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星”闪耀着光芒——再议冰心作品中的“新女德”

“繁星”闪耀着光芒

——再议冰心作品中的“新女德”

李东芳

关键词：人格　范式　境界　女德　现代性

可以看到，所有对冰心的批评均源自评价者自身的价值体系，就如同鲁迅关于《红楼梦》那一段最著名的话，“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

对冰心的批评主要有这样几种代表性观点：一些批评家把她看作“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其他人则认为她“企图把现实来诗化……很受了基督教教义和泰戈尔哲学的影响”^[2]。20世纪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倾向于把她的叙述立场界定为“小资产阶级感伤的唯心主义”^[3]。在80年代一些女性主义学者那里，她们发现冰心有一种“拉康式的幻象”，在那里母亲和孩子融合为“一种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场所”^[4]。

尽管冰心在20年代至30年代的评论界眼中，只是以一种“清新和美丽”，以母爱的呼唤，震荡着当时在愁苦的黑暗现实中四处碰壁迷茫彷徨的青年人：“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5]当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沈雁冰（茅盾），在阅读关于母爱感化充满怨恨的青年《超人》时，也流下了眼泪。^[6]但更多的一种主流批评意见是批评冰心的作品“缺少更广大的社会关怀”，认为冰心笔下的主题是书写“母爱”、童心和对大自然的爱，被阿英称作“爱的哲学”，都因其来自亲身体验而较为狭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有“局限性”的。^[7]

冰心本人一直不同意某些人在20年代把她界定为“闺秀文学”作家，或者在50年代把她界定为“儿童文学”作家。^[8]

由于批评家们都试图将冰心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来论证和言说自己的价值立场，从而并不能深入到冰心的创作系统中去体会她所精心建构的人生哲学。而轻易地以“闺秀派”的所谓“局限性”贬低其作品的价值，从而错失了一次与这位20世纪初以“繁星”般闪耀的光芒照亮文坛，重建中华民族优秀人格的伟大作家的相遇。

这繁星，与其说是昏黄的宇宙、纷乱的时势中一点“清新和美丽”，不如说是引领迷茫和恐慌的青年人找到可以超越乱世，超越个人际遇不幸的那点光亮——这是多少有点悲剧感的一种努力，也是有点“出世精神”的。它的意义在于于世界的无意义处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那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一点光芒，个体生命将因为有理想人格的追寻而充满价值。

我们可以借用阿英对冰心的评价——“爱的哲学”来概括冰心的生命哲学。我本人和一些研究者曾经试图辨析冰心“爱的哲学”中，基督教和佛教的因素有多大。但今日我觉得不妨将这些辨析绕过，可以清楚地看到冰心的生命哲学中理想的女性人格有一种道德理想：“小朋友，请你们监察我，催我自强不息的来奔赴这理想的最高的人格！”在作品中，她多次强调“创造高尚人格”“建立高尚独立的人格”。这种人格是建立在服务大众，贡献众生的信仰基础上的。^[9]这种人格摈弃掉世俗观念的人生价值，而以忘我，无私地热爱人类，热爱生命，热爱宇宙，热爱家庭为旨归。所以“闲居小村的威廉帝，流放荒岛的拿破仑”这些帝王将相，是她所不屑于一顾的，因为他们图谋的不过是“数十百年一己的功业”。而冰心所理想的“女学生”图谋的却是“永远无穷数千万人的幸福”^[10]。

可以说，冰心一生都在探索和实践“爱的哲学”。她的女德人格只是这个哲学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在此意义上，每一个生命都仿佛闪耀在宇宙星空间的一颗星，其所有存在的意义均在于提升自己达到“理想的最高的人格”，从而闪烁出自己的光芒！而并不会因为外界的乱离，而失去奋斗的方向；不会因为价值观的混乱，导致信念的动摇；不会因为身份与阶级的卑微，就失去生存的希望。可以说，冰心讴歌和实践的是一种人生的高层境界和心灵体验。

王国维曾经在《人间词话》中这样描述人生的三大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冰心所要寻找和建构新女德人格，也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

让女性自我达到“理想的最高的人格”之境界，我认为就是冰心自青年时代开始寻找，并且切身实践的“新女德人格”范式。而这种人格范式，并非回到具有裹脚布气息的“三从四德”的“传统”中去重新捡回那副套在女性脖子上的枷锁——即便它再华丽，也仍然是囚禁女性生命权利的枷锁，它是基于男性中心主义的伦理架构。

在冰心看来，女人，首先是人，有独立的人格，才谈得上作为“女人”的权利。但是冰心并不认为“独立”是一种表面上的“经济独立”（如鲁迅等男性启蒙者所认为的，《伤逝》中的子君因为经济不独立而遭到遗弃，甚至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冰心的“独立”是一种气质温柔，然而内心强大的生命智慧，它也同样可以超越时代，而在男性、女性因时代变迁而变异的关系模式中找到“不变”的那种东西，这便是“新女德”人格的核心。在冰心看来，不管世事变幻，女性总要负责家庭运转，“相夫教子”的职责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这是女性独有的生理特点使女性区别于男性的生命需求。正如有的研究者发现，冰心关于“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角色没有改变，只是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两个家庭》中的亚茜通过现代教养知识来服务家庭。^[11]

“五四”启蒙家对“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认知结构进行了批判，一度认为它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更有女权主义者认为它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剥削。冰心却并不一味地否定传统，而是将其改造，结合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糅合为“新女德人格”。

这种新女德人格是一个内在丰富，充满生命智慧与女性魅力的德性人格。这个女德人格处处以“德”字为先，离不开道德自律：虽然小说中多数只写了人物的外在行为、外在神貌，但其实可以看到其根本性。她们都有一颗处变不惊、乐观坚韧的心灵，有一种经营家庭，处世圆融的智慧，有一种善良温婉的性情，自尊自重，不以俗艳装点自己，从言语、外在打扮到行为上都显得得体而有分寸。

这种新女德人格，离不开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这就必须回答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将人置于宇宙中去定位，就避免了惯于从社会功利角度去思考“人”的价值的偏狭。女性，更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在对“梵”的敬畏中与“梵”合一。冰心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中，更从泰戈尔“梵我合一”的思想中，在宇宙中定位个体，从而找到了人生可以依附的价值体系。她将其归纳为“爱”——一种博大的、绝对的，对宇宙与自然的爱，从而超越性地将个体从纷繁变动的现实中抽离出来，寻找到灵魂依托的忠实坐标。

对生命意义的探究是青年冰心的兴趣点之一。生命到底是什么？死又是什么？怎样在“有限”中活出“无限”的光彩与价值？在写于1920年4月的《“无限之生”的界线》一文中，通过与亡友宛因的对话，以“人—鬼”对话的叙事结构，表达了青年冰心对生的了悟：既然生命是无限的，那么死就不过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生与死的界线是可以逾越的，因为它们终将会与宇宙实现“完全的结合”。

我认为，此文应该是冰心哲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可惜似乎在冰心研究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更多将视线停留在她的一些美文和小诗上。这篇文章涉及如何看待个体生命与宇宙之间的关系，涉及“梵”（这个出自印度教的概念，类似于中国道教的“道”和儒家的“天”）与“人”的关系，其中包含了“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

既然生命是无限的，那么此生不过是生命的一个阶段，不过是宇宙间的沧海一粟。由此显示出人类的渺小，个体生命唯有通过与宇宙的联接而显示出意义。在冰心看来，生命的一个重要支点就是个体生命与宇宙和自然的联接。西方先哲康德曾经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和持久地思考它们，我们的心灵之中就会充满越来越新奇、越来越强烈的惊叹和敬畏：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令。”其实在中国的古圣先贤对于世界的认知结构中，“天、地、人”是宇宙间的三才，如果忽视了宇宙、自然的存在，去妄谈“人”的存在，是不完整的。这样的“人”终将困守在人类建构的各种价值体系的牢笼里难以自拔，这其实也是现代性带给现代人的困境之一，这一点，深深予冰心以影响的印度先哲泰戈尔早有明示。泰戈尔1912年10月到1913年4月在美国讲演、写作，他把在哈佛大学的讲演以及其他文章编成了《人生的亲证》（Sadhana）一书，于1913年10月在伦敦出版，一个月后赢得诺贝尔文学奖，此书的第一篇文章是《个人与宇宙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 Universe）：

人们应该认识生存的完整意义，认识在无限中的位置。人们应该知道无论怎样竭尽全力都无法在自己的蜂窝中酿出蜜来……人们应该知道如果把自己关在无限的创造与净化的神力之外，就会在生活与医疗的圈子中自我挣扎，把自己驱使到疯癫，把自己撕成碎片，消耗自己的元气……当人们只意识到自己眼前的空间，他们的本性就不能在永恒的土壤中生根，他们的精神就会掉到饥荒的边缘，他们只能用刺激来代替健康的力量！^[12]

人与宇宙、自然失去了连接，正是现代文明的病症。失去自然这一重要参照物，人也就失去敬畏，可以为所欲为，导致“疯癫”。

冰心创造性地融合泰戈尔的人之“有限”与宇宙之“无限”进行连接的思想，将其诗化并改写为对大自然的欣赏和赞美，可以说，自然——包括大海、星空、森林、湖泊等自然风物，在冰心的小说中是一个重要的叙事角色，在冰心的诗中是一个主要意象，在其散文中则是一个情感对象。而重要的是，冰心的理想化人格是以自然为兄弟，在与自然的对话中，找到超越“有限”之渺小、之困惑、之苦痛的力量，这是一种将自然审美化并内化为人格力量的智慧。

此外，新女德人格要恪尽母职，家庭内部劳动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是受到梁启超女性思想的影响。

在冰心看来，女性从生理特点上，有着妊娠、怀孕、哺育的职责，故而女性的性情与德行，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孩子的人格成长。而中国人的政治伦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家庭的幸福与否，决定了社会的安定，因而对民族国家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世事纷纷扰扰，社会怎样变革和动荡，却不能改变女性的这一生理特点带来的社会角色。冰心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发现女性除了直接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服务社会以外，在家庭空间的劳动也对民族国家具有重要作用。她认为相夫教子，以平静然而坚强的心灵慰藉家人，不失为乱世之时对社会的一种贡献。这从《两个家庭》等几篇小说中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种跳出历史的局囿，跳出意识形态的纷争，直面个体生命价值的认知方式。这与认同封建礼教中的女性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冰心的新女德人格是一个思想独立、人格平等、胸怀博大的女性，就如《两个家庭》中亚茜对待丈夫的恭顺，对待孩子的慈爱，治理家政井井有条的贤淑，也如小说《我的学生》中那个聪明美丽的“她”，于战乱与困窘时刻依然乐观并淡定自处的浪漫主义精神。这些女性并非绝尘于世的空谷幽兰，而恰恰是游走于尘世间，以奉献的品格救世，散发出玫瑰般芬芳馥郁的女子。

冰心的新女德人格，没有裹脚布试图压制女性鲜活生命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息，更没有误解自由与权利的那种走向放纵的佻挞不羁，自我放逐，而是心怀大爱，集传统妇德中优良部分与西方现代民主意识糅合一体的德行兼备者。

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直接影响到家人的健康、新一代国民的素质，也就是对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力量，间接地对民族国家有着重大作用。强调女性在家务劳动和相夫教子活动中的角色与功能，具有积极的意义，肯定这种“劳动”的价值。

“五四”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参与社会劳动成为女性人格独立的标志，“家庭妇女”成为落后于革命的代名词而遭到贬斥，一度彻底否定了家庭空间中女性的重要价值。对“贤妻良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变迁过程。贤妻良母被误解为不顾及自己的精神需求，一味地忍辱求全，漠视自己利益，逆来顺受的形象。它受到“五四”以后的启蒙主义者批判的原因是它满足了男权中心主义的需要，它是一种性别压抑机制，压制了女性的生命权、发展权和公民权。女性被剥夺了涉足公共领域，介入国家事务的权利，而被局限于家庭私人空间之内。在“五四”时期，旧的家族无疑是一个落后、封闭、压制青年人的空间（就如巴金的诸多作品所描写的那样）。而冰心却将家庭讴歌为疲惫的身心安顿的幸福港湾。在家庭中，女性是“新国民”的孕育者，因此责任重大。她继承了梁启超女性思想，认为女性必须通过学习现代知识，才能够知书达理，成为丈夫的贤内助，担当起母教责任，“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持家，远可善种。”^[13]冰心的可贵之处在于，越过“五四”意识形态的纷争，不为时势所动，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而非一味吸纳和借鉴他人的思想，认真思考有志青年如何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并求得生存与发展。重新思考站在“古”与“今”、“中”与“西”的交叉点上的中国女性的出路，如何在鄙视“女学生”的世俗力量与走向革命的十字街头的“新女性”的知识分子启蒙思潮中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这个思考的基点就是个体生命面对世事纷繁怎样安顿身心。人生充满了苦难与波折，是变幻无常的，什么样的立场可以化解苦痛，将生命之旅从悲愤、郁闷中转变为向风而立的积极勇敢？冰心的生命哲学很好地回答了这些疑问。

再次，这种新女德人格具有大“爱”品质，以一颗孩童般纯真向善的心灵使得女性人格超脱于世俗的利益关系，而达到心灵的纯净之美。

在“爱的哲学”的伦理里，人类因为都是母亲的孩子，就应该相爱。这是以孩童的眼光看待世界，在这样一种超越利益关系的审美眼光里，世界的苦难因为母亲温暖的怀抱而变得温暖，母爱既可以救赎失望郁闷的灵魂，也可以弥合不同国族的矛盾与差异。比如《超人》（1921年）描写的一个有自杀倾向的青年和一个忍饥挨饿的小伙子之间，通过对母爱的回忆，在母亲之爱中达成了情感的共鸣，而治好了自己的病。《国旗》（1921年）中，一个男孩和一个日本女孩超越了国族之间的敌意，而保存了友谊。《好梦》（1923年）描写的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和一个来自埃及的女学生之间真挚的友谊。虽然这种想象式的写作与构思遭人诟病，但是我却把它看作是冰心力图通过书写行为超越动荡纷杂的时势与社会带给人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通俗地说，就是假如不幸地生活在那个时代，不幸地遭遇到经济的窘迫和被盘剥，那么是否还有生的意义？青年人还有没有希望？女性是否可能逃离这样的怪圈——刚从“三从四德”的纲常礼教中逃出又步入了盲目的社会认同的误区之中，迷失自我，难以自拔？冰心认为一个高尚的人格，一个尊重生命需求的人格，就会超越这些艰难，而活出生命的美丽。

简而言之，冰心力图站在普通个体生命的角度，去超越性地、想象性地解决时代的“病症”。她力图构建一个有超越性品质的“人格”大厦，以高尚的理想人格作为人生追求的范式，臻于人生的至高境界。

中国的禅宗思想中，人生也有三境：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就如冰心晚年的散文《霞》，那抹“窗前的晚霞”，已非青年时代所思考和寻找人生意义的瑰丽，而是经过乌云压顶和风雨交加的磨炼之后，在晚霞的万丈光芒之后，必然迎来繁星满天的灿烂，只是此繁星，不是彼繁星了！

（李东芳：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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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2] 陈西滢：《冰心女士》；茅盾：《冰心论》，《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243—244页。

[3] 范伯群，曾华鹏：《论冰心的创作》，《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296页。

[4]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5] 冰心：《繁星》，《冰心全集》第1卷，卓如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61页。

[6] 冬芬：《〈超人〉附注》，《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页。

[7] 《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418页。

[8] 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9] 盛英：《冰心：一个大写的女人》，《在全国冰心文学系列讲座上的演讲》，载《扬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0] 谢婉莹：《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载北京《晨报》1919年9月4日第7版。

[11] 林丹娅：《冰心早期女性观之辨析》，载《南开学报》2005年第5期。

[12] 曾琼：《泰戈尔对中国作家冰心的影响》，转引自《泰戈尔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13] 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