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丁玲与我国女性文学

论丁玲与我国女性文学

张炯

关键词：女性文学　革命文学　社会主义新女性形象

丁玲是我国著名作家，左翼文学的杰出代表，被称为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她也是我国女性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在这个领域创作了不少卓有影响的作品。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杜晚香》，为人们展现了她在女性文学方面努力耕耘的足迹。在现当代小说史上，丁玲的女性小说创作可以说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作家。

一

当然，在我国现当代，丁玲并非女性文学领域的第一个拓荒者。在她之前，已有多位女性作家做出了前人未有的开拓。

我国女性从事文学创作，可以追溯到魏晋时代的谢道韫、唐代的鱼玄机和薛涛、宋代的李清照，还有明清以来一些弹词和诗歌的作者。但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崛起，却是与世界性女权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妇女长期处于封建礼教的桎梏和压迫下，从晚清到“五四”，近代源自西方的女权思潮传到东方，伴随人文主义传播，我国女性追求解放、追求男女平权的运动也逐渐涌起。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女性文学也开始出现。

中国近现代的妇女解放运动早于“五四”之前二十年就已经拉开序幕。在此期间，时代不仅造就了从梁启超到早期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等几代女权启蒙的男性大家，包括革命志士邹容等也提倡“男女平权”；同时还涌现了最早的留学生、女性革命家和女性刊物的创办人，如陈撷芬、吕碧城、秋瑾、何震、唐群英等先进女性。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文艺团体早期南社便有多位女性社员。南社社员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等文言小说已传播女性恋爱自由的思想。而女性现代小说较早的创作者似是陈衡哲。她于1914年到美国瓦沙女子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洋历史与文学，早就是文学改革的拥护者，并于1917年写出白话小说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她在《新青年》发表短篇小说《老夫妻》，更使她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首位女小说家。她的小说无论是带有写实色彩的《波儿》还是寓言体的《西风》，都表现出人道主义的精神追求，其中便包含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五四”前后，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都相当关注妇女问题，发表过有关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文章，周建人还有关于性解放的言论。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背景下，冰心、庐隐、冯沅君、谢冰莹等女性作家的小说也都带有追求男女平权和妇女解放的精神内涵。

冰心当时创作的问题小说中《庄鸿的姊姊》《最后的安息》便对妇女遭受压迫的悲惨命运寄予真挚同情。庐隐通过作品探索和追求“人生的意义”，也属“问题小说”的作者之列，是继冰心之后知名于文坛的又一位新文学女作家。她的《一封信》描写贫家女儿被恶霸强夺为妾以至惨死的悲剧《；灵魂可以卖么？》倾诉纱厂女工的不幸遭遇。中篇小说《海滨故人》描写露沙等五个女青年多年别后重聚，一起探讨“人生的意义”，彼此皆感世事惨淡。她们虽力求“自我发展”，却彷徨、苦闷，不知往哪条路上走，不久又各奔东西。庐隐此后的短篇小说集《曼丽》《灵海潮汐》中，仍有多篇作品鞭挞旧家庭的种种丑态，表现了作者对妇女在封建势力压迫下不平命运的愤慨。

冯沅君以淦女士的笔名在创造社刊物发表《隔绝》《旅行》《隔绝之后》等作品，都以抒情独白的方式，大胆地袒露青年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一对青春恋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和对恋爱婚姻自由的热烈追求。凌叔华的短篇小说《酒后》则以委婉的方式涉及性解放问题。作品写男主人公在夜阑宴罢之时，陶醉于暖室娇妻，而妻子却倾慕醉卧客厅的客人，渴望丈夫允许她去亲吻客人。可是获丈夫允许后，她又放弃这个要求。谢冰莹参加北伐，以发表《从军日记》而名噪一时。其中所含的男女平等，女性应自强的思想，被柳亚子当年填词加以称赞：“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青史人才都碌碌，伏蔡秦梁。旧梦断湖湘，折翅难翔；中原依旧战争场！雌伏雄飞应有日，莫漫悲凉。”可见，在丁玲踏进文坛之前，现代的女性文学在我国已有一定的发展。像冰心、庐隐、冯沅君、谢冰莹的一些作品，在当时都曾产生相当的影响。丁玲正是继她们之后，对女性文学做出新的开拓，并在革命文学崛起的大背景下，创造了自己在女性文学中的新的地位。

二

丁玲的小说处女作《梦珂》，刊登在叶绍钧主编的《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2号（1927年12月10日）的头条位置，翌年2月至7月，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与《阿毛姑娘》，同样在该刊陆续刊出。这些作品，“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1]。在叶绍钧的帮助下，这四篇小说结集为《在黑暗中》，1928年10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它表现出女性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感受以及女性独特的话语方式。《梦珂》描绘一个心性高洁的少女，到上海求学，为了反对美术教员调戏当模特的少女，她离开学校，住到姑母家里。她发现表嫂并不幸福，因为表哥有外遇。她自己爱上了二表哥的倜傥、温柔和对女性的体贴，不料又发现这个表哥竟在旅馆里跟别人的太太姘居，遂愤然从姑母家出走。最后因没有去处，投奔了剧社，去当电影演员，并改名为林琅。实际上，“她是直向地狱的深渊坠去”。从而表现小说主人公对男权社会的厌恶和揭露。最使丁玲声名大噪的是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作品对女大学生莎菲的爱情心理做了真实剖白。莎菲内心燃烧着爱的渴求与被爱的希冀。她有两个追求者：苇弟和凌吉士。前者可靠而不可爱，后者则可爱而不可靠，而且灵魂卑琐。莎菲犹疑、焦灼、苦闷，为了从自然欲望与精神追求的矛盾中解脱，她决计搭车南下求学，开始新的寻觅。这篇作品以女性的真切体验，细致入微地剖露女主人公的心曲，笔致泼辣而真率，在表现个性解放的青年女子的性爱矛盾心理上具有典型性。冯雪峰曾说：“梦珂与莎菲所追求的热情，虽然都很朦胧，但实质上可说她们都是恋爱至上主义者。”^[2]他认为创造了梦珂和莎菲形象的丁玲，创作上已进入危机，而摆脱危机的最好出路是“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从而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3]。无疑，当时这是极有见地之论。

丁玲的创作力其时虽然很旺盛，但确实有着危机。由于生活圈子的狭小，思想上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彷徨，使她的作品的题材受到很大局限。在1928年和1929年，她收入《在黑暗中》和《自杀日记》两个集子里的小说，写的几乎全是精神上悒郁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女性。也许是写得匆忙，艺术上也没有超过《莎菲女士的日记》。不过，她毕竟为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不幸女性的生活和心灵的一幅幅肖像。例如，《暑假中》那些寂寞、感伤，带有同性恋的变态心理的女教员；《阿毛姑娘》中追求城市虚荣的爱情而不得、终于恹恹以殁的乡下姑娘阿毛；《岁暮》中对女友恋爱怀有嫉妒和同情的矛盾心理的佩芳；《小火轮上》因被解雇和失恋而落寞的女教师节大姐；《自杀日记》中“一切都灰心，都感不到有生的必要”，却又欲爱不能、欲死不甘的少女伊萨；等等。唯有《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在题材上更深入社会的底层，描写了一个陷于不幸又不觉其不幸的妓女形象。这些作品都涉及对女性的性心理、性意识的描写。《暑假中》对女性的描写深入到了性变态的隐秘角落。小说对所写人物委婉的批评兼有温馨的关爱。对少女同性恋的这种处理方法，充分显示作者的女性立场。《阿毛姑娘》对阿毛爱慕虚荣颇有讥刺，但叙事深层则提出如果时代进步到阿毛得以劳动致富，足以同城市女人的物质生活一比高低，也不会因选择模特职业的愿望便遭到婆婆与丈夫的毒打与公公的咒骂，更不会终于自杀。

《在黑暗中》之后，丁玲又有《自杀日记》与《一个女人》两部小说集。至此，丁玲以鲜明的创作个性确立了她在文坛的独特地位。她是“五四”以来表现女性题材最为集中、最为自觉也最为深切的作家。她的小说中，女性不仅是主角，而且始终处于冲突和叙述推进的中心。作者所表现的总是男权传统造成的女性生存困境与心灵阴影。她也总是站在女性立场，为女性写真和辩护。丁玲与此前“五四”女作家的温婉写法不同，勇敢而率直地写出女性的性欲渴求与性感体验，以及女性复杂多变的幽曲心理。阿毛姑娘性兴奋得发烧感觉与主动撩拨，以及庆云里的妓女性本能的恣意活跃也得到相当真切的描写。这在那时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果，表现了女性对男性的性爱话语权的抗争。

丁玲女性创作的第二阶段是1930年1月至5月在《小说月报》连载的中篇小说《韦护》，显示丁玲从女性主义创作加入革命文学的轨迹。这部取材于作者挚友王剑虹与瞿秋白恋爱的作品，正面描写了革命者的形象，揭示了革命与爱情的矛盾。小说把恋爱过程——从乍见心动，到矜持推拒，再到不可遏止的冲动和难舍难分的热恋——委婉细腻地描写出来，其中不乏性感的笔墨。她的《一九三○年春上海》写的仍然是革命加恋爱的故事。创作的转机跟丁玲思想上的倾向革命，并且与革命力量发生实际的接触分不开。丁玲于1930年在上海加入无产阶级左翼作家联盟，这标志着她的这种转变。她的中篇小说《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丽嘉、美琳、玛丽，都不得不面对革命的浪潮而明确表现自己的去留。《韦护》的故事虽脱胎于王剑虹与瞿秋白的真实爱情悲剧，但作者改变了真实故事的结尾。小说主人公丽嘉并没有像王剑虹那样在病中悒郁死去，相反，当爱人韦护离开她后，她却觉悟起来，也决心“好好做点事业出来”。美琳在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统治着她精神的丈夫的思想后，更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为革命而舍去恋爱。玛丽当自己的丈夫献身繁忙的革命工作，无法满足她的爱情要求后，她离家出走了。这三个不同类型的女性，尽管从她们的身上，读者依稀可以看到莎菲的某些影子，但又都不同于莎菲。她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被卷入了时代的大潮。她们的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进入30年代的小资产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分化。

丁玲在胡也频被捕英勇就义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担任过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和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她在自己的作品中，不仅广泛描写了大都市形形色色的生活，刻画了知识阶层和工人群众的各种形象，还把笔触转向农村，在《田家冲》《水》等引人注目的作品中，更描绘了许多受剥削、被压迫的男女农民形象，尽管对题材的开拓还欠深刻，但从个人的小圈子走出，转向社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主题，不能不被肯定。《田家冲》中的革命女性三小姐和她的同情者——善良、勤劳、沉默寡言的桂姊，纯洁、活泼、天真的幺妹等，已褪尽莎菲的印迹，标志着丁玲对生活的新的认识和思想的飞跃。丁玲后来收入《夜会》一书中的几个短篇，其中《消息》刻画一群工人家属盼望革命队伍胜利的迫切心情：“要他们早些来。”这些作品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城乡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反映革命形势的高涨，表明作者已站到时代思想的高处观察现实，描绘现实，认识到妇女问题只有在革命中才能得到真正解决。这种认识，在长篇小说《母亲》中同样明显。它以作者的母亲为原型，描写辛亥革命前后一位母亲在女性解放道路上的艰辛跋涉，其中还写到革命烈士向警予的形象。《母亲》原拟写成30万字的三部曲，从宣统末年一直写到30年代初农村的土地革命，然而由于丁玲其时被当局秘密绑架，只完成了原计划的三分之一，只好搁笔。小说中的母亲无疑是从旧社会脱颖而出，在时代大潮中不断追求进步，追求自立自强的新女性的形象。

丁玲到达陕北后，创作视野进一步拓展。除了写前线将士和后方新事物的速写、通讯外，她的小说新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为读者展现了民族解放战争中妇女面对的新的课题。《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一个名叫贞贞的农村姑娘被日本侵略者掳走后受尽侮辱，因此遭到周围群众的误解与歧视，她却仍然坚持给抗日军队递送情报，后来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照顾下平复了自己的精神创伤，走向新的生活。小说成功塑造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而心地纯洁的青年女性的形象。作者同情于她的不幸，赞美她的坚强。《在医院中》则通过年轻女医生陆萍在新建医院中的所见所闻，揭露和批评革命队伍中某些部门管理工作的缺点。特别是尖锐地触及了小生产者自私、冷漠愚昧的习气与现代化的深刻矛盾，以及由此给革命造成的后果。陆萍热情敏感，她面对现实生活时表现的矛盾心理，与丁玲早先作品中的青年女性或有相承相似之处，但她此时面对的是全新的背景——革命的环境。如何通过文学形象揭露工作中的缺点以推动事业前进，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更是勇于面对这个课题的作家的难题。作品大胆揭露根据地的消极面，描写女性主体意识的成长及其对社会的批判。

丁玲在1948年9月由光华书店出版印行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很快在海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先后被译为俄文、保加利亚文、丹麦文、日文、德文、英文、巴西文等在国外出版。作品除揭示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与土地改革的正义性，也描写了多个觉悟妇女的生动形象。如妇女主任董桂花、羊倌的老婆周月英、地主的侄女黑妮等。这些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农村女性，通过土地改革，从对男性的依附中走向自立，初步感受到男女平等的快乐。作者对她们满怀同情和歌赞。董桂花和周月英，是一对从苦水中翻过身来的妇女形象。董桂花经受了生活给予她的种种磨难，最后又嫁给比自己小的丈夫，暖水屯解放后她当了妇女主任。她的生活经历赋予她一种坚强而又温顺的性格，但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身上却蕴藏着可贵的革命能量。她当了干部不仅办事认真，而且干净利落，政治立场坚定。比之董桂花的温顺、稳当，周月英则大胆、泼辣，语言尖刻。虽然她嫁了个经常不在家的老羊倌，贫苦和寂寞的生活使她变得有点乖僻。但在土改运动中，她却成长为一个革命的积极分子，坚决、果断，敢于斗争，仿佛枯木逢春一样，全身有使不完的活力。而黑妮虽然是地主的侄女，实际上是地主的丫鬟，她与长工程仁相恋却不敢公开，工作组进村，她才抬起头，成了妇女识字班的教师，教导妇女们认识到只有识字才能男女平等。上述从30年代到40年代把革命与妇女解放紧密联系起来，从知识女性转向工农劳动妇女的书写，是那个时期丁玲女性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这也反映了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和历史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笔下的《杜晚香》，则是描写一位新中国平凡的劳动妇女的传记式作品，是赞美劳动，赞美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赞美新时代女性崇高而光辉的品质的颂歌，也是赞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颂歌。它标志着丁玲的女性文学创作进入又一新阶段。杜晚香这个青年妇女从陕北农村的塬上，辗转奔赴北大荒国营农场前线。早先她活在小小农家的狭隘环境中，勤劳、贤惠、本分。然而土地改革运动中，受到共产党的教育，成长为共产党员。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她在作家笔下成长得越来越崇高和美好。她非但不知疲倦，不计报酬地劳动着，年复一年，她总是“悄悄地为这个人，为那个人做些她认为应该做的小事”。她大公无私，坚决反对任何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的行为。她已经不是从前山沟沟里的小女子了。虽然她还是那么平凡、普通，但新时代的洗礼，已使她成为具有崭新品质的社会主义新人。她的形象是那么美丽、健壮，有如坚强、刚韧地开放在山谷和原野上的不凋的花朵，英姿挺拔，迎着风霜，迎着朝阳，绽开自己的笑脸和水晶般透亮的心灵。她也是勇敢无畏的海燕，展翼翱翔，穿过波山浪谷，劈开乌云闪电，给人们带来新时代的信息。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先进妇女的崇高风貌，看到新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宝石般夺目的光彩。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妇女，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确实，如果把这个完全新型的妇女形象与病态的莎菲女士相比，人们简直都不能相信，这样迥然相异的两个女性形象竟然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所以也就特别值得人们深思！它说明，丁玲在自己的创作中，由于紧跟现实的历史变化，把女性文学也步步向前推进，把妇女解放的目标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即妇女不但要谋求自立自信，而且要站在时代大潮的前列，以自己的先进思想照耀人们前进！这样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对我国女性文学的新贡献，也是对世界女性文学的新贡献。

三

不断与时俱进，紧密联系妇女的现实生存状态，并力求塑造她们具有不同时代典型意义的生动形象，无疑是丁玲女性文学创作所产生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在新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如何被女性作家正确继承和发扬，是当今女性文学理应加以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像杜晚香这样的形象，在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从男性作家笔下《沙桂英》中的沙桂英、《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她们身上都可以看到。从女性作家杨沫笔下《青春之歌》的林道静身上以及郁茹的报告文学《向秀丽》中劳动模范、舍身救火护厂的向秀丽身上也可以看到。她们的形象无疑与杜晚香的思想品质一脉相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女性作家如春笋般涌现于文坛，女性文学更加蓬勃兴起。世界女性主义思潮向前发展，从提倡男女平权、平等，到主张男女有别，乃至认为女性应胜于男性，西方鼓吹的“性解放”思潮也滚滚而来，都冲击到我国女性文学的走向。但我们似乎看到，丁玲的女性文学创作的影响，仍然回旋于许多女性作家的笔下。

第一，杜晚香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新女性形象仍然涌现于女性文学作品中。如谌容的《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便属于杜晚香的姐妹型。她也是新中国培养、成长起来的女性，作为医生，她同属无私奉献，为治疗患者而不辞劳苦、鞠躬尽瘁的新女性。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中塑造的于倩倩那样可敬可亲的女教师形象，也可归入这样的造型。在老作家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朱仲丽的《爱与仇》、韦君宜的《母与子》等作品中，读者还看到在漫长历史周期中革命女性成长的崇高形象。

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可贵的进展是对多种多样的女性形象的描写。从古代后妃、仕女到现代才女，从打工妹、卖笑女到女官员、女知识分子，都纷纷通过女性作家的作品进入人们的视野。但社会主义新女性的形象逐渐淡出，却也是世纪之交女性文学令人关注的动态。这种情况应该引起女性作家的重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女性仍然在各条战线纷纷涌现，她们代表这个时代妇女解放的先锋。她们理应得到女性作家的充满热情的关注，并在文学作品中继续占据重要的地位。应当说，这方面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是我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重大贡献，还是对世界妇女运动的重大贡献。它有助于促进妇女真正的自立自强和人类男女和谐携手共进。

第二，当今许多女性仍处于男权阴影的遮盖下，女性文学不能不继续重视这种现实。丁玲当年创作《梦珂》的情景，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并非罕见。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女性的平权和实际解放仍然远没有实现。这时期女作家在这方面有许多超越《梦珂》的发人深思的描写。如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还有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张洁的《方舟》和《无字》等，都有这方面的揭示。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业余编剧“我”同业余剧团的导演“他”相爱，因两个人都固执于自己的个性而不肯让步，频频发生争吵，最后只好分手。作品深刻地揭示了隐藏在女主人公性格中的现代女性情结：“假如有上帝的话，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像男人一样，我常常宁肯有意隐去女性的特点，为了生存，为了往前闯！”但是“隐去女性的特点”的结果是不为她所倾心的男人接受，正如导演“他”宁可“她”是一位温柔而顺从的女性，也不愿与一个“女强人”为伴。这种状况同样也贯穿于《在同一地平线上》中。实际上，所谓“女强人”所求的仍属男女的“平等”以及在这基础上的男女和谐，然而在男权观念支配下却不可得。胡辛描写四个四十岁的女人邂逅相逢，她们少年时代是同窗好友，对未来都有美好憧憬，但在男权压抑的现实中她们有志难酬。有的充当贤妻良母，有的离过两次婚……张洁《方舟》中所写的几个现代女性的情感焦虑，也包含对于男权的愤怒。这种愤怒在她的长篇小说《无字》中达到了顶点。小说所写的三代女性所遇的男人都属于不尊重女性而且蹂躏女性尊严的男人。铁凝的《玫瑰门》所刻画的司猗纹，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追求隐藏的正含男女平权意识，司猗纹无疑在爱情与性的问题上受到压抑，但她对这种压抑进行报复和发泄的形式不仅隐晦，而且变态。她既是男性权力压迫的受害者，又将这种权力对象化于自我在另一个女人的世界里，向人们施以“酷刑”。铁凝在《无雨之城》所描写的三个女性：陶又佳是向传统道德挑战的追求性爱者；葛佩云虽处无爱的婚姻，却是明知丈夫有外遇，宁愿忍气吞声仍然要维护丈夫权位的“贤妻”；而丘晔则是被男性两次抛弃，还执着追求爱、追求受对方尊重而不可得的女人。小说实际提出的仍然是现代社会的女性问题，即与男权相对立的女性地位争取与女性意识选择的问题。比较《玫瑰门》，《无雨之城》关于女性问题的视野显然更宽阔了。女作家石楠的长篇《生为女人》，描写女性主人公不但被丈夫性虐待，还被抛弃。藏族女作家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梅卓的《太阳部落》等作品里的藏族女性也多呻吟于男权阴影下陷入悲剧的命运。可见，如何建构男女和谐平等，女性解放的道路还相当漫长。这方面的题材，有待女作家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加以持续的开掘。这对于女性文学有力地促进妇女解放运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革命意义。

第三，对女性特征包括性意识的描写，在当今继续见于女性创作中，这有助于扩展文学表现的领域和深化女性形象的塑造。但这方面的描写，似应避免低俗，而应更多考虑社会主义新时代健康的审美需求。

文化大革命后的文坛，不少女性作家似乎又回到丁玲当年描写莎菲女士、阿毛姑娘的时代。而对女性感受、女人欲望和性阅历、性心理的描写，其大胆远远超过丁玲的时代。人们读到王安忆笔下《岗上的世纪》《小城之恋》中陷入性疯狂的女性；也读到赵玫笔下历史上的武则天、太平公主那样沉迷于性爱的不同人物；还读到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那样袒露女性隐私心理的小说。如果说这些描写对拓展文学表现领域和深化女性形象的塑造，曾起过引人注目的作用，那么，后来像卫慧、糖糖以及木子美等直击女性的诸多性行为的作品，被众多读者所非议，应不为无因。在一些女作家那里，“性解放”已成了“性泛滥”。在网络文学中，这样的作品更加泛滥。它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已引起人们广泛的忧虑。自然这与旧中国时代在市场上为了吸引男人的眼球以达到书籍畅销的追求相似。对此，如果丁玲还健在，定必目瞪口呆！更不必说冰心、庐隐、冯沅君那代女作家了。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这不能不是当今作家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性描写在我国明清以来的某些小说中已相当泛滥，以至许多作品被列为禁书。在封建时代这自不奇怪，但今天无节制地，乃至迷醉地描写性行为、性心理，以博低俗读者眼球的创作取向，实不应提倡。因为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人们不应囿于封建礼教而反对性描写，但美总以真、善为前提，真善美的统一是艺术永恒的规律。读者有权要求作家从审美的视角去处理性描写。唐人传奇描写性爱最恣肆的莫过于《游仙窟》，但那仍然是充满比喻想象的具有审美性的文字。我国传统戏曲中的《西厢记》和《牡丹亭》写男女的性爱同样充满优美的想象。可见，中国文学史上不乏这方面避开低俗的可取传统。在新的时代，这方面恰当的表现方法和手段，当然有赖于作家去把握和创造。我们的文学应该考虑发展优良的审美传统和情趣，以利于建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目标，而不是相反。这当然也适用于包括女性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学领域。

20世纪以来，百年中国的文学有着崭新的发展，在与世界各国文学的互动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女性文学的大规模崛起，则是这时期中国文坛最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回顾它的历程，回顾丁玲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以及对后来文学的影响，回顾女性文学发展的得与失，目的在于有助我国女性文学的健康前进。本文作为引玉之砖，一孔之见，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2010年10月3日于北京

（张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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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载《妇女杂志》1930年7月1日第16卷第7期。

[2] 冯雪峰：《〈丁玲文集〉后记》，见《冯雪峰论文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l00页。

[3] 冯雪峰：《〈丁玲文集〉后记》，见《冯雪峰论文集》上卷，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