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世界的现代性审视——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异化意识

女性世界的现代性审视

——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异化意识

张浩

关键词：“五四”女作家　小说　异化意识

随着本世纪初西方现代派哲学和文学影响的逐渐深入，“五四”文学中出现了明显的异化意识。异化意识是现代派文学最经常表现、最具实践意义的文学活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的主题，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全面异化。”^[1]异化意识弥漫和渗透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方方面面。在“五四”新文学中，异化意识不仅出现在鲁迅、郭沫若和创造社的诸多作家作品中，同时也大量出现在丁玲、凌叔华、袁昌英、沉樱、冯沅君、庐隐等早期女作家的创作中。

女性异化是“五四”女作家小说中女性生存处境的中心体现。在异化意识的影响下，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沉樱的《欲》等作品着重表现了女性亲情关系的异化，冯沅君、丁玲等小说描写了由于禁锢和压抑而形成的女性爱情的异化，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凌叔华的《酒后》《绣枕》《中秋夜》等描写女性心理异化的作品。因此从女性亲情层面、爱情层面和心理层面来把握和理解“五四”女作家的创作，解读其女性异化的具体形态和表现内涵，是开启“五四”女性文学研究大门的一条崭新的路径。

一、亲情的异化

异化意识对“五四”女性文学的最初渗透表现为对亲情异化的开拓。中国是一个注重血缘伦理关系的国度，儒家文化的“人性善”观念被大众普遍接受，并督导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人性善”的核心是“亲亲”，它强调血缘关系的重要表现，强调父母与子女及兄弟姐妹之间天然的情爱。正是这“亲亲”的观念，给每个家庭血缘关系蒙上了一层温柔的面纱，使人相信家是温暖所在，是释放与获取感情的居所。“五四”女作家们在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对亲情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她们不再借助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是从一己的体验，从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上来认识和抗拒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心理。在她们看来，亲情之间往往因切身的利益冲突，已把本然应有的情感冲淡到乌有。那么关于家庭生活、亲情关系的话题，在“五四”女作家的笔下究竟呈现出怎样与以往迥异的状态呢？

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为“五四”女性文学提供了亲情关系异化的范例。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大家庭里，因婆媳不睦使儿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曾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母题”。“在西洋家庭里，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吵是至今保持的古风，我们中国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也不输他们那样悠久的历史。”^[2]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最早也最生动完整地抒写这一“母题”，在现代文学中如巴金的《寒夜》、曹禺的《原野》等也分别表现了这一母题。由于异化意识的介入，这个古老的婆媳冲突悲剧得到了重新诠释。“有一些题材具有一个特殊形式或者模型，这个形式或模型在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变化中一直保存下来。并且这个形式或模型与被这个题材所感动的人们心中的某一个模型相呼应，我们可以断定诗歌中这样一些题材的一致性。”^[3]剧本《孔雀东南飞》对原诗所做的变动是明显的。首先主人公由原诗中的兰芝与仲卿变为了焦母，原作重点是对这一爱情悲剧本身的描写，通过兰芝与仲卿的爱情悲剧去进一步发掘反封建的主题，剧本则主要是对悲剧造成者焦母与儿子之间亲情异化的刻画，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强化了这一悲剧的哲学意义。

剧中的母亲焦母三十六七岁，却已有十多年守寡的历史，自丈夫死后焦母一颗心都放在儿子身上，“其实也是我对于你特别的用心。自你爸爸去世之后，我又没有别的事好做，我的全心都用在你的身上，一天到晚就只顾着你的美。”^[4]苦熬了几十年，她对儿子的爱到了变态的地步，“只要你常常在我身边，让我时时摸抚你这美发（又摸抚儿子的发），这二十几年来我无日不摸的美发，我一生精力造出来的美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直到儿子二十二岁了，还把他当作小孩—样关心照顾、体贴爱抚，更时时担心儿子的失去。“我这十几年来就只觉得我的心由丈夫身上搬到了儿子身上，也还很安宁妥帖的。”守寡的女人将这种被压抑的强烈的性爱转移到儿子身上，由对丈夫的爱转移到对儿子的爱，性爱转化为母爱，或者说母爱中凝聚着被扭曲的性爱。

长大成人的仲卿逐渐从母爱的甜蜜中挣扎出来，他更向往的是另一种异性之爱，结婚之后的两三年，仲卿、兰芝沉浸于恩爱甜蜜的夫妻生活之中，于是焦母“这颗已经残缺不全的寡妇心”就无法承受了。自从儿子娶了媳妇之后，她的性格就变得越来越沉郁和易怒。对焦母来说，儿子便是一切，儿子娶妻就等于夺走了她的灵魂，“说出来真是太露骨了。我们寡妇的心，丈夫死后，就全盘放在儿女身上，儿女就变成我们精神上的情人。一旦儿女们别有所爱，正如你对于你表妹不理你一样的难受！我们这颗孤寂的心，被媳妇由儿子身上挤了出来，着实没地方安置。少年寡妇更加痛苦。年纪大了，倒也淡漠了，好像心里的血也冷薄了，或是干枯了，用不着迸流进别人的心上去。”这种母爱一旦被另一个女人夺取，必定遭到守寡女人疯狂的诅咒和反抗，因为对儿子的这种爱是她付出了重大人生代价换来的，而且是她全部的爱欲之情在人生中的最后一点寄托。于是势必会展开一场富于悲剧意味的母爱与夫妻之爱的斗争，也就是母亲与儿媳争宠的戏剧冲突。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勤劳温顺、活泼美丽的兰芝，在她眼里只是一个不明礼节的贱妇，是暗伤她母子情分的仇敌，焦母嫉妒儿媳，很有些情场角逐、争风吃醋的意味，她势必要将儿媳赶回娘家。这种心理无疑带着一种病态性质。然而，焦母最终并未重新得到儿子。兰芝、仲卿痛苦生离彼此山盟海誓，只待来日再去迎娶。可兰芝回到娘家不久，母兄逼其改嫁。就在出嫁前夕，仲卿赶来相会，二人为求“爱的不朽”终于双双沉入清水池中，以死获得永生。当焦母得知儿子投水自尽之后神经错乱，她的生命之柱也坍塌而陷于癫狂。

焦母对儿子的异态亲情，显然与她多年寡居的变态生活有关。封建时代的妇女，没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她们是依附于男子而存在的。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四德”的信条死死地捆绑着她们，否定着她们作为人的独立存在，也压抑着她们作为人的种种本能的欲望。她们没有工作，丈夫就是她们的职业，丈夫一旦早死，儿女就成为她们“精神上的情人”，而儿女一旦另有所爱，她们的这颗“心”也就没有了着落。因此，她们的痛苦不仅在于渴望爱而不能被爱，更在于有所爱而无处施其爱。处于这种境地的妇女，一种人是在宗教里去寻找解脱，她们吃斋念佛苦度今生，渴望来世的幸福；另一种人则被强大的封建礼教和法规所征服，甘心做个“顺天之民”，等待“暮年图个族表”，像剧中十九岁就开始守节的姥姥就是以此作为精神支柱，她“一生的功绩就在征服了这颗心”。这些人虽然也曾尝尽苦难，婆媳之间也难免有些小摩擦和小风波，但最后都能渡过危机，不致酿成悲剧。而像焦母这类寡妇（《寒夜》中的汪母、《原野》中的焦母）则性情刚烈，对儿子过于溺爱，这样矛盾就更为突出。焦母的变态心理产生于她的变态生活，而她的变态生活则源于那灭绝人性的变态社会，因此剧本《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形象的意义，不仅在于她是一个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权威的代表，更在于通过对这一人物心理的发掘，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忍。它对妇女的残害，不仅体现在肉体上，更体现在精神上。

袁昌英依据自己对历史和人性的理解，以古代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为题材创作了三幕悲剧《孔雀东南飞》，一方面揭示了病态自私的亲情关系的实质，构成了对儒家家庭观念最决然的否定，从理性上承认了人性最阴暗的一面，这一认识与西方现代派强调的异化意识达到了同步共识；另一方面袁昌英通过亲情关系本相的透视，由外在家庭问题的提出进入到内在症结的揭示，阐释了母子之爱与夫妻之爱的矛盾冲突而导致的异态亲情，从而以新的角度揭示了这幕心理悲剧，使异化亲情成为文学透视人类心理和人性的一个窗口。

二、爱情的异化

异化意识对“五四”女性文学的渗透还表现为对爱情异化的阐释上。丁玲在五四运动落潮之际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日记式文体和“我”的口吻，描写了都市知识女性莎菲苦闷绝望的精神状态，这篇以莎菲为第一人称的日记体小说共有日记34条，“故事的核心和意义的核心，是在抒发女主角内心深处灵与肉的冲突，情欲与思想的冲突，以及最后灵怎样战胜肉，尊严怎样战胜欲望，真实怎样战胜虚假。”^[5]《莎菲女士的日记》揭示在黑暗时代压抑下女青年情感生活的创伤与挣扎，表现女性对以性别等级为根基的文化秩序、思维习惯的反叛，并以鲜明的自述风格和强烈的叛逆色彩震惊文坛，“女作家笔底的爱，在冰心女士同绿漪女士的时代，是母亲的爱，夫妇的爱；在冯沅君时代，是母亲的爱和情人的爱相冲突的时代；到了丁玲女士时代，则纯粹是‘爱’了。”^[6]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内容是莎菲寻找爱情伴侣及其与凌吉士的爱情纠葛。在这场难分难解的情场风波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爱情和性的冲突。莎菲是一个大胆追求真正爱情的知识青年。在她刚懂事的时候，就开始了个性的觉醒，刚和凌吉士见面时，莎菲就“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指嘴角）。但是“在这个社会里不会准许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渐渐地，本能欲望越来越膨胀，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冲突越来越尖锐，甚至在她发现其卑劣灵魂、理智上憎厌鄙视他的时候，性本能仍在呼唤着莎菲接受了他的亲昵，本能冲突得到满足。于是她不得不折磨着自己，否定着自己。“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

从根本上讲，莎菲只有获得真正理想的爱情，达到灵与肉的统一，才能缓和性本能和自我的冲突。然而，由于社会环境和本身性格的局限，她接连碰壁，并未找到合适的恋人。她并未沉迷于性满足中，而是经过痛苦斗争，继续寻找灵与肉的统一，寻找真正的爱情。她最后拒绝了卑琐的苇弟和秀外絮中的凌吉士，“你以为我希望的是‘家庭’吗？我喜欢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莎菲的理智促使她战胜了本能冲动，她追求真正爱情、实现社会解放的理想阻止色的诱惑和进一步的“堕落”，表明她实现真正个性解放的决心和勇气。

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冲突，也影响了莎菲复杂丰富的矛盾性格。从日记的第四则直到最后都是性本能和自我本能之间无休无止的对立和斗争，有时性本能占上风，自我本能被征服；有时则是自我本能抑制了性本能。“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也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7]现代心理学认为，心灵冲突的本源在于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矛盾，本能只求一时快乐，不顾任何条件和道德观念，而自我本能却要求寻找真实爱情，实现个性解放的理想。对莎菲来说，性本能即不顾一切想得到肉体快感的内心冲动，它是生本能的最重要的内容。莎菲时时处在矛盾挣扎中，她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性冲动，自我意识就会自责产生罪恶感，“我用所有的力量来痛击我的心。单凭了一种骑士般的风度，就能使我堕落到如此地步吗？总之我是给我自己糟蹋了，凡一个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在莎菲的形象上，作者深刻、真实、细腻地表现了性本能与自我本能不可调和的矛盾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复杂矛盾的性格，以此弘扬个性解放，控诉专制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对人格的摧毁。

丁玲在五四运动落潮后描写了一些诸如莎菲一样具有了个性觉醒的品质且自强自立的女性人物，描写了她们“知识女性高傲而自尊的身影，破碎而滴血的心灵，拒人千里的任情任性，以及外强内弱的本来面目”^[8]。她们走出了封建家庭的藩篱，带着强烈的反叛意识来到都市里，在情感的追求中普遍存在着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难以排解的焦虑。“丁玲小说最初产生影响的原因是对于性欲和失意的毫不隐讳的描写达到了强烈的刺激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和鲁迅那篇著名文章一样，写的都是‘娜拉走后怎么办’这样一个问题。小说所考虑的仍是在一个没有经历改革的社会里，当一个人脱离了以往有规律的生活环境之后，她所陷入的走投无路的窘境。”^[9]

丁玲小说在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影响下呈现出了特异的质感。“早在1930年，钱谦吾在《丁玲》一文中就说：‘一切在小说的描写技术方面，我认为她是所有女作家中最发展的一个，并被誉为表现了Modern Girl的新姿态。’在当时人们的眼里，丁玲的小说从内容到手法都是现代化的。”^[10]丁玲专注于对女性心理和感情冲突的刻画，无论是写女性的情感扭曲，还是正常感情的异态表达，都向着人物心理的更深层次突进，都触击到了女性心理最深处的战栗。

三、心理的异化

异化意识对“五四”女性文学的渗透还表现为对心理异化的关注。现代哲学层面的异化意识揭开了人性隐秘的帷幕，打开了认识心灵深处的通道，这使“五四”女作家发现，在人的精神世界中还存在着一个未被认识的无意识王国，其中隐藏着人的许多隐秘的本能的欲望，而正是这些潜隐的种种心理异化在不自觉地影响和支配着人的有意识活动，无意识的世界是人的心灵的本原空间。这无疑启示了中国现代女作家向人物心灵挖掘的途径。事实上，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和丁玲等女作家都在创作中描写了具有浓厚异化色彩的心理揭示。

凌叔华发表于1925年并使她一举成名的小说《酒后》是一篇十分出色的描写心理异化的小说。小说写一对青年夫妇永璋和采苕伴男友子仪饮酒，子仪酒醉睡倒在他们家中，这对夫妻也微有醉意。虽然丈夫在她耳边甜言蜜语地赞美她，但是采苕却心不在焉，心思已经跑到子仪身上。采苕酒后吐真言，压抑到潜意识中的性爱情感流露出来。她望着醉倒的、两颊红如胭脂的子仪，“脸上忽然热起来”，她要求丈夫答应自己一件事，“我只想吻一吻他的脸，你许不许？”她说明自己从认识子仪就非常钦佩他的举止容仪，言谈笔墨，待人接物。因为他是个有妻子的人，“我永远没有敢露过半句爱慕他的话。”他的妻子是个毫无感情的人，不体贴他，她想与子仪接吻，“只要去KISS他一秒钟，我便心下舒服了。”丈夫无奈，只好答应了她。她此时心跳得厉害，走到睡着的子仪身边，“她此时脸上奇热，心内奇跳，怔怔地看着子仪，一会她脸上的热退了，心内也猛然停止了强烈的心跳。”她回到丈夫身边，一言不发，低头坐下，“我不要KISS他了”，小说至此结束。长期以来采苕因道德意识（他是有妻子的人）而压抑着自己对子仪的爱欲，然而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被压抑的欲望并没有消失，而是顽强地隐藏在潜意识里。在酒后意识的监督作用松弛了，潜意识冒出来，她的脸热热的，要吻他。然而当她的意识上升时，潜意识退潮了，她怏怏而回，不想吻他了。

心理异化的描写在凌叔华的一系列小说中都有体现。《绣枕》里年过芳龄的大小姐，年复一年把青春年华虚掷在无目的无意义的刺绣上，一对绣枕绣了半年，“光那只鸟就用了三四十样线”，这漂亮的绣枕是她心血汗水创造的美，她把梦幻和对爱情的渴望寄托在这个精美的绣枕上。她的父母把绣枕送到白公馆，希望白总长看上自己的女儿从而把她许配给白家二少爷，也就是说只有在这时候大小姐这一精美的创造物才体现出她的价值，她才可能以此获得男性的青睐。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绣枕当晚便被喝酒打牌的人吐上污秽物，踩上泥脚印，被用人捡了去，转送给了大小姐的女用人小姐儿。小姐儿把弄脏的一半剪下来拼成一对绣枕，又回到了大小姐面前。她的少女梦也随之破灭了，而被毁的绣枕便成了被毁的爱情的象征。大小姐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她自己绣制的绣枕，而是取决于外面那个陌生的男性的取舍，绣枕由闺房送到白公馆，被践踏被玷污后又回到闺房，象征着传统女性被男性所主宰所践踏的命运。在《绣枕》中凌叔华对心理分析的成功运用，借用梦境和幻觉来揭示人物的精神迷茫与情感，捕捉那埋得很深很深的潜意识与性心理，把女性的心灵战栗刻画得深刻而丰富。

《吃茶》里的小姐芳影的生存空间，比起大小姐已经不那么封闭了。芳影能够上电影院看电影、到茶会上喝茶、去公园里听音乐，并且在这样时髦的社交活动中被留洋归来的淑贞的哥哥王斌撩拨得春心荡漾。然而在王斌这个现代青年看来，给女子让座、帮助女子提东西、搀扶女子上车、对她们说几句恭维话等等，不过是“外国最平常的规矩”，而对芳影这闺房深院的少女来说，却被认为是男子向女子传情的表示：既是无意，又何必如此殷勤，既如此殷勤，必定有意。新旧观念在男女两性交往中的心理逻辑就这样出现了错位。芳影接受了这一错误的行为信号，“整天都觉得心口满满的，行也不安，坐也不宁，只倚着窗台发愣。”直到收到王斌寄来的他与另一女子结婚典礼的请帖，才从幻梦中醒过来，“恰似一盆冷水，从她头上泼下来”。凌叔华运用心理分析方法表达人物的喜怒哀乐、命运变迁，表现女主人公的生理欲望与人的道德规范的内心冲突，表达了特定情况下女性心灵世界的丰富内涵。

凌叔华小说善于描写女性心理，在擅长心理描写的女作家中，她有着独特的艺术建树。在心理小说方面，凌叔华虽然没有参与理论倡导，但她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自觉运用现代心理学的无意识理论，对那些生活在高门巨族中的贵族女子在婚恋上的内心隐秘和由此而生的种种“白日梦”，做了体贴精微、出神入化的描写。和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比较注重外部叙述的表现方法相比较，凌叙华大胆地将变态心理的描写引进自己的创作中，在心理异化的开掘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丰富了自己的心理表现技巧，也为后来的心理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结语

20世纪20年代，“五四”女作家从女性特有的心理和视角出发，在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熏陶下，从爱情的异化、亲情的异化以及心理的异化等三个方面，对女性异化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次真实而透彻的描摹。那么，为什么“五四”女作家对女性异化进行如此集中而深刻的探询和透视呢？

五四运动以后，在“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妇女解放”等西方现代人本思想的影响下，从封建意识形态的桎梏下解放女性成为这个时代的启蒙命题。两性关系是人类诸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它本应该是相互平等、相互需要、协调自然的，但是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一个被男权统治和控制的性别。“自从父权制社会以来，人类便朝着性别统治、性别依附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漫长的以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诸关系”，“这种扭曲了的两性关系贯穿于父权制以来的种种社会形态中，成为人对人的压迫、依附的基础。”^[11]在早期“五四”文学中，鲁迅、陈独秀等男性作家在“社会责任感”和“为人生”目的驱使下，也致力于对家庭问题和妇女问题的探索，以及对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反抗与批判。这些作品发出了愤怒的控诉和生命的悲音，然而缺少对人性的深层挖掘和真实体验，缺少内在的张力，人物过于理念化，因此无法表达女性更为深层次的生存处境和生命困惑。女性仍然处于或基本上处于男权中心社会中，女性异化仍然是一个无可避讳也无从遮掩的事实。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丁玲、袁昌英和凌叔华等“五四”女作家以女性的直感临摹了新旧交替之际女性的历史悲剧命运，展示了男权统治时代女性异化的真相，显露出女性精神深处的“异化意识”。这种“异化意识”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女性长期以来生活在男权统治之下的被压迫的环境中，女性渐渐被奴役成了男性的附庸，成了被男性社会役用的什物，甚至养成了自甘依附于男性的“自奴化”的奴性心态，女性自主意识彻底地失落与泯灭。“只要不自由的社会仍然控制着人和自然，被压抑和被扭曲的人和自然的潜能只能以异在的形式表现出来。艺术的世界就是另一个现实原则的世界，另一个异在的世界，而且艺术只有异在化，才能完成它的认识的功能。”^[12]

综上所述，“五四”女作家从感情、家庭和心理等多个层面展示了女性从生理到心理，从本能到精神深层的整体变异，对女性异化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彻底的大暴露，为思索女性的历史命运和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给予了多方面的启示。“真正的艺术尽管本身可能带有这种异化的烙印，但是它始终是克服这种异化的一种独特形式。真正的艺术始终是反对异化的一种斗争形式，它是以人道的名义批判异化的最严厉的批判者。”^[13]从这个意义上看，“五四”女作家的异化意识不仅仅是对女性异化生存处境的真实展示，更是对这种异化的颠覆性批判。

（张浩：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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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可嘉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页。

[2] 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

[3] 莫德·鲍特金：《悲剧诗歌中的原始模型》，见《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1页。

[4] 袁昌英：《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7页。

[5] 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6] 沈从文：《中国现代创作的小说》，《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382页。

[7] 茅盾：《女作家丁玲》，转引自《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页。

[8] 姚玳玫：《冰心·丁玲·张爱玲——“五四”女性神话的终结》，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9期。

[9] 梅仪慈：《不断变化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转引自《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6页。

[10] 陈鸣树：《论丁玲早期小说的独创性》，《丁玲创作独特性面面观》，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11]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2]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13] 陆梅林等：《异化问题》（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4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