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韦君宜
竹林
知道韦君宜这个名字是在1978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活的路》的时候。为什么说“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小作者，稿子的事由编辑联系，一般情况下是无缘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出版社总编辑的。
当时全国著名的关于知青问题的昆明会议尚未召开，千百万知青还在农村“战天斗地”。刚刚侥幸回城的我用这部书稿发出了他们的第一声呐喊。这微弱但不失真诚的呐喊，并不能为人们所容纳。一家又一家出版社退了我的稿子，我所工作的单位还因此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我，使我几乎对生活和前途失去了信心。我以为批判之后接着必定是处分、开除，甚至监禁之类，想不到在一个大地冰封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的负责人孟伟哉以他诗人的激情和敏锐，把早春的信息透露给了我——他肯定了我的这部长篇小说，要我去出版社做一些修改。
住在出版社招待所里，我从早到晚都在面对书稿，而总编辑韦君宜的名字给我留下印象，完全是因为她的儿子都都——招待所的信件报纸由都都分发。有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都都还是个小娃娃，看到父母被批斗，一下子吓傻了，以后一直不能像正常的孩子那样读书受教育，现在把他安排到这里来，是为了让他跟外界有些接触，锻炼一下心智。他的服务是纯义务的，自带饭票不拿一分工钱。
住在那里的作者都喜欢都都。这个胖胖的白净的大男孩，鼻梁上还斯文地架着副眼镜呢。都都的服务可以说无可挑剔，谁的来信他都会按信封上的名字认真交到手上；谁要发信，交给他也万无一失，甚至可以放心地请他代为封口贴邮票。有时编辑部发给我们一些电影票、戏票之类，他也会兴冲冲地送来：先敲门，得到允许才进屋。哪怕门开着，也不随便往里闯，举止派头，绝对的绅士，让人联想到来自家庭的良好教养。这在那个年代简直很罕见。
在接受都都服务的时候，我常常会忍不住想：这个韦君宜身为总编辑，也不利用职权，给儿子安排个正式工作，倒打发他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作者义务打杂。我们平白无故让人家伺候着，多不好意思啊！我把这个想法讲给别的作者听。听者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要有什么“表示”，立刻紧张得大叫：“别别，你要是有钱，就请我吃一顿，千万别请都都，让他妈知道了，就算犯纪律了，他要受罚的。”见我一脸茫然，又道，“老太太有一条铁硬的规矩——她绝不接受作者的礼物，谁送她生谁的气。有一次，一个外地作者带了点土特产给她，她一下子就扔出去了，连一点面子也不给。”
我本来已买好了一个硬面笔记本，题了词，想临走时送给都都。听他这一说，我就吓得没敢拿出来。我把我的感谢锁进了心扉。直到稿子改毕离开北京，我也还没见过韦君宜。但文学殿堂的神圣之光，似乎已伴随着这个名字让我伸手可触，我的心灵得到了一种净化。
然而，我的稿子虽然改得很令有关编辑满意，依然迟迟不能出版，原因是社内有人说这是一株反对上山下乡的大毒草。问题提到了政治高度，书稿的命运就前途未卜了。孟伟哉无奈地告诉我，为了争取出版，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怎样就要看上面的了。
所谓“上面”，应该就是总编辑韦君宜了。我很想写封信把自己的困境告诉她——因为得知我这部书稿有可能出版，我所在单位已经给很多报纸杂志出版社发了盖着公章的信函，说我这个人政治思想有问题，不能出版我的书或发表我的作品。现在，书稿如果不能出版，就说明我真的有政治问题了！二十多岁就背上个“政治问题”，日后还有路可走吗？
再一想，他们既然已给那么多不相干的部门都发了信，怎么会放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呢？而韦君宜又是那样一个原则性强得近乎怪癖的人，对她来说，肯定会认为盖着单位图章的公函比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姑娘的申诉可信得多。
这样一来我的心就冷了半截。日子一天天挨过，在上海阴湿的严冬中我万念俱灰。忽一日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拆信的时候我的手直发抖：没有去信怎么会有回信？莫不是正式通知我退稿？但是，就像春风能吹落绿叶也能吹绽花苞一样，貌似退稿签的油印字体向我传达了截然不同的消息——通知我去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要召开的“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
在北京友谊宾馆温暖如春的会议大厅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韦君宜。她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短发齐耳，五官轮廓分明，一身蓝布衣裤朴素大方，一口京腔干脆利落，很有几分飒爽英姿。
我还把敬仰的目光投向自童年时代就崇拜的茅盾先生。茅盾先生坐在主席台中央，跟神采奕奕的韦君宜不同，他显得衰老、温和、慈祥。他那带着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让我这个祖籍浙江的人听起来格外亲切，感觉仿佛是我的爷爷；特别是，当他因为力气不足而微微咳喘的时候，我真想上去给他捶捶背。突然我听到他提到了我的小说，他说：“最近，我看了《娟娟啊娟娟……》的详细提纲（当时，我的那部长篇《生活的路》曾按出版社的要求改名《娟娟啊娟娟……》，出书时我又坚持改了回来）。小说如果写得好的话，是会很感人的。我祝它早日问世。”
一时间我有些茫然：“看了提纲”，这是什么意思？我可没写什么提纲。茅盾先生他看的提纲，又是谁写的呢？不过，“祝它早日问世”——就是说，我的小说出版没问题了！巨大的喜悦冲击着我，我有些晕了。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又听见茅盾先生在呼唤我的名字。他叫我上台去，说是要跟我见见面，说几句话。我更晕了。我想我在这样一位大文学家面前能说什么话？我的手往哪儿放？我的眼往哪儿看？我惊慌失措，低着头不敢动一动。
这时主持会议的严文井社长一再催促，可越催促我把头压得越低。在这样的尴尬中，幸亏冯骥才昂首阔步走上台去，代表与会者向茅盾先生致意，也为我解了围。
散会后进餐厅吃饭，韦君宜突然出现在我身边：“你怎么搞的？叫你上去你为什么不上去？”
这是我第一次跟韦君宜讲话——确切地说，是她第一次跟我讲话，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跟她打过招呼，她就先来责问我了。我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可她烁亮的目光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片逼视着我，让我无可回避：“我……我只是害怕，真对不起……”
“这有什么好怕的。”她摇摇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你就是一时想不起来说什么，也该上去向茅盾同志问个好，这是礼貌嘛。”
她的京腔字字干脆，全然不顾我的窘态。我懊丧得又抬不起头了。她这才放缓了口气：“我是替你惋惜。惋惜你失去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也许你此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果然，一年多以后茅盾先生便溘然长逝。在悲痛之余，我不能不体会到貌似严厉的韦君宜对一个年轻作者所寄予的深厚期望。而直到十几年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我的长篇小说《女巫》的研讨会上，听了老社长李曙光同志的发言我才知道，当时为了出版我的这部小说，韦君宜和孟伟哉筹划了那份“提纲”，还亲自送到茅盾先生家里请他审阅。同时，提纲还送给了周扬等当时文艺界的几位主要领导。经他们的努力，终于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个“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与中央关于解放思想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几乎同时召开，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文艺思想解放的第一声春雷。然而，我那时只是一个傻乎乎的小丫头，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来，哪里知道这些呢？
从北京开完会回到上海，单位仍未放松对我的压力，他们宣称要对我“秋后算账”。
就在傻乎乎的我又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韦君宜全力支持我这部小说的长篇评论文章，接着又收到了寄自北京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样书……至于在此期间韦君宜同志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她从未对我说过。
就在我的书出版之际，全国知青开始大返城了。书由国家一流的出版社出版，又有大量媒体的报道，我的所谓“政治问题”也就不攻自破了。不过在那个年代，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武器还有很多。抓“政治”问题不灵了，那就换个方向整你，于是就编造流言蜚语，四处散布。而这对于一个未婚女子的杀伤力，也不比“政治”小。我求告无门，就给韦君宜写了一封长信。我这么做并不是要她帮我解决什么问题，只是希望得到一份理解。没有想到她在不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为我做了一个专题发言，发出了支持和帮助青年作者的热切呼吁。一句同情话也没对我说，她却给了我切切实实的支持。同时，也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我在1980年春来到北京，进了“文革”后全国作协举办的第一期文学讲习所学习。学习期间，我去看过她几次，每次她都细细地问我的生活情况，关爱之情流露在眼角眉梢。到10月份学习结束，我去告别时，她出差了，却留下话说，叫我别急着回去，在北京多看看多玩玩，要是没处住，可以住在她的办公室里。于是我就真的住进了她的办公室。在那个秋天，北京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豪华的娱乐去处，但我看到了这个城市最清澈的蓝天和最斑斓的红叶，还有北海的碧波，闪着最温柔动人的光彩……
从北京回来，无处栖身的我在市郊农村流浪。没有安身之处的流浪跟在纸上寻找“精神家园”的“流浪”不同，没有什么“诗意”可言。一位乡村中学的校长收留了我，并在他的学校图书馆的书库里用布帘为我隔出一块地方，让我安下了一张书桌。
我在这张学生用的课桌上铺开稿纸写作。周围堆满了旧书，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灰尘味。我与外界隔绝了。在这样的阻隔中，我很寂寞，清贫、孤独而寂寞。但我咬紧牙关，继续我的笔耕。外面，辽阔的田野上，秋意正一天天加深：每一阵风中都有泛黄的叶子飘离生命的枝干，每一个早晨都有湿冷的雾气凝聚在河边的树梢上久久不散。有时太阳早已升得高高，雾却仍似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在瞬间遮掩了一切：万物的色彩、线条，甚至琐碎的声音都消失了——雾营造出一个虚幻空无的世界。我常常在这样的时候撩开布帘走进虚空，生活中的一切荣辱、苦难便都在这虚幻中淡忘，甚至自己这个承载生命的躯体也似在虚幻中消化为零。我不知是这个世界遗忘了我，还是我遗忘了这个世界。在遗忘和被遗忘的双重悲哀中我踽踽独行。一天，一辆老式吉普车突然剪破浓雾穿过虚无闯入我的视野，我侧身注目，不知道这是幻觉还是海市蜃楼？
就在这时，车停了，车门开处，走下一位老太太，短发齐耳，身着中式对襟袄，像极了韦君宜，正由一位年轻男子搀着，指指点点，不知在说什么；接着，车上又下来两个人，也眼熟得仿佛是我的朋友，比比画画，也在说着什么——影影绰绰，我好像在看一场黑白电影。但我一时搞不清楚这“电影”是梦还是真；是曾经历过的某个场景在这弥天大雾里的再现，还是我渴盼中的一幕被幻觉描画成一幅具象？
“竹林——”
老太太在喊我呢，那么熟悉、亲切、动情的京腔，我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竹林——”
她径直向我走来，雾的帷幕不能再遮掩她的面目，只凝结成一些极小的水珠在她的鬓角边、镜片上闪闪烁烁，隐匿的太阳在这一刻露出了笑脸。韦君宜！真的是韦君宜！
那一刻我直挺挺地站着，热浪自心底汹涌泛起，使我不能自持。我完全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做什么，像傻瓜一样站着一动不动。
“竹林，可把你找到了！”韦君宜已来到我跟前，声声呼唤如母亲找到了她走失的女儿。迷雾在我周围散尽，金秋的阳光洗出了一片湛蓝的天空。我努力把涌起的热泪咽下，一面慌张地捋齐头上的乱发，抻平衣上的皱褶，我要让她看到一个乐观、整洁、充满自信的自己，就像每次我所看到的她那样。
于是我咧开嘴笑。我笑的时候嗓子里依然有股热辣辣的东西在冒，但我依然努力。我相信自己笑得很好。我的快乐是由衷的。不过我奇怪地发现韦君宜神情黯然，脸色黄而憔悴，仔细端详，她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头发显出了灰白，腰板也不再挺直，原先那种精神抖擞的样子已被一种难以言状的衰老、疲惫所代替。
朋友告诉我，是她的老伴杨述先生去世了。杨述是文化界一位颇有名望的老同志，他的去世报上曾有报道，我看到过的，我甚至也知道都都姓杨；可我不知道他就是韦君宜的丈夫。之前没有人跟我讲过，她更不曾告诉过我……一时我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做什么；事实上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帮她一丝一毫……只有她给了我无尽的关爱和帮助！
痛苦的沉默，还是被她打破。她说：“我这次到上海，是纯私人性质，所以没有麻烦任何人，任何单位，也不去看任何人，我只到你这里来，看看你。”
一开口就开宗明义，还是那么干脆利落。眉宇间的刚毅坚强，表明韦君宜还是韦君宜。我说不出别的话，唯有一个劲地点头。潮起潮落，月缺月圆，太阳在每个早晨为大地加冕，我的生命之杯因这份重恩而满溢。即使缺乏四季的雨露，心田也会永远地湿润着。我想到这儿附近有座历史悠久的小公园叫古猗园，是著名的江南园林，此刻秋菊正盛开，我提出要陪她去那儿玩玩，让我们踏着绿苍苍的林中幽径，走进一片绚丽的秋光；语言无能为力的，就由青草、阳光、君临乡野的风和深秋大自然最后的笑靥来抚慰她。
可是韦君宜却说：“不，我可不是来逛公园的，我要看看你的住处。”
她还是那么严肃那么固执，严肃固执得好像党的领导同志在视察工作。我想这怎么办？我不愿让她钻进我的布帘子，嗅那里的灰尘味。再说在那里我让她坐在什么地方？我把求援的目光投向了我的两个朋友。忽然想到，我竟还不知道韦君宜怎么跟他们联络上的，又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两个朋友一点不知道我的心思，却把我拉到一边，劝我说：“老太太要到你的住处去，你就带她去嘛。”
“是啊，她的脾气，这回我可领教了。”另一个接着说。
“到底怎么回事嘛？”我嘟嘟囔囔地悄悄问。
“你问他——”一个指着另一个。“他给我打电话，让我给搞辆车，我就跟我们厂长说了一下。厂长今天骑自行车上班，让出他的这辆老式吉普车来给老太太坐，好大的面子呢。想不到老太太不肯坐，还发了脾气，说只要乘公共汽车。”
“是这样——”另一个解释道，“老太太的女婿给我打电话，说韦君宜到上海来了，到处找不到你，向我打听你地址，说要来看你。我知道你这地方不好找，就想与文艺部门联系部车子，可老太太知道了坚决不许。说这次她来上海纯粹是私人性质，住在亲戚家，不见文艺界的人，不坐文艺界的车；说要乘公共汽车来看你。可这长途公共汽车这么挤，一路上要倒好几次车，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也吃不消，她这把年纪又是高血压，我只好请他帮忙弄了这么一辆车。老太太事先不知道，是我私下跟他女婿串通好的。难怪车开到时，老太太要发脾气……”
我终于无话。我想我只有服从——在韦君宜面前，除了服从我别无选择。于是我扶着她——不，是她牵着我；也不，我们相依相偎，看了我那间宿舍兼书房的书库，又去见了校长和教导主任。校长搬来一张椅子请她坐。她却将椅子往后推了一下，然后毕恭毕敬地朝校长、教导主任深深地鞠了一躬，一字一句地说：“谢谢你们，我代表文艺界谢谢你们。虽然条件不太好，但你们支持了一个青年作者。我们文艺界有些同志，应该对此感到脸红。”
许多年后，我曾在为一家报纸写的短文中提到韦君宜的这段话，发稿时编辑把“代表文艺界”删去了。我未持异议。因为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讲，当时韦君宜能“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却并不能代表文艺界。然而在我的心中，韦君宜所“代表”的，已远远超出了小小的“文艺界”。她“代表”了什么，我至今不能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许出于工作习惯，她那天说话时打了一个小小的“官腔”，而除去这“官腔”的外壳，其内核却是一颗仁慈的母亲的心！至今我还常常翻看那次她来看我时所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居然在荡秋千（照片是在古猗园拍的，我带大家在那里午餐）。我一身暗淡的旧衣裤，却奋力向上荡去；蓝天、白云，大自然最纯粹的色彩落在眼底，于是笑容里有了阳光的灿烂。而韦君宜则静静地站在秋千架旁，仰面望着我，那慈爱温和的目光里尚有几分赞许、几分鼓励和几分期待，并不急切但让我感到一种鞭策的力量和踏实的依靠。于是年复一年我就在这片韦君宜曾涉足过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并不问收获。而当终于有机会去北京探望她老人家时，却是十年以后了。
1990年的秋天，隔了十年的岁月再踏上北京的街巷，新的繁荣映衬着我心底的沧桑。韦君宜早已离休，并且因为脑溢血而偏瘫。我急急地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听了她的住址，又匆匆上街买食品，忽然想到，这还是第一次去她家呢。当然，也是第一次打破禁忌可以送她一点礼物了。她不再是社长、总编辑，我也不再是她的作者；我们彼此只代表一个简单的“自己”，这种关系使我感到些许的轻松。可在轻松的同时，却是更深的沉重和酸涩。甚至当我在水果摊前转来转去的时候，竟下意识地东张西望，生怕碰到熟人。我在心底承认自己俗而又俗，可是除了俗而又俗的礼节，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既非大款又非名流，我什么也不能为她做，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宿命，我的悲哀。于是我眼一闭，干脆就俗到底了。我把已挑好的一兜梨退了回去，因为梨有“分离”之嫌，不可送病人。我要了红艳艳的苹果，这是平安之兆；要了圆滚滚的橘子，这是吉祥之意；要了黄澄澄的香蕉，因为它来自充满阳光的南方……我大包小包拎上了楼，举手敲门之际，心紧张得“咚咚”直跳，不知十年时光加上病魔的肆虐，我的恩师韦君宜，她现在……怎么样了？
果然，来开门的是小保姆。我顾不上多问，就急忙跨了进去，一抬头，只见长长走廊的另一头，她正一步步向我走来。也许要说“走”并不确切，因为她是在依靠着助步器一点点地挪动过来，但毕竟并未如我所想象的那样躺在床上。我既激动又辛酸，把手里的那堆“俗物”一撂就扑上去：“您坐，您坐，歇一会儿！”
她摇摇头，又摆摆手，颤巍巍地抬起一条腿，继续艰难地往前挪动着，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似的。我惶惑了。我望着这一张微黄憔悴的脸和裹在一身厚厚的棉衣裤里的瘦小身躯（当时我只穿了一件薄羊毛衫）——难道她不认识我了？不，她的眼神依然闪亮，而且一开始分明向我投来了惊喜的一瞥，只是为了全力对付不听使唤的腿，才微微垂下了头，让纷披的头发遮掩了目光。可是，她为什么不肯停下来呢？
我犹豫着该不该报出自己的名字。这时小保姆对我说：“奶奶请你到屋里去坐，她一天要走二十个来回，今天还没走完，请你先等一会儿。”
原来这样！我轻轻地松了口气，接过了小保姆泡的茶，环视空荡荡的房间，只见除了简朴的单人小床和写字台以外，可以说别无长物，眼下流行的那些时髦高档的用具一样也没有。我坐不住了，站起来想去搀扶她。小保姆却在旁说：“奶奶要自己走的，不要人帮助。”于是我只好坐下，坐在那里眼睁睁地望着她从走廊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每一步都竭尽全部力量。可是她依然在走，不停顿地走，拒绝一切扶持，义无反顾地向前，歪斜的脚步里写着生命的庄严、端正和顽强。也许人生的旅程漫长痛苦得没有尽头，可是，她不会轻易停下自己的脚步。
看着韦君宜的脚步，我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在以往的那些困境里，我是怎样在韦君宜的扶持下一步步走过来的。我又一次站起来，走向韦君宜，没有伸手去扶，只是默默地走在她身边，陪着她缓缓地、缓缓地走了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看着她用力拼搏的样子，咬着牙暗暗替她使劲、再使劲；如果心灵有感应，那么，愿我的血管里流动的热血，能在她的血管里回旋激荡，为她软弱的肢体注入一些新的生命的活力。
终于，她站定下来，汗涔涔地，坐在椅子上喘息未定，就大声问我：“你还是一个人吗？”
我点头：“是……”
她又问：“你怎么搞的，早该成家了！”
我又点点头：“是……”
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谈的全是关于我，我的生活、我的写作……她绝口不提自己的病，我竟也不敢问。在我面前她仿佛在弹奏一首最强盛的“命运交响曲”，只有腾飞只有超越只有磅礴的气势。
说话间她上了一次卫生间。我见她努力地扣一粒纽扣，可是扣了几次，都不能如愿。她的手好像一点也使不上劲，没法将纽扣送到扣眼里去。于是我上前替她扣上了。这回她欣然接受了我的帮助。在这一瞬间，我感到她软弱无助得像一个孩子。我多想留在她身边，照顾她，伺候她，为她做一切琐碎的事。但我却不得不告辞了。我说：“明年春天，我再来看你。”我这么说的时候，她没有反应。好像不置可否，又好像根本没听见我说的什么。我还想说什么，只见她轻轻地又好像漫不经心地摇了一下头：“不知明年还能不能见到你！”
她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嘶哑和纤细，我好像被当头敲了一棒，心里发出激烈的抗拒：“不！不！”我跑到外面，回头仰望那高耸的灰楼，隐忍了许久的泪水终于倾泻而出，但心依然在抗拒：“不！不！”
我找到了《当代》杂志的负责人何启治，谈话间他告诉我江苏有一家康复中心，对于治疗中风后的偏瘫很有办法。我一听来了精神，因为老何说的地方离我的住处不远，我想可以把韦君宜接来治疗。我跟老何认真研究了好久，但终因种种因素而作罢，甚至未跟她本人提及。老何还问我有没有看到老太太屋里的一只红颜色的公鸡，我说我没在意。他告诉我这是天津女作家张曼菱送的。张曼菱觉得老太太房间太缺少色彩了，所以买了一只鲜红的公鸡让她挂在墙上。一句话提醒了我，以后，当我去莫斯科访问时，在冰天雪地里寻寻觅觅，终于在物品极匮乏的商店里觅到了一套色彩艳丽、造型朴拙、具有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套娃。回到北京后我就赶紧把套娃给韦君宜捧去了。
1993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我的长篇小说《女巫》研讨会，会后我又去看望韦君宜。可那天不知怎么搞的，我坐车过了站，下车后转来转去找不到她的家了。一排排楼房从这里数到那里，怎么也数不到那个号。明明来过好几次，明明很相似的灰楼，可我要找的那一幢却奇迹般消失了。是上天在跟我开玩笑，还是在向我预示着什么？夜幕中我急出了一身汗。大约找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放弃努力，很不好意思地打了个公用电话过去，报出自己的方位，再根据指点来到她家。
这时已是晚上九点，韦君宜已上床躺下，脚垫得很高，头却低了下去（据说这是医生的嘱咐），她在低了下去的枕上睁着两眼，目光炯炯精神很好：“我已经等了你一个小时了！”
我赶紧把提在手里的糕点撂到一旁，把一本《女巫》呈上。她接过后开心地一笑，随即伸出两根手指：“我已经有了两本，两本！”见我愣着，她又晃了晃伸出的手指解释：“一本是出版社送来的；现在你又给我一本！”
看着她得意的样子，我也高兴起来，坐在她旁边笑着谈着。这个晚上她显得开朗活泼，言语神态间有一种返老还童般的天真的孩子气。她甚至极神秘地压低了嗓门，悄悄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忙问什么秘密，她又不说了，一味叮嘱，“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啊！”我忙一再保证，她这才悄悄地、一字一句地说：“我还在写小说，写长篇小说！”
果然在来年春天，我收到了新出版的韦君宜的长篇小说《露沙的路》，抚摩这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谁能想象这是由一只衰弱得连纽扣也扣不上的手一字一句写下的？这部描写一位富家小姐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长篇小说，无疑是她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一代激进青年的缩影）。70年代末，她曾无私无畏地支持出版我的《生活的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路，自己的痛苦和欢乐，自己的沉迷和抗争。历史纷纷扰扰，一代又一代人的脚步参差错落地踏过。也许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而在于心灵的完善。
但韦君宜的病却日趋严重了。1995年初夏时分，我再一次来到北京。北京的六月，处处是盛开的红蔷薇，并且被宫墙、绿柳、摩天高楼和一座座大河波浪般起伏的立交桥所衬托，那娇媚的笑靥里就也溢出一股明朗的阳刚之气，与笼压在雨雾里的江南羞涩的姿态迥然不同。况且，初夏之后还有盛夏，盛夏之后还有早秋……生命仿佛无穷无尽，永远不乏最热烈的阳光。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拨通了韦君宜家的电话。我买好了鲜花、水果，准备放下电话就去。可是电话那边响起的是陌生的声音，告诉我说韦君宜现在不在家里。
不在家？哦，六月阳光激活了一个老年人的生命活力，她出门了？
但是没容我高兴，对方接着说，她在协和医院。
我愣了一下，心陡然沉下去——尽管这本是早该在意料中的事。那边又报了房间、床号，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似的，最后犹犹豫豫地提醒：她有时神志不太清楚，不知还能不能认出你来。
放下电话我就明白，我所买的这一大堆食品已经无用，甚至鲜花也属多余——记得哪本杂志上说过，鲜花对病人不宜，特别是危重病人。况且医院不比家里，探视有严格的时间规定，我不能拔腿就去。恰巧又有些别的事，便耽搁了一日，其间见到老作家萧乾先生，他说他有车可以送我去协和医院，但条件是他也去，也就是说他带我去。因为他的车是公车，不好随便让我去办私事，而他老人家自己坐上去性质就不一样了。我完全理解萧老的幽默和好意，可是无论从年龄、健康和辈分来考虑，这都有些不妥。所以我一再拒绝，可是他却正色道：“韦君宜也是我所尊敬的一位女性，我愿意去看看她。”于是我们一起驱车前往协和医院。
这是六月最后的一天，阳光洗净了天空的每一缕云彩，暖融融地照射下来。我扶着八十五岁的萧乾先生穿过走廊，上了电梯，又走了一段楼梯，终于走进了病房。不大的房间里，韦君宜躺在靠近门的病床上，双目紧闭昏睡着，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我上前欲呼唤，萧乾一个手势阻止了我：“别吵醒她！”
我不解地望着他，只见这位比韦君宜还长了近十岁的老人一声不吭，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蓝色封面的书，弯腰放在韦君宜旁边的床头柜上——这是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这本书里有他前半生驰骋欧洲战场的辉煌，也有他后半生对这个世界充满智慧的洞察和反思。这本书在高高矮矮的药瓶茶杯的背景下显得醒目，一种既庄严又富有亲切意味的醒目。我受到感动，也从包里取出自己的一本书，放在那上面。我这本书的题目是《挚爱在人间》，不久前出版的，这本小说里浸润着我平凡的生命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韦君宜依然躺着，无知无觉，蜡样的脸上异乎寻常地宁静，有一种凝固的雕塑感。她不知道堪称她前辈的萧乾先生站在这里，为她送上自己的著作；也不知道作为晚辈的我肃立在此，恭敬地献上了自己的又一本新书；她什么也不知道。往事一幕幕出现在我眼前，如烟如雾，如泣如诉，丝丝缕缕点点滴滴都在心头。但我什么也不能告诉她了。我只感到，恩师慈母般的关爱，已化作巨大的力量，满溢了我生命的酒杯……
我们默默地站了很久，仿佛在履行一个仪式。
在最后一刻，我也没有放弃她突然醒来与我们交谈的希望。但是奇迹并没有出现。我们不得不转身离去。我扶着萧老走出病房，因为长时间站立，老人的脚步有点儿踉跄，我很努力地扶着。在医院的长廊里，幽暗的光线使我恍惚。我似乎看到韦君宜扶着助步器一步步向我走过来——穿过许多场景许多年代，她向我走来；在深秋的弥天大雾中，她向我走来；在初夏的明媚晴空下，她向我走来。在我生命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坎坷中，我用文字谱写自己的乐章；而在这些乐章里，她的足音为我构筑了铿锵有力的旋律。
扶萧老上了车，我不由得再次转回病房，像成熟的稻麦俯首感恩大地，像载不动水分的雨云沉沉低垂，我站在韦君宜的床前深深地、深深地鞠躬……
（竹林：知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