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困境中的女性成长——以王安忆《桃之夭夭》为例

历史困境中的女性成长

——以王安忆《桃之夭夭》为例

陈红

关键词：王安忆　《桃之夭夭》　上海　历史　女性成长

关于历史与个人的关系，王安忆一直在不断探索。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安忆以上海为中心书写了一系列长篇小说，从《长恨歌》《富萍》到《桃之夭夭》，她笔下的女性，从历史繁华处走来，愈来愈落入凡间俗世。不同于《长恨歌》以一个女人写一座城市、充满了世纪末的华丽与颓废，《桃之夭夭》则从外部历史、城市，转向女性内部神话建构，在历史无常中探讨了柔韧且充满爆发力的生命形式。这种面向未来的历史书写，带来了世纪初的清新之气。

一、历史，从传奇走向日常

在王安忆眼中，历史是日常的。她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1]《桃之夭夭》延续了《长恨歌》所开启的日常生活叙事，又有所突破。在这里，历史的暴风骤雨在女性成长体验中退隐成背景，作者试图从琐碎日常生活中找寻被历史遮掩的碎片真实。“桃之夭夭”出自《诗经·周南·桃夭》，小说借“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来比附在特定历史状态下具有坚韧生命力的郁晓秋。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写母亲笑明明传奇的前半生，后四章写郁晓秋从出生到生育、从女儿到母亲的成长过程。王安忆没有正面去书写宏大历史，而是以“物化”叙事表达了疏离历史的态度，将郁晓秋这个出身微妙的弄堂女儿置于上海这座城市的低微处、边缘处，不厌其烦地铺陈生活场景，繁复细密地描述生活细节。对出生名不正言不顺的郁晓秋而言，岁月并不静好，“绵密不尽的日常生活其实早有十面埋伏；炊烟尽处，正是硝烟起时。”^[2]相对于充满传奇色彩的笑明明的前半生，郁晓秋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一地鸡毛，毫无传奇可言。

“吃”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物质生存层面。食欲代表了人类最本质的欲求。“所有欲望都源于缺少，一个欲望不断努力去补充的缺少。”^[3]正是物质奇缺的历史困境激发了最原始的食欲，才有对于“吃”的反复书写。童年时代，郁晓秋常常发明出五花八门的吃法，一边嚼奶油软糖一边往嘴里扔花生米，制造出奶油花生糖的效果，或者将棒冰夹在圆面包里吃出冰淇淋的意思。“文革”期间姐姐生病时，郁晓秋有机会当家，也能将贫乏的“吃”变出各种花样。这是一个集体性的饥荒年代。“在此人物的行动也主要表现为吃饭，这是一种最古老最简单的活动方式，它与历史变化无关，也与城市无关，它是源自乡村的经典生存方式（民以食为天）。”^[4]下乡插队后，何民伟专程去安徽看郁晓秋，两人之间情感的微妙蜕变也是围绕着“吃”进行。王安忆对于“吃”不厌其烦地叙述，是对个体生命和日常生活原貌的尊重，反诘了宏大历史的僵化、概念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为历史叙事开辟了一个感性诗意的平台。《桃之夭夭》在充分肯定世俗生活的前提下，借助日常生活的开放性和审美性，打开了错综复杂历史的另一面。日常历史叙事是建立在人类基本欲求层面的满足上，引导人们从疯狂的信仰世界回到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之中。小说对郁晓秋从出生、上学、下乡、回城、失恋、结婚、生产等一系列日常做了绵密细致的叙述，解构了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性。“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并不是另外一种历史，而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杀的东西。”^[5]当外在历史被质疑时，从日常生活中更能发现被隐匿的女性内在的历史，这种历史自然离不开外部历史的左右、裹挟，却可以在某个瞬间使个体生命回到原初的纯净状态。

在黯淡荒芜的时代，服饰承载着女性日常生活的重量。“文革”时，郁晓秋“抓住夹缝里的时机，添了几件行头，又正到夏季，立即派上用处，穿上身来。那旧旗袍料，颜色尽管暗了，布质亦有些发脆，因迁就材料，布纹拼得又不对路，难免就要揪起着不服帖，可毕竟有颜色啊！一件月白底蓝圆点，一件绛红与墨绿浑花，一件毛蓝般的蓝里面交织着白，另有一件闪光缎，织锦似的金丝银缕。”“有颜色”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对“月白底蓝圆点”“绛红与墨绿浑花”的勾绘，实质上是对“蓝色”“灰色”历史的质疑。无论是穿母亲旗袍改制的家常衬衣，还是穿姐姐的格子线呢外衣，在那个凄凉的时代里，郁晓秋显得格外鲜艳且快活。正如《长恨歌》所言，服装“是真正的女人的心。无论她们的躯壳怎样变化和不同，心却永远一样。这心有着深切的自知，又有着向往。别看这心只是用在几件衣服上，可那衣服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她们的人生”。对女性而言，服饰不只是对日常生活的尊重，更是自我主体意识的萌发。

从王琦瑶到郁晓秋，都是个体与历史相遇，也都从传奇走向了日常。或许是父亲的缺席，郁晓秋的生命里较少受到权威历史的制约。不同于风情万种的王琦瑶，郁晓秋以柔韧的生命之美去对抗历史之重，告别了世纪末的繁华旧梦。

二、母系脉络的延续与蜕变

《桃之夭夭》充满了基因遗传意识。对私生女郁晓秋而言，父亲是缺席的，而母亲也没有真实名姓，只有艺名“笑明明”，自然母亲家族谱系的历史也是断裂、缺失的。那么，郁晓秋只能从母亲个人历史中寻找渊源脉络，而其生命基因也只能从母亲身上传承。小说试图以母女历史的延续来探讨生命形式的“常”与“变”。那也就不难理解在原本不多的五章里，王安忆还单独用一章去写笑明明的传奇故事。

笑明明是旧上海的滑稽戏演员，郁晓秋没有遗传母亲的清丽，却遗传了妩媚眼梢，因而有了“猫眼”的狎称。郁晓秋还有一头天然卷发，肤色也有种不属于母亲那一半的不洁净之感。郁晓秋是在母亲离婚后两年内出生的，“无父”的身世给了邻里街坊无限的想象空间。过气女演员本身就能给人带来关于风月的传奇，而“一个女演员的没有父亲的孩子”更是传奇中的传奇。因此郁晓秋从小就生活在一种难堪的境遇当中，甚至其性别特征也被附加上并不属于她的“风流”遗传学。此外，郁晓秋有着类似母亲的“沙喉咙”，虽不如母亲嗓音圆润，但也口齿伶俐，吐字清晰。她从小就认可母亲的演剧生涯，哥哥姐姐却极度嫌恶，延续了父系的脉络。哥哥姐姐不仅遗传了父亲的清秀外形和洁净肤色，甚至连性情都遗传了郁家。郁家是苏州败落的大户人家，虽然穷困，世家风范还在，郁母就保留了冷淡清高的脾性。两兄妹也都是矜持淡漠、生活素净，这与郁氏家族是一脉相承的。脾性淡漠在兄妹俩身上形成了一种隔代遗传。郁晓秋的父系脉络则是缺失的、空白的，她的基因遗传只能在母系脉络中寻找。她不仅遗传了母亲饱满结实的身体，在脾性上也延续了母亲年轻时热烈、随性的一面。

对郁晓秋而言，基因传承更多体现在性情上，母女俩都是“性情中人”。笑明明不仅在剧团人缘好，与“老大哥”无关风月的友情也延续了大半生，待郁子涵更是情深谊重。母亲年轻时在苏州瞥见花影中的少年之后，遂产生了怜惜之情。这种怜惜，并非男女爱恋，而是一种惺惺相惜之情，是逢场作戏生涯中难得的真情。家庭生活清到寡淡的郁子涵被笑明明的活泼世俗所吸引。笑明明通过“老大哥”让郁子涵去念书并提供费用，而郁子涵并无心思求学，在乱世中几度辗转、吃喝玩乐。再次相见，正是笑明明和广东先生谈婚论嫁之时。26岁的笑明明不顾“老大哥”劝阻果断解除婚约，和21岁的郁子涵结婚并为其谋职。虽然广东先生是理想丈夫，但在“性情中人”笑明明心里，郁子涵不管变化多大，依然是梨花影中的少年。这里自有乱世中女子的率真任性和侠义之气。笑明明懵懂、天真的性情后来也毫无保留遗传给了郁晓秋。而笑明明和郁子涵的感情，经过婚姻竟然传奇般转化成爱情。有了两个孩子之后还像热恋中的男女一样，看戏，吃宵夜，因怕吵醒孩子笑明明脱了高跟鞋蹑手蹑脚上楼，足像瞒着父母偷跑出去跳舞回家的女学生。这大概是笑明明人生中最甜蜜幸福的静好时光。然而好景不长，郁子涵后来因涉嫌贪污和玩弄女性受了牢狱之灾。笑明明在完成退赔之后果断离婚，这依然是一种侠义风范。

郁晓秋的爱情也如母亲，自懵懂始，至伤痛终。不同的是，她始终保持了生命中的良善与本真。下乡劳动时，郁晓秋和何民伟分在日常饮食的合作中产生了少年人的友谊。下乡插队时，何民伟曾隐瞒家人改道安徽看郁晓秋，他俩像兄弟一样坐在矮案板两边喝酒叙旧。男女之间的微妙情绪在“改道”和“吃”的形式下正悄然萌发。郁晓秋提前返城后，两人开始了在信件、邮包、长途电话中互诉衷情，这是80年代前后典型的悠长而微妙的恋爱方式。在何民伟返城之前，郁晓秋曾被不少怀有婚娶愿望的青年追求，然而她宁可相隔两地，也不考虑眼前利益，像极了母亲。笑明明曾因郁子涵放弃了稳妥的未来，郁晓秋也因渺茫前景而放弃了眼前的机遇。她天生信赖人生。何民伟返城后，两人越过了禁区并开始谈婚论嫁。而此时，何家出现的女孩柯柯给他带来了全新感受。何民伟开始动摇，最终选择了家境优越、白皙清丽的柯柯，并在分手之事上煞费心机，郁晓秋因其天生的混沌及对爱情的无条件信任，并没有思考当时的变数。分手时，郁晓秋也没有以两人有了亲密关系来为难他。后来何民伟被柯柯抛弃，郁晓秋经过“前男友”经营的小餐馆时，突然想起两人下乡办伙食的情境，在时过境迁之时感伤了一下，甚至觉得同何民伟的一段称得上幸福，即使没有结果也比周遭的人都好。对世事的态度，母女俩表现了惊人的一致。笑明明对女儿的婚恋一直冷眼旁观，因相信凡事都有定数而采取无为而治。郁晓秋与姐夫的结合，其实是本着世事看淡与无为妥协的态度，却意外收获了真情，其混沌生命也因女儿的出生得以传承和升华。

三、以内部成长对抗外部历史

郁晓秋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周遭环境其实是非常恶劣的。这种恶劣不只来源于社会外部，也来源于家庭内部，不但亲人，甚至是保姆，都厌弃她的存在。郁晓秋最初的隐忍，就是从保姆手中磨砺出来的。虽然从小备受弃绝，她却会择善，以天性中趋向和暖的成分去填充心里的小世界。这种择善、随遇而安或者说无为而治的生命状态，完成了一个女性在特殊历史年代的成长。

郁晓秋的成长始终不能脱离外部历史的制约，但在严密的历史缝隙之中，她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小宇宙。年少时她乐于分享自己从剧院、少体校学来的招式，在少体校宣传队也乐意被人支使并心生感激。下乡插队时，她很快就和村民打成一片。上中学时，郁晓秋和几个女生成立的腰鼓队被学校收编后却没有她的名单，听说是家庭原因后，她反倒因不是本人错处而释怀。她总能避开外部历史的凄凉，以内部活力充盈自己。这种老庄式的超然态度很难和一个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少女联系起来，或许这只是王安忆的一种自我矛盾的想象。当然，郁晓秋也会反抗。她曾因别人针对自己性别特质起“S”绰号而扑上前去打耳光，自知无不良记录的她也曾跑去质问工宣队为何游行方队中没有自己的名字。这些反抗虽然不能挽回尊严，但也是对抗外部历史的一种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她是以守为攻、与世不争的。年少时，她从未因父亲缺席而对世界不满，长大后，也不因遭遇初恋背叛成为大龄剩女而自怜。这种从小就洞悉世事的悲观智慧，对于还是孩子的郁晓秋而言，有些不真实，这大概是作者为表现柔韧生命力的一种固执。

小说多次提到郁晓秋的成长。她没有母亲漂亮，也不如姐姐清澈，生长激素的不平衡让她显得粗陋。她的成长正如世间万物的成长，在阳光与阴霾中交替。与成长中身体荷尔蒙不稳定相对应的，是其意识的混沌、茫然。郁晓秋有自己的一套“茫然”哲学。无论是下乡或返城，她不积极也不消极，只是顺从历史的安排。直到爱情到来，郁晓秋才破茧成蝶。她和何民伟多年来的友谊，在返城后蜕变成爱情。直到这时两人才达到彼此眼中“好看极了”的状态，即“桃之夭夭”。诚然，郁晓秋是懵懂的，她只是无意识地去顺应历史，或者说顺应命运，去拯救历史困境中的自己。然而，她混沌未开的一己的生命力无法承担起拯救充满阴霾和暴力的历史的重任。

四、从“母女爱恨”到“姐妹情谊”

《桃之夭夭》很少正面去写男性，男性退隐成背景或者配角，只作为叙事符号而存在。小说意在从母女之间、姐妹之间以及同性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爱恨情仇中建构郁晓秋的个人历史。

在郁晓秋的成长记忆中，笑明明总是手不离烟，带着过气伶人的颓败气质。对于这个性情最像自己又代表不齿历史的女儿时，笑明明习惯以暴烈表达温情。郁晓秋和母亲曾有过翻箱底改制家常衬衣的温情记忆，母亲也因女儿遭受不公正待遇而去工宣队讨尊严。在郁晓秋插队前晚，母亲和姐姐调铺位同郁晓秋睡，虽然还是背靠背的淡漠态度，不舍之情却是真实的。“文革”后期，母亲取出解冻存款分作三份，两份存入两个大孩子名下，第三份用于调离郁晓秋回沪。这位看似冷漠的母亲，却毫无保留把存款分给了三个并不亲近的儿女。后来郁晓秋和姐夫结婚时，母亲喝了满杯之后照例骂了郁晓秋，以凶悍来抵抗内心的软弱和依恋。不同于哥哥姐姐对母亲的疏离，郁晓秋一直很在意和认同母亲。

在母亲之外，和郁晓秋相处最多的亲人就是同母异父的姐姐了。姐姐从小就对郁晓秋很淡漠，而郁晓秋把姐姐看得高，包揽家务以讨好姐姐。“文革”初期，十三岁的郁晓秋担当起“小主妇”，探视并照顾患肝炎的姐姐。在陪同母亲和姐姐一起去见姐姐亲生父亲时，懵懂的郁晓秋竟能感觉到姐姐内心的寂寞。当然姐姐也不是完全漠视郁晓秋，在目睹哥哥打她时本能地发出了尖叫，最后在医院生产时也认可了她。只是在面对凄凉荒诞的历史时，姐姐与郁晓秋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姐姐以疏远、逃离历史来保护自己，而郁晓秋则是以坚韧、混沌去顺应历史。其实，郁晓秋和姐姐早就被命运拴在一起了。当郁晓秋返城工作后，姐姐也找到了俊朗深情的姐夫，郁晓秋无法预料这样深情的姐夫后来会和自己牵上姻缘。小说还书写了郁晓秋和女友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是姐妹情谊的另一种形式。郁晓秋曾被公寓弄堂里的小女朋友家里和睦的兄妹关系所吸引，为报答友爱，她铤而走险，小女朋友却因哥哥对她产生了少年的爱情而心生芥蒂，嫌恶并疏远了她。另一女友则是何民伟的姐姐何民华，在认识何民伟之前，郁晓秋与她已是朋友，但何民华并不喜欢有人来分享自家兄弟，这像极了公寓弄堂的小女朋友。后来，这个专制的姐姐甚至不顾少年情谊，成了郁晓秋何民伟在一起的最大阻力。

关于姐妹情谊，在王安忆的很多作品，比如《弟兄们》《长恨歌》《富萍》中都有提及。“‘姐妹情谊’（Sisterhood）最早是由艾丽斯·沃克提出并在其作品中进行展现的。”“在她的很多作品，如广为国内读者熟悉的小说《紫色》中鲜明地体现了她的妇女主义观和黑人女性寻求自我解放的互助精神——姐妹情谊。”^[6]不同于张爱玲《半生缘》里将姐妹情仇写至绝境，王安忆是留有余地的。王安忆所热衷的姐妹情谊，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不乏因缘联系。“五四”女作家处于新旧转型时代，写作与自身都处于青春期。在那个具有启蒙精神的年代，致力于婚恋自由的女性，对男性多半是隔膜的，唯有依靠姐妹情谊和母女之情来填补这项空缺。“五四”以来，姐妹情谊就成为女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女性在外部世界遇挫时，一般会转向母亲或姐妹/同性寻求安慰，而非异性。这在“五四”的很多文本中，都不难找出例证。比如，冰心曾在《秋风秋雨愁煞人》书写了三个女生的梦想与命运遭际，而冰心近年被发掘的尘封多年的小说《惆怅》则探讨了两个女生在爱情角逐中的小心思小算计。更不用说凌叔华《吃茶》《茶会以后》《小刘》等女生间的相惜情谊和幽微心思了。钱锺书《围城》虽有意贬苏文纨而褒唐晓芙，但不难发现这对表姐妹之间微妙曲折的情谊。若要追踪女性之间微妙情谊的渊源谱系，追溯到《红楼梦》钗黛之间也未尝不可。不过，这一传统在《桃之夭夭》里面仿佛断裂了，而换以一种疏离、决绝的姿态呈现。

不厌其烦描写女友间的情谊怨仇，或许与上海独特的地域性有关。繁华拥挤的都市，幽微寻常的弄堂，神秘忧愁的南方气韵，与女友间绵密细致的气质禀赋其实是一致的。姐妹、闺蜜、情敌三重角色往往交织在一起。比如陈丹燕的《女友间》，将上海女子之间复杂微妙的恩怨爱恨描摹得细致贴切。王安忆在主编“三城记小说系列（上海卷）”时，选用了《女友间》来为书命名，不能不说没有寓意。在女性成长史中，姐妹情谊似乎是难以割舍的记忆。离开这一部分，女性历史也就不甚完整了。

五、结语

不同于《长恨歌》的世纪末情调，《桃之夭夭》更关注生命本身，是面向未来的写作。与王琦瑶的女性风情不同，郁晓秋是脱离了脂粉气的个体。关于郁晓秋的成长记忆，跨越了三十多年的历史，从50年代末，到“文革”“上山下乡”，再到返城，大历史绵延在女性对时间与性别敏锐的生命体验中。外部世界对郁晓秋而言充满了敌意，但这并未影响她与人为善、率真自然的天性，虽然这天性当中也含有混沌。在郁晓秋的哲学里，有一种“往下比”、自动降格的自我优越感。也许王安忆想把郁晓秋塑造成一个不论历史待她如何始终坚守着生命尊严并能拯救自我和世界的“市井观音”，但实际上她的良善和豁达更多是一种顺应命运的被动姿态。郁晓秋正是以守、非攻来承受外部历史对个体成长造成的伤痛。直到女儿出生后，“无父”的郁晓秋才找到了合法性。“在她身上，再也找不着‘猫眼’‘工场间西施’的样子，那都是一种特别活跃的生命力跃出体外，形成的鲜明的特质。而如今，这种特质又潜进体内更深刻的部位。就像花，尽力绽开后，花瓣落了，结成果子。外部平息了灿烂的景象，内部则在充满，充满，再以一种另外的肉眼不可见的形式，向外散布，惠及她的周围。”至此，郁晓秋终于告别了她曲折漫长的女儿式的成长，通过孕育新的生命，完成了母亲角色的蜕变。对女性个体成长及其所蕴含力量的认同，不仅是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质疑，也是对女性历史神话的重构，从而在想象中抵达“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境界。郁晓秋正是以其柔韧的生命力，随遇而安的姿态，在历史困境中完成了个人成长。这种弱势姿态，使得她能够疏离于大历史，在历史边缘处自由地生存。这或许就是一种纯属上海女性的如张爱玲所言的“奇异的智慧”。

（陈红：北京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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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2] 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页。

[3]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4] 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5]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6] 吕雪：《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小说〈小姨多鹤〉中的“姐妹情谊”》，载《安徽文学》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