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情节叙事

浅析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情节叙事

吴丹凤

关键词：张爱玲　《金锁记》　情节叙事　叙述者

对小说的创作而言，情节叙事占据重要的位置，情节设置巧妙与否影响作品质量和对读者的吸引力。无论是希腊神话《奥德修纪》还是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都是由叙述者重新编排情节展开叙事的作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对情节做出限制性与强制性的阐释，亚里士多德曾说：“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1]一针见血地指出“行动”是“成为”“悲剧”的关键，而情节恰是由“行动”连缀组成，尽管对情节的追求不可过分狭隘，但即便是现代小说让性格概念摆脱了情节概念，甚至意识流叙事对情节的特意忽视都无法完全摆脱对情节编排的考虑。故而，热奈特对于故事—时间与话语—时间之间的关系所做的经典分析应该引起我们重视。故事如何开始？何时开始？故事中事件的自然顺序与话语中的呈现顺序是什么关系？“话语呈现之跨度与实际故事事件之跨度又是什么关系？话语如何描述再次发生的事件？”^[2]诸类问题应该成为小说文体叙事探讨中的重点之一。从叙事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张爱玲作品，其《金锁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情节叙事颇典型，呈现出一种秩序的闭锁与规整，而其情节叙事中对叙事时间的切入、叙事的追忆等安排，尤其体现出作者对情节叙事的匠心。

一、情节叙事中的切入

米克·巴尔认为：“小说惯常的结构是从中间事件开头，这使读者卷入到素材的中间。从这一中间点上，再后涉到过去，从那以后，故事或多或少按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直到终结。”^[3]这种惯常结构是从荷马的《奥德修纪》就已经应用的经典情节安排，有利于读者迅速被卷入具有冲突性的剧情中去。《金锁记》的开头亦如此。我们都知道《金锁记》中主角是曹七巧，事件叙事从曹七巧嫁到姜公馆之后的第五年开始叙述，“月光照到姜公馆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鬟凤箫的枕边。”^[4]当叙述者选择在中间事件开始叙述（即曹七巧嫁入姜公馆的第五年开始叙述），就开始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必须对故事中所留空白进行补充。曹七巧在这五年中经历了什么？她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她周围的人是怎样的？她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

文本中相关情节的叙述是通过两个丫鬟的对话透露出来的，而对话的起因是姜公馆又新娶了三奶奶（曹七巧是二奶奶）：

小双道：“也难怪三奶奶不乐意。你们那边的嫁妆，也还凑合着，我们这边的排场，可太凄惨了。就连那一年娶咱们二奶奶，也还比这一趟强些！”

……

两人各自睡下。凤箫悄悄地问道：“过来了也有四五年了罢？”小双道：“谁？”凤萧道：“还有谁？”小双道：“哦，她，可不是有五年了。”凤萧道：“也生男育女的——倒没闹出什么话柄儿？”^[5]

故事从中间开始叙述，对故事情节开展的好处是明显的。一来，各种冲突已经开始凸显，故事已经发展到次高潮，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网络。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可以通过叙述技巧，对不同的叙述线索加以整合，将故事剧情不同线索进度加以展示。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就脱离了单一线性关系，开始相互嵌入、纠结，增加读者的阅读乐趣。因而很自然的，曹七巧的人物形象就在关于往事的不同倒述中得到了鲜明展示。在姜公馆丫鬟小双的叙述中，我们在文章的一开始就知道曹七巧是怎样的人物。小双讲述了两件事，一是曹七巧的谈吐，“一点忌讳也没有”，“姑娘们什么都不懂。饶是不懂，还臊得没处躲！”^[6]二是曹七巧对财物的欲望，“前年老太太领着合家上下到普陀山进香去，她做月子没去，留着她看家。舅爷脚步儿走得勤了些，就丢了一票东西。”^[7]情节叙事从中间开始，可以通过倒述填满叙述空隙，一系列事件的罗列将主人公曹七巧的性情、处境暴露出来。

叙述者从曹七巧嫁入姜公馆的第五年开始叙述，可能考虑了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倒述的时间跨度。时间的距离是小说情节叙事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时间距离过大，往往变成了一种回忆，而且往往因其朦胧而变得模糊不清。譬如曹七巧临死前回忆起她的少女时代，她当麻油西施时期“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8]。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若曹七巧嫁给少年时期的其他男性，以她的刀子嘴与爱财的性子也未必就能得到幸福，但是或许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幸福。因此，对恰当时间跨度的安排是情节叙事中需要考量的，只有在恰当的时间，才会有恰当的情绪，才会有恰当的冲突。五年足够丫鬟了解曹七巧，也足够事件发展到次高潮，而此时曹七巧还有几分姿色，对世事还有几分寄望，对爱情还有几分憧憬，给剧情的进一步发展留了一定的余地。故而，从曹七巧嫁到姜公馆的第五年开始切入情节叙事恰当且合理。

二、情节叙事中的追忆

当情节叙事从中间开始，就会涉及对往事的回忆，一方面得以解释当前局面，另一方面在情节叙事继续开展的同时，把人物的过去相关信息填满。在上面论述中我们指出，作为旁线叙述的丫鬟对曹七巧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但是还不够，要想对主人公进行更为深入的观照，还必须进入主人公自己的补充叙述中去。因而，在《金锁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本在持续情节叙述之外，在中间插入了一些片段叙述。片段叙述中的时间当然指的是时间的过去或未来某一片段的呈现。持续的叙述非常重要，它基本展示了故事的主要内容，而插入的叙述也很重要。因为，插入的叙述很多是对重要事件内容的唤起。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对片段叙述的插入运用非常独到，不多但值得我们重视，主要是曹七巧的回忆，而且是两处，分别如下：

七巧立在房里，抱着胳膊看小双祥云两个丫头把箱子抬回原处，一只一只叠了上去。从前的事又回来了：临着碎石子街的馨香的麻油店，黑腻的柜台，芝麻酱桶里竖着木匙子，油缸上吊着大大小小的铁匙子。漏斗插在打油的人的瓶里，一大匙再加上两小匙正好装满一瓶——一斤半。熟人呢，算一斤四两。有时她也上街买菜，蓝夏布衫裤，镜面乌绫镶滚。隔着密密层层的一排吊着猪肉的铜钩，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无数的空钩子荡过去锥他的眼睛，朝禄从钩子上摘下尺来宽的一片生猪油，重重的向肉案一抛，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9]

这一段的追忆是今昔相比的追忆，呈现曹七巧与他人相处的一种活泼的生命状态。有她当麻油西施时候的情景“熟人呢，算一斤四两”，也有她上街时候的一些情景，“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追忆中她是自由的，有熟人，有追求者，有青春。而现在，只有没有生命的肉体陪伴，为了那黄金的枷锁，她抛弃了鲜活的生命。这是她所有怨恨的源头。这种体悟到她临死之前，感触更深：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10]

她一遍一遍回忆年轻时候，“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那时候喜欢她的有那么多人，而现在她身边围绕的都是恨她的人。一爱一恨，对比何其鲜明。在这里，叙事片段的嵌入与相互连接，更有助于读者对曹七巧的深刻理解。信息的传递通过片段的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片段叙述追忆的是她一生中唯一值得回忆的往事。可以看到这两段文字嵌入正文中，其追忆的内容是一样的，那就是曹七巧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她长得好看，生命还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她的追忆，表明她对当下生活的一种后悔，假如人生可以重来，她是否有更美好的一生呢？重复性的片段追忆，从情节叙事中来考量，是一种深层次的传递，体现出叙述者对曹七巧的复杂情绪。这种传递越充分，其重要性就越突出。因而，叙述者在文本中进行了两次的重复叙述，这种叙述考量应得到读者的重视。

三、情节叙事中的叙述者

在《金锁记》中，主要采用的是内在式追叙的方式来对情节进行补充，曹七巧和小双都是故事中的人物，因而她们的讲述都是内在式叙述。通过内在式倒述，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曹七巧的性格缺陷与处境。比如小双的用语和叙述者是不同的，叙述者是上帝视角，爱憎较隐晦，而小双作为当事人则情感更强烈。小双对曹七巧的用词是充满了鄙视的，比如这一段：“小双抱着胳膊道：‘麻油店的活招牌，站惯了柜台，见多识广的，我们拿什么去比人家？’凤箫道：‘你是她陪嫁来的么？’小双冷笑说：‘她也配！我原是老太太跟前的人，二爷成天的吃药，行动都离不了人，屋里几个丫头不够使，把我拨了过去。’”^[11]同样一件事情，内在式的追述让人物的情感投射在读者面前，读者感受更直接强烈。尽管《金锁记》的讲述风格有时给读者一种错觉，那就是试图成为类传统的话本故事，将叙述者尽可能地隔绝在故事之外，拉开叙述者与事件行动者之间的距离，让叙述者成为一个说书人般的存在。但是并不意味着叙述者就脱离了文本。在《金锁记》的情节组织中，充分展示了叙述者的掌控力。文本中对情节的部分补偿内容充分展示叙述者的存在，增强了文本的叙述层次，形成更复杂的叙事基调。

小说关于曹七巧与季泽的情感有这样的片段：

季泽看着她，心里也动了一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她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满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他侃侃说道：“二嫂，我虽年纪小，并不是一味胡来的人。”^[12]

在这里叙述者回归到全知的叙述视角，解答了一个困惑读者的谜题，那就是季泽对曹七巧有没有情感？这里可以看出是有的，而从季泽的心里话中，看出其之所以远离曹七巧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季泽自身的宗旨，另一方是曹七巧的性格缺陷。这些片段展示了作者的人物设置考量，重点并不在爱情，连爱情都是为了刻画人物的缺陷：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13]

在这里叙述者同样转向读者，讲述文本主人公的复杂心理，曹七巧的人生缺陷在于其心理的扭曲与多疑。对于曹七巧而言，爱情在她的人生中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东西，这种可望不可即源于其自身的欲望，而情感的痛苦源于其自身的性格：不信任任何人又不愿自我麻醉的痛苦。

联想小说的开头，叙述者在讲述故事之前讲述了这样一段话，“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14]这部分补充，让曹七巧的人生具有了一种共性，而并不是一个个例，人生的悲剧往往并不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悲剧，而是一种惆怅的悲剧，一种迷惘与困惑。为了金钱而舍弃情爱的悲剧依旧在上演，人性的迷惑与贪婪三十年前与三十年后又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各有各的悲苦，众生皆苦。叙述者的参与是巧妙的，“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一句话就自然地将叙述者与读者共同拉进了故事里。文本营造出一种叙述者与读者共处一个叙述时空，一种既梦幻又惆怅的封闭空间。

叙述者的讲述是完整的，不仅仅在文本开头铺垫了基调，而且在文本的最后也做了悲剧的补充（长安与长白的悲剧，尤其是长安的悲剧）：

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15]

叙述者在这里同样跳了出来，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给读者讲述了长安的内心世界，这些情感讲解，让叙述者的存在贯穿了所有重要剧情的发展。因此，文本最后一句话就更显得意味深长了，“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16]

总而言之，《金锁记》的情节编排是一种形式层面上的整合，“它从种种事变中抽出一个统一和完整的故事，或者说把种种事变化为一个统一和完整的故事。”^[17]在小说的叙事中，往往需要将很多不同的素材通过不同的叙事线进行合并，《金锁记》的情节叙事以及对不同叙事线索的整合，展示了作者对文本的掌控能力，颇值得探究。

（吴丹凤：广东肇庆学院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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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2] 〔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3] 〔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4]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5] 同上，第86—87页。

[6] 《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86页。

[7] 同上，第87页。

[8] 同上，第124页。

[9] 《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98页。

[10] 同上，第124页。

[11] 《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86—87页。

[12] 《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94页。

[13] 同上，第86—87页。

[14] 同上，第85页。

[15] 《张爱玲文集》（第二卷），第120页。

[16] 同上，第124页。

[17] 〔法〕保尔·利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二》，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