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性文学史写作的初步探索——以《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为视点
——以《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为视点*
乔以钢
中国女性的文学活动系统地进入文学史书写，始自“五四”前后。20世纪上半叶，多种妇女文学史著作相继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三部著作——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海：光明书局，1930年；原名《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以及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尽管处于初兴阶段的现代女作家文学创作尚未纳入这些著作的视野，但从性别的角度编写文学史，这一新的文化现象的出现意义独具。如林树明所说，这几部书的作者皆表现了宣传男女平等意识、弘扬女性文学的热忱。比起以前诸多妇女文学选本来，他们的史著肯定了妇女在文学产生及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妇女创作的艰难性，探讨了女性文学的特点，拓宽了妇女文学的研究范围，使我国较完整的古代妇女文学史得以初具规模。其间对女性作品本身也有不少全新的理解，“将五四以来的反思、批判的时代精神注入其间，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呈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轨迹。”[2]
20世纪80年代，一批女作家的创作在文坛产生反响，部分研究者开始比较自觉地从性别角度对女作家的创作进行考察。其中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以下简称《浮出历史地表》）和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下卷）两部著作[3]，在尝试建构现代女性文学史方面具有代表性。本文以此为视点，对现代女性文学史写作的初步实践加以梳理和探讨。
一
现代文学史写作有意识地引入性别维度，这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80年代中期，有学者延续20世纪上半叶妇女文学史编纂者的思路，指出女性创作长期以来被文学史书写遮蔽的文化境遇。苏者聪在《略论中国古代女作家》一文中提到，古代特定的社会文化是导致颇具才华的女作家们命运悲惨的主要原因，同时也造成了妇女在文学史上几乎是空白的现象[4]。王友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小说和妇女问题》一文聚焦现代女作家小说，认为如果忽略了女作家的创作，就“失掉了现代小说中一个很有光彩的部分，遗落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历史财富，并且也难以为当代文学的有关问题找到一个恰当的起步点”[5]。钱虹在《关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考察》中写道：“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史》勾勒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概貌，是极不完整又粗陋不堪的。”作者基于重审文学史的思路，以较为翔实的史料阐述了陈衡哲、绿漪（苏雪林）、白薇、方令孺、苏青等长期为文学史所忽略的现代女作家的文学贡献和影响。[6]孟悦的《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认为，在父权文化体系中，男女两性之间始终处于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对抗性二项关系，“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生存在“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7]。评论家荒煤直截了当地指出“无论是现代文学史或当代文学史，就我所看到的来说，都还没有单独把女性文学作为一个篇章来写的”[8]，这种现象值得思索。这一时期发表的李小江的《妇女研究与妇女文学》、李子云的《女作家在当代文学史所起的先锋作用》、严平的《略谈近七十年来中国女性小说的发展》、季红真的《女性主义——近十年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基本倾向》等论文[9]，同样包含对现代女性文学史的探寻。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0]第一卷第四章中，作者杨义述及现代文学初创期的小说创作，专门讨论了“在妇女解放思潮中出现的女作家群”，以一节的篇幅阐述女作家群及其创作的历史意义。显然，不少研究者已明确意识到，现代女作家的创作面貌既不同于古代妇女，也有别于现代男作家。
正是在研究界开始关注现代女性创作的整体氛围中，80年代中后期，《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下卷）分别开始写作。《浮出历史地表》出版于1989年，它将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结构，在历史的视野中加以观照。《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也于同期基本完稿，因出版经费困难，至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夕问世[11]。其中上卷涉及近现代部分。
受学界比较通行的现代文学“三个十年”阶段性划分的影响，两书对20世纪上半叶女性创作的时间段落做出了相近的把握。《浮出历史地表》的分期方式为：1917—1927；1927—1937；1937—1949；《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卷）的历史分期为：1900—1927；1928—1937.7；1937.7—1949.10。可以看到，该书参考了80年代中期学界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力图改变先前对近代、现代、当代文学之间的人为切割，打通百年女性文学的脉络。为此，其第一部分的起始时间前移到20世纪初。不过，受制于当时相关方面的基础研究薄弱以及编撰者学术素养方面的欠缺，这部史著“对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女性文学的叙述上有着明显疏漏”[12]。这个时间段只涉及了秋瑾等极少的女作家。
在内容上，两书均引入性别视角对以往的现代文学史叙事加以重新审视，将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置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通过女性主体性的生成、流变及其多样的存在状态，彰显了女性文学的人文内涵和审美创造。其中叙事型文学作品是考察的重点。在结构框架方面，二者采用的大体都是在总论之下分期概述，进而就各时段的代表性作家及其创作展开探讨的方式。
尽管两部著作出现于同一时期，涉及了相同的研究对象，但写作面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可谓各具特色。
二
同样是在历史的视阈中展开有关现代女性文学的研究，《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考察范围和研究目标却有所不同。
首先来看现代女作家以专章/专节形式入选的情况。如同《浮出历史地表》一书的副标题所示，该书主要是选取代表性创作进行“现代妇女作家研究”；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意在比较全面地展现百年间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图景。与此相关，两书在以专章/专节形式论述女作家创作方面，情况大不相同。
具体而言，《浮出历史地表》设专章讨论的女作家有庐隐、冯沅君、冰心、凌叔华、丁玲、白薇、萧红、张爱玲、苏青，共9位。另有部分女性的创作分别在“走向战场与底层”以及“都市的女性：辉煌之页的边缘”两章中涉及，前者包括谢冰莹、冯铿、罗淑、草明、白朗，后者主要是苏雪林和沉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卷）出现在章/节标题中的论述对象有：秋瑾、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陆晶清、陈学昭、白薇、濮舜卿、苏雪林、凌叔华、丁玲、谢冰莹、冯铿、萧红、关露、葛琴、胡兰畦、白朗、草明、袁昌英、沉樱、林徽因、方令孺、沈祖棻、罗淑、罗洪、安娥、赵清阁、郁茹、胡子婴、杨刚、子冈、王莹、凤子、许广平、杨绛、李伯钊、颜一烟、莫耶、曾克、袁静、张爱玲、苏青、梅娘、陈敬容及郑敏，共48人。
从中可以看到，《浮出历史地表》重点论述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受关注程度较高的女作家。其中一部分人的创作以往在文学史叙事中或被提及，如冰心、丁玲、萧红；也有的是80年代以后引起较多关注的女作家，如张爱玲。该书将这9位女作家分别置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不同时段；与此同时，在若干章节穿插了对其他一些女作家（如陈衡哲、林徽因、葛琴等）创作的简要评述，总体上构成了“点”“面”交织的叙事框架，一定程度上勾勒出现代女性文学的轮廓。这样的书写方式比较适合作者对重点研究对象进行专门性考察，以及围绕所提炼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卷）的考察对象，除了涵盖《浮出历史地表》所涉及的各位之外，还有为数更多的女作家。在以专门章节对这些女作家加以评述的同时还旁涉了其他一些女作者，共同展现了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基本风貌。不过，该书在论证女性文学创作的流变时，采用的是将女作家分别置于（依据某方面特征划分的）各章节中加以阐述的方式。这一方式有助于凸显作家某方面创作的特色，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由于各章的标题往往带有限定语或修饰语，容易给人画线排队甚至削足适履之感……突出了特殊性却有损于全面性。”[13]
再看两部著作的研究思路和目标。毋庸置疑，二者都自觉地认识到时代社会、民族文化传统与近现代以来女性文学创作的内在关联，注意将研究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进行探讨。不过，与《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主要作为创作背景加以处理不同，《浮出历史地表》有着从性别这一特定的角度深入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结构，对两千年历史进行重新阐释的宏旨，并将这种批判性、解构性的意图贯穿全书。它无意于搭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女性文学史，而是着意选择具有特定内涵的创作现象进行深度剖析。该书“绪论”指出，整个传统社会秩序都是建立在对女性的统治和压抑这一基点上。因此，了解新女性的处境，“即使不意味着一场近现代史的反思，也意味着一场近现代政治文化的反思”。在此前提下，有关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现和解读实际上发挥着改写与颠覆男性中心传统文学史叙事的功能。这是因为，在作者看来，现代女作家的作品潜藏着破坏新文学意识形态完满性的力量；与男作家不同，女作家的创作除去受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外，还包含着来自女性自身的非主流乃至反主流的世界观、感受方式和符号化过程。这部分女性创作“提供着一个移心的角度，成为我们在今天解构现代文学作品和现代想象方式及意识形态的一个起点”[14]。基于此，《浮出历史地表》站在鲜明的文化批判立场，发掘女作家文学文本中女性被压制的表现及其成因，揭示女作家表现女性生活和女性情感方面的内容，在具体阐述中强调的是女性创作所蕴含的“颠覆”和“解构”父权制及传统文学史书写的功能和价值。这样的选择既是为了认识女作家作品的魅力，也是进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著者具有填补以往现代女性文学史书写空白的明确的著史意图。一方面，“克服往昔总体文学史的偏正结构，促使倾斜了的文学生态得到补正与平衡”；另一方面，“建立女性文学传统，以利于发挥女性作家的创作天赋和特性，促进女性文学的繁荣”。该书“导言”以“为了女性”“为了文学”作为小标题，申明“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最现实的目标，正在于探索女性文学传统，以挣脱主导文化性的偏见的束缚，增强对女性审美特征、功能及其价值的自觉性，克服局限与不足，从而最大限度地展开女性广阔的现实天地和心理天地，创造出高层次的作品来，促进女性文学高层次的兴旺和发达”[15]。这样的书写对于既往的文学史叙事来说，同样构成了挑战和突破。
三
两部著作对现代女性文学的整体观照及其阶段性特征的概括也有明显差异。
如前所述，《浮出历史地表》的研究目标并不止于撼动以往的现代文学史叙事，而是意在解构传统性别文化和近现代政治文化共同构成的、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在该书作者看来，真正自觉的女作家“将女性性别视为一种精神立场，一种永不承诺秩序强加给个体或群体强制角色的立场，一种反秩序的、反异化的、反神秘的立场”。以这样的尺度衡量，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女作家们的眼睛是被割裂的，她尚然不是独立于男性主体之外的另一种观察主体，或许，只能算半主体，她的视阈大部分重叠在男性主流意识形态的阴影后，而那不曾重叠的一部分是那么微不足道，不足语人亦不足人语，至今未得到充分注意。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恰恰是这种割裂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和她的解决焦虑的方式，使人感受到某种独特的超越或游离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离心力。”①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倡导“为人”和“为女”的双重自觉，将现代女性的文学活动视为中国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并非形成于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基础之上；其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又迥异于西方女性文学和女权主义文学。它同在社会变革中兴起的新文学共体，是在反对乃至扬弃旧文学的过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16]这样的基本认知反映在该书的文学史叙述中，便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以及新文学的总格局中把握女性的文学创作，一方面肯定它以独立的品格与新文学共体，一方面指出它是在淡化性征与优化性征的冲突中生存和发展。这里所说的独立品格，主要是指女作家的主体意识，她们对女性彻底解放的追求以及在文学的艺术方面进行的创造性探索。
两部著作有关现代女性文学演进脉络的把握是在各自整体认知的前提下展开的。二者的时间线索都很清楚，且在每一部分之前均有专章综述，不同时段的基本情况得到概括的呈现，只是在把握阶段性特征时各有聚焦点。
先看《浮出历史地表》。该书第一部分（1919—1927）从特定的角度将“五四”时代命名为中国有史以来罕见的“弑父”时代。作者首先肯定了男性新文化先驱们作为代言者为妇女问题发出的疾声呐喊，同时指出，他们的呐喊“似乎很少运用这老旧中国妇女的内在视点去揭示她严重的历史，考察她与社会在哪里发生了冲突。他们对她的隐秘经验没多少兴趣，要么，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老旧中国妇女也有她地表之下的世界和她洞视历史的名分”。于是，在“五四”时代，祥林嫂式的老旧中国妇女不仅是一个经过代言人删削的形象，而且也是约定俗成的符号，“她必须首先承担‘死者’的功能，以便使作者可以指控、审判那一父亲的历史”。而受压迫的女性依然隔绝于自己群体的隐秘经验。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之死则标志了“代言者”与“被言者”的精神隔膜。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现代女作家的传统以一种崭新的女儿姿态的书写为开端，由此向“女人”转变，进而开始区别于传统标准下的“女人”，涉及女性群体的一些独有经验。第二部分（1927—1937）在30年代的文明夹缝中追踪“五四”走来的女性进退维谷的历史步履。在农业生产方式与殖民地工业生产方式相冲突、“政父”与“大众之神”相冲突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群体被压抑和分化，本来就游离于文化边缘的女性问题重新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一种无意识状态。与“五四”一代叛逆女儿的故事书写相比，此期女作家们引人注目的成长标志，一是女性肉体的醒觉，二是确立了对男性的深刻怀疑。但醒觉了的女性的处境并不光明：第一重黑暗来自主导意识形态，它把女性划出了时代主潮之外；第二重黑暗来自女性内心自我认识上的障碍。女作家由此陷入创作窘境，“她们所写的还仅仅是社会——男性社会所允许，也是她们自己的想象力所允许的东西。”第三部分（1937—1949）基于战争造成三大地域空间分立的历史环境展开。作者认为，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女性作为一个性别都是处于主导意识形态的概念语汇之外的，尽管二者之间在主题基调、风格、形式上相去甚远，但“它们都无形中崇尚尊奉着某种集体性的，总体的权威而无形中排斥、压抑着那些注定无法纳入铁板一块的总体——群体统治体系的、具有离心力的东西”，无论是性别意识还是人道主义观念以及女性话语等等，一起退入文化的边缘或后景。而由于种种原因，此期在沦陷区出现了现代文学女作家创作的又一个高峰。她们的创作把现代文学史上从“女儿”到“女人”的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展示了剥去特定意识形态标准化外衣的女性经验。[17]
再看《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卷）。该书将世纪初到“五四”看作女性意识觉醒，女性文学勃然兴起的时期。第一编“概说”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女作家创作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有着空前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她们或以妇女生活为取材重点，着力于表现女性的命运和情感；或以自我亲身经历和感受为中心建构作品，使之不同程度地具有自述传色彩。其创作往往有着强烈的主观抒情和细腻的心理刻画，在阴柔之美的总体色调下，从不同的方面显示自己的创作个性。第二编考察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后期的女性创作，将其趋势概括为“从面向女性自我到面向广阔社会”[18]。此期代表性女作家主体意识结构的重要变化体现在：政治意识、阶级意识成为她们新的精神支点，逐渐居于思维活动的支配地位，由“五四”觉醒而萌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得到强化和发展，而某些层面的女性意识相应地被冲淡、被遮蔽。这些特征程度不同地分别反映在左翼的、有进步倾向的女作家以及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学者型女作家的创作中。第三编涉及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末战争背景下的女性创作。这一时期，分布于不同区域的女作家因其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各自的主体蕴含，有着不同的创作视点和文化选择，形成了文学创作的多元格局。在有关女性问题的探寻中，她们对女性不幸命运的根源以及妇女解放道路的考察有所深化，对女性本体的审视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艺术形态呈现出多向发展的态势。总的来看，女性文学在经历了“五四”的觉醒之后，虽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丧失女性自我的情况，但这并未改变随时代演进的总态势。战争、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们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但其与时代同一步调的创作仍有其重要意义。女性文学的文化意义和独特价值正是在开阔的历史场域中得以显现。
显而易见，两书作者对现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总体把握及其阶段性特征的论述与其研究旨归密切相关，体现了现代女性文学史观念的某些不同。比如，面对“现代文学史”这一文学系统，是立意于凸显现代女作家创作与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离”“独立”，还是肯定它在独具特色的同时与男性主导的现代文学传统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两书作者有着不同的理解。《浮出历史地表》看重的是现代女作家创作中与传统的深层文化结构相悖的成分及其所包含的离心力。《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立足点则是现代女性创作与20世纪文学主潮的融合。它将女性文学的生成及流变看作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男性主导的现代文学具有同构关系。其写作过程强调的是女作家作为历史和文学的积极参与者所做的贡献。
四
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浮出历史地表》与《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卷）的阐释和评价之所以出现种种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二者的研究视角和批评立场有着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理论资源和批评方法的不同也赋予它们不同的学术个性。
《浮出历史地表》的立意在于对传统历史文化进行“解构”和“批判”。全书借鉴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方法，探讨现代女性文学创作在历史进程和文学史中的位置，从昭示整个现代史上新文化的“结构性缺损”的角度，理解和阐发“女性”的自我命名以及现代女作家创作的意义，强调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力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正在如何生存。[19]因而，其文学史叙述的着力点在于揭示现代女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女性自我的开掘及其在此过程中所遭受的文化压抑，彰显女性创作所具有的颠覆已有的意识形态大厦的“反神话”的文化批判功能。书中对女作家创作所做的分析，所给予的批评或肯定，相应地都是出自这一角度。女性主义的立场，犀利的批评锋芒，使该书具有强烈的冲击力。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主要立足于现代女性文学传统及其价值的“建构”和“发现”，以社会历史视角与女性视角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察。该书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展开有关中国妇女历史文化处境的论阈，其中对女性主体性的强调以及对“超稳定”的男性中心社会机制和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判断，借鉴了80年代学界有关“主体论”的讨论以及运用科学理性反思中国历史文化所取得的成果。它所标榜的“女性文学史”范畴，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不是在反抗性别压迫、父权制的文化脉络内产生，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脉络上产生……而其关于理想社会以及理想的两性生存状态的构想，又与80年代的新主流话语——新启蒙话语联系在一起”[20]。在批评方法上，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女性主体性的生成和女性意识的流变为主线，通过具体阐述，在各时段的女性创作之间建起一定的内在关联。其间，注重剖析作家性别意识的流露，但没有以此作为评判创作的唯一尺度。而是既关注其创作对女性生活和生命体验的反映，同时也充分肯定她们富于社会意识和时代精神的创作取向，致力于在二者的交汇点上描绘和构建现代女性文学传统，突出其建设性和启发性。
可以看到，二者的研究思路和评价标准颇不相同：一重在“破”，具有颠覆的意味；一重在“立”，主要着眼于建设。基于不同的研究旨归、理论资源和批评方法，在涉及共同的研究对象时，两部著作各自选择的侧重点及相关论述称得上迥异其趣。比如，尽管同样肯定五四运动对现代女性文学的重要意义，但在谈到“五四”女作家对女性主题的表现时，《浮出历史地表》认为，这一阶段“女性主题仅仅是触及而已，作家的态度是温和的，她们涉及了女性群体的一些独有经验，但并未深掘。女性作为一个群体，仅仅是在话语缝隙中闪露一下身影”。论及30年代时，又以丁玲创作的转变为例，揭示了女性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的异己感、边缘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作窘境，认为彼时多数女作家在投入时代主潮获得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的同时，丧失了女性自我。其结果，“只能是臣服于主流意识形态，成为神话的一名普通创造者，而把女性埋入历史更深的无意识的底层——历代统治秩序的地基深处”[21]。《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则认为，“五四”女作家的创作体现了具有人之主体精神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基于这一觉醒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们的创作成为历史前进的一面透视镜”。对于30年代的时代土壤孕育的女性意识的新变也给予理解，认为此时女作家主体意识结构以及创作面貌的改观，并不能简单说成是以男性思维和男性风采为旨归的一种靠拢或者同化，而是女性自身由“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所带来的社会参与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现实剧烈碰撞的结果。[22]可以看到，写作者所秉持的文学理念、所倚重的理论资源，成为影响女性文学史书写面貌的重要因素。
就研究方法来说，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借鉴是两书重要的相通之处。在这方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虽不像《浮出历史地表》那样体现得十分突出，但同样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汲取了营养。主编盛英曾谈到，当时自己一方面“倾心于李大钊对二十世纪‘妇女解放时代’的预测和论述”，一方面“钻到西方各种女权理论里”。其中，“20年代由茅盾先生传到中国的瑞典爱伦凯的母职论和美国纪尔曼夫人的女人经济独立论，对我产生的影响最大。”[23]《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导言”的开卷语，转录了李大钊写于1922年的文章《现代的女权运动》中的第一句话：“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24]可以说，该著作将“女性文学史”这一命题郑重提出，本身即融入了女性主义关于“性政治”的理论观点。不过，全书的写作是密切结合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实际展开的，并非简单搬用来自西方的某些概念。这一点从编撰者对女性意识之核心的理解（“人的自觉”和“女人的自觉”及其统一）即可窥见一斑。
综上，女性的文学活动在以往的文学史叙事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观照，《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以及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的相关研究使这一状况得到初步改变。两书的编撰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依托不同的知识背景、理论资源以及对女性解放问题的理解，以有异有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爬梳和分析，体现了探讨现代女性创作历史的不同理路。在对现代女性文学进行“史”的观照方面，具有可贵的原创性。
与此同时，这一探索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例如，在处理性别、文学、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时，高度注重女性创作的性别意识形态内涵，而对文学生产及其内部构成之复杂机制的认识注意不够；对文献材料的运用，时或存在理念为先的倾向。《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基于进化论思维构建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框架，有简单化之弊；《浮出历史地表》突出强调女性创作之文化异质性，影响了文学史的观照视野。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多角度审视20世纪以来“妇女/女性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具有理论深度的见解。例如，贺桂梅指出，《浮出历史地表》的问题在于，它在阐释女性被压抑的历史，指出女性作为始终被“他人话语”书写的“空白能指”的符号意味时，简单地设立了男性/女性这样一个二元对立项，并将之解释成为社会的结构性因素的全部。与此同时，它又设立了一种“女性的真相”的本质化想象。[25]董丽敏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谢无量、谭正璧、梁乙真等人出版的三部“妇女/女性文学史”的解读，深入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语境中，阐明“妇女/女性文学”概念的出现源于晚清以来“妇女/女性”这一指涉现实的问题与“文学史”这一重述历史的范式之间的交叉与重组，认为“妇女/女性文学”正是据此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上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由于诸多层面存在着内在的分裂，“妇女/女性文学”的概念没有能够在“现代”知识生产的体系中获得应有的价值认可，从而呈现出中国“现代”知识生产体系内在的危机。[26]这些思考值得重视。
总的来说，两部著作启发人们从性别的角度对文学史以及相关文学现象予以关注，推动了现代女性文学史作为学术议题之一进入文学及性别文化研究领域，同时也以各具特色的批评形态预演了女性文学史叙事的多种可能，为此后的女性文学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乔以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女性文学大系》（先秦至今）及女性文学史研究”。批准号：17ZDA242。
[2] 林树明：《现代学者的三位女性文学史考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3]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苏者聪：《略论中国古代女作家》，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
[5] 王友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小说和妇女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年第3期。
[6] 钱虹：《关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考察》，载《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7] 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载《上海文论》1989年第2期。
[8] 荒煤：《关于女性文学的思考》，载《批评家》1989年第4期。
[9] 李小江：《妇女研究与妇女文学》，载《文艺评论》1986年第4期；李子云：《女作家在当代文学史所起的先锋作用》，载《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6期；严平：《略谈近七十年来中国女性小说的发展》，载《批评家》1989年第4期；季红真：《女性主义——近十年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基本倾向》，载《萌芽》1989年第10期。
[10]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于90年代初完稿，曾提交中国妇女出版社。该社在《妇女书讯》1992年第3期上刊发题为《〈二十世纪中国妇女文学史〉准备出版》的图书出版信息，“诚恳吁请各界关心帮助学术专著出版”，并提及该书“准备在今年年底前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末尾透露：“在目前出版有较大的困难”。后终因出版经费问题，未能如期问世。199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2] 郭延礼：《二十世纪女性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盲点——评盛英、乔以钢〈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
[13] 陈飞：《二十世纪中国妇女文学史著述论》，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14]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5页。
[15] 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3页。①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4页。
[16] 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17]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115—116、216页。
[18] 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
[19]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20] 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历史轮廓》，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117页。
[22] 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90页。
[23] 盛英：《中国女性文学新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
[24] 守常（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载《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1922年1月18日。
[25] 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历史轮廓》，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6] 董丽敏：《从文化政治到知识生产——对20世纪早期几种“女性文学史”的考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