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中“坏女人”形象的原型、类别及流变

西方文学中“坏女人”形象的原型、类别及流变

汪杨静

关键词：坏女人　形象　类型　父权　话语

一、“坏女人”的界定

在西方文学中，男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历来有“天使”（angle）和“怪物”（monster）这一说法。被称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一书中，两位女性学者在开篇第一章《王后的窥镜：女性创造力、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和有关文学父性特征的隐喻》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她们归纳了男性文本下女性形象的两个极端：“天使”和“怪物”，并列举出一系列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作为例证。就字面含义，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个划分是将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种，“天使”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篇演讲稿《女人的职业》（Professions for Women）中，她认为女性写作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杀死屋子里的天使”，这个天使代表了父权社会对于美好女性的一切规范：“她具有同情心和迷人魅力，她完全是无私的，又非常擅长困难的家务艺术，在日常生活中，她牺牲自己。总而言之她从来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愿望。最重要的是，她非常纯洁，这是她最美的一面——她的羞怯，她的优雅。”^[1]可以说这个“天使”包含了所有男性对女性美好品质的期望，具体表现在：谦逊、优雅、精致、纯洁、恭敬、驯顺、缄默、禁欲、和蔼、殷勤等。^[2]与天使相对应的，在男作家笔下则表现为一系列的“怪物”女性形象，她们代表了男性意识中女性的“放肆的”欲望，拥有魔鬼般的品质，是天使般女性的对立面。她们邪恶、狠毒、丑陋、堕落，既是神话中吃人的女妖，又是中世纪邪恶的女巫，既是莎士比亚笔下狠绝的麦克白夫人，又是弥尔顿笔下堕落的夏娃。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两位学者虽然对“怪物”女性形象做了一个大概的梳理，但对于“怪物”的界定和划分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书中只是列出了“怪物”的几种说法：“鬼魂、恶魔、巫婆、妖精”，并没有加以区分和说明，其后笔者发现西方学界对于西方文学中的“怪物”女性形象一直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权威性的划分和界定，而在中国学界，这一情况也同样存在。

国内对于西方文学中负面女性形象的概念，一直以来存在着界定不清、含糊不定的问题，笔者查阅文献发现，国内对于西方文学中的负面女性形象，有“悍妇”“恶妇”“妖妇”“恶女”等多种说法，且不同说法之间具有含混和游移性，例如有的文章将文学史上著名的几个负面女性形象克吕泰墨斯特拉、美狄亚、麦克白夫人都归结为“悍妇”，详见南京师范大学杨莉馨教授的《扭曲的镜像——西方文学中的悍妇形象》；有的文章则将以上几人归结为“恶妇”，例如湘潭大学罗婷教授的《西方父权制文学中的恶妇形象探析》；有的学者将这一类负面女性称之为“妖妇”，例如北京语言大学的李玲教授在演讲《男权视野下的女性形象》中提到的；更有甚者，将麦克白夫人这一经典形象归在了“疯女人”形象之下，详见甄蕾的硕士论文《夏娃另类的女儿们》。

自从《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出版以来，其在学界激起的波澜使“疯女人”形象成为一个研究西方文本中女性形象的权威性术语，而这本书中提及的“怪物”女性形象，虽然众多但却迟迟没有一个明确的术语和代名词可以将其归类，西方文学中的这一类系的形象就这样寥寥落落地散布在文学的长河中，像一颗颗散落的珠子等待着被某条线索串起。在《王后的窥镜》一章中，两位学者曾有过这样的说法：“在大多数的男性文学之中，和屋子里的甜蜜天使相对应，在外部世界总会出现一个邪恶的坏女人的形象。”^[3]在这里，笔者胆敢用“坏女人”（Badwoman）这一概念，来界定一直以来的“怪物”女性形象，以呼应经典的“疯女人”（Madwoman）形象，并在此文中将“坏女人”形象的原型、类别和流变情况做一个分析和梳理。

二、原型、类别及流变

根据加拿大学者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文学起源于神话，古老的神话中蕴含了后世文学作品发生发展的一切形式和主题。就西方语境而言，神话原型以希腊神话和圣经神话为代表，两者都带有浓厚的父权主义色彩。在父权社会的男性作家笔下，有一系列“坏女人”形象，她们在诸多男人的故事当中脱颖而出，以非凡的倩影留给后世深刻的印象。在这里，笔者将这些“坏女人”划分为以下几类。

（一）强悍型

第一类是具有和男性一样的野心和欲望，有重大行动力，富有攻击性并常常以狠毒手段造成恐怖恶果的女性。她们往往不屈从于服从的地位，欲与男性抗争或超越男性，以强悍果决的作风来达到目的。这一类型的女性形象在古希腊的文本中以克吕泰墨斯特拉和美狄亚为代表。

克吕泰墨斯特拉这一形象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之《奥德赛》当中，她在篇中并没有以正面形象出现，而是借被她杀害的丈夫阿伽门农之口阐述了她的罪名——与奸夫合伙杀害丈夫。在《荷马史诗》中，克吕泰墨斯特拉是一个被欺凌的弱小妇女形象，她与阿伽门农的结合原本就产生于不公平的杀戮与掠夺之上，阿伽门农曾杀害她的第一任丈夫，并将她的孩子头颅摔碎，这些描写给了克吕泰墨斯特拉后来的杀夫之举一个情由。之后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三部曲《俄瑞斯忒亚》中，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形象得到了丰满与发展，她一举成为悲剧的女主角，并且直接跨入到男性竞争的领域之中，由于丈夫阿伽门农将亲生女儿献祭，她对丈夫怀恨在心，她与丈夫的堂兄弟通奸，并与情夫一同谋害丈夫，篡夺城邦，还驱逐儿子，最终被亲生儿子所杀。这一连串的悲惨暴行皆与克吕泰墨斯特拉这个女性息息相关，不怪乎埃斯库罗斯在剧中透过合唱队之口表达了对其的谴责：“女魔、双头蛇、淫荡的母狗”“野心勃勃”“恶贯满盈”“有着钢铁般男人意志的希腊女性”。^[4]

希腊神话中另外一个以狠毒著称的坏女人是美狄亚，在较早的《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神谱》当中，都提到过美狄亚的名字，但关于她的故事却语焉不详。在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中，他创造了后来被普遍接受的为报复丈夫而杀子的母亲形象。美狄亚为了与爱人伊阿宋在一起，不惜欺骗父亲，杀害兄长，但她对于爱情的不顾一切并没有换来爱人的忠诚，被伊阿宋背弃之后，美狄亚残忍地杀害了伊阿宋的新欢，又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离开了背叛自己的丈夫。

以克吕泰墨斯特拉和美狄亚为代表的强悍型女性最大的特征就是她们身上那种放肆的欲望和野心，以及反叛、对抗甚至藐视男性的行为。她们身上的一系列举动在父权社会的道德伦理下显得多么格格不入以致被冠以“毒妇、恶妇、悍妇”的名号。但究其本质，她们身上最具反叛性也是对男性最具威胁性的一点就是她们对于男性权威的挑战，这些强悍的女性身上都有一种渴望与男性平等的诉求，在父权社会的语境下，这种诉求无疑会带来失败与骂名。因此，“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的言说和女性的‘胆大妄为’——也就是说女性对男性霸权的反抗——无可避免地体现出恶魔般的特征。”^[5]

这一类型的坏女人自古希腊以来，一直有其深入人心的魅力和影响力，在后世作家的笔下，此类手段狠毒、充满了野心与权力欲的女性形象在文学文本中从未间断过。在《圣经·旧约》次经所记载的犹太传说中，亚当的第一位妻子并不是夏娃，而是莉莉丝（Lilith），她和亚当一样由大地而生，因此她心中充满了与亚当平等的意识，不愿意服从亚当，并跑到红海边与魔鬼住在一起，上帝传来旨意要她必须回去并服从亚当，否则她每天会有100个和魔鬼生的孩子死掉，但莉莉丝不愿意遵从父权制下女性的屈从地位，而是用杀害自己孩子的行为向亚当和上帝复仇，通过这样残忍的行为，莉莉丝成为希伯来神话中第一位女性，当然也是第一位“坏女人”。而《圣经》中也不乏对此类恶毒女性形象的描写，《列王记上》中性情乖张、阴狠强悍，因施行暴政而导致夫妻双亡的耶洗别就是一个典型，她曾是腓尼基公主，嫁给了以色列国王亚哈王，但在亚哈王在位年间，她大建崇拜异教神的庙宇，杀害上帝的众先知，迫害著名先知以利亚，并以婴儿献祭异教神，其手段恶毒令人发指，西方文化后来用Jezebel（耶洗别）这个名字喻指无耻恶毒的女人。此外，《马可福音》中利用自己的女儿莎乐美来谋杀施洗约翰的希罗底也属于此类手段毒辣的女性。

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是一个强悍型坏女人的典型，比起她的丈夫麦克白，她身上有更多的雄性气质和杀伐果决，在杀死邓肯时，她请求魔鬼将自己身上的柔弱抹去，“解除我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贯注在我的全身；凝结我的血液，不要让悔恨通过我的心头，不要让天性中的恻隐摇动我的狠毒的决意！”^[6]（第一幕第五场）她的这段自白表达了其潜意识中对加在自己女性身份之上的性别枷锁的反抗。此外，《李尔王》中李尔两个充满野心的女儿高纳里尔和里根也属于此类形象，高纳里尔对于权力和土地的野心，对军队和律法的控制权，以及后来她取代懦弱丈夫成为实际掌权者，都体现了她极力反叛父权秩序、颠覆夫权地位的大胆姿态，在法国大军压境的危难时刻，她宣告道：“我这儿只好由我自己出马，把家务托付我的丈夫照管了。”^[7]（第四幕第二场）其强悍作风不言而喻，无怪乎在英格兰修道士编著的《大编年史》（Chronica Majora）中，高纳里尔被描述成了一个向李尔索要权杖的女性僭主形象，被主流社会所诟病。

强悍型的女性形象以她们的不屈和果敢在男作家的文本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们男性化的气质和作风，令同时代的男性形象望尘莫及。她们身上背负着狠绝毒辣的骂名，以女性阴谋家、僭越者的身份在男性主导的文学话语里艰难前行。所幸的是，她们并不孤独。

（二）祸水型

祸水型的女性形象包括文学作品中的一系列本身并无太大过错，但或因美貌或因过失，造成男性的争夺与流血、灾祸与死亡的女性形象。她们是美丽的也是诱惑的，她们是无辜的也是罪恶的，她们成了男性文本中的“红颜祸水”。

希腊神话中第一个女人潘多拉便是最早的祸水型女性形象。根据赫西俄德《神谱》和《工作与时日》的记载，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并戏弄宙斯，因此宙斯想要惩罚普罗米修斯钟爱的人类，他命令火与锻冶之神赫淮斯托斯根据女神的形象做成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并请诸神赐予她一切美好、吸引人的魅力，取名潘多拉。在古希腊语中，“潘多拉”意为“拥有一切天赋的女人”。潘多拉带着一个盒子来到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埃庇米修斯面前，并受好奇心驱使打开了盒子，盒中的灾难、瘟疫、祸患顿时遍布人间，唯留下“希望”被留在了盒子里，自此“潘多拉的盒子”成了带来灾难的象征，而女人便与灾祸和罪恶联系在了一起。

别无二致，《荷马史诗》中十年特洛伊战争的因由也是缘于女人，最初起因是三位女神神后赫拉、爱与美之神阿芙洛狄特、智慧女神雅典娜受争吵女神厄里斯挑拨，为争夺“金苹果”得到最美女神的称号而引起的。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则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美丽的妻子海伦，由此引发了特洛伊人和阿卡亚人十年死伤惨重的特洛伊战争。当墨涅拉俄斯与帕里斯单独决斗来决定海伦的归属时，海伦像个局外人似的坐在城墙上观看；当长老们纷纷被海伦的美貌所折服而不愿责备她引起的争端时，海伦仍是一言不发地接受着男性对她命运的主宰与评论。这位倾国倾城的美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能在史诗中过多地留下自己的思想和话语，就算仅有的几次发声，海伦都是把自己评价为“无耻之人”：“我成了无耻的人，祸害的根源，可怕的人物，但愿我母亲刚生下我那一天，有一阵凶恶的暴风把我吹到山上，或怒啸的大海的波浪中，那层浪会在这些事发生之前把我一下子卷走。”^[8]可见在男性的话语体系里，海伦被定位为一个祸害的根源，她虽然美丽但却是“祸水”。早期的人类把女性与自然看作男性的异类，他们认为女性身上带有某种神秘的特征，无法理解，因此往往认为女性就是险恶的，并把灾祸的根源推究到女性身上。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都表现出这样的性别主义视角，他们俩最后握手言和时，两人把起初的争端都归于女性，阿喀琉斯归咎于女俘布里塞伊斯，阿伽门农归咎于神明，是宙斯的长女阿特（Ate）使他迷失心智。就像学者闻蔚在评论古希腊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时说的：“在希腊神话与史诗中，女性以肉体和美貌等来诱惑英雄，从而导致了英雄最终的死亡，作家以此提出对道德的训诫。”^[9]

到了《圣经·创世记》当中，人类的女性始祖夏娃也是以祸水形象出现，由于受到蛇的诱惑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偷食了禁果，之后她摘下果子给亚当，亚当也吃了，自此人类因为违拗上帝被逐出伊甸园，归根结底人类堕落的起因是女性（夏娃）的不服从，使得男性因女性的错误失去了乐园。正如《提摩太前书》（2：14）中说：“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10]

在《圣经》文本中因为女性而造成灾祸的故事也不乏其数，《旧约·士师记》中参孙是以色列的士师，力能缚狮，曾用一块未干的驴腮骨杀了一千人。但他并非败于敌人，而是败于自己的女人，他的妻子哄骗了他的谜底，他所喜爱的大利拉泄漏了他的秘密：力气藏在头发里。于是他在睡觉时被剪去头发，挖掉双眼，投入菲利士军中推磨。《马可福音》中希律王安提帕受到继女莎乐美七纱舞的诱惑，允诺答应她的一个要求，莎乐美提出要施洗约翰的人头，希律王为履行承诺杀害施洗约翰而遗臭万年。《圣经》将女性与罪恶联系起来，正如《耶稣·西拉》中提到“：罪恶来自于一个女人，因为她的缘故我们所有的人必须死去。”^[11]

欧洲中世纪的民族文学中，女性祸水形象同样存在，德国中世纪后期英雄史诗《尼柏龙根之歌》的第一部《西格弗里之死》中，勇士尼德兰王子西格弗里诛死毒龙，用龙血沐浴，全身皮肤成为坚甲，刀枪不入，但他也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因沐浴时一片菩提叶落在背上没有沐浴龙血，成了致命的地方。他的妻子被朝臣哈根所骗，说出了秘密，他终于在泉边饮水时被枪刺中背部而亡，死在了自己妻子手里。北欧著名的神话集《艾达》中，“最伟大的神奥丁的儿子巴尔德尔也由于女神弗丽嘉的泄密，被瞎了眼的霍德尔用一根小小的槲寄生树枝刺穿胸部而死。”^[12]

“女性是祸水”这一厌女情结，经过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神学家的宣扬，一直影响了其后几个世纪的男性作家。在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之母乔特鲁德的仓促再婚与哈姆莱特的复仇计划以及最后的悲剧结局有很大干系，后世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更是将哈姆莱特的延宕悲剧归咎于他潜意识深处的恋母情结。在17世纪清教文学家弥尔顿的《失乐园》当中，夏娃更是被塑造成一个充满了美貌与自我意识，用心机和甜言蜜语骗亚当吃下禁果的祸水形象，以至于后世评论家在评价弥尔顿笔下的夏娃形象时写道：

违禁的是她自己，“死”的惩罚也只针对她一人，亚当并未违禁，不会受此惩罚，夏娃出于对“死”的惧怕及对生者亚当和“另一个夏娃”的嫉妒，决定拉亚当一起违禁，让亚当与她一起担负“死”的危险，这种行为的实质早已指出：如果禁果会带来神性，那亚当就没份儿，她要独享神性。但若禁果意味着死，那必须让亚当也吃下它，这样他就会与自己一样死掉。这就是夏娃的真实想法，不仅如此，她还给自己的行为冠以爱的名号。^[13]

可以看出，这种祸水型女性形象从古希腊伊始就一直存在于文学作品当中，男作家们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语境下为男性的挫败和失落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将灾祸的缘由推究到没有话语权的女性身上，在禁止其发声的同时为她们扣上一顶“祸水”的帽子。

（三）妖怪型

第三类的坏女人形象表现为妖怪型女性。她们身上既有女性的性别，又有非人的形态，多以女人的头和动物的四肢存在，具有恐怖、魅惑、畸形、险恶的特点，会使用邪恶法术迷惑男性，招致灾难。在原始的神话文本中，这一类妖怪型女性大量存在，一方面，她们身上遗留着从自然神到人类神过渡期的信仰融合，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原始人类对于女性和大自然身上神秘力量的未知和恐惧。

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奥维德的《变形记》等经典作品中，妖怪型女性形象大量出现，且多具有邪恶不详的象征：上半身为女人，下半身为蜘蛛的阿尔克墨涅（Alcmene），传说她会寄生在人的脑中，吞噬人的意志；鹰身女妖哈耳皮埃（Harpy）则以生性贪婪著称，她们所接触过的一切东西都会变得污浊不堪；蛇发女妖美杜莎（Medusa），背上长着天鹅的翅膀，头上长满了盘绕扭动的蛇，相传只要有人看过她的眼睛，就会被她的美丽和魔力吸引而失去灵魂变成一尊石像。

与水有关的女妖形象在此类形象中比较典型。海妖塞壬（Siren）是希腊神话中女首鸟身的女性，她用美丽的歌喉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航船触礁沉没，有时她会幻化成美人鱼，用自己的歌声吸引水手。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率船经过墨西拿海峡的时候，用蜡封住水手的耳朵，并将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方才躲过塞壬的诱惑。同时住在墨西拿海峡附近的，还有另一位女海妖斯库拉（Scylla），她有六个头十二只手，腰间缠绕着一条由许多恶狗围成的腰环，守护着墨西拿海峡的一侧，在一些神话故事里面，她长着鱼类一般的尾巴。此后，在欧洲各国都有美人鱼的传说，她们生活在海洋之中，上身和头部是美丽的少女，下身为鱼的尾巴，被称为Mermaid，比较著名的有丹麦美人鱼和华沙美人鱼。此外，在欧洲神话中有叫温蒂妮（Undine）的女性水中精灵，她们与凡人男性结合来获得灵魂，非常注重感情，会因嫉妒而杀死情敌或自杀。在德国神话中也有叫尼希（Nixie）的女水妖。

吸血女怪是此类女妖形象中另一突出的类型。最早在希腊神话中拉弥亚（Lamia）是一个美丽的女王而引起了宙斯的爱慕，天后赫拉因妒忌杀死了拉弥亚的所有子女，痛苦疯狂的拉弥亚为了报仇，把所有她能找到的儿童都吃掉或者吸食他们的血，变成了人首蛇身的女妖，拉弥亚形象也成了后世女吸血鬼的滥觞。希腊神话中的另一位吸血女怪安普莎（Empusae）则被塑造成半驴半人的形状。此后希伯来神话中的第一个女人莉莉丝（Lilith）在后世传说中成为永不衰老的吸血女魔，南美传说中也有一个名为阿兹曼（Azeman）的吸血女鬼。

另一类神话原型中的妖怪型女性是女巫形象。最早的女巫要算希腊神话中的瑟西（Circe），她以变形术为名，会把人变为动物，在欧洲的古老传说中，女巫其实就是具有超能力的老妇，长相丑陋，常与邪恶联系在一起。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传说中，女巫指“拥有超能力的女人”，她们或是脚上有蹼，在河边洗衣；或是能够感应死亡；或是食人和动物。到了中世纪，由于禁欲主义、厌女倾向的笼罩，天主教会和宗教裁判所将女性妖魔化，认为女巫是异端，在1487年出版的《女巫之槌》成为当时仅次于《圣经》的读物，书中写道：“女流之辈，君子之敌也。巫术，妖妇之所欲，长淫乱而便邪僻。”^[14]在中世纪传说中，也有女性化身的梦魔（Succubus），她们会在睡眠中与男子性交，有翼有尾，专吸男子精气。

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初的希腊神话当中，妖怪型形象是男女皆有的，这些形象身上更多的保存了一种自然神与人类神崇拜过渡期的痕迹。在希腊神话中，男性妖怪也比比皆是，像是大地女神该亚的儿子埃里克特翁尼亚斯（Ricthonius）是人首蛇身，传说中雅典的第一位国王刻克洛普斯（Cecrops）也是人首蛇身，还有山野牧神潘（Pan）则是有人的头和躯干、山羊的角和蹄子。在早期的神话原型中，女性妖怪身上并没有太多的性别歧视，她们与男性妖怪一起构成了原始人类对大自然变幻力量的恐惧、想象和崇拜，就像著名的斯芬克斯（Sphinx），它的神秘和雌雄莫辨，表达的是原始人类想要在自然当中认识自身的一种迫切。而妖怪型女性形象身上的某些险恶属性，则体现了原始时期男性对于女性身上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的恐惧，在西蒙娜·波伏瓦的观点里，早期的人类缺乏对世界的认知力和掌控力，将女性和大自然的神秘威力结合在一起，认为女人和大自然一样是险恶的。“她像大自然一样任性、淫荡、残忍，既慈悲又使人恐惧。”^[15]但需要强调的是，不管男性如何畏惧女性，甚至跪在她面前崇拜母亲神，女性被置于这样的位置，仍然是男性给予的，男性有创造这些偶像的权力，也有摧毁这些偶像的权力。在男性面前，女性形象从来都是被塑造的。

到了中世纪时期，父权制的强化和一神教的禁锢，厌女症和禁欲主义盛行，使女性形象被宗教狂热分子妖魔化，长达四个世纪的“欧洲女巫大审判”，将女性列为异端，成为被压制迫害的对象。在文学文本中女怪形象的塑造也延续了这一时期社会上对女性贬低歧视的风气，在莎剧《麦克白》中莎士比亚就塑造过著名的女巫形象：“形容这样枯瘦，服装这样怪诞，不像是地上的居民，可是却在地上出现……你们应当是女人，可是你们的胡须却使我不敢相信你们是女人。”^[16]（第一幕第三场）16世纪英国诗人斯宾塞在长诗《仙后》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女怪艾如（Errour），她一半是女性，一半是蛇形，十分令人厌恶，肮脏污秽，充满了邪恶。她在一个黑暗的洞穴中繁衍后代，她的幼崽趴在母亲有毒的乳房上吮吸着乳汁，她嘴里喷出的是一大堆的书和纸张，还有青蛙和癞蛤蟆。17世纪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中塑造了一个罪（Sin）的形象，与艾如相似，她是一个人面蛇身的女人：“一个腰以上看来像美艳的娇娘，下身却一折折巨鳞，腥臭难闻，颀长庞大，是条蛇尾巴长毒钩，蜇了就致命。”^[17]艾如与罪都是人首蛇身，腰部以下为畸形的女性。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也曾借李尔之口这样评价过女性：“她们的上半身虽然是女人，下半身确是淫荡的妖怪；腰带以上是属于天神的，腰带以下全是属于魔鬼的。”^[18]（第三幕第六场）

其后到了女性意识觉醒的18世纪，男作家笔下塑造的一系列女怪形象有了更大的歧视意味。那一时期女性开始脱离家庭，走向社会进行创造性活动，她们读书、写作、思考、组织沙龙和演讲，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一时期出现了早期的女权运动和以写作为生的职业女性作家，从玛格丽特·卢卡斯·卡文迪什率先公开为出版而写作，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再到玛丽·雪莱超越济慈和雪莱的惊世之作的《弗兰肯斯坦》，女性话语和声音开始登上文坛，冲击了男性主导的文学话语。这些女性先行者在当时却被刻画成女怪的形象：

女才子安娜·芬奇发现自己在诗人坡蒲和盖伊的笔下被漫化为“患有诗歌骚痒症”的怪女人；英国第一位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贺拉斯·维尔波谩骂为“穿着衬裙的鬣狗”；约翰逊把发表演说的妇女丑化为“用后腿站立的母狗”。^[19]

这一时期的讽刺文学作家笔下出现了一些丑恶的女怪物形象，极力讽刺和挖苦女性创造力。以斯威夫特在《书战》中塑造的“批评女神”为例，她在一个黑暗洞穴中吞噬无数的书卷，身边簇拥着诸如无知、骄傲、自负、嘈杂、无耻、卖弄等亲戚，她本人则被讽喻性地处理成了一个污秽肮脏的动物性的形象出现：“女神本人有一双就像猫一样的爪子；她的脑袋、耳朵和声音，都像是驴子似的；她的牙齿以前已经掉光了；她的眼睛向内深陷着，仿佛她一直只在看着她自己。”^[20]

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男性作家笔下的妖怪型女性形象，有一种男性对女性创造力的压制和讥讽。这些舞文弄墨的女怪身上有一种强有力的危险属性，会对十多个世纪以来男性话语主导的文坛造成威胁和颠覆，因此在男作家笔下，她们被塑造成了患有病症的、像动物一般的、自不量力的畸形形象。

三、性别与话语

“坏女人”们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她们以负面形象出现，被男性作家所批评、训诫、排斥，但作为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窥到父权制社会下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及转变。他们或出于对女性身上神秘生育能力的无知，在原始神话中对女性怀有既敬且畏的心理；或出于对自身欲望和女性魅力的难以掌控，将美丽与罪恶联系在一起，将灾祸的根源归咎于女性；或出于对话语权力受威胁的担忧，极力压制和讥讽女性创造力，将女性丑化和妖魔化。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语境下，男性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女性话语权力的丧失使其处于“潜暴力”和“潜规则”当中。在文学文本中，男作家笔下的“坏女人”形象是男性话语对于女性他者形象的想象，因此男性作家笔下的“坏女人”身上存在男性对女性的贬低、偏见与误解。

好在自从18世纪开始，女性作家逐渐登上西方文坛，一扫西方文坛只有男性声音的局面。19世纪的英国更是崛起了一大批女性作家，她们用自己的笔触为女性发声，呐喊和指责着其在文学作品中所受的不公，试图用自己的话语为女性构建一个自己的形象群（19世纪的疯女人形象）。但毫无疑问，只有回溯本源，到原型当中去寻找，挖掘在女性话语缺失的年代里，男性作家对女性他者所设定的想象，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学中的负面女性形象是经过怎样的流变发展至今的，这也是对“坏女人”形象原型、类别及流变分析的意义所在。

（汪杨静：云南大学比较文学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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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fessions for Women,Collected Essays by Virginia Woolf.Vol 2.London:Hogarth Press,1966.284-289.

[2] 〔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3] 〔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4]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悲剧全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版。

[5] 〔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6] 〔英〕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VIII，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8页。

[7] 〔英〕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58页。

[8] 〔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页。

[9] 闻蔚：《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探微》，载《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2期。

[10] 本文引用的《圣经》为中文和合本（NIV新国际版）。

[11] 刘勇：《从〈圣经〉的编纂看基督教的女性观》，载《外国语文》2011年第2期。

[12] 邹广胜：《西方男权话语中的女性形象解读》，载《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

[13] C.S.Lewis:A preface to paradise los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p.94

[14] Jacobus Sprenger＆Heinrich Kramer，The Hammer of Witches，tr.Christopher S.Macka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76，原文为："What else is a woman but a foe to friendship！They are evil，lecherous，vain，and lustful.All witchcraft comes from carnal lust，which is，in women，insatiable."

[15]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16] 〔英〕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VIII，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页。

[17] 〔英〕弥尔顿：《失乐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18] 〔英〕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戏剧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69页。

[19] 罗婷：《西方父权制文学中的恶妇形象探析》，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0] Jonathan Swift,A Tale of a Tub,to Which Is Added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and theMechanical Operations of the Spirit,ed.A.C.Guthkelch and D.Nichol Smith(Oxford:Clarendon Press,1920),p.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