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叙事的伦理批判与文化逻辑

性别叙事的伦理批判与文化逻辑

谢雪梅

关键词：性别叙事　社会伦理　文化逻辑　女权主义　自由主义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于1792年推出早期女权主义经典之作《女权辩护》，奏鸣男女平权的序曲，女性作为教养子女的必需力量应当是男性的伴侣而非仅仅作为妻子的从属地位，直指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伦理缺陷，女权主义思想兴起之初的基本宗旨指向传统社会的伦理批判。平权思想的日渐浸染唤醒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的信念，女作家跻身男作家垄断的文学界，公开发表女性之于社会的思考。兴起于1917年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样推动女性参与社会事务，这一时期的“五四”女作家浸染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想，纷纷走出闺阁走出古典文学转而诉诸社会问题的反思，践行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1]，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生长中国文学史上的奇丽景观。从西方到中国的女作家顺应历史思潮正式跻身文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彰显性别的立场与意识，基于与男性共存的现实世界，发轫女性所见所思的生活世界，这与男作家描绘女性的性别立场交互辉映，构成性别叙事的共同体。本文因为女性与男性互为前提的二元共存，性别叙事相对于女性叙事更为应和文本事实^[2]，同时可以涵括男作家之于女性的书写，阐述视角因此是性别叙事而非女性叙事，打开较为开阔的研究视域。

一、西方性别叙事及其伦理批判

《圣经》第一卷《创世记》确立夏娃是亚当的附属物，取自亚当肋骨而生的夏娃背负引诱亚当背叛上帝的深重罪孽，隐喻女性正是人类原罪的堕落根源。沃斯通克拉夫特却以罕见的勇气批驳这一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即使来自天堂的天使宣告《创世记》记载的人类堕落是完全正确的，女性应当服从理性的启示而非上帝的权威，沃斯通克拉夫特借此辨析卢梭潜藏于《爱弥儿》中的男权思想，谴责卢梭怜悯女性的并非平等的男权姿态^[3]。作为先驱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撒播女权思想的坚实种子，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因其滋养写下人类有史以来最早成熟的妇女故事。

简·奥斯丁备尝因其贫困而痛失姻缘的身世痛楚，从此静观世间男女缔结姻缘的世俗交易，“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4]凝聚奥斯丁洞察的世俗真理，《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贝内特的傲慢与达西的偏见为着共同的婚姻利益彼此退让，奥斯丁的宽容却为世俗婚姻赋予天成佳偶的浪漫光彩，借此遮蔽嘲讽的意味，乃至开放读者的误读空间，社会伦理的批判成为奥斯丁写作的潜在思想力量。奥斯丁在后期小说《劝导》中透露出本色的思想锋芒，女主人公安妮·埃利奥特与沃维尔上校曾有关于婚恋问题的交谈，安妮认为妇女常年在家生活平淡，容易受到情感的折磨，历经情感折磨的安妮却不责备男性的见异思迁，因为男性要同种种艰难险阻斗争，假如再要具备与女性同样细腻的情感无疑是苛刻的^[5]。奥斯丁笔下的故事常常发生于乡间宅邸的客厅，人物的对话推动故事的进程，平实的故事空间开拓女性文学的深广空间，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延续这一新传统。

夏洛蒂·勃朗特写作《简·爱》的主题基于一个爱情故事，平民简·爱发声的爱情宣言却是执着于与贵族罗切斯特彼此平等的独立精神，“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6]，如同每一个信仰上帝的灵魂必当面对上帝公正的判决，夏洛蒂的眼界超越庸常的两性世界与道德世界。如此深度的观念同等折射于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呼啸山庄》裹挟着遗世独立的荒原气质，风中的兰铃花与石楠丛环绕死者的墓碑，“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7]，启示凯瑟琳·恩萧与希斯克利夫之间亘古不变的生命契约，乃至世间的道德判断面对荒原世界失却固有的评判效力。安妮·勃朗特的写作风格更近似简·奥斯丁，《阿格尼丝·格雷》展示了一个朴素而又动人的心灵世界，阿格尼丝·格雷在家庭教师的苦难生涯中成长质朴的心灵，借此洞察韦斯顿的同样美的心灵世界，一朵珍藏在《圣经》书页中的樱草花^[8]象征男女主人公的灵魂契合，美丽的爱情根植于善良的操行，仿佛光彩夺目的落日映照于永不停息的浩渺大海之上。

乔治·艾略特推出《米德尔马契》的广阔景观，延展前辈女作家的思想领域，无比虔诚的多萝西娅·布鲁克历尽婚姻坎坷与世态炎凉，却坚定地走向宽宏成熟的理想世界，多萝西娅的形象意义接近堂吉诃德的骑士精神，蕴藉艾略特之于伦理批判的理性反思。利德盖特是小说中与多萝西娅平行对比的男性角色，利德盖特意图开拓医学研究事业，却难以抵御罗莎蒙德·文西的美色诱惑，为了满足罗莎蒙德的物质欲望耗尽精力英年早逝。艾略特以惊人的才智抒写维多利亚时代背景之下的妇女生活，罗莎蒙德亦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罗莎蒙德与利德盖特订婚之时正在编织链条形花边，罗莎蒙德之于花边、装饰、美屋的酷爱犹如一条花边缠牢利德盖特，多萝西娅的圣洁品质再次衬托成为故事的中心，在充满人心脆弱的卑琐世界散发道德的光芒。堂吉诃德疲惫之极走向幻灭，多萝西娅则是永不妥协的圣女与骑士的复合体，世上善良的部分增长有赖于如此朴素而又真诚的行为。

艾略特认定女作家应当具备与男作家同等的才智，避免写出愚蠢的故事^[9]，虚有其表的浅薄空洞正是平庸女作家的常见错误，奥斯丁、勃朗特姐妹、艾略特拥有凤毛麟角的文学天赋，洞悉社会状况与时代精神，奠基西方女性文学的智力与批判的深度。安妮、简、阿格尼丝绝非柔弱的瓶中花，面对的是强势的社会习俗与偏见，安妮越过偏见的迷雾发现真实的自我，简尝尽世间的磨难确立独立的自我，阿格尼丝忍耐非人的蔑视塑造宽容的自我，女性的美德犹如盛开的花朵点缀着荒芜的世界。西方女性文学自起始之处已是自觉地关联社会的观察与反思，而非狭窄的生理意义上的展示、矫作、偏执，女性的美德结出女性觉醒的精神果实。凯瑟琳屈从习俗嫁于世家弟子，终以夭亡抗拒社会门第的桎梏，在死亡的长眠中与下等阶级的希斯克利夫永世长存，艾米丽赋予女性角色极其耀眼的叛逆色彩。艾略特身为出色的学者刻画多萝西娅极富功力，多萝西娅的女性形象生长于丰富的时代征候，医生、教士、商人、艺术家、资本家、守财奴等等，社会角色依次出入小说世界，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构成日常生活的总和，包括罗莎蒙德佩戴的装饰花边细节。多萝西娅年轻而正直的精神在并不完美的社会条件下不断挣扎，崇高的情感披上错误的外表，伟大的信念带着幻想的面貌，个人的内心无论多么强大，仍难抵抗外界力量的决定作用，多萝西娅的事迹蕴涵世俗社会的妇女生活悲剧。

女权主义自诞生之初便追寻男女平等的理想社会，19世纪的女作家日益介入男作家统领的文学领域，天才女作家堪与杰出的男作家并肩而立。《劝导》发出奥斯丁的心底深处的声音，安妮走出拉塞尔夫人教诲的重重阴影，昔日的青涩少女成长为心智成熟的女子，安妮置换看待世界的女性视角成为男性视角，眼中有女性的生活操持也有男性的生活重负，积淀足够的理性宽宥男性的“见异思迁”，安妮的慧心消解温特沃思心中的芥蒂，往昔长辈“劝导”分离的两位恋人越过坎坷共结连理。简、凯瑟琳、阿格尼丝^[10]同样经受挫折的种种考验，女性的成长关联于与男主人公的冲突及其和解，简与罗切斯特在苦难中结成终身伴侣，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长眠于长满石楠的荒原，阿格尼丝与韦斯顿共度清贫的家庭生活。年轻的多萝西娅崇拜学问与学者，嫁给年长衰败的卡苏朋教士，几乎埋葬于卡苏朋的腐朽学问与生活，多萝西娅寡居之后冲破卡苏朋的卑劣遗嘱^[11]，抛弃所有的遗产与身份，直面世俗的压力与拉迪斯拉夫历尽波折结为夫妻，多萝西娅在荆棘丛生的世俗社会中始终秉持真诚的性格。

女权主义的平等观念渗透19世纪英国女作家的写作观念，奥斯丁、勃朗特姐妹、艾略特笔下的女主人公并非蹇涩于性别差异的弃妇怨女，备尝磨难的目标是与男主人公实现平等的婚姻或者契约，即使为世俗社会责难，却会迫使世俗社会做出某种妥协。这些天才女作家关注社会、习俗、法律、经济、伦理的广阔世界，表达的女性命运是关于社会性别^[12]的衍生故事与社会伦理的批判。

二、中国性别叙事及其伦理批判

中国早期女作家崛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波澜。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抵制旧文化、旧传统，妇女问题随着新思潮的兴起浮现于批判的前台。中国妇女自古以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社会角色只有孝女、节妇、慈母，唯独不是身为一个“女人”。胡适在《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一文中指出妇女问题的出路当是女子的解放，包括社交的解放、生计的解放、婚姻的解放，解放的唯一方法就是实行解放。^[13]女子的解放属于个人的解放，个人的解放即是胡适倡导的自由主义的基本要义。自由主义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潮移植了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传统，胡适引领的白话文运动可以看作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实践方式，推行简洁的白话文替代繁复的文言文，实践个人的思想解放，“五四”女作家借此投身这场旷世的文学革命。

1918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刊出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宣告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式诞生。同年10月，《新青年》发表陈衡哲的对话体小说《老夫妻》，虽则仅有近千字的篇幅，却已昭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生长萌芽，这滴小雨点荡漾出阵阵涟漪，构成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叙事的第一波效应，冰心、庐隐、冯沅君是第一波效应之中的出色人物。青年的忧郁渲染冰心笔下的故事基调，青年的命运从未如此深广地裹挟于某个时代的思潮，这些人物常常抵制旧时代的思想牢笼，迈向新时代的新生活却又羁绊重重。《秋风秋雨愁煞人》中清高美丽的英云拘禁于旧式婚姻的监牢，英云纵然接受新式教育仍旧无力改写悲凄的命运，无限哀伤无限悲叹化作飒飒秋风滴沥秋雨，妇女命运如此幽寂不堪乃至瓶中桂花送来抚慰的清香，清澈晶莹的文字照亮旧式礼教的无边黑暗。《别后》表现妇女命运的难言隐痛极富神韵，是众多批评家公认的传世短篇。“他”送走出嫁的姊姊，接着去到朋友家做客，所见的是朋友家中时逢年庆的温暖甜适、朋友姊姊的紫衣绛颊，做客印象的交叠使得“他”念及寄住舅家的凄冷、姊姊的黄瘦的脸颊与木然的眼睛，赶制嫁衣的姊姊既无烦恼也无欢喜，“她的举止，都如幽灵浮动在梦中”^[14]，“他”难以推想姊姊出嫁别后的命运。妇女的悲哀身世在曲折的笔法中渐行渐近，仿佛一个镜头逐渐拉近的远景，作家的诗意灵感赋予这一主题绵密的回味、深长的反思。

庐隐是冰心之外不可忽视的早期“五四”女作家，其成名作《海滨故人》中的少女露沙映射历经坎坷的庐隐，是一篇隐含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露沙与四位挚友共有寄居海滨的绮思丽想，青春的光华却为生活的庸常熄灭冷却，唯独露沙决然挑战旧式礼教，为着真爱誓愿投海殉情，烟波浩渺不知伊人何处。露沙的命运集结“五四”青年的精神痛楚，其中燃烧执着的热力就此熔化旧式礼教的桎梏，迸发朝阳跃出云层的熠熠光彩。《丽石的日记》画出更为惊人的一笔，丽石眼见友人雯薇身陷婚姻的牢笼日渐憔悴，决然疏离异性的殷勤示爱，深恋同性的沅青，丽石梦见“我和沅青坐在这小船里，御着清波，渐渐驰进那芦苇丛里去”^[15]。沅青即将出阁的消息粉碎了丽石的人生梦幻，丽石在极度厌世中自绝年轻的生命，如此另类的震动犹如偌大的石头投进寂静的古池，暗示人物名称中“石”字的寓意。作家的身世坎坷投射于行文的跳跃、故事的跌宕、命运的无常，叙事手法近于笨拙甚至拙劣，炽烈的灵魂却动荡其间，散射着独特的摄人力量，每一个文字都在熨烫生命的皱褶。

冯沅君的写作则是开放华美放纵的奇异花朵，《潜悼》刻意推出礼教摒绝的叔嫂相恋。浓郁的情爱填满行动的空间与心灵，瓶花、菱镜、巧笑点染柏拉图式秘恋的古典气息，作家有心移植曹植的《洛神赋》诗意，“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闺阁的秾艳抹尽礼教的苍白。“你的流盼使我的灵魂顿时兴奋”，“你的微笑使我的灵魂得到安慰”^[16]，“我”面对带醉含笑的“你”，不免生出“人生安乐，孰知其他”的颓废与纵恣，直至“你”的坟茔永久阻隔尚在尘世的孤绝的“我”。《隔绝》全然改写《潜悼》的隐秘心绪，鲜明地表露青春的痛与爱。“爱的种子何啻痛苦烦恼的源泉，在人们未生之前，造物主已把甜蜜的花和痛苦的刺调得均均匀匀地散布在人生的路上。”^[17]两位青年男女为着爱的自由服毒自尽，绝断包办婚姻的囚禁。《隔绝之后》的叙述者表妹复述表姐的绝笔书信，这段为爱自绝的故事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即如《隔绝》题首所引的温庭筠诗句：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隔绝之后》犹如《隔绝》的一曲复调对位铺陈爱与自由的悲痛挣扎，爱的热力在礼教的冷酷之中黯淡、熄灭，爱的追忆愈是曼妙，礼的现实愈是冷酷，作家的古典文学造诣楔入伦理批判的现代声音。

“五四”女作家的写作主题聚焦于妇女的婚姻问题，婚姻是中国妇女命运的一个象征。中国传统社会的妇女之于终身大事毫无选择的自由权利，这是“父母之命”决定的百年大事。中国的父母常常听命于媒婆的一张嘴，做媒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作为一种职业的，再开了儿女的八字年庚托付盲眼的算命先生，推算八字的相冲相克，婚姻大事因此操纵于算命先生的片言卜筮。这般两项已是足够荒唐，中国的父母还要拜求木雕泥塑的菩萨赐下签诗，预测儿女八字年庚的吉凶祸福，婚姻大事竟是冥顽不灵的菩萨来做主宰。中国妇女结成悲苦的婚姻自是必然的命运，“五四”时期的青年男女抗议旧式婚姻、宣号家庭革命亦是必然的抵制。胡适的《终身大事》是批判旧式婚姻的早期话剧，这出独幕剧标有副标题——“游戏的喜剧”，剧中的田亚梅女士冲破旧式婚姻的迷信禁锢，离家出走追求个人的婚姻自由，“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18]成为结束全剧的闭幕词。《终身大事》并附“序”与“跋”的背景说明，为着一所女学堂排演此剧，胡适翻译剧作的英文初版为汉文剧本，田女士终末与人私奔，女学堂的女生竟然无人饰演田女士，这出戏外插曲折射出强势的传统文化。

中国妇女的婚姻问题逼迫“五四”女作家直视中国妇女的命运主旋律。陈衡哲的短篇小说《洛绮思的问题》集中探索妇女的婚姻、命运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学业出色的洛绮思与导师自由恋爱、立定婚约，洛绮思却在成婚前夕单方悔约，独身奋斗功成名就，回首却见女教授的形单影只，洛绮思自主选择生活的方向，但是并未拥有完整的幸福，好似“安于山的，便得不着水的和乐同安闲”^[19]。洛绮思的两难处境再现中国妇女的命运难题，纵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吹动自由主义的风潮，传统文化却似一棵难以颠覆的森然大树。思想的冲突与焦虑映现于“五四”女作家的笔下，女性角色无论主动选择抑或被动服从，婚恋的结局总归是同样的悲剧，悲剧的讲述者常是第三人称的旁观者“我”或“他”，旁观者对于当事者必然的悲剧命运束手无策，暗示此段悲情会被推进并且存在于回忆的空间，脱却现实的色彩纵使黯淡，却可保全激情的纯净与永恒，青年男女的殉情情节演绎自由主义的决绝抗争，女性在这种共同的选择中隐晦地实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中国妇女实现独立的道路如此曲折、如此感伤，冯沅君为殉情故事装饰富有感伤气息的古典诗词，正是故事内在的气质流露。

三、女权主义、自由主义与性别叙事

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潮推动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书写妇女命运，书写的视域开阔明朗，并未拘谨于女性的一元化视角，甚至会立足男性的视角反观妇女问题，借此开拓西方女性文学及其性别叙事的大气格局，开放西方文学园地的一朵奇葩，女权主义可谓性别叙事的思想根基。西方女权主义思潮的兴起并非偶然现象，乃是西方理性思想传统的现代阐释，延伸进入后现代思潮的领域。

古希腊思想家建立了基于逻各斯的西方理性传统，柏拉图的理念说代表逻各斯的经典表述，这一理念即逻各斯的存在犹如高悬黑暗洞穴之外的光明太阳，照亮并分离现实世界之上的理想世界，人的存在方向在于走出洞穴的黑暗、朝向太阳的光明。柏拉图思想进入中世纪与基督教思想合流，上帝即是光明的逻各斯的存在，生成“道成肉身”的基本意义，中世纪对于上帝的信奉渲染浪漫主义的色彩，人的生活目标就是洗涤原罪，祷告上帝的宽恕与恩典。基督教神学家阿奎那重新发掘亚里士多德思想，正如亚里士多德专注现实世界的眼光，阿奎那专注上帝创造的现实世界，神学的虔诚无意之中推动自然科学的研究，哥白尼发布的“日心说”从根本上撼动了上帝的权威，神性迷失的空虚却是激发人本主义的思想力量，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接续其后的基本宗旨即是个人的理性思考，直至康德完成启蒙思想的体系建构。西方社会的思想运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已然积蓄现代乃至后现代思想迸发的坚实基础，当女权主义者抨击男权、呼吁女权之际，秉承的正是启蒙的精神，女性开始作为个人开展理性的思考与批判。沃斯通克拉夫特赞同启蒙运动的观点，认为应当确保妇女被赋予与男性同等的天赋权利^[20]，《女权辩护》迄今仍是经典的女权论著，女性的奴役根源于社会的道德腐败。

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浸染女权主义的思潮风气，笔下的女性角色追寻生活、人格、思想的独立，绝非消磨生命装饰形体的空虚妇女，这类妇女依靠感官的美感攫取提升地位的世俗婚姻，为男性在疲惫的工作之余提供轻松愉悦的感官享乐。从安妮到多萝西娅的女性角色丝毫未有这类庸俗的习气，她们在生活的路途上艰辛跋涉、屡遭挫伤、尝尽痛楚，婚姻之路并非提升地位的捷径，而是寻求与男性平等的觉醒之路，整个过程充满上升的文化逻辑，具有浪漫主义倾向。

“五四”女作家的性别书写关联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精神是“打倒孔家店”，思想主流并非复兴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而是直接嫁接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想，借此重新阐释本土的思想传统。自由主义的中坚胡适倚重变化的思想，赞美种种制度、思想、抱负的进化，深信“中国需要的正是一种能与中国人生活的迅速改变相一致并可为这种变化指出方向的政治制度”^[21]，胡适信奉人类具有天赋的理性思考能力，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民众的思想教育事业，包括“整理国故”的学术研究工作，诉诸重建中国民众的思考能力与精神觉醒，推进中国民众在理性思考中自主选择生活、理想乃至社会制度。自由主义思想只在五四时期闪现短暂的理想光芒，紧接其后的革命浪潮中断自由主义的理想世界，救亡的呼声压倒启蒙的沉思。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胡适是以学者的身份推行自由主义，并不参与政治领域的斗争，在疏离政治的立场之中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自觉担当殉道者的历史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预言救亡与启蒙的历史难题，其中一章《宗教大法官》着意编排一出诗剧，宗教大法官责难基督放弃显现奇迹的权威力量，却要民众做出自我的判断，由此选择是否信仰基督，因而导致民众深陷长久的纷争、战乱、饥馑，宗教大法官执行权威甚至暴力终止所有的不幸，重建人间的和平与秩序。这出诗剧隐喻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与启蒙悲剧，基督象征思想的启蒙，宗教大法官象征革命的救亡，胡适直面压倒一切的激流，直至湮没于历史的角落。

先贤孔子的命运可与胡适相较而论，孔子信奉仁爱主导的理想社会，自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直至为冷酷的现实逼迫到无路可去，却未因此安于书斋生涯，开坛讲学传播关于人类福祉的梦想。胡适仿佛孔子越过千年复生的现代形象，再度归寂于相类的悲剧，胡适所谓的“打倒孔家店”应当是抵制先秦之后儒家对于孔学的不容置疑的权威阐释，胡适推崇西方启蒙思想似乎切断与传统的关联，如此选择或可根本上中止孔学的权威曲解，借此复兴先贤的人间梦想。五四新文化运动遭受的诟病即是切断传统的传承，意味尚且亟待重新审视这场文化运动的历史境遇。

“五四”女作家处身于颇为复杂的文化场域，书写婚姻的题材成为文化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妇女自古以来即被剥夺婚姻自主权，绝无自由选择的可能，遑论实现充满仁爱的理想社会，妇女的婚姻问题集中呈现中国民众的思想解放问题。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站立于优良传统的断裂之处，“五四”女作家笔下的自由婚恋面临理想的断裂，终局的悲悼成为谶语的践行，无限的感伤犹如涟漪荡漾于风中的池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多世代以来的伤痛溢出文字的指涉与承载。

从西方到中国的性别叙事根植于新兴的思想运动，从个人到女人的觉醒开启人类文学的一个新时代，女性的生活、经验、命运进入文学与思想的视野，男性的生活世界之中呈现日渐清晰的女性形象，而非“男性作家制作的天使形象”^[22]，开启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性别的差异决定两性的二元存在，同时安置两性对话的可能空间，成为两性构成的人类共同体思考共同人性的一种方式，思考何种存在物使得两性共同生活、相互交流以及建立关联^[23]。性别叙事的艺术行为必然牵连性别的伦理批判，伦理批判赋予性别叙事超越性别差异的历史深度。就此意义而言，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当属通俗文学而非女性文学，“身体写作”倾向于商业文化，相对缺乏伦理批判的反思视角与深度。

中西方性别叙事可见基于共同的人性问题，同时存在文化逻辑的显著差异，显露品质迥异的叙事风格。女权主义可谓西方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支流，妇女问题正式成为思考人性的具体内容，女权主义亦是承接西方理性传统的现代思想运动，其间的思潮流脉源远流长，有着充分的前行推力，早期女作家的书写洋溢着浪漫的激情，无可阻遏地穿越文化的障碍，逐步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传统，此后的伍尔夫断言女性实践书写的前提是拥有自己的一个房间，承上启下地打开清晰的路径。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存在于短暂的特定时期，嫁接于西方启蒙的思想动力，此前阻隔着萦纡的传统，此后阻断于革命的激流，“五四”女作家迸发光华璀璨的感伤灵性，随着“五四”的消歇湮没于革命的激流，或如丁玲在前期写作女性隐秘心理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后期写作农村土地改革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新浮现出革命的激流因而转进新的文化主流，如何定位于文化主流急迫于如何创造文学的新传统。“五四”女作家群体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部分，在女性书写的领域奏出复调的文化旋律，女性的经验、书写、伦理交织成为和谐的艺术整体，如此完整的性别叙事再度启示当代的女性书写面对当代的文化境遇如何重新延续“五四”女作家遗留的文学与文化遗产。

（谢雪梅：云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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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新青年》第二卷第5号）一文中推崇白话写作的《儒林外史》《水浒传》《红楼梦》，提出文学实质是语言改革的“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2] “性别意识”是奠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社会学概念，这一概念的演变源自女权主义运动，本文的研究理路则是现象学方法，即是甄别特定历史语境之中生成的文学文本的性别叙事研究，由此反观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基点。

[3] 〔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95—115页。

[4] 〔英〕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译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5] 〔英〕简·奥斯丁：《劝导》，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6] 〔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7] 〔英〕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庄》，译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

[8] 〔英〕安妮·勃朗特：《阿格尼丝·格雷》，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小说的第十三章《樱草花》描述阿格尼丝想要摘下一棵老橡树上的引发思乡情愫的樱草花，此时偶遇教区牧师韦斯顿，韦斯顿为她采摘樱草花，阿格尼丝将其夹在《圣经》的书页中间，决心永久地保存，亦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开端。

[9] 〔英〕乔治·艾略特：《女作家写的蠢故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10] 简发现罗切斯特的疯妻伯莎·梅森的存在，终止与罗切斯特的婚约随后出走，伯莎发疯烧毁桑菲尔德庄园，罗切斯特为救疯妻受伤双目失明；凯瑟琳的阶级身份逼迫出身卑微的希斯克利夫出离呼啸山庄，凯瑟琳嫁与同等阶级的林惇；阿格尼丝备受天性轻佻的学生罗莎莉·默里诋毁，几乎误导韦斯顿确信阿格尼丝是一个冷漠的嗜书者。

[11] 卡苏朋终其一生编撰毫无结果的《世界神话索隐大全》，卡苏朋的表侄拉迪斯拉夫出身贫寒、充满朝气，深切同情多萝西娅的凄苦境遇，卡苏朋企图离世之后控制多萝西娅的自由，立定多萝西娅改嫁即会丧失遗产的遗嘱。

[12] 语法用词Gender所指的社会性别在于替代Sex指向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是构成社会关系的一种要素，这种社会关系是基于两性差异之上的，同时指涉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参见：琼·W.斯科特：《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见王政、张颖编：《男性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9页。

[13] 胡适：《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14] 冰心：《冰心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10页。

[15] 庐隐：《海滨故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98页。

[16] 冯沅君：《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17] 冯沅君：《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18] 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90页。

[19] 陈衡哲：《小雨点》，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3页。

[20] 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将《女权辩护》献给法国大臣塔利兰德（Talleyrand），强调如果妇女被排斥在法国新宪法之外，法兰西仍将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参见：〔英〕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1]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页。

[22] 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The Woman Writer and the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2nd e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p.20.

[23] 〔英〕苏珊·弗兰克·帕森斯：《性别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