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美国自身的因素

影响战后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因素主要还是来自于美国自身，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显然是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首要关注点。基于此，美国在推行对阿政策时还要兼顾考虑美国的对外战略和国内的总体状况。而不同政府的对阿政策也不尽相同甚至自相矛盾，政府中主要的外交决策者在其中往往发挥着关键作用。

其一是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这是近七十年美国对阿富汗政策不断演变的最基本因素。“从理论上讲，自从20世纪初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是理想主义民主价值观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混合物。”^[1]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国家权力、安全和利益至上的观点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对外输出民主最终还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地位。二战的历史影响之一，就是使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美国的利益触角自此遍及全球每一个角落，美国也开始制定出明确的全球战略和针对不同地区的地区战略。从根本上说，美国对阿富汗政策是服务于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的。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权力地位和国家安全，而美国盟友的安全也在美国对外战略的考虑之中，不过在2012年以前，阿富汗从来都没能成为美国的盟友。所以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美国对阿富汗政策都是在其全球和地区战略这一框架下所推行的。如，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无论是冷战前中期美国对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还是冷战后期美国援助阿富汗抵抗运动，美国的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制衡和遏制苏联在阿富汗的势力。此外，小布什政府对阿政策从战略重视到战略忽视的变化也都与其全球反恐战略有关。奥巴马政府在其反恐战略规划中重新重视和提高阿富汗的地位，而在目前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同时，美国也启动了从阿富汗撤军的进程，二者之间不无关联。(https://www.daowen.com)

其二是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变换或其观念的改变。国家外交决策者的观念可以影响该国对外政策的选择。脱胎于反思主义阵营的建构主义就强调观念和文化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该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互动如何构建群体内部的认同，而后者反过来又用于界定朋友、敌人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机构利益。认同还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具有约束作用，能够确定可接受的外交政策的操作范围。战略文化变量能够比单纯地使用国际体系结构变量更好地解释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就美国而言，一方面，美国外交决策者的更替可能会带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改变，因为不同的决策者具有不同的观念。另外，即便是同一外交决策者，其在不同时期的外交观念也可能有所不同。如，早在二战前的30年代，罗斯福政府起初对与阿富汗建交没有兴趣，但以后罗斯福政府不但与阿富汗建交，而且在二战期间将与阿关系还发展得不错。可以说，战前美国对阿政策就深受外交决策者观念特别是其某些偏见和误解的影响。这在战后更加得到了体现。例如，战后初期，美国对于援助阿富汗态度非常消极冷淡，艾森豪威尔政府还一度想拉拢阿富汗加入西方支持下的地区安全协定，不过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后期还是调整了对阿政策，确立起对阿富汗主要提供经济援助、确保阿富汗中立地位的政策方针。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具有过渡性特征，其对阿富汗政策也是前后截然不同。此外，像里根和小布什这两位保守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阿政策的面貌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里根政府在援“叛”抗苏问题上可谓是不遗余力。小布什政府在阿富汗事务上的虎头蛇尾，其实也与小布什本人的保守主义倾向及其牛仔式的行事风格不无关联。当然，与小布什政府不同，第一任期的奥巴马政府以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巧实力战略理念为指导，它所推行的对阿政策及其每一次的重大调整都给国际社会留下焕然一新的印象，因此也引起外界强烈的关注和反响。

其三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与大多数大国不同，美国受到的制约多数源自国内，而不是国外。^[2]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认为，“对外政策永远不能脱离其国内背景的发源地。没有国内社会和国家，也就没有对外政策”^[3]。而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甚至更直截了当地表示，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往往主要是由国内政治决定的，而不是由国际体系决定的。^[4]作为公民社会相对成熟的国家，美国的对外政策常常深受国内总体形势和民意的影响。国内民意因素对80年代以来的美国对阿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得到凸显。比较典型的是，90年代后期克林顿政府之所以反对塔利班，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美国国内强大的女权主义运动。在后塔利班时代，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在增兵和撤军问题上都不能不顾及国内民众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