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文脉的当代传承与新变

冰心文脉的当代传承与新变

盛英

关键词：冰心　后冰心　冰心文脉　传承　新变　启蒙　爱　神性　诗性

一

近百年来，冰心文脉的传承时起时伏。

颇具意味的是，五四时期对冰心创作的呼应者以男性、男作家为多。1919年9月开始的问题小说如《斯人尽憔悴》《去国》等，因其鲜明的醒世性而为忧国忧民的青年们所看重；1921年“五四”落潮时，反映青年幻灭感、空虚感、厌世感并初步形成了爱的哲学的小说《超人》反响更大，沈雁冰（茅盾）化名冬芬在该小说《附注》中说道：“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至于小诗，响应者有之：1922年4月，尚在德国读书的宗白华读《繁星》诗后，“拨动了久已沉默的心弦，成小歌数首，聊寄共鸣”，这就是他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小诗名篇《流云》；贬低者有之：梁实秋认为，诗人过于“冰冷”，诗篇过于“概念”，《繁星》《春水》诗不宜“登大雅之堂”。当然，小诗运动以冰心为首已成定论，并未被人质疑。散文的呼应者当以钟敬文最为典型。1924年钟敬文开始散文创作，深受周作人闲话体影响，但20世纪20年代末后，他却由闲话语体转为冰心的抒情语体；作为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开山鼻祖，钟敬文对冰心的敬崇持续了一辈子，1999年他专门撰文悼念她。2000年《永远的爱心——冰心诞辰百年纪念展》上，他竟以九十八岁高龄前往参加；冰心飘逸曲雅的文风到底影响过他，冰心的为人为文到底深获他的敬仰。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冰心文脉的传承果然鲜明而生动地反映在女作家群里，但“五四”式的启蒙思想，对新时期初始创作的影响却是难分男女的。影片《太阳与人》（即白桦、彭宁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主人公——艺术家凌晨光，在被“文革”摧残得非人化时，他作如此“天问”：“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如此质问，同《去国》里的英士，留美八年回国后却报国无门、壮志雄心消磨殆尽，只得愤然再赴美利坚时所说的话：“祖国呵！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何等相似乃尔！无疑，《去国》正是《苦恋》的历史潜文本。启蒙主义思想的根本在于“立人”，今天的中国似乎依然需要启蒙！前些年，读刘心武新著《人生有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版），得悉他与冰心自1978年至1991年末的文字缘，十分感动。原来冰心喜欢并看重这个比他小42岁的年轻人，老人家不仅读遍他的小说散文，篇篇有回应，还为他散文集《垂柳集》写过序；老人家不仅乐于收到他的贺卡或书信，更乐于接受他的造访，一老一小交换人生的体验。两代以问题小说起家的作家在启蒙主义光环下相互照映，令人感叹不已。

冰心同女性作家的联系就更加广泛与紧密了。除同20世纪40年代就相识的赵清阁等保持着经常而热线的联络外，冰心同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女作家如茹志鹃、葛翠琳、柯岩、宗璞、文洁若等的联系同样令人关注，她或为茹志鹃《静静的产院》写读后感，赞扬茹志鹃“以时代的眼光，来寻找前进中的妇女形象”；或给《葛翠琳幼儿文学选》作序，热情支持葛翠琳所执着的儿童文学事业；或感动于柯岩的政治抒情诗《周总理，您在哪里？》，夸奖她的儿童诗写得“活泼、带劲”；或表扬宗璞的散文犹如水仙般清香；或向老友萧乾直接夸奖他的妻子文洁若：“我觉得洁若比萧乾要写得好。”冰心对改革开放后崛起的女作家的关爱与影响，就更值得大书特书了，因为其直接呈现了冰心文脉在当代的传承与新变。1987年名篇《入世才人粲若花》，就列举了从“五四”至今的女作家50名（新时期女作家从张洁、舒婷、王安忆到张抗抗、叶文玲、陈祖芬、铁凝等，共计16名，约占1/3），假如再加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同她老人家通过信、造访过她的霍达、陈愉庆、李小雨、陈慧瑛、陆星儿等的话，那确是代表一代才人的数字了。当然，文脉传承的关键在于文脉内核的发扬光大。冰心文脉的内核在哪里呢？我以为，可以从启蒙、爱、神性和诗性等方面进行考察；是否可以由这四个维度来加以探究呢？

二

作为由五四运动走上文坛的冰心，她的启蒙思想既来自近代启蒙思想家，又同她信奉的自由主义神学难以分开。

冰心家中悬挂着龚自珍诗句“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对联，这是她在1923年出国前，收集了定庵（龚自珍的号定庵）句后托人索书，结果由梁启超书写而成的。龚自珍（1792—1841）和梁启超均系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他们也正是青年时代的冰心所崇拜的偶像。而在冰心家里，母亲杨福慈是个开明慈祥而刚强的女性，为同盟会传递过革命刊物《天讨》，读过不少五四新文化书报，在甲午战争期间还亲自为冰心做男装打扮，让她从小培养坚强意志。祖父谢銮恩同晚清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是知交，严复正是系统地将进化论、自由主义西学“真经”引入中国的第一人。父亲谢葆璋（1865—1940）亲历过甲午海战及其失败，不仅坚守国家尊严、向往民主共和，也重视培育女儿大胆而独立的个性。正是家庭环境的熏染，催促着冰心对近代启蒙思想的接受和领悟。

冰心自少年时代开始就同自由主义神学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从贝满女斋到协和女子大学再到燕京大学，冰心虽受洗并不及时，但新教的自由主义神学对她的影响却是相当深刻的。自由主义神学，一是推崇基督舍己牺牲以显示上帝圣爱的精神，具人本主义倾向；二是在强调人的价值实现的同时，提倡社会改革，以求在地上实现天国景象，具有鲜明的入世性；三是个人可凭《圣经》直接领悟上帝启示和真理，人的个体意志自由、理性和道德责任并存，兼具个人主义与尽职主义的统一。自由主义神学的教育，确实对冰心启蒙思想的形成起了开悟作用，1924年在《介绍一本书——〈北京的沙尘〉》中，她就直言：“我是个人主义、尽职主义的信奉者。”

当然，冰心启蒙思想的产生，更是五四运动本身高举科学民主旗帜反帝反封的目标，以及外来的自由平等博爱乃至个人主义普世价值观，直接地渗入于她心灵世界并同其融为一体的结果。冰心不仅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大量作品宣扬理性、平等、个性解放等启蒙思想，还成为爱和美的启蒙大师；冰心不仅直接活跃于五四爱国运动行列，还总是将启蒙和救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27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她既为纪念“三一八”惨案撰文《哀词》，又为熊佛西反帝剧本《一片爱国心》充当导演（之一）。应该讲，启蒙与救国相统一的理念贯穿于冰心一生。尽管在较长时间里，冰心启蒙思想曾因“革命”意识形态的阻遏而被压抑，但时隔三十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到底使她很快地重新焕发了思想青春：197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写下《回忆“五四”》和《从“五四”到“四五”》等文章，由衷地表达了要为举起“科学”与“民主”两盏明灯，尽上自己“最大的力量”的心愿。而后，她又写了许多为知识分子请命、呼吁“教育为立国之本”的醒世文章，人们赞誉她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春江水暖她先知。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当启蒙主义刚刚得以复苏之际，后冰心们果然率先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或控诉“文革”对人性的摧残与异化，或伸张人的尊严和权利，或热烈追逐真善美的理想。因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焦虑以及对光明前程的期待，女作家们决然地展开了新启蒙主题，像张抗抗的早期作品从《爱的权利》到《淡淡的晨雾》，从《北极光》到《隐形伴侣》，都是典型的例证。20世纪90年代，有人认为新启蒙已分裂为各种主义（如文化保守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但女作家们却坚守新启蒙立场，执着地将社会启蒙和人性启蒙结合一体，尤其着重于对个体生命、个体的人的独立、尊严、自由等，做出了颇为深刻的揭示和表达，其启蒙力度与犀利程度果然超过了80年代的戴厚英、舒婷与王小妮；筱敏的散文集《成人礼》就是一例。《成人礼》以人类视角、中国眼光穿越历史时空，并以自己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与感怀，智慧地描绘和论述了“革命”是如何引来专制的；以国家、民族为名义的“集体主义”，又是如何无视、践踏个人尊严和自由的；同时，她还以高傲、桀骜不驯的姿态为个人主义辩护。在筱敏看来，每个个体的人都具本体意义、本体价值，个人存在不应被轻视、被鄙视，而个人尊严是不可让渡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应以人为中心，个人本身就是目的。个人主义反对的是权威主义、极权主义对个人的压迫、奴役和支配。显然，筱敏比冰心更加反传统，她在继承冰心崇信的个人主义的同时，更倾心于个体的自我，这正是她对冰心启蒙思想的新变。这种个人主义的新变，正在攀往人性自我的最高境界，已从受控的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了。这种新变在1996年张抗抗的《情爱画廊》里也有所呈现，而世纪之交的长篇《作女》就更加突出了。《作女》塑造了一个愈发自我、更具挑战性的后现代形象——卓尔，卓尔做人干事的原则是“我是我自己”，崇尚的个性则是时尚化和个体性的兼容。我特别感激张抗抗对卓尔这个艺术形象的发现与塑造，因为是卓尔让我触摸到新时期女性文学由“人”到“女人”再到“个人”的路径。有人认为到了21世纪，新启蒙正在被某种国家主义或古典主义解构；但我想，随着人们对极左革命的认识与反思的深入，启蒙主义是难以被解构掉的。王安忆《启蒙时代》通过“文革”中所谓对革命的启蒙，反讽了革命究竟产生着怎样的思想，什么样的精神生活，乃至造就了何种人格；当革命被启蒙时，南昌、陈卓然们的生活只会变得空洞化和教条主义起来。尽管王安忆写的是大历史中的个人史，但作品到底让我们醒悟到，中国人集体性的自我认定，存在着许多因“革命”而造成的问题。该作让人们思考革命与启蒙的真实关系，从反面理解启蒙的意义。当前，我们必须警惕因所谓的革命而让启蒙被解构的危险。冰心“五四”式启蒙思想的长期被阻，不正是由“革命”意识形态所致？王安忆揭开了这层面纱，意义非凡。

三

关于冰心“爱的哲学”，20世纪30年代初黄英（阿英）已给它归纳为母爱、童真和自然之爱，并提出：“一切的爱都植立基础于‘母性的爱’与‘宇宙的爱’的上面。”从血缘意义上说，“爱的哲学”是生命纽带的“亲情之爱”，尤其母爱兼具自我牺牲和自我完成的生命意味，是整个爱的哲学最鲜亮的标识；从道德意义上说，“爱的哲学”是理性的、人道主义的“仁义之爱”，洋溢着对人际、对世界万物的仁德、善良与温暖；从神学意义上说，它则是“上帝即爱”“真理就是一个字‘爱’”的“神圣之爱”，在神爱光芒照耀下，人与人彼此相拥，人与自然彼此相抱，整个世界走向真理和光明。世俗之爱、宇宙之爱、万全之爱、神爱在冰心“爱的哲学”里总能交融为一体，从而或成为宇宙运行的推动力，或成为促进人格完善和社会和谐的催化剂。爱，对于冰心而言，是信仰，是宗教，是她为这个世界所立的“极”和“心”。

如果说泰戈尔“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说法是爱的真谛的话，那么，冰心所抒写的母爱则是它最圆满的阐释。在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铭心之作《南归》里，冰心将母爱同生命相连。她对丈夫吴文藻说：“我对于生命的前途，并没有一点别的愿望，只愿我能在一切的爱中陶醉、沉默。”冰心正是从自己母亲和天下母亲那里认知和体味那“无我的”“无条件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了孩子、为了所爱的人可以“牺牲了一切”“摩顶放踵”的母爱的风貌与品性的（见《关于女人》后记）。她又将其同神爱——“完全的爱”“完全的牺牲”交融起来；最终将“爱”认作是女性“自我牺牲与自我完成”的一种生命仪式。由忘我的母性之爱去完成自我的生命、自我人生和自我前程。这样的爱，当然正是“充实了的生命”了。

冰心对母爱的赞颂以及将母爱同生命关联的思索，对后冰心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后冰心们不仅直接领略着冰心对他（她）们最贴心的爱，还努力增添人间母爱的新内涵。刘心武母亲于1988年冬、张洁母亲于1991年秋故去，冰心都写信安慰他们，对张洁甚至还这么说道：“别忘了你还有个‘娘’。”署名时果然加上了个“娘”字。张洁同冰心一样是个孝女，她那记录母亲生命最后八十多个日夜心路历程的长篇自述《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正是《南归》的张洁版：两者同样是对母爱铭心而深长的颂歌，同样讲述着关于生命、爱和灵魂的故事，甚至同样期待着自己在母爱笼罩下能得以新生，活出个新的自我来。两篇丧母之作所投入的感情深沉而浓郁，文字凄婉而清雅，致使都成了怀念母亲的经典散文。

客观地看，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文坛上，由于西方输入的解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解构母亲神话的作品多了起来，所塑造的恶母与异化了的母亲形象也跟着多了起来，后张爱玲现象显得活力四射。但是，后冰心们毕竟是热爱冰心的，尽管她们也常常兼爱着张爱玲。她们在后现代解构母亲神话的氛围中，依然真诚地抒写母爱，抒发对母爱的礼赞：无论是斯妤、黄蓓佳、王英琦，还是池莉、赵玫等，她们母爱题材的散文，或记录自己怀孕与育儿的体验，或抒写对生命创造的感怀以及对儿女成长的期盼，或袒露熔铸母性自我魂魄时的震撼与动情，篇篇真实而生动，令人感叹。斯妤在《生命·神启·爱》里谈及在做自己和在做母亲时的不同感觉。她写道：在作为自己存在的时候，常常会“陷入对生命的怀疑，有时甚至渴望结束”，而在当母亲时，她却觉得要一辈子当好“孩子的导师、朋友、保姆”，并愿活到九十九，以让孩子人生处于“最黯淡的晚年时，我还能够陪伴他”。对母子之间如此的生命连接和灵魂对应，毕淑敏的母爱篇章，同样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给人以更多的沉思。首先，毕淑敏膜拜母亲的自我牺牲精神，揭示出了母爱的本质特征。小说《生生不已》所塑造的现代女娲——乔先竹形象，给人以极为悲壮的感动。其次，毕淑敏对母爱的见解相当独特，她认为母爱是母性结构中“自我完成”方面的绝佳文化资源。散文《母爱的级别》《成长密码》《做最好的母亲》等，无不在告诉你如何抵达母爱的高地：一、爱不是先天的，需要学习与钻研、打磨和精耕细作。二、母爱是分等级的，初级阶段的母爱，是物质的、照料性质的；高级阶段的母爱，则能完成同孩子的分离，尊重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与个性，并智慧地帮助他（她）的生命走向灿烂和辉煌。三、母爱并非母亲专利，而是人类最美好、最无私、最博大的爱的总命名；无论男女老少都曾欣然地接受过母爱，他（她）们也都可以成为辐射母爱的源泉。毕淑敏本人既是孝女又是位好母亲，无论是作品还是自身实践，她都为女性如何以爱抵达“自我牺牲和自我完成”生命境界，做出过不凡贡献，可谓是对冰心母爱世界最漂亮的新变之一。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的千古绝唱，呈现了冰心爱的哲学最内在的道德向往；爱和同情的并行正是她对仁爱的呼唤和歌唱。冰心自幼就知道对任何生命的怜惜和爱护：为折足的蟋蟀流泪，为受伤的黄雀呜咽，探望小鸟的巢穴，浇灌美丽的花朵，小冰心已懂得这些动物植物的母亲也在牵挂它们，从而她“未曾做过不仁爱的事情”（《寄小读者·通讯二》）。青少年时代的冰心已被“宇宙的爱”以及大调和思想所吸引，坚信宇宙间的爱力、人世间的同情与互助，会让这个载着众生万物的大地前行，会让人类欣欣地生活着。冰心的仁爱，是通过同情心把爱自己扩大到爱他人的。仁爱作为道德理想，则是对天下所有人的慈爱，是不计较贫富智愚之别的，就像《最后的安息》中的惠姑对童养媳翠儿的友善关爱；仁爱作为人性善的提升，是对他人精神世界的深度关怀，尤其是对他人尊严的仁义相待，正如《三年》里的槃，不因在情场上的得胜而沾沾自喜，相反，他真诚地体谅“坦白的情敌”霖的自尊心。中老年的冰心虽遭遇到战争和“文革”的恶与苦，但她厚德载物的器量与品性变得更加鲜明。抗战期间，冰心《再寄小读者》，尽管只坚持了三则，但所开启的“同情的柴扉”与所构造的“爱的茅庐”，仍然让人们享受着冰心式母爱、仁爱的安抚。抗战结束时，冰心到日本呼吁中日两国女性将“同情和爱的情感”，像海风那样和煦地交流起来，“用我们女性的手来彻底制止战争”（《给日本的女性》《对日本妇女的期待》）。“文革”时的冰心已进入老年，她几乎停笔，在极少的几篇公开文字里也再难见到“爱和同情”字眼，但从她给家人的信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她在干校时对人间仍抱希望，因为那里毕竟还存有互助和友爱。新时期的来临，冰心文字进入甜酸苦辣的“辣”阶段，而人们却不会忘记她对妇女、儿童、教育事业，对受灾百姓做出的善举。生命路上爱和同情的平行，正是爱与善的同行：是爱引领了善，是善储蓄着爱。这时，愿永远给这个世界奉献爱心的冰心，果然将“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旗帜举得更高了。

新时期抒写仁爱的女作家当然不少，且不说写了慈善系列的航鹰与写了大爱系列的竹林，就是近些年来相当活跃的葛水平、乔叶，她们同样或把“良善”看作是“人活下去的根基”（葛水平语），或称“温柔之心就是仁慈之心”（乔叶语），进行着她们仁义和温情的叙事。纵观仁义和温情叙事，当以铁凝和迟子建最具代表性了。以真善美为创作底色的铁凝，无论抒写仁义还是塑造仁爱形象，都在她的笔下来得特别：她或给人们带来乡村少女的原始美德，而使之沉浸于干净、纯粹的精神领域中（如《哦，香雪》）；或让人们沉浸于农人们仁义的心灵大气象间，而增添精神生长的力量（如《笨花》）；但是，像《永远有多远》中对仁义者白大省这个形象的塑造，却又给人以别样的思索，呈现了铁凝对仁爱抒写的另一番功力。铁凝对白大省的善良及其可悲遭遇的叙述，相当特别：不仅让这位得不到回报的仁爱形象出现变形，更让人们看到了在当代语境下“善”所处的脆弱困境。仁爱并非单向的，当施爱者没有了爱的回报、没有了对对方的希望时，善就变得相当脆弱。正因为仁爱的非单向性，它需要有个外部善的环境与对象，否则太容易像白大省那样，被他人所利用乃至剥削了。铁凝对白大省这个艺术形象的善、仁爱的审视相当奥妙：一方面呈现出人性内在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铺排了“善”的尴尬和脆弱。对善和仁爱的多维度探测，别有一番滋味，它是新变，令人思索的新变。

迟子建的温情叙事有口皆碑，她既能在黑暗里透出柔情，又能让风雨与灿烂相遇；她既能由凛冽中涌出温暖，又能从脆弱里萌发从容。她的作品为何总能给人以善、美和大爱的感觉呢？又为何总能让人在感受伤怀之美的同时，心底升起那柔和的感觉呢？迟子建自己再三说过：是“因为有了寒冷”，才“有了对寒冷尽头的温暖的永恒的渴望”。迟子建果然感受着世间的苦难与丑恶，乃至人性的卑劣与残缺；但她毕竟由亲人那里、从乡亲们那里、从市井平民那里，体悟到小人物的善良、隐忍、宽厚与爱意。她说：“我从他们身上，领略最多的就是那种随遇而安的平和与超然，这几乎决定了我成年以后的人生观。”正是这种对普通人、平民百姓的平视或仰视，让她不敢轻言“同情”两字，她以为“同情”有点居高临下的意味。迟子建坚信每个普通人的生命及其所闪烁的生命光亮，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体，对于他们只有敬畏和感恩。前几年，迟子建在接受《文艺报》采访时，谈到自己温情叙事的缘由。其一，因对生活的热爱而具美好的个人情怀与强大的心理力量，从而既不怕寒风与霜雪，更能将温暖和爱注入包容、宽容之间，并将其洒遍人世间；其二，因总能领略大自然天籁之美和领受大自然对人类的赐予，致使对现实世界的表达总能染上温馨的浪漫气息和强劲的想象力。是仁爱情怀始终统领着迟子建那极美的形象世界；尽管她不言“同情”两字，但她的仁爱之心，她的爱同善、同美的熔融，到底同冰心爱的哲学交相辉映了。

四

神爱，为冰心文脉的神性之核，将神爱作为冰心“神性研究”的首要议题，可谓实至名归。其实，正是神爱将冰心爱的哲学——母爱、儿童爱、自然爱交融在一起。青年时代的冰心，当她膜拜上帝、耶稣，由衷地吟诵“这神圣无边的爱”的时候，她一则崇仰基督教为爱的宗教，再则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浸濡于信仰之间，宗教之爱和生命之爱难分难解。那么，神爱又是怎样同母爱、儿童爱、自然爱交融一体的呢？在冰心的文学世界里，一、把观念上的上帝之爱转化为现实中的母亲之爱，就如《超人》通过对母亲的赞美转化为对上帝的赞美那样。二、借“儿童之爱”代表“人类之爱”的理想，造就了一个充满光和爱的“神妙的世界”，就像散文《笑》和小说《最后的安息》所烘染的那样。三、在对自然美的赞叹中，既赞叹造物主对自然的创造，又赞叹以爱联络了的整个宇宙的自然，万全的“宇宙的爱”图画就此形成了；冰心爱的哲学果然抵达“圆满之境”了^[1]。你看，当母爱、童真爱、自然爱投身于上帝怀抱，神爱就这样将三者熔融于一体：造物主赐予每个人以母亲，又为人类创造了自然；母亲以爱联络了整个社会，而自然又以爱联络了整个宇宙——人类是母亲的孩子，又是大自然的婴儿，人类在大自然的微笑里，融化着人类的怨嗔，最终抵达“人类之爱”的境界。这里，“‘神爱’的真实内核”——创造宇宙，调整万象，终于被迂回而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对于冰心而言，神性是她对上帝、基督的信仰；信仰使冰心文脉的神性灼灼发光；尤其早期作品，如此神性的呈现显得尤为丰满而清晰。其一，冰心诗文直接取材于《圣经》，或称颂上帝的神圣、庄严、光明和奥妙，创世、智慧、慈爱和全能；或铺叙基督的降生、受难、复活和救赎，“完全的爱、完全的牺牲”；或低吟使者保罗在传教过程中的执着和坚韧、义人约伯在经受上帝考验时的沉寂和忍耐；等等。如《圣诗》这组诗篇，虽都直接指明出自《圣经》的某个章节，但它们绝非教义的演绎。冰心在寻觅神的精神存在轨迹的同时，着重呈现的却是自己对神的心灵的感应；可以说，《圣诗》等极富宗教情怀的诗章，搭起的是神启和自我的桥梁，它们既是神灵的栖身之所，更是自我内心世界神迹的显现；其间的祈祷形式也正表现出了冰心对神的坚定信仰和虔诚。其二，冰心诗文还出现了许多宗教意象——“十字架”、“天使”（安琪儿）、“牧人—羊群”、“天国”等，她对这些意象的烘染，显示着神性凄美而温柔、辉煌而沉着的特色。冰心对神的领悟和感知令人感动：如《笑》里安琪儿与众生交织在一起时的笑容，让人对调和了的爱的世界充满了期待和神往。《往事（二）》里小冰心向父亲表示愿当一名海上“灯塔守”的情景，也让人对这位宣誓成为“光明的使者”的少女感佩不已；这里，小冰心已是一个神性的勇敢实践者。其三，冰心诗文尤其是小说，还经常运用基督教“救赎”原则，敷衍不幸—苦难—救赎、堕落—自省—救赎等叙事模式，以呈现上帝用神爱调整万象、拯救世人的神性。“原罪与救赎”是基督教的两大核心原则，冰心小说中凡属“救赎”主题的，一方面像《最后的安息》那样，进行上帝对人间不幸和苦难以拯救的叙事；另一方面就像《超人》那样用上帝之爱和母亲之爱的交融，来拯救何彬这样疲惫的灵魂，进行神对堕落、羸弱人性、灵魂的救赎叙事。《超人》这种救赎叙述小说，不仅数量多，影响也颇大。冰心总是将上帝、基督视为自己心中绝对的道德律令，从而也坚信上帝、基督能让人类获得智慧上、道德上、灵魂上的拯救。对此，冰心也总是正面叙述神给人以希望和拯救的过程，如《最后的使命》那般，神为诗人送来了“希望的使者”，致使他勇敢地欢乐前行。她还通过人内心的冥思靠近神，从而获得灵魂的升华，如《悟》里的星云，正是在对爱的冥思中，顿悟了万全的“宇宙的爱”的图画；原来，人只有在潜入内心时，才能接近于神并得到神的牵引。冰心更热衷于褒扬神性实践的优秀人才，来宣扬“完全的爱、完全的牺牲”的基督精神，比如《关于女人——我的学生》中的那位“S”女士，就是典型例子。“救赎”所体现的神性，其最根本内核在于一个“爱”字，这正是冰心所钟情的。

神，并非只限定在基督教神学语境里，各种宗教语境里的“神”同样应得以尊重；同理，神性，也可谓是对一切神圣精神存在的统称。神性既是对神启、神灵、神迹、神祇等的发现和寻找，一种返向原宗教的精神；也可以是对绝对价值与永恒、终极关怀与信仰的期盼和追溯，一种泛化的宗教情怀。新时期作家们自新世纪以来，对神性的追逐可谓日趋高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子、史铁生、北村、张承志等的神性作品，刘小枫相关神学的著作，虽为众多读者所关注，但神性视角却并未得到张扬；近些年来，莫言作品中基督教救赎意识（如《丰乳肥臀》）、忏悔意识（如《蛙》）却在发酵和增值；贾平凹倾心于道教，甚至去终南山取经，拜访高人，致使笔下许多女性形象颇具月亮般的神性；阎连科力作《炸裂志》原熔融了寓言性和现实性，写出了中国村庄的畸形进化史，但他却非要称其为“神实主义”（又称“神识主义”），让“实”和“识”都不脱离一个“神”字；至于张炜，高度信奉“大自然母亲”，视宇宙性为神性，公开提出“没有神性的写作，不会抵达真正的深邃和高度”口号，并予以广泛宣传。理论家刘再复、林岗在专著《罪与文学》中说道，神性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维度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缺乏与‘神’对话的维度”。当今，果然已有愈来愈多的作家着力于神性对文学的注入或进入，这实在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女作家文脉中神性的渗透同样令人瞩目。迟子建怀着忧伤和激情写完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同冰心一样，她写神性首先写神爱。在对萨满教盛行的鄂温克部落悲壮命运的铺陈中，她凸显了通灵的女萨满妮浩的大爱精神和高贵气象：女萨满妮浩每跳一次神、救一个人，她自己的孩子就会死去一个；而后，她又将孩子装入白布口袋扔到向阳的山坡上，并为他歌唱神歌，让他升到天上那有光明和银河的地方，去饲养神鹿。迟子建说过，这个女萨满是有原型的，她写她，正是为了呈现一种“大爱”以及“人类渴望达到的圣景”。迟子建除由神爱完美地呈现神性外，她对神意和神境的追逐，同样思路开阔、形式优雅。那些抒写故乡、大自然和亲人的作品，无不起伏在感伤的情感波澜中，或展开着如梦如幻的艺术想象，有时还增添了瑰丽的神话和传说，从而使其神意和神境都洋溢着爱和美的光泽。迟子建所写的宗教，除萨满教外，还涉及佛教、犹太教等，同冰心一样，她偏重于渲染宗教情怀，以致神性显得尤为人性化和普世化。然而，迟子建不同于冰心的是，她将性爱场景置于神圣境界予以敷衍，以歌咏关于女性性权利的张扬之歌，如《逆行精灵》《微风入林》等。冰心所写的神爱是绝对不包含肉体性爱的；尽管基督教是爱的宗教，但它毕竟用罪的理念，遮蔽乃至排斥性爱，指斥除婚内的一切为寻求肉体快感的性行为。这里，迟子建将性爱场景置于神圣境界的敷衍，无疑已构成对冰心神爱表述的一种突围。

为人们所熟悉的徐小斌，她对东方神秘主义、西方灵学的迷恋，致使她的文学王国想象瑰丽、神意盎然；她自身又具某些神秘的生命体验，致使她的文学王国兼具贴近现实和超拔现实的、令人震撼的超验力量，灵气十足。近年，长篇《炼狱之花》喜获国际“大雅风”文学奖，她已于2014年5月去加拿大领了奖。该作正是将现实装进魔幻筐里的一个作品，将人性与神性打通并揭开其双面性的一部作品，一部犹如神助的作品。我以为这一切都挺符合阎连科提出的神实主义。有意味的是，几乎同时，阎连科也得到他喜获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的消息，2014年的秋日，他终于抵达捷克领奖并发表了极其精彩的演讲。阎连科认为，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并非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地仰仗于人的灵魂和精神；它是作家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见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徐小斌《炼狱之花》对当代时弊的讽喻，是“直面现实”的，只是置其于魔幻情景之间；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海百合，又投射了作家自身对真善美的追求与期待，呈现出作家站立在精神制高点上，对社会、人生、人性所做的种种思考。徐小斌的作品几乎都是一种现代寓言，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主题，尽管它们时而以梦幻时而以虚幻时而以魔幻模样出场，但其神实主义的“臆思”却是意味深长的。冰心小说《疯人笔记》（1922年）一直被视为作家的“特异”作品。它的特异在于它的“变体”与“高深神秘”。剑三（王统照）认为，该作是冰心借疯人之口，索解着“生与死，爱与憎”六个字，是这样吗？似乎至今尚未有个清晰的说法。我以为，神实主义其实正是由此呈露端倪。《疯人笔记》借“我”，一个补鞋老人，对几十万年的宇宙史发出质疑：为什么人类总是被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而难以自由地释放？为什么母亲和上帝犹如团团乱丝，他们的爱总被乌鸦、聪明人所吞噬？而同乱丝关系密切的“白的他”（印度王子），他的慈祥和温柔反而遭遇灾难而被驱赶到了北冰洋？难道人们心头的冰块永远不会被消融？难道世界永远不会发生真正的转移？这所有质疑，多神又多实啊！今天，阎连科和徐小斌的神实主义显然已得到重大发展，冰心的神性追求、神识表达确实已被发扬光大了。继《炼狱之花》（2010年）后，徐小斌又推出专写爱情神性的《天鹅》（2013年），莫言赞道“：徐小斌：从《羽蛇》到《天鹅》，飞翔的姿态越来越优雅”；在难以寻找到纯粹爱情的今日，《天鹅》对爱情的呼唤并沉浸于其间的情态，果然让人尤为感慨和感动；《天鹅》的爱情谱写又同音乐的陪伴相交融相激荡，乃至使飞翔之美让人怦然心动。作曲家古薇与边防军人夏宁远的爱情传奇，虽然凄美，却道出了两个孤独灵魂相互取暖的真谛——爱情需要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小说最后，小夏不幸身亡，而古薇在排练完成歌剧《天鹅》后，走向两人相识的赛里木湖畔，面对那只孤独的天鹅，终于纵身潜入湖内，实现了西域巫师所喻示的“大欢喜”。两个灵魂都视对方为自己心中的神，两个灵魂也都在神启下唤醒音乐灵感，而两个灵魂又都在彼此的抚爱中抵达美妙的神境，难怪徐小斌在《天鹅》扉页上只写了一句话：“爱情是人类一息尚存的神性。”徐小斌写的爱情是神爱，其特色和风味无疑是个出色的“新变”。

五

尽管冰心曾经提及自己的笔力宜散文而不宜于诗，五四新诗草创时期，她的小诗也遭到过梁实秋、废名的非议；但她的《繁星》《春水》诗，到底还是成为人们对新诗的审美期待，成为诗歌与哲理熔融的滥觞，也成为新诗语体的重要标识；她既成功地引领小诗运动，又将自己的诗情、诗性注入散文、小说领域，从而成为颇具诗性的作家。

诗性，是诗的本质特性。它所蕴涵的诗思是生命感悟的提升，它所蕴涵的诗情是丰富情感和想象的飞扬，诗思和诗情则通过意象（意境、象征、隐喻、暗示）途径，熔融、统一在它们的存在之家——语言之中，由此形成情和美的崇高价值，抵达诗性境界。《繁星》《春水》诗突出地呈露了冰心文学诗性的几大特征。其一，冰心基于对神、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生命深处神秘和血脉的探求，致使她对爱，尤其是母爱，对孩子的童真及其梦想，特别地青睐与倾心，在《繁星》《春水》诗里果然建筑起爱和孩童的天国。其二，冰心对大自然的迷恋，使其灵魂浸濡其间：当她听从大自然召唤时，会泛起胸中海岳，融化人类怨嗔并温柔世界，乃至还创造出极富尊严的伟大人格。正是清纯崇高的情感和瑰丽超拔的想象，造就了冰心作为爱的使者形象，以及作为“人化自然”的伟大歌者的形象。其三，自幼读古书、背古诗的冰心，面对母爱和大自然，辞章之美油然而生；而《繁星》《春水》诗的诗思、诗情无不点染着色彩美和音韵美。同期小说《遗书》（1922年）一边提出新诗须“有含蓄不尽的意思，声调再婉些”的要求，一边还提出“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的文体主张；在《繁星》《春水》诗里众多意象的营造，之所以能情景交融、亦诗亦画，抵达出神入化境地，正是她实践自身理念的结果；而冰心语体的创造，则更使中国新诗大放异彩。

隔年（1923）初，冰心在《中国新诗的将来》中又提出对新诗的“五有”期待：“诗不止有意境，还有艺术，要有图画般逼真的描写，音乐般和谐的声调的，叙事之中，仍不失其最深的感情。”诚然，《繁星》《春水》诗正是往这个方向努力地予以实践；而有意境、有艺术、有描写、有声调、有深情的“五有”，也成为冰心散文抒写的追求。应该讲，冰心自觉地将诗情、诗意以及她推崇的理性主义注入叙事性文学中，而诗性在她的散文里则发挥到了最高点。《寄小读者》里描绘沙穰疗养院里花的生活、鸟的生活、水的生活、云的生活时，不仅比喻迭出，更使用骈律和叠句让生活艺术化。《山中杂记》里对山与海的比较，对自己宁愿投海不愿坠崖的誓言的表达，则运用了许多古诗词，其间所涌动的语汇、意象和象征，托出的正是诗性和神性。《往事》里那页页生命历史的篇章——父亲的身影、母亲的爱；海的女神、诗的女神；愿当光明的使者，愿推开生命宫门的向往，几乎都是由小诗里的那些意象——父亲、母亲、弟弟、大海、星空、春光、晚霞、花草、飞鸟、梦乡等来再现的。可以说，《往事》正是《繁星》《春水》诗的散文版。冰心散文创作对抒情性、哲理性和意象美的追求贯穿始终：她从早期感伤型（“满含着温柔，微带着忧愁”）风格，到中期清朗秀逸风貌，甚至到晚年凝重老辣气象，要为这个世界增添些“美”的心愿，始终没有改变，由此到底成为一代散文大师，正如卓如所言“冰心是现代美文的开拓者和奠基人”^[2]。冰心美文的诗性、诗质的形成，一方面在于她天赋的才情，一方面则是她青睐于语言魅力。冰心对中西、古今语体的兼容——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终于形成了“冰心体”。她诗文中所熔融的古诗词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由元曲到龚自珍、纳兰性德的清代诗词；所熔融的西方浪漫主义，从歌德到拜伦、雪莱，由华兹华斯到柯勒律治；如此的“熔融”，其所产生的语言魔力，有谁能比得上呢？

冰心的小说，无论问题小说（如从《秋风秋雨愁煞人》到《超人》），还是心理小说（如从《遗书》到《西风》），均具鲜明诗性，或像散文诗章，或被笼罩在优美的意象之间。冰心问题小说中的“问题”，常常被置于微妙的、压缩性的“爱”结构中，从而得以诗性的阐发。《秋风秋雨愁煞人》里英云的婚姻故事，因英云自由的被扼杀而呈现一片萧瑟秋气；小说用了由古诗词所写的秋风、秋雨、秋音、秋调、冷月、破云、眼泪、心囚等，建构起秋的意象群，敷衍英云心路的黯淡和凄惨景象，由此完成了小说内质与诗性的交融。传统的艺术意境，成为小说主导性的结构要素时，或者成为局部细节的元素时，诗化特征就会显现出来。冰心心理小说大多运用独白、日记、书信等样式谱写人的心路历程，它们总是抒情重于叙事，对精神生活、心理活动的勾勒细致入微，而故事情节的结构似乎被严重地削弱了。像《遗书》里宛因生前给冰心写的16封信，透露的是宛因对人生、生命、自然乃至文学的见解和感叹，生活片段的层层叙述中透出的却是阵阵诗波。心理小说的抒情性在《遗书》中就发挥得相当充分。《西风》抒写一位因执着于事业而放弃爱情的女教授秋心的故事，全文写的是秋心对青年时代恋人——远的思念、邂逅、分别的心境，全部通过写心理，铺叙了一个动人、浪漫的故事。其间则又是通过如火车、轮渡、西风、月光、海风、双手的紧握和松开，泪珠的“欲滴”和“流回眼眶”等意象群，将秋心最隐秘、最微妙的心理活动渐次展示出来。有情有景的意象创造，是诗性的重要原动力，冰心文学佐证了这一点。

当我注意到新时期著名诗人海男的时候，立马被她的诗性所征服。她的诗性不仅洋溢于诗篇，同样散发在她的小说和散文中。她是位同冰心一样的多面手，而她那诗歌的巫性以及丰富的意象，却令人陶醉，让人悟出了什么叫神秘，什么叫灿烂，此时的诗人果然给人以“诗仙”之感。海男近年的获奖诗集《忧伤的黑麋鹿》，摆脱了早期诗作的恐惧和迷茫，在澜沧江深水的潜流中，腾跃起她那心灵的火焰，犹如澜沧江峡谷中既黑暗又充满阳光的两种火焰。这两种火焰在不同豁口的相遇，不仅演绎了黑麋鹿在黑暗和白昼中，蜕变为植物、岩石、浪花的故事和传说；还通过诗歌的漫游，道出了诗人身体的历险和心灵的种种神秘体验。其间，众多意象的巫性和神秘性，可谓是对冰心诗性的一种突围。

从舒婷到翟永明，都承继着冰心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激情的诗性。然而，她俩却都切入女性视角，以致突围了冰心的童心视野。尤其是翟永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大型组诗《女人》及其序言《黑夜的意识》以来，傲然地让女性作为主体存在凸显出来，不仅引领了女性诗歌潮流，还以性别写作和超性别写作的并行，或者在性别视野下的超性别写作，致使女性诗歌乃至女性艺术女性文化，都获取了正确健康的发展方向，以及理性智慧的谋略。翟永明的黑夜意识，意欲摆脱太阳窥探的眼睛，以寻求一个自主的黑夜世界：“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免于难”（《世界》）；其间，尽管呈现出某种混乱的激情和狂野的表达，但它关于性别歧视对女性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女性竭力渴求回归自我的旨意，到底犹如惊雷般震动了诗坛。由于翟永明的性别意识、性别视野具无与伦比的精神空间和文化天地，以致女性诗歌乃至女性文学，果然也由翟永明开始插上了飞翔的翅膀。翟永明还同冰心一样敬崇宋代词人李清照。冰心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撰写的硕士论文是《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见《冰心全集》第2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她欣赏李清照性格的高贵、情操的高雅和思想的深度；她也注意到李清照的艺术形式和色彩，乃至声感敏锐和富有诗意。翟永明则说道，李清照是她心目中的大诗人；因为她有三大“超越”：“她能够超越她那个时代对她的局限和对她的束缚，她也能超越性别和偏见对她的压制，她甚至能够超越一个辉煌的男性诗歌时代，从中脱颖而出。”（见《最委婉的词：翟永明诗文录》第204页，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翟永明对李清照三大“超越”的膜拜，正好完整地反映了她自身的创作实践：她虽身处消费主义和娱乐化时代，却依然坚持着精神自由、思维独立的气概；她虽坚持凸显女性自我、女性经验的性别写作，却又不断地探索超性别写作，以求“新的完成”和“新的变化”；她虽身处诗界，却对建筑、装置艺术、电影等进行着持续探究。20世纪90年代之后，翟永明在继续表达女性经验的同时，果然用女性特殊视角去观照历史问题和人性中的普遍问题，写成名篇《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时间美人之歌》等。新世纪以来，她更以不尽的哲思和丰润的诗意，写出一批散文随笔集，其间如《天赋如此——女性艺术与我们》《女儿墙——翟永明散文》等，竭力追溯女性生命主体和文化主体，以拯救女性过往这双重的缺失；其间如《纸上建筑》等则又直接呈现了她对艺术和建筑的青睐之情和高超造诣。她还同著名电影导演贾樟柯合作《二十四城记》剧本。翟永明不仅是文学家、艺术家，还是个社会活动家，她组织过多届国际诗人节和艺术展，还是成都“白夜酒吧”兼文化沙龙的老板……翟永明作为非体制内的诗人，到底以自己温和的女性主义和出类拔萃的诗艺，以自己美丽的外貌和善解人意的待人之道，成为无数诗人所簇拥的诗神。翟永明始终认为对创造性的热爱是最重要的，而精神自由则是她选择写诗的前提。是啊，对创造性的热爱，对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才是诗性的根本所在。冰心这样告诉我们，翟永明更是如此。

（盛英：天津市作家协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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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学富：《冰心与基督教——析冰心爱的哲学的建立》，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丛》1994年第3期。

[2] 卓如：《冰心的散文》，《冰心论集·四》，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