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人物命运与时代社会意义
〔荷兰〕林 湄
谈这个讲题，我想先提及什么是文学。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学界人士开始引用高尔基之说“文学即人学”。高尔基点出了文学的核心问题。文学作品叙述的对象是人，即人在社会生存中的际遇与命运，反映他们的痛苦与快乐、失望与渴望以及所思所想所求。一句话，文学是表现人存在状况与内心情感动态的一门艺术。那么，人是怎么回事呢？
三年前，我在长篇小说《天外》自序“人是宇宙最奇特奥秘的杰作”里，引用了《创世记·拉巴》篇14章的话：“人跟动物一样，要吃、喝、生育，直至死亡。他们也和天使相似，能直立行走，会说话、思考、理解和见识——上帝依照他的形象和特点创造人类，从形体上看人类与天使没有什么区别，又与动物一样，能吃喝和生育。”客观地说，人是地球上生物群中的“另类”，因为人除了具有动物生命所需求的食物、安全感和生理满足外，还有看不见的灵性生命的存在，如智性、感悟、信仰、行使意志和创造物质世界的能力。因而，人比动物奇特奥秘，更为错综复杂，既有物欲的需求也需要精神“粮食”。著名美术家丰子恺以“人生三层楼”，精确分析人类在出生—存在—死亡过程中的本真追逐：“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与住所。精神生活指的是文艺与学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
人存活于世首先得有物质条件，缺乏物质供养，人会死。为了创造物质环境，人像中国文字的象形喻示，即“人”字里的两撇，意为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依靠才能共存。事实证明，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均需要人与人彼此间的互助互动互爱才能解决。生活在不同人群里，经实践与经验到懂得辨认、思索和追求，再创立政治、经济、律法、教育等，用西人马可·奥勒利乌斯（121—180）的话说，“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思想塑造的。”
言下之意，人的思想塑造了生活，生活的具象是社会，社会又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综合载体。随着世界的变化，尤其21世纪科技与信息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日益趋向多元与复杂化，加上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均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即“思想”影响了社会；反之，生存的社会状况与环境，又影响着人的性情和思想。
此外，虽说都是人，肉体感官功能大同小异，灵性里的思想、文化、习俗却不一样，因每人的生存态度、形式、理想、要求不同，如同丰子恺“人生三层楼”的意向：有人认为人生的快乐就是过荣华富贵、享受饫甘餍肥的物质生活；有人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更钟情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信念，文学艺术学术界的知识分子多属这一类；也有些人不满足于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享受，喜欢追寻宇宙的根本，探究生命的本原、人生的意义或真谛，这类人多是宗教人士。可见，同样处在相同的外来影响和客观的生存环境，因人的志向与追求不同，脚走的路与命运也不会一样。
在我的青少年求学阶段，传记读物在社会上具有较大的魅力，因为它们均对公众或社会具有特殊的贡献和意义。对于心境如一片净土的未成年人来说，看到和读到的多是“赵一曼”“董存瑞”“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等英雄人物故事后，自然觉得为义舍命者就是英雄。英雄是受千百万人民爱戴与敬仰。哦，真是个大“诱惑”！事实证明，英雄人物的生动形象具有奇特的感召力外，还容易让年轻人模仿、学习与仿效。
再长大点，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命运里，意识到人活着不是单单满足于衣食住行，或像畜生似的庸庸俗俗活它一辈子。人成年后除求知向善外，还应该对社会、家庭富有责任感，让生命充满价值与意义。随后又看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当恋爱不顺利或遇到麻烦时，竟然联想到小说里主人公维特的烦恼和处境。简单地说，不同的年龄段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的解读和理解均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这就是优秀的文学艺术具有其他艺术无法比拟的作用——音乐悦耳怡心、画作提供视角空间艺术、雕塑引人回忆与遐想，只有文学作品里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容易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进入社会后，无论任七十二行中的任何一种职务，生活规律基本如下：白天离开家门就得面对政治、经济、法律、工作上的诸多问题，晚上回家又有爱情、婚姻、家庭等大大小小待处理的琐事。
生活在如此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里，文人墨士、才子佳人若看到或听到预想不到的奇事奇闻，或处于复杂易变的处境，有顺利有麻烦、有快乐有哀伤的时候，容易引发情感的激荡，进而借文字与艺术书写表达内心的感触与愿望。由此可知，文学艺术是现实社会生活在作者心灵的投影，加上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领悟与追求，筛选了题材，创作成文学艺术。
值得谈及的是，世界虽丰富多彩、社会多元有序，但人心之难测，事物有虚实，判断有真假，眼见有限、耳闻易偏，作者取舍创作的素材与书写能力等智能有别，出现文学艺术作品内容与技巧的雅俗和成败之多样性，是正常的现象。何况一样米百样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然而，必须承认，因“美”与“完善”是静的，时间是动的，所以“美”与“完善”是不可能依赖时间继续全面整体的存在，何况战争和自然灾害能破坏记忆，诸多传统在有限的记忆里也容易被遗忘，有些“珍品”尽管某一段时间内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最终呈现的还是一摊水，既为水，随处可去，无人珍惜或保存。因而，能依赖时间共存的精华毕竟是少数，从现存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内，我们可见一斑。
得以传承于历史文化的精华不是物质的就是“形而上”产品，只因物是受思想支配的，故对现实社会而言，“形而上”价值取向的意义大小更为关键。照胡适的话，“社会是有机的组织，既‘小我’融于‘大我’之中的社会不朽。”即是《左传》提示“立德、立功、立言”之意。同样道理，作为社会缩影的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若具有鲜明性、代表性的人物命运，大抵如鲁迅所述“艺术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其中随在皆是，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袭的情景，非身历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绝非纪想的文人所著笔的”（《毁灭·后记》）。自然也具有时代社会的意义，从而得以流传。
回顾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时期，“小说”一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东汉班固也同样轻视小说，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确实，当时出现的《吴越春秋》即是借史书的故事加以叙述、刻画和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吴越春秋》无意中成了小说的雏形。魏晋以后社会更加动乱，人民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便吸收了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中的优良传统，渐渐脱离“史传”，并植入现实生活的新内容，运用鬼神、灵异和美丽的梦幻达到扬善抑恶的目的，创作出《神异经》《搜神记》等“志怪”和“志人”小说。
时间因生命的存在才有概念。它创造了历史，历史又衔接着社会。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类一代来一代去，加上人性离不开善恶，善恶又影响着社会，生存于现实社会的人们，为了存活，或为着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权力、皇位、财色、土地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容易产生争执、侵犯、掠夺甚至大规模的战争。看看人类史，欲望、争斗、战争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希伯来的先祖早在《圣经》里就记载当亚当吃了禁果后，地球上从此就离不开“国攻国，人打人”的现象。在此现实里，社会自诡异，人物必繁杂，何况人类生存的时空、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存活的方式方法不可能状况相同、模式一样。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优秀文学艺术，其人物性格与命运无论如何丰富多彩、栩栩如生，均与时代社会的气息，息息相关。
在此以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为例。魏晋以后，虽然出现了别具风格的“志怪”“志人”小说，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但因社会动乱依旧，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政治上的钩心斗角，历史演义中出现的英雄传奇故事也就有增无减，加上文士官吏喜欢挥尘清谈，如陈寿根据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的兴衰史实写成《三国志》。书中的曹操原是一位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南北朝时，裴松之为陈寿《三国志》作注时，加添了许多稗史轶闻和民间传说，于是，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便不同于历史上的曹操了。关于这点，一如鲁迅在《书信》里所写，“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预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
据史料记载，《三国志》经后人数次修誊与刊印，最终由罗贯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写成这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是明弘治甲寅（1494）序，嘉靖壬午（1522）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本。此书分24卷，每卷10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
《三国演义》全书共有四百多人，其中几个主要人物，可以说，凡上过几年学堂的人，无不知晓，足见其影响力之大、之广、之深。
先说刘备，他实非嫡系，只属“汉室宗室”，因具有“龙种”面相，才被“准许”出面重整汉室乾坤。刘备虽然知道自己“天生不足”，但为了实现“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不愿乘刘表病危取荆州做安身之地。他忠厚仁义、奉行礼贤下士，当阳撤退时，他“携民渡江”，在危急之际，不抛弃百姓逃跑，与人民休戚与共的品格，正是取得人民“拥刘反曹”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他知人善任，尤其“三顾茅庐”感动了诸葛亮，令诸葛亮终身为蜀汉建立了巨大的功绩。可想而知，刘备的长处影响了他的命运，命运让他心想事成，登上皇帝的宝座。国家有了“仁君仁政”，社会不再动乱，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再说曹操，品性完全与刘备不同，许劭对其评语一言而概之，“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为夺取权力实现北方统一的理想，不择手段，张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流露出极端损人利己的思想。他以怨报德，残忍地杀害吕伯奢一家。行事为人奸诈残忍，且善于玩弄权术、口是心非，甚至欺世盗名，独断专横。但他处事有远见，政治上，讨伐董卓有功，用兵唯才是任；军事上，深通兵法，在官渡之战，以少胜多击败袁绍；尚擅长韬略，在攻打濮阳时险些被吕布活捉，因沉着应变而转危为安，最终在马陵山中大败吕布。可惜最终还是败给了刘备。从曹操结局的命运看，后人大抵可以想象，一个人纵然具“命世之才”“雄才大略”，若品性残暴、自私、虚伪与专横，终究难成霸业。
小说中还有个重要人物诸葛亮。其“经天纬地”之才、鞠躬尽瘁的“忠贞”，世代难寻的“贤相”，罗贯中为社会创立了一位竭忠尽智、死而后已的榜样，也是历代以来读者刻骨铭心的偶像。
试想想，若不是封建社会不同利益集团间在政治上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于行政中“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卑膝之徒，纷纷秉政”；军事上各地军阀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趁分裂混乱时相互呐喊厮杀，造成田园荒芜、饿殍遍野、兵民白骨如山。那么，以上三人，尽管秉性、才华、智谋、能力、命运不同，又何必投身于没有把握、残酷无情的厮杀战场呢？由此可见，从个体命运中反映时代社会的真相和脉络，后人在前人的社会实践里取得经验教训，去之糟粕，吸之精华，令社会日渐昌盛，人类日益文明，才是作者创作的意图和《三国演义》的价值与意义。
有人觉得《三国演义》单是战争场面就写了四十多次。人在战场上的思想、意识、心理、情感是不同寻常的。寻常人的烦恼愁苦多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琐碎里，不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问题，就是内心忧郁、困憾、费解、软弱、无助和无奈，还有说不清理还乱的私情、人情与世情等。幸好清代才子曹雪芹为“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创作出一反传统文学意念的《红楼梦》，他以“情”为主线书写堂堂须眉和纤纤女子，通过追求自由平等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相悖于封建礼教。难怪脂批亦以“情”论事，称贾宝玉为“情不情”或“情哥哥”（意为对一切无情之物皆有情），林黛玉为“情情”（对一切有情者皆有情之意）。可见曹雪芹的《红楼梦》不同于《三国演义》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大战役为主轴，反映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群雄角逐过程。只因三国将相体现的智商、情商和各路英雄之性格素养不同，造成不同的命运与结局。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实质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宏观上有政、经、法、宗、道等统管，微观有爱情、婚姻、家庭、伦理、宗教、土地事务以及各类人物、各项工种等问题。
尽管《红楼梦》写的是封建政治礼教法规社会里，贾、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的衰落史，但曹雪芹真正想在作品中表现的还是人的魅力。人的命运源于性格的复杂、多彩和奥妙，书中的主奴、亲情、兄弟姐妹或上下辈分，因身份有尊卑差异，呈现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但均与“情”字相关。情感波动的强弱与大小，决定了语气、字意、表情、动作、欲望和好恶，可流露真挚、深厚、清纯和任性，也可表露虚伪、嫉妒、污浊等不同的情绪。只是，四大家族无论处于荣华富贵还是走向衰亡时期，统治者均是仗势倚财、春风得意，对外人要求遵从礼制法规、伦理道德，自己和皇亲贵官则“锦衣纨绔”“饫甘餍肥”，处处呈现骄奢淫逸的迂腐生活，吃螃蟹一顿需花二十多两银子。贾赦看中贾母屋里的鸳鸯，想娶她为妾，鸳鸯不从，贾赦威胁道“凭她嫁到谁家，也难出我手，除非她死了！”鸳鸯表示“我一刀子抹死，也不从命！”贾母便花钱买了个十几岁的丫头给贾赦做妾。
势利者更是看人办事，枉法胡为的例子并不少，如薛蟠打死冯渊的人命案，官府贾雨村知道薛家财势等同金陵之霸后，怕触犯他自身难保，只好让薛犯花上几个钱，就不了了之。连管家王熙凤都仗势欺人，昧着良心处事，当鲍二媳妇上吊死了，娘家亲戚要上告时，林之孝威吓并重，多给了几个钱劝退。凤姐见之，不但不愿给钱，还震吓道“告不成，倒问他个以尸讹诈！”
为了存活，穷人不得不低声下气、趋炎附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寡妇刘姥姥原本是个“守着多大的碗儿吃多大饭”的老实人，只因女婿“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没了钱就瞎生气”，女儿又不敢顶撞他。刘姥姥穷则思变，想到女婿王成祖上是个小小的京官，主动与凤姐之祖王夫人有财有势的父亲连了宗。无奈他们已二十多年没有往来，眼看无法过日子了，临时借王成是王夫人侄儿前往拜访，倒是王成儿子狗儿觉得“余者皆不知”的攀亲，才泼冷水似的说“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们呢！”刘姥姥知道王夫人年纪大了越发“怜贫恤老”“斋僧布施”，坚持“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或许有些机会，也未可知”，决意起行。
到了荣国府大门前石狮子旁边，刘姥姥赔笑加巧言获得不理她的看门人允许才从后门进屋。幸好得到小孩子的指点找到周瑞家，周瑞家见其言行“已猜着几分来意”，但因自己丈夫“昔年争买田地，多得狗儿父亲之力”，才“破个例”，替她给凤姐“通个信儿”。
凤姐是位十八九岁的管家，已获得王夫人口谕“今日不得闲儿，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样”，所以凤姐见到刘姥姥时“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那灰”。刘姥姥多次提及来探望姑太太姑奶奶，凤姐插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了。”刘姥姥“先红了脸，待要不说，今日所为何来？”只好勉强说了来意。刚开口几句，见凤姐美服华冠、轻裘宝带的侄儿贾蓉闯入，加上凤姐即对刘姥姥“不必说了”，刘姥姥才坐立不是、扭扭捏捏在炕沿儿上侧身坐下。
待贾蓉离去，趁刘姥姥晚餐时，凤姐又向周瑞家询问连宗的虚实，知道真情后冷笑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怎么连影儿也不知道”。幸好周瑞家道“如今来瞧我们，也是她的好意”。凤姐这才对刘姥姥诉说：“荣府外面看着，虽是烈烈轰轰，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说给人也未必信。你既大远的来了，又是头一遭儿和我张个口，怎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作衣裳的二十两银子还没动呢，你不嫌少，先拿了去吧。”刘姥姥听其诉苦，先想没盼头了，后听给她二十两银子，“喜得眉开眼笑道：我们也知道艰难的，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呢’”。临走前，刘姥姥要留一块银子给周瑞家，周瑞家那儿放在眼里，执意不收。
叙述逼真如实的场合与人物的言行举止，不但具传神美且意味深长，刘姥姥一面怀着“王府虽升了官儿，只怕二姑太太还认得咱们，为什么不走动走动？或者她还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知”的试探心情，另一方面又担心那门上人不肯进去告知，不就“白打嘴现世的！”见到凤姐后，刘姥姥与她接触对话时，凤姐不但轻视之还多次故意揶揄她，老人只得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应付，将被其讥笑的狼狈处境转化为在场者嘲笑的话柄。刘姥姥最终虽然得到了资助，一家人过冬不成问题了。然而，我们从大观园上等下等人的命运里，除了意识到封建社会或家族内部尔虞我诈、穷人却为存活无奈地苟且求得之外，还看到权贵们如何在奢侈庸俗、奸诈荒淫与仁义恭信、礼德宽惠之间耍把戏，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
此外，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既以“情”为主线相悖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自然离不开与“情”相关的爱情、婚恋、嫁娶等问题。在《红楼梦》之前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牡丹亭》等，或一见钟情，或为突破“男女授受不亲”之大妨的约束，以“偷香窃玉”“暗约私奔”的方式方法，达到男欢女爱的目的。《红楼梦》则不同，书中男女老少有数百位，其中最令人难忘、刻骨铭心的就是贾宝玉与林黛玉。
贾宝玉和林黛玉在成长时期就常有机会接触，经长期相互了解，性格爱好投合，思想倾向志同道合，进而相互产生爱慕、渴望美好幸福的生活。不料贾府的繁华昌盛日益衰退，时逢管家凤姐健康欠佳，贾母贾政为挽回家道衰落的处境，需要像薛宝钗那样健康、能干、性情温和、处世明理的后辈接管凤姐的工作。为了维护封建家族的利益，不顾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意愿和感受，迫使贾宝玉和薛宝钗成婚。富有理想和追求真挚纯洁爱情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又不愿向礼教屈服或苟且偷生，自然不会有好结果。
也许有人认为林黛玉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然而性格与家渊也有关系，确实，林黛玉性情多少带有身世的烙印，她父母早逝，寄人篱下，体弱多病，厌恶污浊社会，但内心孤傲，个性倔强，不易入群，更不会为了某种利益去讨人喜欢或随意妥协，可说是性情中人。还有，她聪明、忠厚、博学、有才，凡事敏感，遇上喜欢的人痴心执着、纯朴真诚、温柔多情，遇到不上心的人则孤高自许，言语刻薄，“说出来的话，比刀子还尖”。用现代人的评说，林黛玉是个富有个性的女子，在封建权贵的掌控下不能自已时，不失心灵的高贵与纯洁。尽管外表柔弱，健康欠佳，内心依然持守“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自尊，不随意妥协、屈服，自信而有骨气，可以说是中国女性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启蒙者。可惜，在封建制度社会里，君权、家长制及传统腐朽的封建思想统治下，这对清纯可爱、天真聪慧的贾宝玉与林黛玉，逃不出权贵的手掌，不得不妥协，最终以本真的形象演出一局凄美旷世的时代悲剧：本已体弱的林黛玉在多愁感伤中病逝，贾宝玉最后以出家表示与其家庭出身阶级的决裂。
《红楼梦》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曹雪芹“将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推上最高峰的伟大作家”。他真实、完整、深刻地书写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面貌，通过各式各样人的鲜活人生经历，反映权贵人士过着骄奢淫逸、得心应手的生活，而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在存活中遇到的屈辱或悲伤、无奈和失望，与封建社会制度的内外矛盾和权贵人士的腐败诡诈是息息相关的。《红楼梦》里的“女人国”，除了塑造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典型人物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外，还创造了诸多不同身份在不同生存时空的际遇，如贾母、王夫人、秦可卿、王熙凤、薛宝钗、元妃、探春、晴雯、袭人、紫鹃、平儿等等。各人的命运、言行、举止与心志，经曹雪芹不见人工穿凿的痕迹，将人性反映得天然无饰，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还有，像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薛宝钗等人物形象，就是放在当下社会，感染读者情感的力度依然深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仿佛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她们的音容笑貌、生存际遇，以及各人的心理活动、认知世情的态度、领会生命的智能、感悟存活的有限，与当下的读者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有感同身受的想法。
遗憾的是，有些人带着现代人的政治色彩和意愿来评述《红楼梦》，未免出现主观和偏激意识，如20世纪80年代初再版的《红楼梦》前言，说什么“由于作者的阶级地位、社会实践和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虽深切体会到封建阶级的腐败和没落，却又为自己‘无材补天’而惋惜；虽然不满于封建主义的统治，却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正确解决的出路。”“掺杂进虚空感伤的宿命论思想。”“书中塑造贾宝玉、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毕竟是豪门贵族的公子、小姐的思想。”“还有一些封建贵族丑恶不堪的糜烂生活的描写，对青少年有毒害作用，必须从认识上划清阶级界限。”
我之所以对以上评叙感到遗憾，也许出于自己也是写作者，能理解曹雪芹的选择，尚敬佩他富才气和个性的创作观。
当封建社会专制统治者给了人民价值的标准，加之在礼教规法、道德伦理的束缚下，像贾宝玉、林黛玉、冯渊、尤二姐、鸳鸯那样的小人物能怎样呢？哪里谈得上个人的理想与追求，不外一是遵命，靠自我的被动意识消化苦难；二是反抗，不是死就是坐牢。谁有本事告知会有更好的出路？至于“又是诅咒又是哀挽”“虚空感伤的宿命论思想”是古今中外、好人坏人均具有的人性中的正常情感，缺少这些情感的人，反成另类。还有什么“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书中关于男女爱情有许多属于那个时代、那个阶级特有的病态表现”。总而言之，以上不是出于学术成见就是行外人的话。试想想，谁能更改人的本性？只有真善美，没有假丑恶？哪个时代哪个阶层没有“病态表现”“糜烂生活”的人呢？
文学艺术创作者不是医生、老师、社会工作者，或卖救世疗伤妙方的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超越政治、人性和不同观念的争端，首先，作者关注的是人在生存社会的际遇与命运，根据自己的才气与能力，竭力写好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人与事，让人物与生活呈现完整的立体感。尤其是长篇小说，不像其他体裁可凭一时情感冲动而起笔，作者必须从局部预想大局，从细微的言行举止反映作为人丰富复杂又矛盾的内心情感与个性。通过不同的人在经历国事、家事、私事里，或片段或串联而成的故事情节中，体现个体命运与现实社会的真谛，使读者与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产生互联互动的效应，一面看清封建政治的腐败，揭示社会专制剥夺作为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权利，另一方面同情弱者的处境与命运，表彰他们不愿屈服权势展现的人性美。其二，人物的命运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人事关系和生存活动的环境的。曹雪芹在《红楼梦》叙述清代中期皇家权贵生活习惯和具体的场面与实景，大至节庆礼仪的风俗习惯与场景，小至日常生活中的消遣与娱乐活动，如玩牌捉棋、酬诗论词、说史斗智、灯会猜谜、评点厨艺，以及插花、品茶、看戏等，除描述不同人物不同的服装、首饰和言行，同时详细地记录了室内的摆设、家具以及日用品中的茶具、餐具、酒味等特色。总之，无论作者有意无意的描述，大观园内的“诸多”如同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书”，为后人提供了清代封建社会和皇权生活的重要信息，从中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法规外，还能把握地认识当时的民俗、伦理、诗词学、房屋、日用品等设计。确切地说，《红楼梦》呈现的作品内容和人物形象具有画面感，让人容易衔接历史，从前人叙述的图像或文字里了解人类文化、历史的演变与发展状况，尤其是历史人物的际遇和悲欢离合的命运，即是人类存在、发展过程的凭证，使时间不成为空洞，人类的存在与活法也不至于逝水无痕。
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就是为后世留下可贵的“记忆”，后人从历史的现实与经验中得取教训，扬善抑恶，让美善之“道”与时间同在，还可提供学术的参考价值，不至于在排演古代戏剧时出现当代道具的笑话。
总而言之，从《三国演义》武斗争霸为主的时代变革史实，到《红楼梦》以情为主轴家族由昌盛趋向衰亡过程展现家族成员的悲剧，我们看到了一道普遍的规律和现象，这就是无论什么时代，有兴就有败，有大战有内斗，有官宦有百姓；不管什么人群，有爱就有恨，有心计有情谊，有压制有叛逆。由此推想，当下是21世纪的地球村时代，科技与信息发展突飞猛进，比起数百年前《三国演义》《红楼梦》里的社会现实，今人的生存环境、物质条件、文明程度与生活利便，与古人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以上所指多为物质条件，人贵在有精神的需求，那么精神或灵魂的状态如何呢？是否也比古人幸福快乐？高枕无忧了呢？恐怕不这么简单吧。
凡是人，从出生、存在到死亡的过程中，生命的本真就是终日愁烦劳碌，为的是三餐一宿，可惜，因人类天性贪婪又虚荣，内心永远难以满足。所以，即使衣食无忧、安康无事，仍然欲望无穷，喜欢追逐荣华富贵的物质生活，将幸福、情感和命运依附于权势和财富以及肉身的享乐，无法领会灵魂的富足和高贵，才是人生美好的依附和归宿。这就说明了人性的贪念，决定了人类永远离不开竞争、排挤、忽悠、谎言、背义、嫉妒、诡诈等现象。内心不得安宁，物质生活再优越再奢侈，依然获不到真正的快乐。
关于人性问题，希伯来先祖从“旧约”的亚伯拉罕、耶利米等先知到“新约”的十二门徒，怎么劝导、教训、惩罚人类都无法改变人的恶习，难怪《圣经》写道：“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言下之意，古今中外，无论什么人种、什么社会和制度，《三国演义》与《红楼梦》里有的人物，现今与未来依然可见，古人的肉体消失了，但作为人的精神与情感世界的丰富与复杂性，将继续存在与延续，或相似或相同。
眼下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世界，社会已进入科技与信息时代。一方面，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竞争有增无减，看看地球村的景观——经济不景气的颓丧主义，厌战情绪，信仰日益没落，移民潮困扰，文化碰撞、冲突，加上情爱、宗教、漂泊、种族间矛盾、环保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让人纠心与困扰。说明人类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现代科技与文明并没有改变人的命运，人类依然生存于彷徨、不安、恐惧和没有安全感中。另一方面，在因特网“霸权”管辖下生存的人们，崇尚享乐的，或还感到不满足，继续探究智能人有一天完全替代人的作用。或玩腻了，深感科技信息的发达并没有也无法终止人们追求财富、权力、享乐过程中带来的痛苦、茫然和绝望。那么，这时候，或许只有文学艺术可以帮助人在实际生活中，从作品里获得启迪或开悟，看到希望和光明，从而提高素质、品位和欣赏能力，化解人生的苦难，减少疑惑烦恼，增添生存的乐趣和力量，令“第二重悲凉”得以超越和升华。
真正的艺术，时间永远不会让它缺位，而保持得了位置的是读者能在艺术中窥视与触摸到时间无法书写与倾诉的真实时代的动态、情绪及景物。既然古人在文学作品里出现的人与事，不可能“到此为止”，那么，生存在当下的作家，处于如此丰富多彩、复杂多变、龙蛇混杂、包罗万象、真善美与假丑恶无法休战的现实社会里，是否也有志于一面按生存时代生活原有的样子，经作家的选择、提炼、加工，能缅怀历史、反思经验，像曹雪芹那样痴迷文学的执着者，甘于清苦、孤独、寂寞，写出我们这个大时代的人与事拥有的特征、特点、特色与特别的场景与人物命运，为后世存案，为作为人文学科里最具影响和魅力的文学艺术再创辉煌。
我期待着。
（林湄：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