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传
习城乡
王安忆于1954年3月6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原籍福建省同安县。1955年一岁时随母亲茹志鹃移居上海。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学读书。由于自幼受父母影响，爱好文学，经常参加区和市里的儿歌写作比赛。1967年至1970年在向明中学“读书”，没有上过一节文化课，及至初中毕业，即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赴安徽省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大队插队劳动，并被评为县、专区和省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从小受父母文学影响的王安忆，于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在乐队拉大提琴，同时参加创作活动。1976年，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1978年，调回到上海，在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任编辑，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平原上》。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翌年，王安忆的创作进入旺盛季节，创作的灵感与冲动使她“旷职”离开《儿童时代》到徐州写作。1979年，她的儿童文学《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获上海《少年文艺》好作品奖之后，出版首部颇具影响的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自此，她的文学创作以上海为“根据地”，以自己的生活阅历开始了漫长的艰苦耕耘和收获的季节。1983年，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1986年应邀访美，翌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2016年被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和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聘为复旦大学教授。
兼具小说家和文学理论家身份的王安忆，在至今四十年的文学生涯里，曾荣获许多文学奖项，是中国当代作家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她的《本次列车的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1年），《小鲍庄》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纪实与虚构》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文学类（1996年），《长恨歌》获台湾《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荣誉奖（1996年）、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1998年）、《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提名（1999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0年），《富萍》获《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中文创作奖（2001年）、第一届《星洲日报》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2001年）、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2001年）、长篇小说二等奖（2003年），《上种红菱下种藕》获《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中文创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文学奖（2002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2004年），《遍地枭雄》获《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奖（2005年），《启蒙时代》获第二届红楼梦评审团奖（2008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2008年），获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2011年），《天香》获年度优秀女性文学奖（2011年）、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2012年），散文《教育的意义》获华文最佳散文奖（2012年），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向西，向西，向南》获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奖”（2018年）、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2018年），《考工记》获第七届花城文学奖长篇小说奖（2019年）。
写作是王安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除了苏北插队的收获，上海也是这位潜能巨大的小说家创作的人物与故事来源的数据库。她从儿童文学起步，经过《雨，沙沙沙》《小鲍庄》等作品的历练，很快以“大家”凌厉之势跃上中国文坛。她的文学天分与灵感自然有其家庭的启迪与熏陶——母亲茹志鹃和父亲王啸平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至20世纪80年代颇具影响的著名作家，加之她对中外文学大家诸如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张爱玲、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巴尔扎克、雨果、塞林格等和同时代中国优秀作家作品的阅读，使她丰富了对于历史和生活、思想与感情的陶冶和积累。这些都是她成长不可或缺的因素。
王安忆对生活的观察和对历史的思考，尤其是对社会的深度探索和人物内在情愫的开掘，使她的创作走上成熟。她是一位永远看着前方，流着汗水不停攀登的作家。即使她收获了《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天香》等长篇巨制之后，也没有停下脚步。
王安忆的创作方法主要是现实主义的，这种创作方法体现在她的大部分作品之中。在我的微信里，就有位评论者说，她的小说的笔路主要表现对故事的叙述，内容偏重于写实，记叙成分明显多于议论和抒情。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她的故事里，几乎都有一个人物原型在支撑着她进行叙述。20世纪70年代初，王安忆作为城市知识青年曾有短暂的农村插队经历，后来调回上海，于是才有了《本次列车终点》返城知青微妙而细腻的心理描写；80年代，王安忆到美国爱荷华州参加聂华苓夫妇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与在那里的张贤亮有接触，于是她便以张贤亮的“右派”经历为原型创作了《叔叔的故事》。她所有的小说几乎都是如此诞生的。
从具有世情小说特点的《长恨歌》到《天香》，读者和评论者喜欢把她与张爱玲比较，认为她是世俗民间的一个“海派”代表。对此，王安忆认为“海派文学”是个“伪命题”，“从哪一点论，我都不在其中，既不承认我是‘海派作家’，也不认为有‘海派文学’这一门类。”2005年，她的《遍地枭雄》面世，这被认为是她“想象”的突围和创作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是她的“文学革命”。
“世俗”的故事和思想里有个强大的“灵魂”，不少作家曾把它锻造为成功路上的丰碑。张新颖说，王安忆的笔下，表现较多的就是“世俗人生中的庄严”。王安忆则说，“阿成曾说中国的传统小说的精华，就是中国的世俗精神。我的小说就是元曲的‘曲’。小说一定是世俗的，其肉身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庸常说法很朴素，道出了她心目中小说写作的真谛。她的小说是她在不断回忆自己的历史，回忆安徽五河，回忆江苏徐州，上海的弄堂也是她回忆的内容。她还说过：“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是回忆，因为写的东西一定是发生过的，对于你来讲一定已经成为历史了。当你坐下来写故事，你一定是在回忆了。尤其像我这样一个比较写实的作家，很难去写一个未来的东西，我总是写发生过的、经验过的事情。”
艺术上，有评论者认为她的创作是以营造象征化、隐喻性的叙述空间和鲜明的意象为其特征，这种虚实交错、明暗掩映的模糊风格，使她的小说文本的叙述空间更富立体感和层次感。王安忆不止一次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长恨歌》是从大处着手，从全景推到细部，《天香》也是从背景到前景；《匿名》则不同，是从断裂处起头，从写实到“抽象”；从讲故事到议论故事，《考工记》又回到了写实，是沿着人物一路写去，“以人物带故事”，比较老实规矩，自觉沉着而大方，给人的印象是“举重若轻，化简为繁”。关于这些，她还说过：“多年以来，‘具象’和‘抽象’交替上演，《流水三十章》以后写了《米尼》，《纪实与虚构》之后写了具象的《长恨歌》；然后是《富萍》等一串叙事性小说，写到《启蒙时代》时，野心又来了，企图为时代画像。接下来，从《天香》再回到具象。到了《匿名》，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陈思和的鼓励，他让我放弃阅读性，不要怕写得难看，还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的《魔山》（Der Zauberberg）为例，意思是有一些小说就不是为大众阅读写的。他的激将很有好处，扩充了小说的文类，让我尝试了叙述边界的无限风光……”
极具叙事特色和思辨意味的《匿名》，是她文学创作上的一部全新的探索。小说是她以记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大学教授失踪的故事而写成的具有悬疑探案特色的小说，与此前的小说没有雷同之处，她甚至说《匿名》的写作超出了她的驾驭范围。她从《长恨歌》日常化的闺阁写实，又从“弄堂”发展到《遍地枭雄》城市中心空间的边缘，到了《匿名》，则是把人物直接扔到一个主流以外的“社会”里，不再是人们熟悉的生活空间了。“我以往的小说人物比较生动，靠近日常生活，主角以女性为多，而《匿名》的主人公变成一个面目模糊的男性，反差很大。”王安忆说，《遍地枭雄》和《匿名》有一种相通的精神。“从《遍地枭雄》开始，我一直就有一种欲望，想做这样一种叙事的努力——把一个人从他原本的生活环境中连根拔起，把他放到一个没有任何参照物的虚空茫然之中。在《遍地枭雄》中我还没有让人物走那么远，只是把他放到了‘江湖’上，而这个江湖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
2018年，王安忆出版了长篇新作《考工记》。有人把《长恨歌》和《考工记》视为姊妹篇。虽然它们同是以一个人物的命运勾勒上海历史的，但《长恨歌》里王琦瑶的命运是被几个男人左右的，而《考工记》里孑然一身的陈书玉，其命运更多是被裹挟在历史的旋涡中。就艺术而言，《长恨歌》抒情色彩浓郁，《考工记》则多见白描。王安忆说，这两部作品相隔二十四年，无论叙事还是语言，都有很大的变化。“倘若是在二十四年前，我不会写《考工记》，而现在也不会写《长恨歌》。写《长恨歌》的时候，文字追求旖逦繁复，所以才能写‘弄堂’‘流言’等等那么多，还不进入故事；之后文字不断精简，精简到《考工记》，恨不能一个字当一句话用，弃‘文’归‘朴’……”
许多作家成长都离不开读书。人世间爱读书的人很多，但并不是爱读书的人都能成为作家。一次她在与《新京报》记者柏琳的访谈中说，她爱看长篇，看长篇过瘾，她也特别爱看如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等人的推理小说。她提到严歌苓，说“撇开美学观、价值观不谈”，严歌苓的长篇结构做得好，有可以调动起感情和素材的匠气与套路。她也喜欢具有学院派气质的格非和对历史与文学具有自觉性认识的韩少功。苏童、迟子建、刘庆邦的短篇写得非常好，尤其是苏童，是有神来之笔的。长篇难写，“需要有成熟的技巧、智慧和控制力，一个作家刚开始写作时，才华很脆弱，经不起长篇的能量，需耐心地等待自己的才华成熟，再去试水长篇写作。”作家成功的因素很多，既要有内在的天分，也需要外在的影响，更离不开自己的勤奋。作家的作品就像土地，如果没有辛勤的耕耘，再好的土地也长不出庄稼。
王安忆曾在《故事和讲故事》中提出被广泛关注的小说创作“四原则”（即“写作的四个注意点”）：“小说创作不要特殊环境和特殊人物；小说创作不要材料太多；小说创作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小说创作不要独特性。”文学界对她创作上独有的心得体会虽有争论，但其道理也显而易见。关于“男作家”和“女作家”，她曾说：“男性和女性真是不同的，女性还真就比男性写得更好。”因为“小说没有‘帝王之心’，是很凡俗的东西。小说跟日常生活有关，而女性对日常生活有莫大的兴趣，她们对生活的关心和对人心的深刻体察，是男作家远远不及的”。这种体会还道出了“文学”的性别差异。2018年，王安忆在接受木叶的访谈中说：作家对人生是有义务的，一个作家的高低，最后就是看思想。我在写作中对自己要求很高，我的要求里边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好看不好看。米兰·昆德拉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什么是小说？小说就是只有小说才能说的东西。我对现实非常关心，但我对现实的态度不尖锐，不大喜欢那种粗暴、尖锐的，即便有这样的事情，总好像有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觉。我对现实始终是有批判的，但是我的批判可能比较温和……
王安忆的创作艺术不拘一格，不断转变与创新为其特点。但她尊重生活，包括生活的表象。她说：“我要求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必须合理，不想一上来就写个‘史诗’，我没有写大世界的妄想。”但是，她是一位既看着远方又踏实走路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一定能给读者创作出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