供援助既是基于人道主义，也是为了缓解大量难民给巴基斯坦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并且也有助于确保难民对抵抗运动的支持，而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人道主义援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富汗难民的产生由来已久，1970年代前期达乌德发动宫廷政变引起社会动荡，由此导致阿富汗开始出现难民。不过阿富汗出现规模庞大的难民潮还是在“四月革命”后，随之而来的苏联入侵更推动了难民数量的急剧增长，常年的内乱、战争以及激进的社会改革迫使阿富汗人大量外逃迁徙，大多数难民避难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周边国家，也有一部分流散到西方国家。巴基斯坦政府对于接收和容留阿富汗难民持积极态度，巴总统齐亚·哈克在1979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表示，“向（阿富汗）难民提供庇护是基于人道主义和伊斯兰义务，文明世界的人们都不能无视这一点。我们正在向他们提供某些满足衣食住行的基本条件，这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和伊斯兰的精神”[146]。除了巴基斯坦政府的宽松政策外，巴阿两国长期以来还存在着紧密的民族、宗教、文化纽带和地缘、亲缘联系，因此阿富汗难民多涌入到巴基斯坦境内，在巴阿交界地区巴方一侧的西北边境省、俾路支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区共分布着300多座阿富汗难民营。到1979年6月，共有10.9万阿富汗人逃亡到巴基斯坦，同年9月难民数增长到19.3万，在接下来的三个月，这个数字又增长到2倍多。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出现难民逃亡的高潮，在1980年，每个月估计有8万—9万人越境逃往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1989年，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数量高达327万，超过巴总人口的3%。[147]1982年11月，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雅各布·汗（Sahabzada YaqubKhan）在联合国发言指出，“苏联入侵阿富汗对其邻国巴基斯坦最严重的直接影响是大批难民被迫离开阿富汗、前往巴基斯坦寻求安全所引致的突出问题……按照联合国难民署的说法，阿富汗难民已经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大的单一难民群体……阿富汗的危机给巴基斯坦造成了严重的安全、经济和社会问题”[148]。如雅各布·汗所言，阿富汗难民的大量涌入也给巴基斯坦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内安全造成了极大冲击，维持难民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已成为巴基斯坦沉重的经济负担，为此巴政府努力向国际社会寻求援助，而最主要的援助方还是来自美国。到1982年底，超过50%的国际援助都是由美国提供的。[149]
第三，里根政府从精神和舆论层面给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支持。其实，在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就特别注重对阿富汗问题的宣传。对此，苏共中央宣传部一份关于反阿富汗敌对宣传的资料报告中评论道，这种宣传言论有一定的计划性，“和阿富汗国内具体的反政府和反苏活动互相配合”，美国对阿富汗问题宣传的中心是“围绕阿富汗问题掀起反苏联、反社会主义的喧嚣”，“通过评论阿富汗事件批评苏联整个对外政策”。[150]在里根政府的第一年，中央情报局就秘密出资建立“自由喀布尔”电台在阿富汗播音。1983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跨部门阿富汗工作小组，以便围绕阿富汗问题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并讨论如何加强媒体对战争的报道，提高国际社会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同情和支持，增强抵抗力量的知名度。美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大使馆和设在白沙瓦的领事馆提供的信息，也成为当时大多数记者报道战争情况的可靠来源。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令，要求美国新闻署培训阿富汗抵抗力量如何拍摄和报道他们的圣战。美国新闻署驻伊斯兰堡的官员每周都会宣读一次来自美国驻阿富汗喀布尔大使馆提供的一份战况报告。[151]当时积极致力于宣传阿富汗问题的一位参议员说道，“如果我们教导自由战士学会使用照相机去拍摄，这也许会增加国际社会对（苏联侵略的）义愤，这就是最好的宣传”[152]。里根政府的这种公共外交活动对于提高阿富汗抵抗运动的国际形象、为抵抗运动赢得更多的国际援助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也是同苏联争夺阿富汗问题舆论话语权的有力措施。
除了对外积极宣传阿富汗抵抗运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还多次公开表示会坚持援助抵抗运动。里根政府的这种公开表态无疑会给抵抗运动带来必要的信心。里根早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就公开宣称要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他主张向抵抗运动提供更高级的武器。[153]1981年3月，里根和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表示，美国将考虑为阿富汗游击队提供军事援助，以支持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提出的升级和扩大秘密援助渠道的请求。[154]在1981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两周年的时候，里根就阿富汗局势发表声明：“在我们向阿富汗人民表示钦佩和同情时，我们也呼吁苏联尊重国际社会提出的要求它从阿富汗撤军的良好建议，这样一个独立和不结盟的国家和一个符合人民期待的政府才能重建，数百万流落到国外的阿富汗难民才能自豪地返回祖国。只要苏联藐视国际社会，继续占领阿富汗，阿富汗人民的英勇抵抗就会继续，美国就会继续支持一个自由阿富汗的事业。”[155]作为对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抗议行动，欧洲理事会于1982年初决定将3月21日为国际“阿富汗日”，此举也得到了美国的赞同。里根于3月10日便提早签署了“阿富汗日”的公告并发表谈话说：“美国始终如一地遵循不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的政策，我们同样支持以前的阿富汗政府扮演的不结盟角色。阿富汗抵抗运动的烈火已经被点燃并持久不衰，这不是外部力量的帮助，而是因为阿富汗人民捍卫自己国家独立的决心。”[156]1983年12月，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Lawrence Sidney Eagleburger）直言不讳地表示，直到“苏联将阿富汗归还给阿富汗人民以前，我们都会继续支持阿富汗圣战者，并被他们为自由而战的精神所鼓舞”[157]。1986年6月，阿富汗抵抗组织之一的伊斯兰促进会领导人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前往美国，要求里根政府为游击队提供更多的、特别是用于空中和地面防御的有效武器，对此里根向拉巴尼承诺：“在你们争取祖国重新获得独立的斗争中，美国人民将同你们站在一起。这个政策得到了两党的广泛、高度的支持，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承诺。你们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目标——实现阿富汗的自由，我们决不让你们失望。”[158]同年12月，里根在苏联侵阿七周年的声明中表示，“只要苏联和它的阿富汗代理人继续进行针对阿富汗人民的战争，阿富汗人民就会继续得到国际社会包括我们美国对他们抵抗运动的支持”[159]。即便在“日内瓦协议”签署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还表示，美国将遵守协议，但也将行使它“向抵抗运动提供军援的权利”，美国过去一直在坚定地支持阿富汗的事业，“今后仍将继续这样做”。[160]1988年11月，阿富汗抵抗运动“七党联盟”主席拉巴尼率团访美，里根坚决地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阿富汗的抵抗力量，新当选的总统老布什也表示，新政府不会改变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抵抗组织援助的政策。[161]同年12月，里根在苏联侵阿九周年的声明中说，美国为支持阿富汗人民、自由战士和圣战者争取自由的斗争感到自豪，只要有需要，美国就会继续支持这一神圣事业。[162]1989年1月老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继续奉行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政策，旨在推翻苏联支持的纳吉布拉政权，就其政策实质而言，仍然是援“叛”抗苏。
第四，里根政府积极推动各抵抗组织派别在政治上实现联合，并将其视为与喀布尔的阿富汗政府相抗衡的独立政治实体。阿富汗的抵抗力量和反政府组织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白沙瓦为总部的七个较大的逊尼派穆斯林组织，得到美国和巴基斯坦等众多国际力量的援助，是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主要力量，这七个组织中属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有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iyar）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塔吉克人拉巴尼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促进会、阿富汗伊斯兰党哈里斯派[163]以及萨亚夫（Abdul Rasul Sayaf）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属于伊斯兰温和派组织的有阿富汗伊斯兰民族阵线、阿富汗伊斯兰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富汗伊斯兰革命运动。第二类是以伊朗为活动基地并长期得到伊朗支持的八个较大的什叶派穆斯林组织，军事力量不如第一类组织强大，这八个组织包括阿富汗伊斯兰党、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圣战卫士、伊斯兰革命联合阵线、伊斯兰力量、伊斯兰呼声、胜利组织和真主党。第三类是阿富汗国内众多的抵抗力量，包括一些部落武装、部族组织、地区性组织以及少数的左翼力量和民族主义组织，主要有努里斯坦圣战者阵线、库纳尔部族委员会、坎大哈部族阵线、阿富汗中部山区哈扎拉族的抵抗力量、左翼的阿富汗解放组织和阿富汗人民解放组织、民族主义组织阿富汗社会民主党以及位于阿富汗北部潘杰希尔谷地、以塔吉克人马苏德（Ahmad Shah Massoud）为领导并隶属于阿富汗伊斯兰促进会的游击队武装。这些国内的抵抗力量往往各自为战，有时为了争取军援和外援也会与其他组织特别是与以巴基斯坦或伊朗为活动基地的抵抗组织建立联系。第四类是以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为代表的上层流亡人士组成的反政府组织，主要在西方国家活动，在国内几乎没有武装力量。美国国务院在1982年3月一份关于“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报告中分析道：“分裂仍然是抵抗运动的一个严重威胁，自由战士能否保持目前的状况、能否发展成为对苏联的更加重大的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成功地实现联合，成为一个团结的运动。”[164]
由于阿富汗各抵抗组织和党派间内部矛盾重重、分合不断，不但在战争后方争权夺利，甚至在战争前线也发生冲突，直接降低了抵抗运动的战斗力，因此里根政府多次从中撮合，终于使活跃在巴基斯坦的七个阿富汗逊尼派政党于1985年再次结成所谓的“七党联盟”，这个松散的联盟中既有温和派，又有原教旨主义派。为了反击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发起的和解攻势并为未来夺取政权奠定基础，美国支持七党联盟于1988年2月成立了阿富汗第一个临时政府[165]，此举使美国可以利用临时政府问题继续牵制阿巴日内瓦谈判的进程。“正如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逊尼派民族当中资助各种抵抗组织一样，伊朗为什叶派穆斯林游击队（主要来自哈扎拉族）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166]，伊朗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显然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在1985年的一份报告中专门对伊朗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情况做出分析和评估，指出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不久就卷入了阿富汗什叶派穆斯林的反政府活动，甚至在1980—1982年这个时期，伊朗还为白沙瓦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组织主要是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提供过武器。从1983年年中开始，伊朗几乎只专注于与阿富汗什叶派抵抗组织保持联系，割断了和白沙瓦的几个主要的抵抗组织的关系，因为后者严重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海湾保守的君主制国家的援助。报告进一步断定说，伊朗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与苏联在阿富汗的目标严重冲突，伊朗的目的就是援助阿富汗抵抗组织以抵制苏联在阿富汗建立一个听命于苏联的共产主义政权。[167]七党联盟成立后不久，在伊朗的八个阿富汗什叶派政党也组成了所谓的“八党联盟”，不过受制于美伊敌对关系的影响，这些什叶派抵抗组织难以获得美国的援助。
1986年6月，里根表示：“联合国决议年复一年地呼吁苏联完全、迅速地从阿富汗撤军，实现阿富汗人民的自主权利……只有得到阿富汗人民支持的协议才能起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抵抗运动联盟的角色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原因。联盟的多样性以及它对阿富汗传统和信仰的坚持表明，它是阿富汗人民的真正代表。”[168]里根的这段话反映出美国要将抵抗力量视作阿富汗人民的真正代表，此举显然是为以后抵抗力量推翻纳吉布拉政权并建立一个新政权赢取政治合法性。
第五，为给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以及在中亚的统治制造更大的麻烦，并在客观上鼓舞和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里根政府制定了将阿富汗的战争引入苏联中亚地区的秘密计划，这项计划也得到了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持。苏联中亚地区民族关系复杂紧张、伊斯兰极端主义传统浓厚，一直以来都是苏联最不稳定的地区。事实上，苏联出兵阿富汗就有出于维护其中亚安全的考虑。里根政府试图将战争祸水从阿富汗向北引入苏联境内的计划可以说是直刺苏联的要害，这是一个非常大胆和冒险的计划，执行起来不能不异常谨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是这一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和推动者，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具体负责实施这一秘密计划。凯西最早在1981年初就同沙特阿拉伯情报机构首脑讨论了向苏联中亚地区进行渗透的计划，但最初的计划还只是局限于非军事行动方面。
1983年初，凯西向里根提出把战争引向苏联内部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里根的赞成。里根政府一位高官对此回忆道，“总统和凯西决心要让苏联为其在阿富汗所发动的充满兽性的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将战争引向苏联自己内部的可能性”[169]。在凯西看来，阿富汗北部人民与苏联中亚地区人民的共同之处，比他们与南部人民的共同之处还要多，“苏联的民族关系不堪一击。它是最后一个多民族帝国，终究会面临民族关系紧张的挑战。阿富汗北部地区是通向苏联中亚地区的一个跳板”。他在1984年初同巴基斯坦情报机构首脑的会谈中明确指出，中亚“这个地区是苏联柔软的下腹部。我们应该向这个地区偷运印刷品，以鼓动这里的人民对苏联的不满情绪。然后，我们应该运送武器，以鼓励当地人民发动起义”[170]。为此，中央情报局出资印刷了上万册包括《古兰经》在内的书籍以供在中亚地区散发，还为阿富汗游击队购买了数百艘橡皮艇，供他们渡过苏联和阿富汗的界河阿姆河，向苏联境内运送游击队员和印刷品。有了来自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的大力支持，阿富汗游击队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加强了把战争引向苏联中亚地区的破坏活动。一方面，他们利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火箭弹等武器在阿富汗北部直接向苏联境内进行射击，另一方面，他们直接越过边境在苏联境内发动攻击和破坏行动，如攻击苏联的边境哨所和机场等军用设施、埋设地雷、拆除输电线、攻击水电站等民用设施。1986年12月初，大约30名阿富汗游击队员乘坐橡皮艇渡过阿姆河，对苏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两座水电站进行了攻击，他们在途中还捣毁了苏联的两个哨所。而且在这次攻击行动中，有18名苏联军队的穆斯林士兵倒戈加入了抵抗组织。阿富汗游击队的攻击使水电站设施遭到严重的破坏，使得该共和国的居民断电好几周。[171]阿富汗游击队对苏联中亚地区的直接攻击威胁着苏联的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使苏联政府意识到战争正在向苏联境内蔓延的严峻形势，这也是导致苏联最终从阿富汗撤军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美国试图将战争引向苏联的秘密计划并没有得到大规模实施，这正是美国在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时一直坚持的原则，即避免过度刺激苏联，绝不同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如果美国支持阿富汗游击队在苏联中亚地区开展大规模攻击，煽动当地穆斯林发动反政府暴乱，那么苏联势必会进行报复，美苏直接冲突在所难免。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美国不愿意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苏联境内打击目标的卫星照片，最终还是从将战争引入苏联的秘密行动中退缩了。总之，美国对阿富汗游击队攻击苏联的行动既给予支持和援助，又尽量控制攻击行动的规模和后果，这是由美国援“叛”抗苏政策的基本框架决定的。
（三）里根政府对阿富汗政策的影响
里根政府任期内始终坚持在阿富汗推行援“叛”抗苏政策，使美国不仅实现了削弱和击溃苏联在阿富汗的势力，而且还以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为契机加速推动苏联的崩溃和解体，从而取得了对苏冷战的胜利。里根政府对阿政策的目标基本达到：使苏联在阿富汗付出巨大的代价，迫使苏联撤军，阿富汗恢复主权独立。
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苏联最终从阿富汗撤军，使苏联失去了阿富汗这个战略基地。美国自始至终都是支持和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主要力量，以至于阿富汗的抗苏圣战也被认为是里根的圣战。里根政府上台后不仅继续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而且援助的规模和力度都大大超过了卡特政府，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成为里根主义指导下美国在第三世界开展的一项大规模隐蔽行动，更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秘密行动”[172]，美国深深卷入苏联侵阿战争中并持续到苏联撤军后。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来自美国主导的军事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其实是难以长期和苏联抗衡的，而美国等国对抵抗力量的援助也一直遭到苏联和阿富汗政府的指责。在1983年3月10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说道：“解决阿富汗问题，我们应该从现在的实际出发……美帝国主义在这里向我们挑战，他们清楚地懂得，他们在国际政治上在这个地区输掉了自己的阵地。因此我们不能放弃不管。”[173]事实上，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借口之一就是帮助阿富汗政府抗击外来干涉，美国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反过来成为苏联继续占领阿富汗、拒不撤军的理由。即便如此，里根政府非但没有减少或终止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反而一再扩大援助和支持力度。
在具有强烈反苏、反共意识形态的里根看来，阿富汗抵抗力量就是自由战士，他们反抗苏联的侵略正是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权利，因此向“为自己的国家而战，不希望成为一个卫星国”的阿富汗人提供武器[174]，成为里根总统在任期间不变的政策。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不仅仅是里根政府内部的基本共识，也得到了美国民众和公共舆论的普遍支持。在美国政府内部，围绕援助抵抗运动产生的争论和分歧，主要不是要不要援助的问题，而是怎样援助的问题。虽然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中也有个别声音认为阿富汗抵抗运动不可能打败苏联，美国的援助难有成效，甚至可能会招致苏联的报复，但由于政府核心决策层的坚持，美国对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援助从未中断且援助规模不断增加。美国往往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看作是里根主义的胜利。美国有评论就认为，“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是里根主义的功劳。事实证明，里根主义是西方对付苏联70年代扩张的一种费用极低廉的方式。它使得苏联的新前哨基地成为耗资很大的不利因素”[175]。不过，必须要指出的是，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根本上是由于阿富汗人民长期英勇抵抗的结果，阿富汗人民战胜超级大国苏联再次证明了阿富汗是“帝国坟墓”的说法。阿富汗抵抗运动的胜利也是国际力量援助的结果，虽然美国是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主力军，但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中国等很多国家也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阿富汗恢复了主权独立，人民民主党的统治受到严重削弱。[176]冷战后期美国对阿政策的目标是使阿富汗恢复独立和不结盟的地位。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结束了对阿富汗近10年的占领，这就使阿富汗的主权独立得以恢复。不过作为阿富汗合法政府的纳吉布拉政权仍然严重依赖苏联的援助，因此阿富汗的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并没有因为苏联撤军而得以恢复。同时，以抵抗运动为主体的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力量在抗苏战争期间不断发展壮大，为推翻纳吉布拉政权奠定了物质基础，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时代行将结束。总的来看，里根政府对阿政策的推行使阿富汗恢复了主权独立，但由于苏联撤军后阿富汗继续陷入内战和军阀混战状态，因此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阿富汗自然就谈不上推行中立外交了。
第三，使苏联陷入侵阿战争的泥潭，客观上加速了苏联的衰落，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由于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力量对阿富汗抵抗运动坚持提供援助，阿富汗成为了苏联的“越战”——以至于“贫穷的阿富汗人在战斗中除了生命之外再也没有可以失去的东西，而苏联却输掉了一切”。[177]里根政府成功地利用阿富汗问题对苏联进行施压，给苏联制造更大的麻烦，使苏联为侵略和占领阿富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多年来，美国主导国际舆论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置苏联于不利的国际道义境地，苏联的国际名声和形象大大受损；苏联长期陷入侵阿战争的泥潭，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进一步加剧了苏联内部的社会经济矛盾。据苏军政治部公布的数字，苏军在战争中共伤亡4.8万多人。西方估计，苏联在战争中的支出为每年25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240亿—300亿美元。[178]仅就战争的结果来看，苏联是最终的失败者，美国显然是阿富汗这个美苏冷战战场上的胜利者。“美国的阿富汗战略对结束冷战和摧毁苏联发挥了作用。”[179]在里根这位美国历史上反共产主义最为坚决的总统当政8年之后，苏联就随之解体不复存在了。苏联的解体固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根源在于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和西方对苏推行的政策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苏联的一些高级官员就认为，“美国在80年代的政策成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剂”。里根政府的政策“是苏联体制消亡的主要因素”[180]。1983年1月，里根签署国家安全决策指令75号文件《美国与苏联的关系》，这是里根当政期间有关美国对苏联的战略与目标的唯一一份总统指令，它表明美国的目标不再是和苏联共存了，而是要改变苏联的体制。美国要通过外部施加压力并利用苏联的内部弱点来逐渐破坏和改变苏联的体制。[181]在里根政府对苏推行的大战略中，美国对阿富汗政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政府对阿政策的推行不仅使苏联在阿富汗战场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且客观上加速了苏联解体的步伐。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给苏联的国家统一造成恶劣的影响，这恰好印证了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提出的“帝国的过分扩张”的概念。[182]
第四，为以后阿富汗和中东地区陷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漩涡埋下了伏笔，也给美国自己创造了难以对付的敌人。这是里根政府对阿政策最大的负面影响，其影响非常深远。进入90年代后，美国开始遭到那些曾经获得自己支持的抗苏圣战分子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这不能不说是美国在80年代对阿政策推行下的苦果。早在1984年，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份报告就提醒道，美国应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非常谨慎地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中的原教旨主义派别，但美国不应采取那种会促使原教旨主义派别成为主要抗苏势力的援助方案。报告还建议说，美国应尽可能地帮助非原教旨主义派别，它们在阿富汗战场上和难民中都比较活跃，应得到美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183]然而事实上，“不论是巴基斯坦，还是西方的消息来源都一致认为阿富汗反对派中原教旨主义势力分得了武器援助中的最大份额”[184]，而原教旨主义者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阿富汗伊斯兰党获得的外来援助远远超过其他各党派，是美国和巴基斯坦扶持的主要对象，据说“获得了中央情报局提供给反抗组织所有援助的1/3”[185]。不过，正是以希克马蒂亚尔为代表的阿富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在苏联撤军后转而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还与恐怖主义同流合污，并且卷入毒品交易和武器走私活动中，这样不但加剧了阿富汗安全形势的恶化，还损害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和利益。此外，那些抗苏战争期间的“阿拉伯阿富汗人”大都是反美、反西方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本·拉登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些极端分子因为积极参加抗苏圣战也都得到美国等国的援助和支持。在苏联撤军后，这些“阿拉伯阿富汗人”一部分离开阿富汗，一部分留在阿富汗继续参加抵抗组织的圣战，而他们的斗争茅头也逐渐转向本国政府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渐成燎原之势。脱胎于阿富汗抗苏圣战中的恐怖主义不仅是中东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公害，也直接威胁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总之，通过援“叛”抗苏，美国沉重打击了苏联在阿富汗的势力，同时又避免了美国同苏联在阿富汗战场上的直接冲突。仅就冷战后期美国对阿政策的推行来看，这一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它实现了美国对阿政策和对苏遏制战略的双重目标。但从长期来看，里根政府对阿政策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其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阿富汗长期陷入原抵抗组织派别间的内战与80年代苏联和美国肆意插手阿富汗事务有根本的联系，而从阿富汗抗苏圣战中发展出来的恐怖主义更与美国在80年代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