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诗人的歌
顾农
班婕妤《怨歌行》；甄皇后《塘上行》；王宋《杂诗二首》；大义公主《书屏风诗》；晁采《子夜歌》；刘采春《望夫歌》；葛鸦儿《怀良人》；毛秀惠《乙卯秋，外赴金陵省试不售，诗以慰之》。
班婕妤《怨歌行》
过去有一个形容女子年长色衰之后遭冷遇或被抛弃的成语叫“秋扇见捐”，已经使用过了，现在没有价值。这个词语源于一首古诗《怨歌行》（《文选》卷二十七）——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这首诗又被收入《玉台新咏》（卷一），题作《怨诗》，而在更早一点的钟嵘《诗品》里则题为《团扇》。很可能开初并没有题目，后来不同的编者及诗论家分别给它安上不同的题目。这几个标题都不错。
这首诗的作者据说是西汉成帝时代的班婕妤，“婕妤”是宫中女官的一种头衔，她的原名现在已经弄不清楚了。古代的妇女包括宫女，地位很低，往往连名字也没有，或虽有而不传。班婕妤文化水平很高，在汉宫里一度比较得意，《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下》载：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蛾（俄）而大幸，为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馆，有男，数月失之。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近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
尽管她如此深明大义，却渐渐失宠，特别是在赵飞燕姊妹得宠以后，许皇后和班婕妤都遭到诬陷，许皇后被废，班婕妤则受到严重的审查，幸而没有定罪。她预感到将有危险，主动要求到长信宫去侍奉太后，离开核心地带，得到批准。其时曾“作赋自伤悼”，其中说自己打算在长信宫里“共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她后来果然幽闭至死。
汉朝人喜欢写赋，不大写诗，尤其未尝出现过《怨歌行》这样成熟优秀的五言诗。所以这首署名班婕妤的团扇之诗肯定是后人用她的名义代写的，但谁都不知道是魏晋时代什么诗人代笔，于是干脆就挂在班婕妤本人名下。后人代写就认作古人之诗的情形远不止这一件。
宫女的唯一出路在于得宠，颜值很高、善于歌舞、生过儿子等等都可能是得宠的原因。得宠甚难，失宠甚易，后宫里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斗争。班婕妤是个明白人，主动出局，可谓后宫中的隐士，而境遇仍然甚惨，她同所有的宫女一样，走不出后宫这个大牢笼。
于是这团扇之歌就引起后来失宠女性的强烈共鸣，有道是——
一夜秋风动扇愁，别时容易入新秋。
桃花脸上汪汪泪，忍到更深枕上流。
——宋·朱淑真《新秋》
浪说花开双蒂，写入轻罗扇里。未到晚凉天，已作秋扇捐弃。何意，何意，一语问君遥寄。
——清·许诵珠《如梦令·寄外》
她们的悲哀各有具体的原因，而遭冷遇或被抛弃则是一样的。
班婕妤退出后宫斗争跑到太后所在的长信宫去以后情况如何？史书未载，但是大体可以想象得到。后来唐朝诗人王昌龄为作《长信秋词》，凡五首，试举出两首来看——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
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长夜无眠，百无聊赖；第二天一早就起来洒扫，还带着那把象征着命运的团扇，脸色相当难看，还比不上从赵飞燕姊妹住处昭阳殿那边飞过来的乌鸦。
王昌龄的这些诗，正是对魏晋无名氏所拟之《怨歌行》的回声，而同样怨而不怒。
甄皇后《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
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
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
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
以上这首《塘上行》诗里充满了弃妇的哀怨和规劝。丈夫另有所爱，疏远了自己，于是写诗寄意，请求他千万不要见异思迁，弃旧图新。诗是汉末魏初的甄氏（183—221）写的。她以颜值极高著称，一生相当复杂而且富于传奇色彩，《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
文昭甄皇后，中山无极人，明帝母，汉太保甄邯后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岁失父。后天下兵乱，加以饥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后年十余岁，白母曰：“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璧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举家称善，即从后言。
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纳之。熙出为幽州，后留养姑。及冀州平，文帝纳后于邺。有宠，生明帝及东乡公主。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邺。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殷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
《塘上行》是甄氏写给其第二任丈夫曹丕（187—226）看的。她先前的丈夫袁熙（幽州刺史）不曾有过抛弃她的意思。甄氏由袁熙夫人变为曹丕夫人，是建安九年（204）曹操打败袁绍集团、攻入冀州首府邺城以后的事情。其时甄氏成了战俘，因为知名度极高，曹操很想收归己有，不料儿子曹丕却捷足先登了。《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引《魏略》云：
（袁）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邺城破，绍妻及后共坐皇堂上。文帝入绍舍，见绍妻及后，后怖，以头伏姑膝上。绍妻两手自搏。文帝谓曰：“刘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其意，遂为迎取。
曹丕（后来当了皇帝，称魏文帝）有备而来，遂在攻城得手后第一时间赶到。曹操（后尊称为太祖）其实也非常关注留在这邺城里的甄氏，但他作为最高指挥官，总是有些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等告一段落以后再来查问此人的下落，部下禀报说：“五官中郎（按指曹丕）已将去。”曹操不禁有些愤怒而且惘然，失口道：“今年破贼正为奴！”（《世说新语·惑溺》）但既已被儿子弄去，就赏一顺水人情为之迎娶。甄氏当年二十二岁，曹丕还只有十八岁。但美女本来是不管年龄的，何况二十二又正值最佳年龄。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甄氏颇为得宠，“擅室数岁”（《世说新语·惑溺》注引《魏略》），生过一男一女。不料几年后却渐渐为曹丕所厌弃，其原因可能有种种，一则颜值总还是有保鲜期的；二则曹丕身边新来了一位年轻的郭氏（184—235），这个女人名叫“女王”，出身不高而多有权谋，非常能干，“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能够被正式确立为接班人是曹丕最最重视的头等大事，郭氏对此贡献很大，而甄氏在这一方面未闻有何作为。对一位政治家来说，配偶的颜值固然很重要，而能否配合自己来从事政治活动则更为重要。
甄氏的《塘上行》很可能作于曹丕开始同郭后打得火热而冷落自己之初，可惜她的规劝完全没有起到作用。现在她的总分已比不上郭氏，形势不妙，后来则更有恶性的发展。
曹丕对甄氏日趋冷淡还有一个疑似的原因，就是自己的弟弟曹植（192—232）同甄氏关系有些异常。曹植比嫂子甄氏小九岁，但真是要恋爱，年龄从来不是障碍。如果曹植同甄氏发生瓜葛，最重要的时段很可能是建安二十一、二年间（216—217）。二十一年十月“太祖（曹操）东征，武宣皇后（曹操夫人卞氏）、文帝（曹丕）及明帝（曹叡）、东乡公主皆从。时（甄）后以病留邺。二十二年九月，大军还，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见后颜色丰盈……”（《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引《魏书》）。大军东征这一段时间曹植正奉命留守邺城。甄后身边既无婆母，又无丈夫和子女（曹叡和她的妹妹，即后来称为东乡公主者，都随军行动），若叔嫂之间有什么亲密接触，这一年中间应当最有条件。一个病人忽然“颜色丰盈”，也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想象。古代的史家特别来了这么一句，似有春秋笔法。当然此事无从证实，但也无从证伪。建安二十一、二年间，曹植二十四五岁，甄氏三十三四岁，也还算正当年。
后来曹丕当了皇帝，甄氏成了皇后，但她并不见得高兴，总是冷冷的。而郭氏此时的身份仍然要低一档，她要想升格为皇后，非打倒甄氏不可，于是她继续施展谋略，终于让曹丕下令赐死甄后（黄初二年，221），胜利地取而代之，爬上了皇后的宝座。当时有大臣引经据典地反对“以妾为夫人”（《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引中郎栈潜上疏中语），曹丕置之不理。
郭氏更进一步运用其谋略，让甄氏的丧事办得非常之悲惨，遗体“不获大敛，披发覆面”（《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引《魏略》），“以糠塞口”（同上注引《汉晋春秋》）。决不能让这个美女再臭美下去！曹丕何以如此冷酷，郭氏都运用些什么谋略，现在都无从得知，估计甄后与曹植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其他原因，力度恐怕不够。
当黄初二年六月甄后惨死于邺城不久，曹植曾派人到邺城去，说是去买布（详见《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引曹植《表》，又《艺文类聚》卷五录入该表的另外几句），而监国谒者则十分怀疑此行的真正目的，不予批准；曹植坚持要派人去，不惜为此上表，于是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就此告状，其内容涉及曹植与甄后的关系，朝廷之“典议”也就依此定性为“荒淫”（详见曹植《责躬诗》）和“三千之首戾”的“不孝”（详见曹植《黄初六年令》）。长嫂如母，如果叔嫂之间有什么暧昧之处，现在又派人去私祭之类，在那时是确实足以构成重罪的。黄初三年（222）曹植虽被召回首都问罪，但由于皇室内部不宜公开爆出什么绯闻，于是后来莫名其妙地了结此案，不再追究。在返归封地的途中曹植作《洛神赋》，后来有人认为洛神乃是影射甄氏的。这也是所谓查无实据，而事出有因，只是成了一则著名的故事。
曹植与甄后之间到底有无故事或有什么故事，历史学家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文学家则在此大显身手。
魏文帝曹丕死后，曹叡（205—239）继位（明帝），过了几年，他完全站稳了，又了解到生母甄氏当年惨死的情形，遂立即采取措施，为生母恢复名誉和地位，追谥为“昭”；而郭氏（此时已是皇太后）则“以忧暴卒”。郭太后非正常死亡后，曹叡“命殡葬太后，皆如甄氏故事”（《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引《魏略》）。一报还一报，完全按正规的戏剧方式进行。这时（青龙三年，235）离开甄氏写出《塘上行》已在十五年以上了。
至此《塘上行》的故事可算是完全结束了。围绕这位红颜薄命的甄氏，配以多情的曹家祖孙几代以及那位“有智数”的女政治家郭氏，完全可以写一出多幕剧。
王宋《杂诗二首》
《玉台新咏》（卷二）中有署名王宋的《杂诗二首》，小序云：“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还，于道中赋此。”诗云：
翩翩床前帐，张以蔽光辉。
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同归。
缄藏箧笥里，当复何时披？
谁言去妇薄？去妇情更重。
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
远望未为遥，踟蹰不得住。
王宋这一位“弃妇”只好回娘家去。她的丈夫刘勋另有新欢，把她抛弃了，借口是她没有生孩子，现在看这简直荒谬绝伦，而在当时却是理由很过硬的，王宋本人对此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从诗中看去，她几乎没有流露出丝毫愤怒，反倒是“情更重”了。她还幻想破镜重圆，重返丈夫的家门。
古代男女不平等，丈夫抛弃妻子的正当理由有七条之多，即所谓“七出”，列在首位的乃是“无子”。不生孩子特别是不生儿子，妻子很容易变成所谓弃妇。《玉台新咏》（卷二）又有曹植的《弃妇篇》，诗云：
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采有光荣。
光荣晔流离，可以戏淑灵。有鸟飞来集，拊翼以悲鸣。
悲鸣夫何为，丹华实不成。拊心长叹息，无子当归宁。
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
栖迟失所宜，下与瓦石并。忧怀从中来，叹息通鸡鸣。
反侧不能寐，逍遥于前庭。跱蹰还入房，肃肃帷幕声。
褰帷更摄带，抚弦弹素筝。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
收泪长叹息，何以负神灵。招摇待霜露，何必春夏成。
晚获为良实，愿君且安宁。
连曹植那样开明的人都说“无子当归宁”，他在《出妇赋》里又说过“信无子而应出，自典礼之常度”。这是那个时代的共识。弃妇如果是因为别的原因被弃，一般总是不大舒服，而因无子被弃，则往往二话不讲，忍痛走人。曹植诗中的弃妇一方面哀叹自己的不幸，一方面寄希望于未来，相信自己一定能生出儿子来，要求对方耐心等待：“晚获为良实，愿君且安宁”。王宋因为年纪大了，已经不做此想。
古代社会视妇女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妇女将此种普遍要求“内化”为自己的意志，同时也把生儿子当作提高自己声誉和地位的有效手段，为时既久，母性就成了女人最重要的本性。已婚女性存在的意义全在儿子身上，母性实际上是异化了，爱儿子就是保自己，有儿子才能“天月相终始”，而不至像流星一样从婚姻关系中退出。
王宋因为只是一位家庭妇女，史书不载，而她那丈夫刘勋是被提到过，但都是负面的材料。《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载：“征虏将军刘勋，贵宠骄豪，又芝故郡将，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勋与芝书，不著姓名，而多所属托。芝不报其书，一皆如法。后勋以不轨诛，交关者皆获罪，而芝以见称。”又裴松之注引《魏略》载：“勋字子台，瑯邪人。中平末，为沛国建平长，与太祖（按指曹操）有旧。后为庐江太守，为孙策所破，自归太祖。封列侯，遂从在散伍议中。勋兄为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代从政。勋自恃与太祖有宿，日骄慢，数犯法，又诽谤，为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刘勋公德、私德皆差，所以没有好下场。
王宋诗序称刘勋为平虏将军，而《三国志》说是征虏将军，略有出入。按曹丕《典论·自叙》自夸其击剑技术之高超时，曾提到他同奋武将军邓展比试击剑，当时有“平虏将军刘勋”在场。三占从二，刘勋的官衔应是平虏将军。又曹丕有代刘勋出妻王氏而作的诗赋，可见刘、王的离异乃是当时的一大社会新闻事件，曹丕的同情在王宋一边。
大义公主《书屏风诗》
《诗经·卫风》里有一首著名的《载驰》，其写作背景是公元前660年北狄入侵卫国，卫国大败，首邑被抢掠一空，卫懿公死难；懿公的妹妹许穆夫人（嫁至许国，为国王穆公的夫人）奔回卫国共赴国难，并提出联合齐国抗击北狄的主张。许国的大夫将她追回，唯恐把祸水引到许国来。于是许穆夫人赋《载驰》，其中说，即使你们不赞成我回国的举动，我也不能跟你们回许国去。我们各有各的想法，各走各的路。你们纵使有极多的好主意，也不如我亲自回去一趟（“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这首诗强烈地表现了一位女贵族对自己故国的感情，历来传诵不衰。
后来又出现了一位与许穆夫人有些类似而其实很不同的人物，她就是北周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千金公主。北周宣帝时，她被远嫁东突厥为可汗摄图之妻。摄图本是突厥阿逸可汗之子，“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治都斤山”；“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隋书·突厥传》）。隋取代北周以后，公主悯宗邦之覆灭，力劝沙钵略起兵反隋，于是沙钵略起兵与隋大战，先胜后败，而这时突厥内部又发生内讧，于是他们夫妇改变主意，决心依附于隋，永为藩附，“遣使朝贡，（千金）公主自请改姓，乞为帝（隋文帝杨坚）女”（《隋书·长孙晟传》）；这样千金公主就放弃了原来的姓“宇文”，于开皇四年（584）得赐姓为杨，同时改封为大义公主。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东突厥与隋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
隋平陈以后，文帝将缴获而来的后主陈叔宝的一架高级屏风赏赐给大义公主以为荣宠。此事引起她很深的感慨，于是在屏风上题了一首诗（现已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七），诗云：
盛衰等朝暮（一作“露”），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
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
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廷。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
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唯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
此诗借叙陈朝灭亡之事以寄托自己的幽思，大发了一通对于世道变幻、兴衰成败的咏叹，同时也对自己远离中原、漂流“虏廷”颇多感慨——这位公主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诗也写得很圆熟。北周皇族宇文氏本来也是胡人，但汉化已经很久。大义公主的父亲赵王宇文招（？—580）同诗人庾信关系非常好，《北史·周室诸王传》说他“博览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北史·庾信传》则说他同赵王宇文招、滕王宇文逌“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庾信曾在文章中提到赵王是“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则河间上书，武则任城置阵”（《周车骑将军贺娄公神道碑》），给予极高评价。
前人对大义公主《书屏风诗》多有误解，如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评论此诗说“英气勃勃，事虽不成，精卫之志，不可泯灭”，他之所谓“事”，大约还是指为北周向隋复仇，殊不知那是先前的事，现在公主本人已经是当今皇帝的干女儿，完全拥护朝廷了。沈氏的这几句话拿来品题《载驰》还算比较恰当，而大义公主此诗，意固不在此也。又张玉榖《古诗赏析》（卷二十二）分析《题屏风诗》道：“此伤不能复仇之诗，特就画屏为引端耳……用意用笔，吞吐入妙。”此诗确实有点吞吞吐吐，但其中完全没有什么复仇之志，只是自伤身世而已，须知此时她早已同她的丈夫沙钵略一样，衷心拥护隋王室，哪里还有什么“此伤不能复仇”之意？隋朝好诗不多，这首诗得算一篇，所以唐人撰《隋书》时特为全文录入，可惜后来的诗论家竟然如此不能理解。
沙钵略向隋称臣后，“岁时贡献不绝”；他去世多年后，公主据说因为“与所从胡私通”而被废黜（详见《隋书·突厥传》）。其时东突厥内部纷争不已，这位前公主被摄图先前所生的儿子都蓝可汗（原名雍虞闾）杀死。不过此乃后话，同这首诗没有什么关系了。
晁采《子夜歌》
中国古代无所谓“恋爱”，只说成“相好”：两个人互有好感。至于少女堕入情网，或大有恋爱的欲望，则称为“怀春”，例如《诗经》里就有“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召南·野有死麕》）这样纯朴的诗句。
“怀春”是一个很有趣的词语。《诗经·国风》里写到恋爱，往往多用“怀”字与“思”字。“思”字后来发展为相思、单相思一类词语，至今仍然在用；“怀”字却用得少了。至于“春”字，本来就指春天，而古代有所谓“春社”，主题固然是祭土地神，同时也是青年男女百无禁忌的狂欢节。“社”乃是祭土地神之处，其地遍植树木，像个森林公园的样子，《周礼·地官》说，“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名其社与其野”，所以有“桑林”“桑社”一类提法。有些诸侯国不这样称呼，另行叫作“祖泽”“社稷”“云梦”等等，其实都是一回事（参见《墨子·明鬼》）；《周礼·地官》又说：“以仲春之月会男女，奔者不禁。”每年春天，在桑林、云梦一类地方，充满了大谈其恋爱的青年男女。此时此地他们拥有大量平时所没有的自由，少女怀春的深层原因即在于对此的热烈向往。于是春天也就是情歌之类大量产生的黄金季节，春秋战国时代一些古风未泯的诸侯国如郑、卫、楚，都有大量的爱情文学出现，其中的女性往往特别热情主动，积极大胆地追求爱情；后来的封建卫道士很害怕这些热情似火的作品，斥为“郑声”“淫声”，把恋爱中女性的主动态势骂了个狗血淋头。
但是人类的天性却不是可以骂倒的，所以后来“怀春”的情歌仍然源源不绝，只是在沉重的礼教压力下，不免总会带上忧虑重重的色彩，一味的天真热情不容易看到了；只有例外的幸运儿才能无所顾忌地放声歌唱。唐朝大历年间有一位名叫晁采的姑娘，与邻居家的小伙子文茂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很自然地发展为爱情，“约为伉俪”；他们过于亲密的接触被晁母发现了，十分开明的晁妈妈认为“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现在还可以从《全唐诗》中看到晁采青年时代的二十多首诗，其中作于婚前的《子夜歌》十八首最为可诵，举几首来看：
侬既剪云鬟，郎亦分丝发。觅向无人处，绾作同心结。
明窗弄玉指，指甲如水晶。剪之特寄郎，聊当携手行。
寄语闺中娘，颜色不常好。含笑对棘实，欢娱须是枣（早）。
绣房拟会郎，四窗日离离。手自施屏障，恐有女伴窥。
晁姑娘歌唱自己如何安排约会，把自己的指甲、头发当作爱情的信物，说服妈妈让自己早一点和情郎结婚……多么天真开朗的怀春之诗啊。
可惜像晁采这样的幸运的才女古代甚少，许多少女的怀春之作充满了焦虑和痛苦，总是深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诗经·郑风·将仲子》）。她们不得已而成了“内倾情感型”的人物，所谓“东方女性”之美，其实正是长期的忧郁和压抑中经过历史积淀的产物。所谓“人言”，表面上指社会舆论，深层则指传统的道德文化，同时也指女性自己内在的压抑。像晁采这样的敢于主动去爱、大写其怀春之诗的女性是幸福的。瓦西列夫说得好：“爱情愿望在具体条件下的表现可以作为衡量感情深度的客观标尺。换句话说，主动性在两性关系这一领域也起着极其重要、决定性的作用。”（《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3页）如果没有一点主动性，那还有什么爱情可言！
晁采只是一介民间小女子，生平传记材料很少。《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介绍说“：《全唐诗》卷八○○收其诗二二首。事迹见《情史类略》卷三、《艳异续编》卷四引《晁采外传》。其事迹及诗不见于唐宋时记载，疑出后人依托。”地位太低，不大有人肯记载，倒也未必就是后人依托。我们还是确认在大历年间曾经真有过这么一位很幸运的姑娘吧。
刘采春《望夫歌》
唐代的歌妓自然都会唱诗，自己也能写诗的恐怕只是少数，写得好的就更少了；中唐时代著名的歌妓刘采春创作并演唱的一组《望夫歌》乃是其中最杰出的作品。据说“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范摅《云溪友议》卷下）。
大诗人元稹写过一首七律《赠刘采春》，前半夸奖她长得漂亮，化妆时新，后半更热情地称颂她“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据说元才子对她很有些意思，但采春的丈夫周季崇（他是一位著名的俳优）始终同她在一起流动演出，第三者难以插足。元稹诗中“望夫歌”三字下有小注云“：即啰唝之曲”。“啰唝”是当时的口语，就是“来啰”（方以智《通雅·乐曲》）的意思，大约也就是现代流行歌曲里常常唱的“归来吧”。
《望夫歌》或《啰唝曲》原有六首，不妨选读下面这四首：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
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
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
第一首近乎序曲，点出自己情绪很坏的根子在于丈夫常年在外，因为痛恨这种离别，便情不自禁地把憎恶转移到江水和商船上去。直书其事，直抒其情，其中“不喜”与“生憎”、“经岁”与“经年”又明显地重复，读起来似乎并不算很高明；但这些绝句是专供演唱的，一旦唱起来就大有感慨系之一唱三叹之妙了。当代许多流行歌曲，也只是把那么几句很直白的歌词唱来唱去，而已能让年轻的歌迷们听得如醉如痴。
当然，一味直来直去也不是长久之计，诗人抒情总是要把感情客观化，最好能借助于一些对应的形象来寄托感情，这样才能使主体感受凝定并具有更为深广的意蕴。抽象的东西总是有待于具体化，共相必须落实为殊相。这里的第二首正是如此，其中有两个生动的细节：一是金钗卜，一是错认船。中国古人喜欢掷钱币作为预测行人是否归来或其他心事之两种可能性的占卜之具，盖取其方便而且有利于自己之结果的概率高达百分之五十，这就是所谓“暗掷金钱卜远人”（于鹄《江南曲》）。“金钗当卜钱”则更富有女性的色彩。错认船则近于心理症的强迫性紧张，这就是弗洛伊德说过的“心理症患者常是极聪明的，却陷于强迫性观念和强迫性行为（不由自主地想和做）之中”。（《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奥秘》，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页）望眼欲穿，心迷神惑，后来的诗人一再写到这样的细节和心态，例如“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洲”（温庭筠《望江南》）、“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柳永《八声甘州》）之类，大约都曾经从刘采春这几首“天下之奇作”（潘德舆《养一斋诗话》）里得到启发吧。
商人的特点在于行踪飘忽，归期难定；于是热切盼望他归来的妻子总是充满了失望与希望。第三首典型地写到了一次由希望到失望的转变过程，其中第三句（一般来说这是绝句诗中最吃紧的一句）表明本来确知他会从桐庐（今属浙江省）回家的，接下来说，不料他竟然又跑到更远的广东去了。何时归来遥遥无期，抒情主人公陷入更深的时间恐惧和空间恐惧之中。二十个字的诗中连用三个地名（桐庐出现了两次），并不让人觉得累赘板重，因为带动这些地名的乃是强烈而深沉的盼望与哀怨。
在多少次的幻想和盼望失落以后，完全找不到出路的主人公身心俱伤，哀怨和叹喟让人迅速衰老，白发越来越多，美人迟暮，人寿几何。诗的第四首把逐步积累起来的心理能量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去，沉痛而且绝望，几乎不忍卒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采春的这一组诗超越了歌妓的身份，也超越了诗中所咏叹的商人妇的身份，而能把古代妇女热烈盼望团聚和谐的传统主题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老之将至或已至的恐惧也带有普遍的意义，也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
葛鸦儿《怀良人》
唐代农妇葛鸦儿唱过一首《怀良人》：
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
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底不归？
思念外出的丈夫（良人），盼望他早点回来——现在自己孤身一人，完全无心打扮。这些话都说得很质朴，也很容易理解。诗的末句说，该回家来了，为什么还不回来呢？这也很合于人之常情，只是而作为其前提的第三句“胡麻好种无人种”却相当费解，种芝麻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丈夫回来呢？这中间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呢？
原来这里有一套民俗在起作用。古人认为种芝麻要夫妇二人一起播种才能长得茂盛收得多，所以有句古老的歇后语说“长老种芝麻，未见得”。明朝人顾元庆在《夷白斋诗话》中首先拈出这条俗谚来解读《怀良人》，给予后代读者很大的启发。
和尚（长老）种芝麻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农妇单身一人来种也是如此。由此可知在古老的观念中夫妇合种芝麻已不单是一种习俗，而且有一种神秘作用隐藏于其中。这个道理，英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曾经有过论述。他的名著《金枝》中辟有专章来讲《两性关系对于植物的影响》，其中说古人及未开化的近人中有一种原始观念，认为人间两性的结合对于草木庄稼的繁茂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影响，因此可以用两性交媾为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这种原始思维在文明人当中也还有许多遗留的痕迹。弗雷泽列举了大量民俗材料来证明这一点，试不妨节选几个例子来看：
中美洲的帕帕尔人在向地里播下种子的前四天，丈夫一律同妻子分居，“目的是要保证在下种的前夜，他们能够充分地纵情恣欲。甚至有人被指定在第一批种子下土的时刻同时进行性行为。”……爪哇一些地方，在稻秧孕穗开花结实的季节，农民总要带着自己的妻子到田间去看望，并且就在地头进行性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作物生长。
……
在乌克兰，圣乔治节那天，乡村牧师穿着法衣，在随从的陪伴下，来到村边的地里，对着刚刚出土的庄稼嫩芽，进行祝福。然后年轻的夫妇们成对地走到新近播过种子的地方，在上面翻滚几次，认为这样可以加速作物生长……德国有些地方谷物收割完毕之后，男男女女都在地里打滚。这大概又是一种更古老更野蛮风俗的衍变，其用意也是想赋予土地以旺盛的生产力，其方法也同很久之前中美帕帕尔人以及现在爪哇种稻农民所采用的方法一样。（《金枝》上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09页）
中国唐朝的农民看来更文明一些，他们既不性交也不打滚，只强调夫妇共同播种，古风衍变得更为高雅，而意思仍然完全一样，仍然留存着人与物互相感应的原始思维逻辑。
葛鸦儿借助这种流行而古朴的民俗背景来抒写热烈真挚的夫妇之情，实在是现成而且亲切之至。
列维·布留尔在研究原始思维时很重视弗雷泽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生发改造，提出了原始思维的“互渗律”。他写道：“存在物和现象的出现，这个或那个事件的发生，也是在一定的神秘性质的条件下由一个存在物或客体传给另一个的神秘作用的结果。它们取决于被原始人以最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想象的‘互渗’：如接触、转移、感应、远距离作用，等等。在大量不发达民族中间，野物、鱼类或水果的丰收，正常的季节序代，降雨周期，这一切都与由专人举行的一定仪式相关……”（《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0—71页）芝麻的丰收即与夫妇合种的仪式相关。中国原始思维非常看重感应作用，诗人们由此获得许多灵感。用这个观点去读有关作品，便可以豁然贯通，否则便不免容易浅尝辄止或发生误解。
毛秀惠《乙卯秋，外赴金陵省试不售，诗以慰之》
古代有了科举考试以后，士子赶考便成为社会和家庭里的热门话题，在诗歌中也多有反映；那时女人们没有资格进考场，而对此事亦十分关心，少数会写诗的才女也就以此作为吟咏的题材，其主题大体有三种类型：其一，叮嘱丈夫功名到手以后早早回来：“闻君折得东堂桂，折罢那能不暂归？”（唐·彭伉妻《寄夫》二首之一）——这是“祝愿型”。其二，埋怨丈夫离开自己而去，说这等浮名有什么意思，还不如在家厮守：“千里长安名利客，轻离轻散寻常。难禁三月好风光，满阶芳草绿，一片杏花香。”（宋·刘彤《临江仙》）——这是“怨恨型”。其三是上述二型的综合，略谓功名虽无意思，但既已去考了，祝夫君早点成功早点回来：“利锁名缰，几阻当年欢笑。更那堪，鳞鸿信杳。蟾枝高折，愿从今须早，莫辜负，凤帏人老！”（宋·孙道绚《风中柳·闺情》）
这三种类型都不免儿女情长，只考虑家庭生活的正常化，而重点在于请求丈夫及早归来——当然最好是成功归来。
可惜科举考试总是僧多粥少，考中的永远是少数，大部分考生一定名落孙山。如果自己的丈夫考不中，则后事将如何？
从这个角度写诗的女人甚少，估计她们是一则伤心一则窃喜欢吧：夫贵妻荣的前景仍然渺茫，不过就这样在家厮守过日子也好。男人一旦科场得意就容易变坏，正如女人一旦情场得意就容易变美一样。
清代太仓女诗人毛秀惠曾经就丈夫落第而回写过三首很有意思的七绝。题作《乙卯秋，外赴金陵省试不售，诗以慰之》，诗云：
新妇竞扫学轻盈，俗艳由来易目成。
谁识天寒倚修竹，亭亭日暮最孤清？
寒女频年织锦机，深闺寂寞掩重扉。
却怜鸩鸟为媒者，空向秋风理嫁衣。
重阳风雨滞幽斋，失意人难作遣怀。
篱菊已花还觅醉，便须沽酒拔金钗。
毛诗角度尖新，立意也很高远。第一首用对比手法写两种妇女，一种是“俗艳”的，打扮合于时尚，容易被人看好。所谓“目成”，出于屈原《九歌·少司命》：“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另一种是高雅的女性，她们如杜甫在《佳人》一诗中形容的那样“幽居在山谷”，寂寞凄清，没有知音。在科举考试中，文章恶俗而时髦者才能合于主考诸公的尊意，真正雅洁脱俗的好文章反因曲高和寡而不得人心，落得个孤苦伶仃、冷冷清清。诗人拐着弯子劝慰丈夫，用心良苦。
第二首写另外两种女人，一种是自甘寂寞的寒女，她们专心纺织，不暇他顾；另一种则是急于出嫁的浮躁浅薄之徒，她们不事纺织而热衷于整理嫁衣裳，可惜又嫁不出去，因为媒人不肯为她们说好话。《离骚》“求女”的部分有句云：“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这里变其意而用之，以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为媒人，说是只要有这种东西居中作梗，士人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很难卖得出去了。这里很有些讽喻的意味。言外之意说，老公啊你何必热衷于赶考，像一个急于出嫁而又找不到好媒人的可怜虫呢，不如自甘寂寞定下神来干自己该干的事情。
第三首不用“比兴”，径用“赋”体，直书其事，直抒其情道，现在正是重阳佳节菊花开放的时候，等你回来咱们弄点酒喝喝，为了迎接你的归来，我情愿把头上的金钗拔下来变卖了去换酒——这里化用唐人元稹“泥他沽酒拔金钗”的句意，化被动为主动，可谓神来之笔。这样立言，要比说几句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之类的劝慰之词高明多了。
毛秀惠其人很有水平。据《苏州府志》，她的诗集题作《女红余艺》，附于其夫王愫（存素）的《朴庐诗稿》之后，有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刊本。《清诗别裁集》选过毛秀惠几首诗，并介绍说，王愫“娱情画理，不慕荣华；闺中人亦同素心，读其诗，想见其幽居之乐。”话虽不错，但语气不对头。从这三首诗看去，王愫的不慕荣华潜心艺术，正与“闺中人”的劝慰开导大有关系；把毛秀惠看作她丈夫的附庸，未免大错特错。
（顾农：扬州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