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怎样成长的——张抗抗小传

作家是怎样成长的

——张抗抗小传

李杨杨

和大多数20世纪50年代初出生的同龄人一样，人人都是中国生活舞台中的一个角色。张抗抗的青少年时期，除了微弱的阳光，更多是坎坷，并遭遇过“文革”的苦痛。然而，张抗抗能成为一名作家，经过四十年的笔耕历练与奋斗，达到思想与艺术的辉煌，却是中国这个特殊背景与家庭背景，以及属于她自己的人生故事三者合一，成就了的。

这位一级作家，已经发表和出版小说和散文800多万字，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中国极具影响的著名作家，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三次蝉联“中国女性文学奖”，多次荣获“东北文学奖”“黑龙江省文艺大奖”“精品工程奖”，还曾获“黑龙江省德艺双馨奖”“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小说金奖”“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以及全国各类报纸杂志奖和“中国版权事业卓越成就奖”“联合国国际版权保护金奖”。她先后出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黑龙江省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第五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七、八、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字著作权保护协会副会长，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曾出访法国、美国、加拿大、德国、俄罗斯、前南斯拉夫、马来西亚、印度、匈牙利等国家，从事文学交流活动。

张抗抗说：“我大半生的岁月，都在写作中流逝；留下的文字，是时间的证人。回忆是个陷阱，常常猝不及防地将人诱入昏暗的隧道，那些丝缕状或碎片的回忆，无规则地蔓延着，徒劳地寻根问底……半个世纪的文学梦，有如沙上筑塔，起步于愚昧年代的泥淖”，“三十岁之前的文字，几乎不忍卒读：渐醒渐悟的后半生，依然在一次次艰难的蝉蜕中挣扎，每一部新作品，都是精神与文学的极地重生。”她这些肺腑之言，道出了生活之不易和创作的艰辛。

张抗抗说：“作家的个人价值，是通过作品的社会价值及文学价值而得以体现的。文学作品的价值观，直接渗透在文学的叙述语言、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的表现方式之中，文学是不可能离开价值观而独立存在的。”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永远同等重要。她说，作家一生的作品尽管艺术风格会有很多变化，“但一定会有一个不变的内核，那个从童年时期就困扰她、迫使她思考的东西，像一粒种子，顽强地沉默着，在岁月里悄悄长大，终有一日，修成正果。”

那么，研究一位作家的成长，还得从童年说起！

一

张抗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50年7月3日出生于杭州，祖籍广东新会。关于她的名字，张抗抗说：“按照我父母后来的解释，‘抗抗’这两个字，不仅因为他们相识于抗战时期，也不仅因为我在‘抗美援朝’开始的这一年夏天呱呱落地，而是父母寄希望于我，因此能获得顽强的抗争精神。由于我的名字注定要同抵抗、抗御、反抗等相联系，我想我的一生大概将会永远不得安宁。”张抗抗的父母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文青”，但在抗抗两岁那年，就跟着父母进了审干学习班。爸妈这对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因受到政治误解，被迫离开《浙江日报》。为革命做过多年记者、编辑的父亲，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去当车工、泥水工、搬运工。几十年的逆境，他对人生没有气馁，也不向任何人诉苦，这对女儿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张抗抗说：“我从小看到他那种对党、对革命的真诚和豁达开朗的性格，常常使我深深感动和难过。这对我这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女儿来说，不仅在心灵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也对我的世界观、道德观和意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生于江南小镇富裕开明人家、天性自由的母亲，单纯、善良、富于同情心和幻想，拥有丰富的文学感觉和优美的文笔；“我父亲慨叹说，她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却在新中国成立不久‘被夭折’。”她母亲青年时代也曾热爱写作，1948年出版儿童文学作品集《幼小的灵魂》。这位有志于文学的青年，由于受到丈夫牵连，改行当了中学语文教员。在逆境中，她把对生活的爱、对文学的爱，全部倾注在女儿身上。张抗抗刚会说话就开始背诗。上小学的时候，她跟随母亲一起去学校，每天步行，早出晚归，在路上听母亲讲故事、念诗、学普通话。回到家里，母亲就让她读《金蔷薇》；张抗抗说：“帕乌斯托夫斯基对自然万物与艺术的热爱，其中充满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足够我们享用一生。”她还说，“我和母亲血脉相通，她的理想破灭之后，便直接将自己的文学基因和未实现的文学梦想嫁接到我的身上了。”母亲过生日，她写诗送给母亲，第一句是：“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那样爱诗？”大概从那时起，她对文学就发生了兴趣。

读书是张抗抗生命的一部分，从幼小到长大成人，像吃饭一样不可或缺。一个作家，一般说来，其成长，除了家庭影响，与读书绝对大有关系；当然，出道之后，还得有“生活”，天才也是绝对需要的。

家庭经济不宽裕，母亲不能打扮女儿，平时连冰棍都很少给她买，但女儿的学习用品却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北京、上海来了好剧团，一定要买甲级票，带着女儿去看；回来后，要求女儿复述故事。

十岁那年，她从客人那里得到一个漂亮的日记本，就用歪歪扭扭的字把每天做的事情记下来，整整记了四大本。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她突然问妈妈：“你和爸爸常常讲到的‘点心’ （典型）为什么不给我吃呢？”妈妈吃惊而又好笑地看着女儿说“：点心（典型）是在书本里的，你长大就可以吃到了。”

张抗抗幼年最早接触的是儿童文学和西方童话；用她的话说，“文革”时期她的情感思维依然滞留于童年的天真和少年的懵懂，十六七岁才第一次阅读《红楼梦》和鲁迅，且对于这些作品的“复杂性”并不理解。但那时非常吸引她的是《西游记》，因为孙悟空的叛逆精神给了她很大的想象空间。

西湖的群峰和岩洞给了年幼的抗抗许多美好的幻想。玉泉植物园是他们全家星期天最爱去的地方，在松软的草坪上铺一块塑料布，吃着从家里带来的榨菜炒肉丝就着烤饼，接受父亲关于草木常识的严格考试，然后给母亲朗诵一首新准备的将参加电台录音的儿童诗……

每到暑假，母女便去乡下外婆家。江南水乡的拱形石桥，两岸的桑林，绿色河道两边开着的紫色小花，游到淘米箩里的小鱼……都使小姑娘充满了对生活的爱。

母亲常从学校借来许多书：《灰姑娘》《丘克和盖克》《鲁滨孙漂流记》，都是小姑娘非常爱看的书。有一天，她生病在家休息，儿童书都看完了，便从妈妈枕边摸出一本刚出版的《苦菜花》，这个三年级的小学生，就似懂非懂地看起来。小说中广阔的世界使她惊奇和神往，她觉得当文学家真有意思，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张抗抗说：“我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显示出超天赋的文学才华，1962年在第12期《少年文艺》上发表“少年习作”《我们学做小医生》及中学时代发表的几篇习作，仅仅是不算太差的作文，“早慧是绝对没有的。”在父母的影响下，她从小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以及对文字的兴趣，“觉得书籍总是慈爱宽厚地对我说：拿去吧，这里的一切都是你的。”

从那以后，她读了许多小说和散文，凡是出版的新书，只要能够弄到的，她几乎全读了。初中阶段，她喜欢《青春之歌》《红岩》《欧阳海之歌》和《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说：“这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对我世界观的奠定和文艺观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古丽雅的第四高度，对于启发我不畏艰险攀登文学高峰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我觉得文学应当帮助人们的精神变得高尚，帮助人民铲除一切自私和不道德的东西，去保卫和建设自己的祖国。”

小学五年级那年，她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了第一篇习作不久，还收到一位编辑的来信，叮嘱她千万不要骄傲。这位编辑就是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她不仅是张抗抗少年时代学习写作的引路人，也是她之后创作的老师。她考进中学后，又发表了记叙文《五彩的墙壁》和《采茶》。她较早地开始尝试创作实践，且看到了自己掌握文学形式的可能性。

张抗抗说：“政治歧视，使我很早就学会自立与慎思，懂得此生能够接纳我的，唯有那些沉默的书籍；能够善待我的，只有那个隐藏在心里的‘文学’。”她还说：“文学是我迷惘的精神轮椅和依傍，并未奢望文学能改变命运，只乞求文学给予我冰冻的心以光和热。”

二

1963年，张抗抗考上了浙江省的重点中学杭州一中。当年，鲁迅先生从日本回国后曾在此任教，现在校园里还设有鲁迅纪念亭。张抗抗高兴地迈进了这所学校，但是不久，她就感到了社会、学校对她的冷漠：班级文艺委员的“职务”被罢免了；不断地向她提出与家庭划清界限的要求。而对她多次提出的入团申请，却是考验了又考验；政治课考试，她只得了三分；政治老师认为，关于“如何同家庭划清界限”一题，出身不好的学生，答得再好也不配打五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她连参加国庆游行的资格也没有了。她过早地承受了精神压力，也过早地成熟起来。当然，那时她还弄不明白为什么社会越来越向“左”倾斜，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她感到幸运的是，在中学的三年时间，遇到好几位极好的语文教员：应守岩老师和姜美琳老师，语文课使她受到较好的教育和文学熏陶，使她懂得了祖国语言的美，文学遗产的丰富和宝贵。她的作文经常被拿到班上当作范文分析，还得过年级作文比赛第一名。她在回忆那一段生活时说：“像我这样一个被人另眼看待的‘丑小鸭’，也只有在语文老师那里才能得到一点温暖、鼓励和关怀，至今我还感激我的几位语文老师。”

那时候，学校每年都有文艺会演，她和同学一起自编小话剧参加演出，像《斗争在继续中》《地下少先队》等，这些戏表现出作者的才能和天真活泼的心灵。妈妈为自己学校编写的小歌剧《放学以后》，也被她们拿来排演并得到好评。她少女时代的爱好十分广泛，喜爱朗诵诗、演戏、音乐和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更喜爱读文学作品，特别是童话和苏联的名著。

社会、学校、家庭和书本，不断浸润她的头脑。尽管有父母、老师、同学的爱，但现实中许多无法理解的矛盾，使她决心执行“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的崇高格言。

从那时起，文学就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她确立将来一定到工农中去从事文学创作的思想；她甚至有过不念高中，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的打算。

到了十六岁，正是她狂热地接受外界思想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报上那些激烈的极左宣传，一个骇人的浪头接着一个骇人的浪头，把她卷进旋涡，又一步一步地把她从父母身边卷走。

批判《海瑞罢官》，是全国上下大批判的开始。这时，她躲进阅览室，写出一篇万言的批判文章，题目是《〈火种〉必须批判》，批判艾明之的长篇小说《火种》。尽管她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却指责作品严重歪曲了工人阶级的形象。她不是超人，和当时千千万万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青少年一样，感染了时代的通病、历史的通病。但她是个善于思考的青年，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幼稚病”经过思想的自我治疗，她慢慢走向成熟。在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时，她就讲了当年这个教训，并且说：“今天我回忆这件事，为自己当年的愚昧感到羞愧。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刚刚开始寻觅真理，就在混乱中迷航了。当我到工农中间，经过十多年的磨炼之后，我才明白当时对老作家轻率狂妄的指责是多么无知。1978年夏天，一个作家访问团来到哈尔滨，我去看望一位上海来的老诗人。没想到和他同屋的另一位作家，竟然就是艾明之先生。那个时刻，我脸红了，惶惑不知所以。我很想问他，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做过的那种蠢事，你会原谅吗？我犹豫了好久，终于没有说。因为老一辈文学家需要的不是忏悔，而是永远不再重复那种可怕的年代。”

在那疯狂、是非颠倒的最初年月，她在学校狠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狠批“封、资、修的大毒草”，回到家里，却帮助父母把所有“封、资、修”的书籍转移出去；她日夜提心吊胆，怕有人抄她自己的家；批判别的“黑六类”子女，她照样不肯落后，但又怕批到自己头上；社会上“破四旧”“大民主”的轰轰烈烈的气氛，使她产生对斗争的渴望，但又痛恨和担心斗争到自己家庭的头上。

她和当时的青少年一样，参加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大检阅。她扎着短辫，背个黄书包，整天在外边东奔西跑，抄大字报，听大辩论，看批斗会，喊口号，光阴就在这种狂热中白白溜走了。

妈妈不愿女儿这样混下去。有一天，妈妈教过的一个女学生在农场劳动时下水救人牺牲了，妈妈便带着女儿去采访，女儿的心灵被触动了。她为英雄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你只有十六岁》，并在报上发表出来。这首诗体现出十七岁的张抗抗初步形成的人生观：一个人的生命要为人民发光。

当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青少年可干的事情不多了，她便开始从家里幸存下来的书籍中寻找精神寄托。从书林里，她认识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并爱上了他们。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她是硬着头皮读完的。当时她还无法理解格里高利那样复杂的人。书本上的东西和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她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她决定离开城市，离开家，到外边去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1969年春节过后，她来到外婆家附近的水乡插队。

富庶而美丽的水乡没有给富于幻想的女孩子带来欢乐，单调平淡的农村生活很快就使她厌倦了。当支援边疆农场的名额一下达，潜伏在心里的远走高飞的念头一下子活跃起来。她迫不及待地报名去黑龙江；妈妈从“牛棚”里偷偷带给她一张字条——“我的小鹰长大了，你飞吧，飞到高高的蓝天中去练翅膀……”1969年6月，她踏上了远赴冰天雪地的征途。没有家人来为她送行，火车开动了，月台上下一片哭声，她却没有掉泪，书包里藏着一本书——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

前面是什么？她想——自然是铺满鲜花的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在上面打个滚，花粉会落在唇上……

三

张抗抗“从业”创作四十年了。她说自己起步于愚昧的年代，文学梦筑在泥沙上，当她渐渐梦醒之后，还依然艰难地挣扎在蝉蜕之中，“每一部新作品，都是精神与文学的极地重生”。

她把自己半个世纪的文学之路分成四个阶段，即“习作期”“成长期”“探索期”和“成熟期”。她不无幽默地说，再往后，也许就是她的“晚霜期”了。

1969年，张抗抗到黑龙江鹤立河农场劳动。在那里，她当过农工、砖厂工人、通讯员、报道员和创作员；整整八年，苦难的磨炼，只是为了一个梦想。然而，现实严峻而复杂，远方的黑龙江也是一样。她厌恶在艰苦和困难面前怯懦退缩的人，同时，也为当时恶劣的生活环境而感到不满。生活中缘何有那么多虚假丑恶的东西？它们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她说：“天真美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充斥了当时文坛的文化专制主义……这一切，都使我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却找不到答案。”这位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又往往因此而使自己痛苦得不能自拔。

四年过去了，她在农场种菜、压瓦、伐木、搞科研、当过通讯员……生活中有过艰辛曲折，学习和创作也有过酸甜苦辣。写字没有桌子，只好趴在炕沿上写，垫在膝盖上写。后来捡到一张人家不要的破炕桌，她在桌面上贴上鲁迅像，又包上一层透明的塑料布，每天做笔记，好像鲁迅先生时时都在望着她。她的业余写作，也颇遭别人的中伤和诽谤，什么“名利思想”“成名成家”，常常扣在她的头上。她咬着牙，顶着别人的白眼写下去。农场没有书读，读文学书还会惹麻烦，她就啃《中国通史》；只有回到杭州探亲的时候，才算回到书的乐园里。父母想尽办法借书，一家人互相传阅、朗读，还有争论不休。在假期里，她如饥似渴地读完了《红与黑》《欧根·奥涅金》《高老头》《静静的顿河》与屠格涅夫的系列小说等名著。在温暖和谐的家庭气氛里，一切不悦的遭遇都会烟消云散。文学作品不断治愈她心灵上的创伤，敲开她的心扉，使她变得更加坚强。

生活的磨炼和文学作品的熏陶，使她的个性越发鲜明。一位女友曾推荐给她一本《简·爱》看。在那位女友看来，张抗抗就是类似简·爱那种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命运搏斗的女性，为了追求平等与自立，她可以忍受最大的痛苦，做出崇高的牺牲。但是，张抗抗却说：“我不否认这一点，我愿意做一个个性顽强、意志坚定的人；但我最喜欢的小说，却是哈代的《苔丝》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个女性为反对封建的传统习俗和邪恶势力所做的斗争，使我震惊，也使我深受感动。我敬佩她们为争取自己的幸福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和信念，喜欢她们那种丰富的感情和复杂的内心世界。作为叛逆的女性，我认为她们要比简·爱更彻底。”

张抗抗所处的生活环境，与同龄人相比更多了几层苦痛。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因为父母蒙冤，她也跟着倒霉。来自学校和社会的伤害，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她过早地承受了精神压力；而在北大荒的日子里，除了饱尝知青的艰辛之外，她由于轻信和幼稚而和一位同去北大荒的杭州知青结了婚，希望能以此摆脱连队的集体生活。但愿望破灭，现实令人失望，她很快下决心离了婚。这件“出格”的事情，使得她备受争议和歧视，精神上的压抑和折磨达到了极点，她只能在文学中寻求安慰和解脱。磨难愈烈，抗争愈强，这就是人生最普通的哲学。她不甘于命运的摆布，敢于追求美，追求爱，追求光明，拼搏向上。十年“文革”大乱的滔天洪水，并没有把她淹没冲垮。

20世纪70年代初，她开始尝试写作。但那时没有任何美好的“前景”在等待写作的人。她说：“其一，‘文革’期间所有的作家全都被打倒了，作家这个称呼也被取消了，代之以‘革命文艺工作者’，而真正能够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何其遥远；其二，‘文革’中连稿费都被取消了，不可能以写作改善生活；其三，想通过写作改变身份回城工作，户籍指标、名额哪里来？完全不可能。排除了这些直接的功利目的的话，写作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种纯精神的需求。当我逐渐发现自己能够写作，报纸上开始发表我的短文，文字尽管很幼稚，内容也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的影响，但我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我的生活就有了方向和目标。我的写作始终在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色彩与品质’。”尽管“四人帮”以“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招牌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埋葬了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也蹂躏了一切优秀的作家。爱好文学的青年想要写书，只能在荆棘丛中悄悄地向前摸索。她明知走上这条道路的后果，但她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知青，被强烈的创作欲望冲动得不能自已。

1971年9月，林彪倒台时，张抗抗正在杭州探亲。尽管人们沉浸在兴高采烈之中，但政治空气依然咄咄逼人。不过，她却毫不灰心，坚信前面一定会有春天。翌年初，她写过一篇《北大荒早春的歌》的散文，表达了她当时痛苦挣扎的复杂情感。1972年夏天，张抗抗在砖厂劳动，以她亲身的经历，写成小小说《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篇小说是她“文革”写作的开始，小说的“烛光”虽短，却照亮了她在北大荒朦胧的暗夜。关于这篇小说，她说没想到历史竟有如此吊诡之处，迷惘的文学，竟然拯救了她。文学给了她慰藉与温暖，使她收回了尊严，并以正当的名义诱使她自由地发表作品。张抗抗说，那时人人熟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写作的宗旨；来到北大荒以后，她总想把在农场的生活和战斗经历描绘出来。“那时候‘作家’的称号虽然已被消灭，但‘革命文学’戴着革命的面具摇旗呐喊，并以崇高的名义，要求我屈从宣传，顺应时代潮流，我的文学起步就这样被纳入了体制轨道。”

从1973年夏天开始，她着手准备素材，酝酿提纲，想试一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1974年春天，她回到杭州治疗甲状腺囊肿。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全力以赴，投入长篇小说创作，两个月写了二十多万字。稿子还没有誊清，就因劳累过度而高烧不退，住进了医院。一天，她正在堆满书的床头量体温，两个陌生人拎着一筐苹果走了进来。他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特地从上海赶来，一边安慰病人静心养病，一边悄悄向她母亲要去了小说原稿。编辑回上海后，很快表示希望她继续认真修改，并向农场给她请了创作假。她出院以后，又用三个月的时间，写完了第二稿。接着，又去上海修改定稿。一部长篇小说，从初稿到出版，仅仅用了一年时间。

“编辑谢泉铭和陈向明是两位严格的老师，常常是前一天改完的一章交给他们，第二天又退回来。他们的文学修养高，又善于辅导，不断启发我挖掘生活素材。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怀念和感激的两个人。”

张抗抗的小说由于表述了对“文革”叙事模式的认同，便得到了“文革”主潮的接纳，使她迅速成名。

这部描写知识青年在黑龙江农场生活的长篇小说，取名《分界线》。它反映了张抗抗在长期正统教育下所形成的一种政治信念。她看到年轻人在逐渐分化，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农场办场中存在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与知青中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纠葛在一起，出路究竟在哪里？作者试图用自己的政治信念给复杂的生活一个答案。她在作品中赞美了脚踏实地、搞农场建设的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是主人公耿常炯，他是个实干家，在战胜涝灾、洪水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高尚精神和思想品质，令人感动。1975年10月，发行量巨大、反映黑龙江农场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分界线》问世，为她赢得了文学之路上的最初声名。小说出版后，她写过一篇《在生活的激流中》的创作体会，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主题是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倒是对当时“主题先行”一类文艺理论的有力反驳。

关于这部作品，张抗抗后来反思说：“这部小说最大的误差，似乎不是它反映生活是否真实，而是它仅仅凭着青年人一种善良的愿望，去呼吁人们分清真理与谬误的界线，而当时，我本人对这种界线也是模糊不清的。我在小说中鞭挞了口头革命派，但作为具体的人物形象，却是不准确的。我批判了一个故步自封、因循守旧、不懂生产而又看不到青年力量的干部，但我无法从根本上指出这种错误的根源。这部小说出现在历史转变的前夕，由于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它没有揭示出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够真实的……也许我那时过分重视‘浪漫主义’，而使人物过于理想化，这是极左文艺思潮时期文学作品的通病，应引为教训。”

《分界线》作为“练笔”，使她尝试了长篇创作的甘苦，这对张抗抗是重要的。但在文学的文本意义上，《分界线》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虽然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语言、结构等等，都有其特色。但是，大概研究者少有人注意到这部长篇，这正像很少人关注谌容早期的长篇《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一样。

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她的创作就进行不下去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她苦恼，使她难以动笔。她说“：我祈求社会进步，希望变革，对旧的‘传统势力’我无所留恋，希望看到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可是，这种变革的希望在哪里呢？我摸索着，寻求着，一遍遍，一次次，每到那不可逾越的高墙面前，只有退回来……”

一个作家的崛起，绝非一日之功。张抗抗就是在不断的探索中，认识社会，解剖自己，提高自己的；真正的“分界线”在何方？也许她还未意识到，但是，真正的“分界线”，已经不远……她回到农场不过三个月，所祈求的变革真的到来了。“四人帮”的垮台，迎来了祖国的新生，她也迎来了创作的新生。

她最初发轫于“知青文学”，写北大荒“老三届”那代青年的追求与痛苦，揭示那场革命给这一代人留下的难以治愈的创伤。虽然《分界线》是张抗抗迈上文坛的重要一步，但在她后来的岁月里，回望审视那些“作品”时，总是深怀愧疚；她说：“无论我有多少理由可以为那个时代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生辩解，但它们都经不起更多的追问——我为何去写那些‘文学’呢？我少年时代读过的那些好书、血液里流动的那些文学因子都哪儿去了？我是如何丧失了对真假善恶美丑的辨识力？我必须正视自己，承认自己除了潜意识里对成功的向往、对虚荣的渴慕、对孤独的恐惧，还有本能的自我保护、趋利避害、平庸愚昧，以至于不自觉地用笔说了假话……”

当时，农场生活中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并不多，当别的女孩都在织毛衣时，她却在削铅笔；人家在扯皮聊天，她却在做笔记；每逢假日，连队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串门玩耍，她却趁此良机静静地写上几天。

1972年冬天，她曾主动要求参加伐木队，进了久已向往的东北大森林——小兴安岭。每日清晨，她起得很早，事先磨好斧子，上山就拼命地干起来，一天任务半天完成，余下的时间就看书写作。那黑暗的帐篷，杨木杆儿搭成的床铺，烤不干的棉靰鞡，对她都是那样亲切。当湿漉漉的树干在她枕边发出嫩芽的时候，诗情画意便从她的笔端流淌出来；她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散文《大森林的主人》和短篇小说《小鹿》。进入新时期后，由于头脑中翻江倒海的深刻反思，创作思想和文学价值观的提升，她的创作不断超越自我，拓展文本的书写空间，其创作开始了真正的转型。

1976年6月，张抗抗从上海回农场途经北京小住，了解到天安门“四五”事件的真相，大梦初醒。翌年初春，她在《黑龙江文艺》上发表了散文《迎新》，表达了祖国和人民在经历十年动乱之后，迎接新时代来临的激动心情；1977年6月，她离开生活了八年的农场，走进省文化局在哈尔滨黑龙江省艺术学校开办的编剧学习班学习。这两年，她读了很多古典名剧和近代优秀剧目，却没有写出一个拿得出的剧本。第二学期，她尝试写了个电影剧本，第三学期写过一个多幕话剧，都失败了。张抗抗说：“失败的原因，看来不单纯是技巧问题，而是我的创作思想没能突破禁区，还在老框框里打转转。”从1972年至1979年，尽管她的创作有了质的升华，但是，这依然只是她的习作期。

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我国的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许多老中青作家都在展翅飞翔，新形势的发展鞭策着张抗抗。在北京、上海、杭州的良师益友常常写信给她，给她带来各种新鲜思想。她的父亲，对于女儿的创作思想比别人有更多的了解，他尖锐地批评女儿，指出她的弱点。对此，她说：“我是一个固执己见、自信而又骄傲的人，对这种批评经常不服气，就在信上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论战持续了很多次，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用心良苦而技法蹩脚的画匠，总想回避模特儿本身的缺陷，把他画得太美，结果反倒不像。”父亲抓住了女儿的要害，女儿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终于，这位年轻作家的创作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常说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某些本质方面，可是我们的小说中所描写的现象，都是虚假的，变了形的现象，还能反映出什么本质呢？我们就这样背叛了生活的现实，成了一个说谎的孩子。”对于她过去的创作，她说：“这些习作虽然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但却过于浅浮。”1977年上学后两年的寒暑假，她频繁去北京，与外界的来往密切。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两年是她人生“涅槃”的两年。

“一位作家应该有个人的立场，文学绝不是什么驯服工具；懂得这一点虽然有点晚，但是足够我一生遵循。”这便是照亮她一生不断探索前行的文学观。不到三十岁的张抗抗，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非常时期，终于跳出无形的缚绊，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于是，创作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思想革命的标志，就是《爱的权利》的诞生。

1979年，她创作了新时期第一个短篇小说《爱的权利》，经茹志鹃推荐，发表在当年的《收获》杂志第五期。这是新时期文学中，张抗抗写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农场八年，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但最艰难的不是物质生活条件，而是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自己对于文学事业的热爱得不到理解的环境。我从谣言和中伤中走过来，伤害我的人有的是因为忌妒，有的却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必然。我由此深深憎恶扼杀一个人纯真的愿望和感情的那种世态，《爱的权利》就是从我自己这种感受出发写成的。”关于这篇小说，她还说：“‘爱’是个范围很广、含义很深的圣洁的字眼。我的同伴们都有过对于自己未来的甜蜜的梦，他们有过自己的爱好、兴趣、愿望、理想。但是，‘文革’这十年中，许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忍痛抛弃了它们。人们常常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人，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事业，爱情与社会的冲突、与环境的冲突，依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因为爱人民、爱祖国，所做的一切事都会被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普遍的、最可悲的是，爱情竟成了可以用物交换的廉价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并没有立即恢复对生活的热情，愤怒和眼泪依然存在，阴影并未在人间消失。这到底是为什么？频繁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权利。阴影不驱散，新时期阳光便透不进那些创伤深重的青年人的心胸。我是用我心中对‘四人帮’及封建残余的仇恨来揭示这个主题的。在塑造舒贝时，我倾注了我心中全部被新时代唤醒的爱。如果没有比常人强烈得多的爱憎和鲜明得多的认识，作品能给予别人一些什么呢？”这篇小说能够引起反响，获得成功，原因就在这里。

从此，她的笔一发不可收拾了，在短短一段时间里，中篇、短篇、儿童文学作品、散文、杂文不断产生出来。1979年6月，她调入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80年6月，她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这一年，她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学习。接着，她又发表了“表现了我内心萌动的人性之光，呼唤人的尊严”的短篇小说《白罂粟》和《夏》，以及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其中《夏》获得了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淡淡的晨雾》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这一组作品影响广泛，是她进入中国文坛的“洗礼”，意味着她与“文革”文化的告别！张抗抗说：“在我的文学观得到初步清理之后，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四

1980年春，乍暖还寒，张抗抗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学习。这个讲习所肇始于1950年，是丁玲为主任委员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前后举办四期，1958年停办，1980年恢复。1984年更名为鲁迅文学院。

这次为期三个月的进修，堪称最后的文学盛宴。4月1日开学，为期三个月，学员32人，他们中有竹林、王安忆、蒋子龙、贾大山、申跃中、韩石山、王宗汉、王士美、张林、刘亚洲、张抗抗、高尔品、陈世旭、乔典运、叶文玲、刘富道、古华、陈国凯、杨干华、孔捷生、叶辛、莫申、郭玉道、戈悟觉和艾克拜尔·米吉提。

张抗抗说：“严冬刚过，寒意未消，暗流涌动波澜起伏，各种新思潮纷至沓来。”学习期间，给这些年轻作家授课的都是文学大家，他们是丁玲、周扬、萧军、曹禺、吴组缃、冯牧、秦兆阳、王朝闻、沙汀、袁可嘉、王蒙、刘宾雁等。这些人们久仰的文学大家，全是“文革”劫后余生的文学前辈。这次终生难忘的“最后的文学盛宴”，不仅张抗抗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她的感觉是：解放了思想，解放了文学，“我觉得自己心里蛰伏的情愫和灵性全都被唤醒了”。

张抗抗是一位嗜书如命的人。那时弗洛伊德、尼采的著作，已经为她“打开了一个从未涉足的潜意识王国”；与此同时，她也在“异化”理论中找到了时代变革的思想依据。“当时出版的所有先锋文学译作我几乎都读了，尤其喜爱加缪和卡夫卡。我已敏感到文学的又一次‘告别’即将到来——告别‘革命’，也告别过往的自己。”

1981年，《收获》第三期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北极光》，赢得了如潮好评。对于这篇小说，不少评论者都认为作品表现了青年一代在新时期的迷惘和希望，但是，张抗抗自己则说，她那时因为受了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试图在作品中探讨现实的‘无’和观念的‘有’之间的关系……那不是单纯的文学技巧之变，而是意识和观念之变，是走向开放的中国文学绕不过去的山峦。这些振聋发聩的新理念，极大地影响了我后来的创作。”

20世纪80年代，她从“实习期”进入“成长期”，也是她成长的关键时期。198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这部长篇从女主人公肖潇的外视和内省的心理活动两条线索，“打破时序，超越时空，忽实忽虚、忽梦忽幻，一任心态的流动”，深层地传达作者对社会、人性的哲学思考。“这部小说以亦真亦幻、现实与意识流交错的个人叙事，表现人对自身善恶的辨识，它超越了‘知青文学’的苦难和伤痕，进入到对‘人’的本质的探究。这是我在新时期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我文学道路上的里程碑。”张抗抗如是说。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文化热”已成气候。但是，这时候，她最关心的是自己应该如何“成长”，“关心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我要通过写作来‘解决’自己内心太多的困惑疑虑。这些问题不解决，仅以技巧取胜，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老知青原本就没有太多‘知识’和‘文化’，如果连‘思想’都没有，我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她回顾自己的写作“成长期”时用“蝉蜕”两个字来形容。她说：“我犹如在不断地蜕壳，脱去了笨重的冬装，换上了清爽的夏装，再穿上华美的秋装……更重要的是，我心里的‘硬茧’开始软化，‘茧子’里的蛹开始化蝶，意味着我的作品从形式到内容的双重蜕变。”

这位青年作家的成名作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在1979年第三期《收获》上发表后，即被六家出版社分别收入年度小说集中。1980年，她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小说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悠远的钟声》《鸡蛋里的哲学》《夏》《白罂粟》《飞走了，鸽子》《去远方》六个短篇小说和《地下森林断想》《天鹅故乡琐话》《云中谁寄锦书来》等数篇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的《短篇小说选》收入了她的《白罂粟》；1980年三月号《收获》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收获》丛刊第一集收入了她的《淡淡的晨雾》，并以此为书名。《夏》被评为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被评为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此篇为名出了一本短篇集，还出版了她的中篇童话《翔儿和他的氢气球》等等。

从1980年下半年到1981年初，张抗抗的名字引起了文坛的广泛注目，《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文艺报》《小说季刊》等报刊上，陆续可以看到对这位文学新人及其作品的介绍与讨论。评论者说她的作品“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显示了对不合理事物的谴责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她的作品“多数都在读者心灵中激起了共鸣的波澜”；《北方文学》还特辟专栏对她的短篇小说进行了讨论。

多年的大动荡创伤了人们的身心，但在灾难里，生活中的高尚、纯洁、勇敢的美好事物依然存在。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基本上恢复了平静的生活，然而这场“革命”带来的后遗症，仍然危害着今天的社会；新时期，又产生一些新问题，紧迫地摆在人们面前，但是许多新生的、美好的人和事更多地出现了。面对现实，张抗抗严肃地思考起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她的同龄人。

在张抗抗的小说里，主要人物多是富有个性的青年，故事多是发生在当下。《爱的权利》透过一个音乐家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不仅描绘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专制年代的遭遇，而且写出他们的美好品德。重点还是写三个年轻人：姐姐舒贝屡遭挫折，受伤太深，当光明真的到来之时，她变得麻木的心还醒不过来，拒绝深深爱恋着的人的爱情，并阻碍弟弟爱好音乐，她仍然固守自己的信念——一切都不能爱；弟弟舒莫，勇敢地“加入了‘异教徒’的行列”，他坚持爱好，准备爱一切值得爱的东西；姐姐的男朋友李欣，思想敏锐、深刻，对待生活既有诗人一般的热情，又有哲学家的理智。这个故事里没有更多的悲欢离合的情节，也没有把社会的弊端丑恶简单地摆给读者，而是通过三个青年人思想的冲突，从更深的角度开掘人性、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等重大问题。长达七万字的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描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被错划成右派已得到改正的思想家荆原，被邀到大学讲演，由此掀起不小的风浪，不同人物在这场风波中充分表露出自己的思想面貌；荆原经过二十二年的苦难，失去了家庭、妻儿，但他深邃的思想、正直的品德、磊落的心胸，却磨炼得更高尚了；这个过去被人踩在脚下的人物，在新时期又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的两个儿子却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大儿子郭立柽由于屡遭打击，在政治风浪中学会看风使舵，变成唯利是图、专门整人、连起码的父子之间的人性都丧失殆尽的政治小丑；而前妻罗阡也成了没有独立人格的依附者。这些被异化了的人物，表现出当代历史的一个侧面。罗阡的小儿子郭立楠，与荆原并无血缘关系，但在他身上充满新时代青年的朝气和勇敢；而郭立枢的妻子梅玫，经历痛苦的思考之后，有所醒悟，精神焕发出新的光彩。他们是新时代积极向上的青年代表。小说通过这几个主要人物的语言行动，描绘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波澜。《夏》的故事发生在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里，岑朗，明朗、大方、热烈、浪漫，她思想敏锐活跃，有独立见解，这是作者歌颂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新型青年。吕宏是个入党多年的学生干部，她思想僵化，虚伪，居心不善，对岑朗与梁一波的友爱关系横加干涉，这不只是因为她看不惯岑朗，而是她自己爱上了梁一波。为了达到目的，她整人、报复，耍了不少手腕。年轻人由于性格、爱好的不同，而产生纠纷是很自然的，但小说揭示的却是他们在思想方法、精神境界、情操修养个性上的截然不同，表达了人们对思想解放的向往。这篇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同反响，《北方文学》从1980第十期至1981年第一期，发出八篇文章展开讨论。《白罂粟》的主人公是一个已经刑满就业的老头，作者通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失去了人的起码待遇的种种描述，揭示出他勤恳、善良、助人为乐的可贵品德。有的评论者认为：“《白罂粟》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艺术作品’。”

《去远方》是张抗抗1980年献给读者的最后一件礼物，它是《夏》的续篇，继续描绘新一代青年人的成长。故事十分简单：岑朗、梁一波和一群大学生要骑车去镜泊湖旅行，但遭到梁一波父母的反对，在两代人的矛盾分歧展开之后，岑朗、梁一波又以更高的思想面貌向前进了。

当时刚满三十岁的张抗抗，用她热情、深刻、大胆、富有个性的笔触，向人们描述了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她能深刻地认识现实生活，把握人物的精神面貌，塑造性格鲜明的形象。在她的笔下，人、景、物往往带着时代色彩和深刻隽永的哲理，这种特色又常常把读者引入诗一般的意境。她的语言爽朗明丽，富有哲理性，又充满抒情韵味。那时她的创作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例如在创作过程中，由于强烈的冲动，往往按捺不住，急切地将自己的思想塞给读者；对她不熟悉的人物，有时描绘不出更真实的生活细节；有的小说情节过分巧合，有明显的人为痕迹等等。

进入80年代之后的张抗抗，似乎没有片刻歇息。也许是因力北大荒生活积淀得太多太多，也许是哲学思维、人性、人道主义思考的激化，也许是艺术表现走向成熟，也许是新的婚姻给她带来甜美的人生，张抗抗在文学创作上再次出现爆发力。

她的中篇小说《北极光》的发表引起广泛影响及热烈争论，继《白罂粟》之后又发表了《无雪的冬天》《红罂粟》《黄罂粟》以及《国魂》《在丘陵和湖畔……》《塔》等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及一些散文篇章。张抗抗在文学上的成就使她成为国家一级作家，并担任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那几年，她还有机会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访问游历，使她的人生体验不断升华。

《北极光》话题的表层仍然是一个爱情故事。二十五岁的回城知青陆岑岑与三级技工傅云祥已办了结婚登记手续，然而她在心底厌烦他庸俗实际的人生态度。傅云祥爱问“这白菜多少钱一斤？”爱谈“结婚礼服便宜一半价钱”，她认为傅云祥及他的朋友是一群物质主义者，自己从来没有爱过他。这时她对大学生费渊生发生兴趣，此人聪明，高谈阔论，愤世嫉俗，可是不久，她发现费渊在本质上更为自私冷漠，他的“自我拯救”的人生哲学具有某种虚假性，令她倍感失望。水暖工曾储的出现，使岑岑找到了北极光。他忧国爱民，对经济改革充满理想，岑岑觉得他的每句话都在启迪自己，她真正爱慕的是曾储。陆岑岑并不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她在不长时间里，与三个男青年所发生的感情纠葛，其实是在对三个青年内在素质的比较中，找到自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过程，代表了“北极光”在不同人心目中的理解。因而可以说，《北极光》企图对人的内质在比较中进行审视和表现，具有一种激情和理想的光芒。“这一生中，你无论能不能见到北极光，它都是存在的”——“北极光”美好寓意的象征性，对青年读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由于主人公情感变化时空跨度太短，条件不够充裕，提供给读者的艺术想象力不够丰厚，因此人物形象仍未摆脱理念痕迹，作者对崇高的追求，仍然有一种政治道德的外在附加感。然而，《北极光》毕竟是张抗抗在写作技巧上的一次新尝试，将人物情感意识流化，把跳跃很大的人的内心独白与传统故事叙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她艺术追求的新突破。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张抗抗从短篇小说集《夏》（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红罂粟》（1986年，北方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集《塔》（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陀罗厦》（1991年，华艺出版社）、《张抗抗代表作》（1991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到长篇小说《隐形伴侣》（1986年12月，作家出版社），加之散文集《橄榄》（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地球人对话》（1990年，中国华侨出版公司）、《野味》（199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随笔集《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19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你对命运说：不！》（1994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及《恐惧的平衡》（1994年，华艺出版社），可谓硕果累累。

五

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中《张抗抗评传》说张抗抗“是一个特别有个性、有独特追求和自己风格的作家。对文学的那种挚爱与忠贞；那种自信、骄傲而又永不满足的对文学内容形式的求索；那种顽强表现自我的强烈的主体意识；那种对现实的敏感、执拗和反压抑的抗争精神，张抗抗正是由这些层面结构而成的‘这一个’”。

张抗抗的创作中那些非常女性化的因素，几乎都是她自己亲身体验过。她不善于把自己隐蔽得很深，即使表现与她生活相距遥远的人和事，有时也是直抒胸臆。她紧扣青年的生活，“从他们的历史创伤与现实际遇中寻觅与自己个性心灵相契合的主题”。无论散文还是小说，都充满强烈的爱与憎，那属于张抗抗特有的感情比比皆是。难怪在她的小说系列中，主人公往往是青年女性。这一点上体现出一个女性作家的特点。另一方面，张抗抗文学创作的理性思维十分突出。前期作品往往是直露胸臆，后来则是透过人物内心独白、梦境、意识流等更复杂的手法表现出小说里深刻的哲学内涵。她说过“哲学是文学的底肥”，“如果没有对现代艺术真正具有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理解与把握，以及对人生、生命和自我意识在本质上的认识，所谓作品的‘突破’仅仅是一种虚假的表象。”这一点不像一般女作家的气质，但是，这是她的高度。

反映张抗抗创作深化具有更高美学价值的作品当属她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这部至今被先后N次印刷，具有七八种版本、被认为具有自述传色彩的长篇小说，在艺术上也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模式。1987年8月29日张抗抗曾在《文艺报》上发表长文《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深刻阐释这篇小说的创作思想。开篇便说：“近年来，我越来越多地思索着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人为什么无法摆脱那种与生俱来、由始而终的痛苦；真善美作为一种美学理想普照人类，然而三者真正达到过内在的和谐吗？人追求真实而真实永远是地平线吗？在对于人的观念一次一次重新思考中，我想为人的灵魂写一部小说。”这就是小说创作的动机。她自己解释这部小说“绝不是一部反映‘文革’十年的作品，也无意再现北大荒的知青生活，更不想探讨爱情与婚姻的道德观念。尽管我的小说在取材上涉及以上几个方面，但我更希望它是一个大容量和高密度的载体，在通往广阔的宇宙空间的进程中完成对自身的超越”。小说的脉络大致是这样的：一对在“文革”初期相爱的红卫兵陈旭、肖潇满腔热忱从家乡杭州来到北大荒。陈旭看破红尘、玩世不恭，他以机敏、强悍、自信、欺骗的态度对待时世，裹挟着单纯天真的肖潇闯荡于艰苦之中，终于在北大荒结了婚、生了子。但婚后不久，两个人的精神追求相距越来越远。肖潇看不惯陈旭的消极、怠惰、酗酒、恶作剧，对他的撒谎恶习更是不能容忍，终于从爱到不爱，酿成离婚的结局。也恰恰在离婚之后，肖潇摆脱了陈旭，却恍然发现自己也是虚伪的、隐有恶念，周围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有伪装、欺骗和撒谎行为。小说的最后，男女主人公在火车站相遇。陈旭正在看肖潇写的报道《一条河堤，两条路线》。他说：“我晓得你是不喜欢听假话的……我看如今你说假话的本事老早超过了我……你只要闭上眼睛说什么‘一条河堤两条路线’，乌鸦都变成了喜鹊，你向几千几万个读者不负责任地描绘这种假象、重复这种谎言，你还要受表扬、重用、提拔，哼，你敢说你没骗人，没有学会说谎？你，你是骗人有功啊！”小说借助另一个人物陶思竹的疯话：“就好像是，好像我不是一个我，好像有两个我，两个我叠在一道，你要往东，他就要往西，你要往南，他就要往北，专门同你作对。”来暗示每个人一隐一显地有着两个“自我”。人的欲望、恶念、潜意识如同“隐形伴侣”一样，终生跟随着每一个人。由此可知，对于张抗抗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事件，知青部落中的种种人物，婚姻爱情等，在小说中只不过是一个个载体，让它们载起她那一代“人在本质上走过的心路历程”，甚至透过这些揭示人性神秘的帷幕，引导读者对人性世界的双重性进行反思、反省。

张抗抗从这部小说中找到最能发挥其思想与艺术个性的形式。她打破了长篇小说一般传统的叙事模式，从人的主观心态出发，进行总体构建。以肖潇这位年轻女性主角为中心，拉开她的外视及内省的心理活动线索，打破时序，超越时空，忽实忽虚、忽梦忽幻，一任心态流动。让读者跟着肖潇的心理活动走，以此传达作者对社会、对人性的哲学思考。

张抗抗从1979年新时期之初，表现经历了“文革”一代的青年人极度的精神苦闷与彷徨的《爱的权利》，到1986年带有自述传色彩的《隐形伴侣》，都以其极佳的艺术素质和女性的温婉细腻，探索人的生存追求与痛苦，揭示人性及其心灵深层的底蕴，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细腻地揭示人的内心创伤和矛盾。她的作品从不被感觉和情绪所左右，那种独到的深邃理性思考，总能引导读者进入更多的思索。在创作中，她既没有陷入纯粹的思想的泥淖，又没有陷入纯艺术的追求，始终兼顾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学的伟大魅力。

六

据我所知，张抗抗是一位嗜书如命的人，小时候受父母影响，是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引导她走入了文学世界。青少年时代，读过曾经使她热血沸腾的俄苏文学《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静静的顿河》，后来深深吸引她的是令她心潮起伏的法国文学《巴黎圣母院》《九三年》《包法利夫人》等，改革开放之后，她大量接触了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例如《百年孤独》《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追忆似水年华》等欧美现代派小说。在她成为专业作家之后，更把读书视为自己必修之功，依然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读书上，不仅读中国的古代文学经典，也特别选择那些思想内涵深厚和文学性独具的外国名家和中国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比如宗璞的《野葫芦引》、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受活》等，她都会情有独钟地从头细读到尾。她家的藏书很多，她说每天看一眼自己书柜里那些鸿篇巨制，除了望书兴叹外，还有对自己极大的激励作用。她曾多次强调说：“读书对作家特别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作家既要学习书本，又要学习生活，然后从中提炼出跟文学相关的东西。现在世界发展的速度特别快，身为作家，更要注重学习，我对自己就是这样要求的。”她说她很少看电视，但她家里的十多种报纸杂志她是一定要看的。

20世纪90年代，她开始学习电脑，并写了第一部数字版的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七彩圆盘》，之后创作了长篇小说《赤彤丹朱》（199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部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的江南水乡—上海—杭州天目山等地至1979年为背景，以“女儿”的视角展开，讲述一对“红色恋人”从参加“革命”到被“革命”拒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的坎坷经历以及“我”对历史的反思。这部小说以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和文体结构，“小说的构思将叙述者与被叙述的‘母亲’合为一体，表现出真切同步的生命体验，写出了历史烙刻在‘我’身上的那个样子。”张抗抗说，“这一段惨痛而凄楚的记忆，早已超越了家族的命运，被赋予审美与思考的价值。内容涉及对‘抗战’‘牺牲’‘爱情’‘背叛’‘阶级’‘动机’‘文革’‘家族’‘血缘’‘人性’‘冤案’‘真相’等诸多词汇的解构与颠覆。”小说以“红”字为贯通全书，聚焦故事。赤、彤、丹、朱都是“红”，但它们色调不同。张抗抗说：“四个不同的红字排列组合，便构成一幅悲壮而恐怖的历史景观；‘赤彤丹朱’四个红色的汉字垂叠交错，彼此挤压，奏出一首哀婉凄凉的红色变奏曲……在那块猩红色的底版上，留下了辨不清颜色的血迹与泪痕；最后演化成一个现代的红色神话。尽管风暴与神话最终被岁月消解，但心灵的创痛仍与沉重的历史同在。”

张抗抗从小就对美术感兴趣，多年的积累，终于有了一部以艺术家的生活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情爱画廊》（“布老虎丛书”之一；1996年4月，春风文艺出版社）。这部小说构思奇异，“以一幅幅可视的绘画来表现爱情”，试图让读者参与想象，这是她的一次新奇的艺术实践。从《赤彤丹朱》到《情爱画廊》，实际上她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部长篇，为此她累得大病一场。

《情爱画廊》书写一些知识分子、白领阶层、艺术家和一些普通人对于高雅生活和爱情的向往，深刻表达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人们天性对于美德的憧憬和不断追求生之完美和爱之完美的过程。张抗抗曾说，“我早已‘扬弃’了所谓‘完美女性’的理想。完美就是最大的不完美。事实上，世界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女性。我的《情爱画廊》中的水虹，是个美丽聪慧的女人，但她‘背叛’了丈夫，用传统的道德标准衡量，恐怕是最大的不完美。”

张抗抗说，始自此时，她已有了文体创新、突破自己的自觉，不愿意让自己的创作风格定格于一种模式，更不能容忍思想与形式的重复。为此，她在90年代初期和末期，以新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变化与创新，发表了《因陀罗的网》《沙暴》《斜厦》《残忍》《银河》等多部中短篇小说。她把整个90年代，称为自己的“探索期”。她这样评说自己的创作历程：“那些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小说和散文，是岁月的证物，留在我的文学之路上。我面对它们，犹如看着生命骨血的一块块结晶体。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子，作品就是什么样子，无法重写或修改。”

七

张抗抗是当代重要的小说作家，也是重要的散文作家。研究张抗抗，绕不开她的散文。张抗抗的写作生涯是从散文起步的。她说：“我爱散文，爱读，也爱写……写散文总觉得是一种享受。”她自己将写作散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写作之初，因为写小说拿出去难发表，“思想性”的限制太多，而散文是“最少束缚的一种文体”，于是便正式写起散文。《大森林的主人》一文1973年在《文汇报》上发表，给她初期创作带来巨大鼓舞。到了70年代末，她写出《地下森林断想》，坦坦荡荡地泄露爱与憎，表现与天地山林融洽无间的情致；当她的散文创作进入第二个阶段，张抗抗说：“我已经有意无意地注意到，除了真实和自然之外，散文还必须有一个不散的‘魂’、一个坚固的‘核’，才能使文中的琐碎与闲趣，产生一种内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上升到超越于现实之上的艺术境界和智慧境界；才能在‘事’上得‘情’、‘实’中求‘虚’、‘景’外取‘意’。”从此她按照自己的散文观和散文个性去写散文，情感篇、人物篇、杂感篇、游历篇……五光十色，读者总会在她漫不经心的文字漫游中找到那个“魂”。两千字的散文《恐惧的平衡》参加深圳优秀文稿公开竞价，以千字8000元的最高竞价成交，这篇短文将竞争社会里现代人的心理通病——猜疑、隔膜，浓缩进出租车里，司机与乘客短短数分钟的恐惧关系之中，写得惊心动魄发人深思，由此可知张抗抗散文的力量。

张抗抗是一位既写小说又写散文，左右开弓的作家。有人说她的小说的光彩可能把她散文的“亮色”遮蔽了不少，其实不然，读者和评论界还是非常在意她的散文和随笔的，对其评论极佳。张抗抗自己说：“小说是我，散文更是我。虚构的小说，真实在生活的本质；而散文，本应是一个里里外外透明的真实。”所以，诚如诗歌评论家谢冕教授所说，张抗抗“是个心里万马奔腾的女孩，写作是她的魅力之一，别看她看起来文文静静，她的文笔总让人感到惊讶，她的才气像某种舞蹈一样，而且看不出一点别人的痕迹，在看似简单的表象中踢打而出，创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风格，在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间闯出了一条新路”。

自她走上文坛，从1983年至今，出版的散文集计有《橄榄》（1983年）、《地球人对话》（1990年）、《野味》（1992年）、《你对命运说：不！》（1994年）、《恐惧的平衡》（1994年）、《牡丹的拒绝》（1995年）、《张抗抗散文自选集》（1995年）、《故乡在远方》（1995年）、《柔弱与柔韧》（1996年）、《沙之聚》（1996年）、《山野现代舞》（1998年）、《沧浪之水》（1998年）、《风过无痕》（1998年）、《鹦鹉流浪汉》（1998年）、《女人说话》（1999年）、《张抗抗散文》（2000年）、《诗意的触摸》（2001年）、《我的节日》（2001年）、《天然夏威夷》（2002年）、《嫁衣之纫》（2004年）、《女儿湖隐喻》（2006年）、《张抗抗随笔》（2006年）、《张抗抗散文赏析》（2006年）、《在时间的深处》（2007年）、《悦己》（2007年）、《白色大鸟的故乡》（2007年）、《追述中的拷问》（2008年）、《张抗抗散文》（2009年）、《君子不独乐》（2012年）、《有女如云》（2016年）、《回忆找到我》（2017年）、《诗性江南》（2017年）、《书之书》（2017年）、《故乡在远方》（2018年）、《仰不愧于天》（随笔集）（2018年）、《瞬息与永恒的舞蹈》（2019年）、《散文精读——张抗抗卷》（2019年）、《南方》（2019年）、《北方》（2019年）等四十余部，几乎每年都有一部或多部散文集出版。

从20世纪80年代起，其散文《橄榄》《地下森林断想》《峨眉山启示录》等，到90年代之后的《牡丹的拒绝》《仰不愧于天》《雾天目》《红树林思绪》《无法抚慰的岁月》《感悟珍珠港》《走过莺声地板》《骑兵军飓风》等，用她自己的话说，“应该承认自己还是写了一些有意思的散文和随笔”。“散文坦诚率真，行文散淡散漫，无须搭建故事人物合理的逻辑关系并进行虚构和编织；散文总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发现，散文之眼的目光，射向事物的深处；以散文特有的精致与优雅的语言，来传递表达自己的发现和感受。若说小说中的‘我’隐没在故事后面，那么散文就是一个站在前台的‘真我’。小说若是‘旁白’，散文就是‘独白’；小说是写给他人的，而散文是写给自己的。若说小说中的‘我’隐没在故事后面，那么散文就是一个站在前台的“真我”。小说若是‘旁白’，散文就是‘独白’。小说和散文两种体裁的妙处，让人各有所爱。”这是多么精彩而哲学的对于小说与散文的形象阐释啊！

这是她对散文认知的不可小视的真知灼见。她的散文、随笔和创作杂谈，诚如她所言，“都是自己过往历史的真实产物”；“尽管它们都是个人生活的真实记载，或者属于回忆，属于历史，虽然轻微而渺小，但它们印证的都是时代的刻度”。

进入21世纪，对张抗抗散文的好评如潮，散文研究家王冰发表在2006年《美文》第1期上的《在人性中沉稳与升华——张抗抗的启示》是无数评论中令我赞赏的一篇。王冰说：“人性的开端其实与哲学的开端是一致的，都包含一种或善或恶，或崇高或卑微的意识，它就像人的脊背，承载着谦恭、忠诚、高洁、无畏、宁静和平和等诸多品质……人性的浮沉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位置，一种高贵、自尊、温和、具有爱意等人性的丢失，无论如何也是对人而言的一种灾难。作为一个艺术家或作家，首先就是从人出发，从人性出发，在对艺术或作品的凝望中，去打磨自己和别人的心境，使之沉稳与坚定。张抗抗的散文是在精神的提升和美的建构中，即在人类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对人性和他人的终极关怀中，以其审美的态度、超越的精神来观照人生，透视自我的，这有利于帮助我们的心灵摆脱本能和物化的压迫。”他用张抗抗的自问自答展开对其作品的评论：“谁将带我走？要去哪里？我为什么希望被人带走？我难道需要被别人带走吗？我是否真的会跟那个人走？最后究竟是谁带走了谁？”张抗抗答：“是生活本身，引领着我的思维与笔，在行走。”

张抗抗文笔潇洒，揭示人的心灵波涛，笔下不仅闪烁着思想的火花，还总是洋溢着魅力无穷的诗意。在她的散文中，可以随时捡拾到经典美句：“我们一直在试图往前走。前方或尽头，究竟是什么在等待，我们并不真正清楚。那是人类难以把握的未来，我们只是希望和期待，它也许或者至少能比昨天好些。”“所以时不时需要回头看看。阳光若从前面来，只有回头才能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影子。”“许多年过去，多少往事都被湮没了，我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些故事。岁月像是一条被荒草掩埋的小径，直觉告诉我，拨开那些荆条杂草走下去，前面一定会有废墟与人迹。尽管那个年代似乎已经十分遥远，却又分明就在眼前。回忆往事不都是为了怀旧，而是因为往事仍在继续，从未在根本上了断结束。”

“张抗抗的散文从回忆出发，拎着一个人性的口袋行走在往事和现实之间，对人性中的恶进行贬斥，对人性中的善力求张扬，不断拯救因邪恶而扭曲了的人性，试图把处在灵与肉矛盾冲突困扰下的人们，带进自由理想的境界，实现了人性的升华。”王冰说，“张抗抗的散文体现了一种自然的人性之美，加之其散文题材的日常化、平民化，散文表现手段的圆熟凝练，使她的散文以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直接冲击着我们，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有一股不断升腾的激流，这是一种人性的光辉。镇定自若，气若闲兰，在浅谈细语中赋予了我们一种存在的希望。”王冰还说，“张抗抗是从风光旖旎的江南，怀着青春的热情、豪迈的热血、无限的激情，走到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间的，因此在她执着的写作中，必然有两种声音或清晰或含混地追逐着她：一种是从她背后而来的江南风韵，一种是使她成长成熟的北大荒的粗犷，而她却能娴熟地在中间取得一种协同感，把自己的精神和所抒写的事物的主题意蕴结合起来，这为她的散文写作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契机，可以使她的写作极大地避免世俗化、平面化、游戏化和批量复制等写作的诸多顽疾。”张抗抗的散文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始终把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作为构成她理想人格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冰吃透了她作品的精神世界，所以他能发现其涤荡到我们内心的散文作品的这种互补与融合的神态、意态。张抗抗的散文是自然化的散文，是生命纯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人生修养的极致；是一种更为广泛和深刻的人性显现，它在作品中体现出的当然首先是对人的关注、关心、关怀。

八

张抗抗的作品以及文学观，到了21世纪才算基本定型。她说，从2002年起，自己才真正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

2002年是个什么年份？那一年，她出版了长篇小说《作女》。21世纪以来，她陆续有中篇小说《请带我走》《把灯光调亮》、短篇小说《干涸》等作品问世。《干涸》获得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把灯光调亮》获得2017年“上海文学奖”“小说选刊奖”“黑龙江省文艺大奖赛中篇小说一等奖”等多种奖项。这期间她一直在进行那部有关80年代的长篇小说写作。

回头说《作女》，这部小说终于被人们视为“女性文学”。80年代她曾说过，当“人”的尊严还没有得到的时候，谈何女性之尊！“到了新世纪初，我终于有一点时间和心情，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女性观。我很高兴自己能够提炼出‘作女’这一现代都市女性的特质，以此来表现女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过，她还说，“《作女》是一个句号，意味着我对形式、对市场的探索就此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已年过五十，应该去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作品了。新世纪是我文学之路的新开端，因为我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为此我已准备了五十年。”

2005年，作家出版社将《隐形伴侣》编入“重温经典丛书”；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她的《赤彤丹朱》《情爱画廊》和《作女》三部长篇同时纳入“共和国文库”。这显示了她的作品的分量。

时光，看似美好，实则异常残酷！它以不慌不忙慢腾腾的脚步，却快过我们的“高铁”和飞机的速度。2006年，张抗抗当选第七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至今已连任三届。在接受采访时，她说：“创作好作品高于一切，好作品是最高的荣誉；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作品写好！”这是她永远不负众望的追求。她还说：“我会一如既往地关注生活，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对于文化艺术的公益活动将尽力而为。”从那时起，她便开始了创作前的准备——“搜集资料、读书、补充采访、提纲……这些工作整整持续了一年多。从2007年夏天，才开始新的长篇初稿的写作。”作为一位作家，既要具有深邃的思想高度和对社会生活认识上的高度敏感，更要具有审美的艺术感觉和艺术素质。张抗抗的家庭和自己的生活铸就了她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优势。在性格上，她既有女性的温婉细腻，又有特有的自信与刚强。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后辉煌时期和21世纪初中国文坛的代表作家之一的张抗抗，她从北大荒起步，其文学创作跋涉至今，却不肯停下来；她依然锲而不舍，以敏锐的艺术嗅觉，在感觉时代运行的脚步声中寻找人的尊严与价值，刻意追求作品的艺术风格，建立与完善思想的深度与哲学意蕴。她在2018年末出版的《张抗抗文学回忆录》的“自序”里说：“写作不是我的全部生命，而是我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在文学中日臻完美，从而成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有尊严的作者。”她还说，以后的日子，我也许还会继续流浪，在这极大又极小的世界上，寻觅着、创造着自己精神的家园。

1995年2月10日初稿

2019年8月8日三稿于巴黎

（李杨杨：北京语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