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女性写作的镜像突围与困境：触感之道
刘军茹
摘要：“新时期”女性写作在与男性话语“合谋又冲突”的艰难涉渡中，努力突破男性凝视中的女性镜像，而体现女性生命体验的触感书写则充满了裂隙与困境。而触感之道，则指向爱的责任中建构自我与他人的共情关系。
关键词：新时期 女性写作 女性镜像 触感
“新时期”文学肇始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后继的文学实践也表现出与同时期现代化变革基本一致的维度和情绪，灼照未来的宏大叙事给予了视觉充分的信任和依赖。我们瞩目“伤痕”“反思”“改革”“寻根”这一进化链条上依次衍生的被文学史重点叙述之小说文本，最先感受到的依然是那凝视的眼睛。刚刚走过雾霭迷泽的人们，首先睁开了眼睛，凭借眼睛——“最可靠的感觉”[1]——来感知世界、认识自我以及他人。而这一时期的男性作家率先以“班主任”等“历史的主体和获救者”[2]的姿态浮出地表并观察女性，从而呈现出某种单向度凝视下的理想的女性镜像，正如约翰·伯格《观看之道》中对欧洲裸像油画的分析：“‘理想’的观赏者通常是男人，而女人的形象则是用来讨好男人的。”[3]作为被观赏被凝视的对象，女性作家在其自身生命经验的书写中则表现出更繁复更斑驳的色彩。对此，戴锦华在其新时期女性写作研究的奠基之作《涉渡之舟》中已经敏锐地指出：“事实上，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深刻的文化转型之中，女作家群成了这一文化、话语构造相当有力的参与者。……新时期的女性话语亦相当繁复地与主流（男性）话语呈现出彼此合谋又深刻冲突的格局。”[4]
一、女性写作之镜像突围
不可否认，中国小说诞生之初的女性镜像就有着明显的男性凝视倾向。《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里的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杨玉环等，一个个痴情而浪漫的女子，为爱一往情深，但隐含的却是男性欲望的窥视、想象和慰藉；《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着墨并不多的几个女性，无论是貌美聪慧的貂蝉、大乔、小乔，还是深明大义的孙尚香、糜夫人，或者淫荡放浪的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等，作为标签性的存在更像男性身份的点缀；到了现当代文学，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吴妈、单四嫂子、爱姑等这些被压迫的柔弱女性，以及《伤逝》《二月》《青春之歌》中的子君、文嫂、林道静，有了些许个体生命的觉醒，但她们仍处于服从者、听命者地位。总之，中国小说/男性书写所呈现的女性镜像即女性作为传统道德和美的化身、仁爱慈祥的抚慰者而成为男性的最后避风港。“落难书生与多情小姐”的故事也成为传统小说中的常见题材。而我们进一步考察新时期小说，在新的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下，作品中出现了大量不同于传统的女性“新人”形象，[5]女性似乎被赋予了新的社会政治属性和时代标签。但细细读来则会发现，根本性的传统女性镜像其实并没有大的改变。“新时期”小说尤其是伤痕、反思小说中广泛存在的救赎意识，有着明显的工具属性，即女性是救赎男性的工具。比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叶辛的《蹉跎岁月》、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路遥的《人生》、张承志《黑骏马》等等。这些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大都贤惠体贴、善解人意、丰饶坚忍，“以她的母爱、自我牺牲，乃至仅仅以女性的身体从灾难与劫数中托举起落难的男人，修复他的伤残，显影并填充在灾难岁月男人记忆的‘黑海’之中。”[6]反观罗群、秦书田、许灵均、章永璘、高加林等男性形象，或体弱多病，或蒙冤落难，从男性对女性/母性的凝视来看，他们事实上也承认了自己的弱势，认同了女性力量的伟大和持久，但吊诡的是最后作为历史主体存在的却是男人，而无私奉献、创造救赎的女人却被排除在外。或者说，女人仅仅是为落难书生提供物质食粮或遮风避雨的临时住所，是促发男人成长成熟的阶段性工具。可见，中国传统女性镜像的关键性特质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即女性仍然被想象为男性心灵复原的慰藉所、栖息地、滋养源，甚至最后的养生之地、遁世之所、占有之物。女性被男性目光赋予的这种属性和功能，也镜像般映射着男性的风度，即他们在政治现实面前受挫之后，或者从女性那里寻求心灵慰藉，或者以女性自况，并通过女性的美好品德来凸现其他男性——现实权力掌控者的卑污和龌龊。因此，女性既是他们的自我观照、移情之对象，是男性目光有意制造出来的美好品德，同时也是他们的占有之物，男性欲望需要美好女性的抚慰和关怀，这仍是一种单向度的占有式的男性凝视。凝视的眼睛一直亢奋地向前寻找着、膨胀着、占有着。但与此同时，一些女性作家则开始有意或无意地调整姿态、艰难涉渡，试图突破传统的男性凝视镜像并寻找更多的话语可能性。
《东方女性》中的林清芬面对丈夫突如其来的婚外情，她与情敌方我素从憎恨、排斥、焦虑到互谅互助，慢慢地走入彼此的内心。而故事的男主角却始终是缺位的，刚一出场就被下放到农村。可见，面对艰难时世，男人是无法与女人共同承担的，是被摒弃的。三个人相遇的一幕则干脆让男人闭上了眼睛：
他（余大卫）看见我（方我素）抱着孩子走到他面前时，竟如同垂死的人一样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敢睁开……这时，我听见她（林清芬）小声地叫了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只见她朝我伸出双手，张开了那双抖瑟着的粘满面粉的手。我一下子从她诚挚的目光里懂得了她这一举止的全部意思。我似乎没有犹豫就慢慢地朝她走去，把孩子交给了她……[7]
这里作者明确告诉我们，女人不再需要男人的目光——他如同垂死的人一样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敢睁开。而两个果敢的女人则在坦诚善良的目光以及宽厚温暖的双手中，独自面对生活的苦难以及内心的疼痛。《方舟》对这种拒绝的表达则更为直接，三个或离异或分居的女人相濡以沫、彼此支撑，在她们建造的“方舟”里努力逃离各种被凝视，与之对照的男性则大都显得庸俗、猥琐、下流。有意味的是她们细心呵护并寄予厚望的后代蒙蒙——一个七岁男孩，保护母亲、报复父亲的方式竟然是曝光父亲珍爱的胶片。[8]这里作者借后代之手，毫不留情地销毁了成年男人的凝视及其景观。《爱，是不能忘记的》女主人公钟雨爱慕一个已婚老干部，但却无法与他相视相融，而只能默默凝视那套他送给她的书籍，或者那条两人曾经走过的唯一的小路。与传统的作为抚慰者、点缀者的女性形象相比，钟雨们似乎在“自为”的选择中开始走上自我确认之路，但是她们在实现自我价值时的迫切或被动，不想或不能与男性及其目光对话，并试图逃避、摒弃、驯服对方，是否同样指向了一种自恋式的凝视。涉渡之舟继续追寻，是否还有另外的方式，能使我们真正摆脱彼此的外在凝视和占有，从而建构真正的有生命力的主体，以及自我与他人的共在共存。
航鹰的《明姑娘》做了更大胆的尝试——男人和女人都不再需要眼睛，并细致入微地设想了视觉退去之后的惊喜。没有了眼睛的探索，在明姑娘的爱的抚摸和引导下，赵灿经历了最初的气馁绝望，逐渐学会做饭做工、学习盲文、参加运动会，“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比失明以前还健谈、快乐。”[9]似乎只有失去了视觉他才寻找到真正的自我，以及真挚的爱情。男女摈弃看与被看的欲望，没有了视觉，通过其他感官，不仅可以达成沟通互感，而且感官体验反而更真实，想象力反而更自由。如同俄狄浦斯，只有在眼睛失明后才会明白真相；如同白鲸，其神圣的甜蜜的崇高的白色，只有冒着失明危险才敢注视。在视觉上拥有世界就意味着远离本质和美好，视觉乃是本质之死亡。当尼采喊出“上帝已死”时就已经意识到澄明/朗照之凝视对其他感官以及本质的遏抑，并指出“从感觉出发，才引出一切可信，一切善心，一切真理的幻象”[10]。“新时期”女性写作在与男性“合谋又冲突”的凝视中，开始转身、反观，反观自身与他人，并在深邃细腻的生命体验中，引向了获得自我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触摸。
二、女性触感的觉醒与困境
亚里士多德认为“触觉是我们实际上所拥有的感觉”[11]，德里达也说“触，是生与死的问题”[12]。触觉，作为人的内在感觉，与人的生命、灵魂相关。有研究表明，接受按摩的婴儿比没有接受按摩的婴儿体重的增加要快50%，而且前者比后者更活跃、自我调节更迅速、更能容忍噪音、情绪控制也更好。[13]而在一些特别的个案中，不被触摸的婴儿会发生一种叫作“不成长”的疾病，甚至死亡。[14]从自然生理上看，女性繁复致密的触感更是有着天然的性别特质。女性的子宫就对触感敏锐，不仅仅是皮肤，还有黏膜，这些黏膜有着生命的流动性和呼吸性。这是来自女性身体的一种最原初的感觉，女性身体被剥离后的不适和渴望，使得她们需要再次触摸以及被触摸。波浪般弯曲的柔软的乳房，是最初生命被喂养的地方，乳房与最初的嘴唇接触，既有性别特征又有触感性质。乳房喂养生命，不断给出，给出自身，不求回报，这再次回到了母性，回到了我们最初的存在。德语的存在（Das Sein）与法语的乳房（le sein）就是同一个词。[15]由此，触感是从生理上回到生命的滋养之地，是感觉的回归之道，在回归中寻求个体命运的踪迹，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差异。于是，与女性的性别身份天然契合的触感经验，自然成为女性书写者表达个人权利的渴望和先声。
考察新时期女性作品中不断出现的有关握手、抚摸、拥抱、接吻等触感经验的书写，我们发现这种苏醒由最初的小心翼翼、惊奇狂喜，而逐渐蓬勃旺盛地四处蔓延。钟雨和老干部各自的现实婚姻使他们极力避免相遇，偶然的一次路遇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他走过来，对母亲说：“您好！钟雨同志，好久不见了。”
“您好！”母亲牵着我的那只手突然变得冰凉，而且轻轻地颤抖着。
他们面对面地站着，脸上带着凄厉的甚至是严峻的神情，谁也不看着谁。母亲瞧着路旁那些还没有抽出嫩芽的灌木丛。他呢，却看着我：“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真好，太好了，和妈妈长得一样。”
他没有和母亲握手，却和我握了握手。而那手和母亲的手一样，也是冰冷的，也是轻轻地颤抖着的。我好像变成了一路电流的导体，立刻感到了震动和压抑。我很快地从他的手里抽出我的手，说道：“不好，一点也不好！”[16]
男女主人公都在极力控制自己的目光、表情、语言，但记录内在情感的“手”却一下子就出卖了他们的秘密，冰冷而颤抖的手无法掩饰激动而压抑的内心。就像盲人作家海伦所说：“人们能控制面部表情，但却控制不了手的情绪反应。……手时刻记录着永恒不变的人性特征。”[17]两个人在试图靠近对方时的“手的情绪反应”，在彼此谨慎维持的触觉禁忌的背后，隐含着的是来自女性书写者心灵深处的呼唤和渴望，一种被遏抑的触不到他人的渴望：“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呼唤我们的人……”
《哦，香雪》代表了铁凝早期作品自然清新的话语特征，而更早时候的《灶火的故事》①则有着明显的“犯规”意向，也正因此受到一些老作家的批评，认为是“以色相迷人”，但后来铁凝却说：“《灶火的故事》的写作才是我对人性和人的生存价值初次所做的坦白而又真挚的探究。”[18]小说中灶火背小蜂过河一段，着墨不多，但却“坦白而又真挚”地初次“探究”了女性身体对年轻男性的冲击——“她扑在他背上，河水泛起雪白的浪花，打着小蜂的脚，打着小蜂的腿和腰”。生命的力量扑面而来，就像小蜂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名字，冲击着不知所措的灶火。虽然小蜂“还是像往常一样”友善地握手，但灶火却开始有意躲避，“低着头往前走”，两人之间符合人性的友善融洽关系并没有形成。
而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对于女性生命经验的实录性书写则引发了更热烈的关注，作者大胆地展示了“我”与第三者维盈的触感之“爱”。两个人“坐在炕沿上，他轻轻地捏着我的手指，一下一下地剪着。幸福的心情伴随着钟表的嘀嗒声，传遍了我的全身。我从没这么幸福过！我多希望时间慢一点走，多希望他老这么剪下去呀！”“他温柔地抚摸我的手，把我轻轻地抱过去，抚摸我的头发、脸蛋，深情地望着我，把我当做一个可怜的孩子。……我在这无言的爱语里，在感情的交流中感到深深的满足、甜蜜和幸福。我心里的一切不快和痛苦都将化为乌有……他那好听的呼吸声像是一副洗涤剂，把屈辱和痛苦全洗干净……”[19]如此朦胧、温柔、含蓄的触和摸，在“我”看来这样的“爱”才是走向彼此的第一步；如此隐秘而强烈的个人触觉经验书写，也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部真正的作者个人的故事、一部私小说，将文学的个人性推向了极致”[20]。
作为一部自传性小说，或许有着作者个人不幸遭遇的情绪化书写，甚至有故意美化嫌疑，但其对于美好纯真爱情的向往从触感开始，从寄寓莫名的生命悸动的交流性的触感开始，则凸显了女性被压抑的触觉意识的觉醒。与此同时，透过这个童话般的触觉之爱，我们也感到了女性主体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把我当做一个可怜的孩子”，这种降低或弱化身份的吁请姿态，这种把自我感觉和幸福建立在希冀他人付出、拯救的基础之上，反而使自我感觉在虚幻中被麻醉、被遏制。同时幻想对方是一副洗涤剂并清洗自己的屈辱和痛苦，洗涤剂可能会带走污浊和屈辱，但也会消亡对方。可见，遇罗锦在追求“深深的满足、甜蜜和幸福”等自我感觉时，根本没有顾及对方的差异性存在，对方是否也渴求同样性质的抚摸、拥抱？甚至可以认为她根本不在意对方的感觉和未来，只要“我心里的一切不快和痛苦都将化为乌有”，对方成为洗涤剂或其他又何妨？
由此可见，遇罗锦的“幻想式触摸”其实是一种自恋，是从自我出发的对他人的过分索求，而没有对他人的体谅、给予和责任，也触摸不到他人的温度；钟雨的“导体式触摸”依靠的是第三方，则直接切断了、放弃了感知他人的途径，彼此并没有建立实在的触觉关系，彼此被压抑的灵魂只能相会在夜晚的柏油小路，或走向自触式的虚幻。“不好，一点也不好”，童言无忌却很真实，压抑的自我感知是孤独的。这种没有分享的孤独的爱，本质上仍是一种占有——“占有这一生存方式是排他的，它使每个人和每一件东西成为无生命的物，并使之从属于另一种力量。”[21]在这种力量面前，偶然的一次相遇，钟雨则“失魂落魄，失去听觉、视觉和思维的能力，世界立刻会变成一片空白”[22]。回避彼此内在交流的触，使之逐渐成为空白，也逐渐消弭了自我。苏醒后的女性触感，对于他人尤其是男性的排斥、拒绝，似乎越来越陷入另一种孤独。社会学派精神分析家卡伦·霍妮对“神经症人格”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女性醒来的四处延伸的触感，她认为神经症人格形成的原因在于我们内心的不安全感、自卑感和不足感。[23]或者如弗洛姆所说，人是孤独的。人知道自己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所有时代和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永远面临这个问题——孤独。[24]人，从天堂被驱逐后就失去了安全感，亚当和夏娃吃了辨别善恶的智慧果，认识到彼此的特殊和距离，从而产生陌生、恐惧，以及羞愧感、负罪感、不安全感，彼此成为分离的、孤立的男人和女人；人，被上帝诅咒后，面对无限的通天塔之梦想，彼此分割的人注定是孤独的、有限的，没有安全感的。但并不是绝望的。小蜂的“主动式触摸”有着自身的温暖和善意，但最终也无法接近和触发另一个孤独的内心。孤独但心怀梦想的人们，触摸是否可以安抚摒弃凝视后的不安全感以及个体的梦想，或者说触摸是否可以通达自我与他人的共在共存？
三、触感之道：共情之爱
孤独，既然是与生俱来、无法抹去，既然是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特殊存在，那么如何打开自我，唤醒双方内在的生命力？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触感理论，五种感官中只有触觉不需要外在媒介。[25]也就是说，身体就是触觉的媒介，触觉直接与手、足、口、肌肤等有关，直接与我们的身体有关。相较于视觉关注外在性、整体性，触觉更在意身体/主体的内在性、渐进性、感发性。或者说触觉在自我感发中走近他人，在触摸中召唤着他人的温暖和回应，以及孤独中依然存在的梦想。《我们这个年纪的梦》[26]里那个“青梅竹马”的童话梦也是从触觉开始的，羞涩的男孩埋头在女孩手心里写下了一个字，又一个字，轻轻的，暖暖的。长大后，这个“揉到手心里”的童话梦却揉进了一条单循环的封闭的轨道，校对、买菜、做饭、吃饭、闲坐、睡觉，日复一日，庸常琐碎。她把手放在膝上，慢慢地搓着，希望搓掉那向外扩散的飞扬的梦想和孤独。她慢慢地与丈夫以及周围的人保持一致，不再有红帆船的缥缈的童话。被动的同一后面其实是对他人的过分顺从、依赖，但如果依赖的对象没有回应或拒绝回应呢？曾经也痴迷极光梦的陆岑岑[27]，带着幼年触摸窗玻璃冰凌花的兴奋和勇气，走出了麻将声不断的未婚夫傅云祥家的洋楼，走向了真诚淳朴的爱的行动者、回应者曾储……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真正的和全面的回答是要在爱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统一。”[28]爱，不是一方俘虏另一方，不是一方占有另一方，而是赋予自己爱的能力的同时，也给予他人以爱与被爱的权利。积极主动的爱是创造性的活动，是一种主动的果断行动中的触摸，也是一种有回应的爱，即同情（sympathy）/共情（compassion）之爱。相触相感，触觉成为自身与他人共在的条件。各种宗教仪式中，人们触碰、跪拜、五体投地，用各种触摸向神灵的召唤表达内心的希望和热爱；“最后的晚餐”，耶稣说“这里是我的身体”，这是触觉的召唤。抛出自我，投向他人，在触觉中与他人共感共存。只有与他人结为一体，挣脱出以自我为中心，才能得到宽恕（atoned）。赎罪（atonement）一词就来自英语at-one-ment（结为一体）。当然对于召唤的回应，起初可能是微弱的、羞涩的、胆怯的，也是容易被忽视的，但却充满希望。
明姑娘明明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复明，却在奉献和给予中陪伴着、鼓励着另一同行者赵灿的希望，这不是施舍，也不是自怜，而是平等中的利他和自尊。她用自己的手和心灵主动编织着、触摸着青春和爱情。而爱的另一方，视觉受限后触觉绽放，而且在女性触感引导下而绽放。“她把手放在了他的掌心里，他的手心感觉到了她手心的温暖，还有湿漉漉的热汗。”两个人的手微微颤抖，这是同频共振中的共情之爱，平等中的回应之爱——“他真的看到了一位披着绿纱的森林女仙，而且，女仙伸出花枝般的手指抚摸他的脸了。所触之处，他便感觉自己也为绿汁所染，通身变得青翠透明了……”这是触觉的奇迹，有回应的触觉奇迹。面对复明后的赵灿及其海誓山盟，明姑娘并不盲目，依然保持着积极的自省和谦逊：“接受施舍会使人变得卑微，被人怜悯是痛苦的事情。……请不要把诺言当成束缚自己的绳索，一切让生活自己去回答吧！……”小说没有交代赵灿之后的回应，但这种利他的主动的共情之爱，已经散发出生命的创造力。
明姑娘和赵灿是幸运的，同频共振中彼此触摸到了那份温暖和美好，以及希望。但生活中还有许多身处暗角的藤蔓，它们四处蔓延的触感因微弱因卑怯因特殊而有悖于普遍的触觉标准，始终得不到他人的回应，始终不能浮出暗夜，就像那孤独的愚人船永远漂荡而无法靠岸。于是，钟雨和老干部两个已婚的男人和女人，在无法触及的触觉渴望中，主动放弃了回应。在遇罗锦的幻想式触感中，对方最终还是因为她是成分不好的已婚女人而退却、逃离。没有回应的触觉关系无法建立真正的爱的关系——“爱指向他人，指向处在虚弱中的他人。在此，虚弱并不表示任意某个属性的更低程度，或自我与他人所共有的某种规定性的相对缺陷。虚弱先于属性的显示，它是对他异性本身的认定。爱，就是为他人而怕，就是对他人的虚弱施以援手。”[29]“他异性本身”即人的全部，自然包括了虚弱、不足和缺陷，也包括了黑暗森林中那些扭曲者、低位者、漂泊者。没有回应的触感不是无法触及，而是“潜意识中阻挡我向你贴近”，内心中没有与他人的同情共感。究其根本，则是缺少对差异性的理解和给予，以及爱的责任。
“不分性别而灵魂平等”——作为“新时期”启蒙思想之一，也是女性话语书写的重要策略，但男女作为身体对立的两极，其触感差异性果真消失了吗？男人和女人又该如何站在同一个地平线上？承认触感的相异性，承认女性与男性分别作为生理上不可消弭的对立而统一的两极，才能感知并承担对方的异质和痛苦，才能在“爱”中实现自我与他人的统一。否则即使同情共振，即使站在了同一地平线上，但孤独的内心沟壑、彼此的隔阂依然难以抚平。张辛欣在《在同一地平线上》里细腻地呈现了男人和女人多方面的触感差异。男人希望妻子“温顺，体贴，别吱声，默默做事，哪怕什么也不懂”，而女人则希望“靠着他待一会儿。他的身体像一个厚实、温暖的墙”[30]。男女不同的感官期待也使他们对于曾经的共同生活的记忆完全不同。半夜自行车越过排水沟的声响，紧接着就是他独特的脚步声，她听得出来那就是他回来了。对此他很是不解——“女人仿佛有另一套感觉系统”，因为他记得的却是每天等他归来的一盆舒服的洗脸水。性别感觉系统的差异性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是双方都不想为此承担责任，都希望对方服从自己的身体意愿和头脑意志，男人说：“你一个人，能走多远呢？我会对得起你，你还是好好跟着我。”而女人为了自己能走得更远，不想被孩子圈住，竟放弃了成为母亲的可能。“像是拼凑了一个两头怪蛇，身子捆在一处的两副头脑。每一个都拼命地要爬向自己想去的地方，谁也不肯为对方牺牲自己的意志。”不肯牺牲，不肯承担，自我被当作绝对目的，“自恋的戏码是以牺牲真实生活为代价进行的；一个想象的人物期待想象的观众赞赏；迷恋自我的女人失去了对具体世界的控制，不考虑和他人建立任何真实的关系。”[31]迷恋自我使她放弃腹中胎儿，放弃对方以及双方的婚姻，甚至把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迷恋自我使她最终迷失了触感之道：爱的责任。爱的责任是给予——“给是力量的最高表现，恰恰是通过给，我才能体验到我的力量，我的富裕，我的活力。”[32]
“感觉是构成自我的重要因素。”[33]触感之道，使自我在爱的责任中通向一个“呼唤和回应”的共情关系结构。而福柯对生命/主体内部结构的琐碎而缜密的临床医学考古，已然显示出耳朵和手指在探入身体内部中的意义，以及新的感知形态的发现；已然表明，视觉不再是唯一、本质和必然，触觉不仅是自我生命感受的渠道，还是自我与外界沟通的媒介，是人们向内重新确认自我、向外探索新的结构关系的始点，有着制造出新的主体性形态的可能。在此意义上，“新时期”女性触感经验书写，无疑有着建构新的女性主体性形态的努力。
结语
显而易见，一批女性作家在“新时期”即启蒙之初就对男性凝视下的女性镜像保持着一种警觉和拒斥，并与光芒外射的主流（男性）话语呈现出冲突又交错的复杂格局，表现出女性的特定生命经验对“爱”的强烈呼唤，以及建构与他人共存关系的期冀。但之后，在经历了无爱婚姻的痛苦，和初次面对自己身体时的欣喜、专注、焦虑之后，女性书写者开始有意或无意地远离他人而走向绝对，继而转向私人性的意在自我暴露的狂欢式书写。此外，我们还发现女性书写在探索自我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触觉建构中，有着指向非生命的外物倾向，触感参与范围的变化意味着觉醒中的女性意识已经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行动性，但也显示出主体对无生命物的依恋，或者说有生命的身体之间的触感在逐渐消失、放逐、异化。恋物癖的滋生，使触感的主体和客体都成为物，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欲望消费、欲望书写的萌芽。感官/主体在欲望中被外物控制，反过来又型塑、宰制了女性的身体。这一思路将是我接下来着手考虑的研究方向。
（刘军茹：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
[1] 〔古希腊〕柏拉图：《斐多篇》，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2]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3] 〔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
[4]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5] 参阅黄平：《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文学史的多重面孔》，程光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6]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7] 航鹰：《东方女性》，载《上海文学》1983年第8期。
[8] 参阅张洁：《方舟》，载《收获》1982年第2期。
[9] 航鹰：《明姑娘》，载《青年文学》1982年第1期。
[10]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超善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1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12] Jacques Derrida:On Touching-Jean-Lue Nancy,Trans.Christine Irizar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47.
[13] 参阅〔美〕黛安娜·阿克曼：《感觉的自然史》，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14] 参阅〔美〕黛布拉·哈夫纳：《从尿布到约会——美国家庭性教育“圣经”》，接力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
[15] 参阅夏可君：《身体：从感发性、生命技术到元素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页。
[16]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载《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
[17] 〔美〕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页。① 铁凝：《灶火的故事》，载《天津日报》文艺增刊1980年3月。
[18] 铁凝：《铁凝文集》自序五章，载《文论报》1995年3月1日。
[19] 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载《当代》1980年第3期。
[20] 王安忆：《女作家的自我》，《漂泊的语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页。
[21] 〔美〕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64页。
[22]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载《北京文艺》1979年第11期。
[23] 参阅〔美〕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24] 参阅〔美〕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25] 参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页。
[26] 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载《收获》1982年第4期。
[27] 张抗抗：《北极光》，载《收获》1981年第3期。
[28] 〔美〕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29] 〔法〕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6页。
[30] 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载《收获》1981年第6期。
[31]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32] 〔美〕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33] 参阅〔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