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婚不育的“独身大国”
姜建强
日本80后女作家高濑隼子的出道作品《如狗形状之怪物》（集英社，2020年），获得了第43回“昴”文学奖。获奖作品自有过人之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30岁的间桥薰，有一天她突然得知，与自己半同居的恋人田中郁让另一个女人怀孕了。薰陷入困惑，更是在咖啡店里接获怀孕女的提案：怀孕女与田中郁也登记结婚，生出孩子后就离婚，孩子由三人共同抚养。故事在展开时提及，薰在21岁时做过卵巢手术，在此前就不太喜欢性行为的她，在术后更是对其敬而远之。在开始和郁也交往时，薰就明言，二人之间可能不会有性行为。郁也当时的回答是：“没关系，就是喜欢你。”但边说这样的漂亮话，边花钱与大学时代的女同学发生关系而使对方怀孕。薰该怎样接受这个事实呢？
性爱样式的多样化确实是现代人的一个特点。不过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借薰之口，提出了这样一个设问：爱上一个人与发生性行为，这之间真的是既普遍又顺理成章吗？薰养过狗。在她的认知里，狗是不附带条件就能爱上的对象物。人爱上狗，但狗并不要求所爱之人与它发生性行为。但爱上一个人，为什么就必须以性行为来充当爱的代价呢？薰搞不明白。小说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情节。这里有一个背景知识，异性间发生性行为时，只有女性必须承受怀孕这个结果。这就是男女在性行为上的非对称。小说作者将这种非对称可视化，要人们倾听薰的细声细语：人啊人，为什么不能只相爱不交和呢？毫无疑问，这部小说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话题，诸如人与人的爱、人与狗的爱、快乐的性、生殖的性、婚后弃子、非婚抚养、低欲望等。但笔者以为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提出了在日本年轻人中流行的两个分离观。一个是怀孕生子后的母亲，与必然（义务）的养育相分离。也就是说，生殖是生殖，养育归养育。传统的互为一体不再有意义。另一个是男女相爱与性行为相分离。也就是说，纯爱是纯爱，性行为归性行为，这之间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但也不是回归柏拉图的“精神爱”。
小说是现实世界最直接最能动的反映。只爱不上床的结果，只生不养育的结果，都直接指向日本这个国家的出生率。2019年，日本将这一年称为“国难”，这一年的出生数首次跌破90万大关，为86万5 239人。面对惊人的“86万冲击”波，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简称社人研）坦承，这一数据的到来，比预测提早了4年。又据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2020年的出生数为84万835人，比2019年减少了24 404人。按照社人研的预测，今后日本的出生数到2045年 是59万1 000人，到2065年 是41万6 000人。如是，日本47个都道府县，平均每个县只有9 000人出生，有的县可能只有3 000人出生，有的自治体还可能出现“生出率为零”的局面。
出生率的降低直接导致少子高龄化，而少子高龄化又使得这个国家以独身者居多。日本独身问题研究家荒川和久说，现在的日本，独身者比高龄者还多，是名副其实的“独身大国”。按照他的计算，到2040年日本独身者人数将达4 600万，占总人口的一半。独身者人数的激增表明终身未婚率的上升。如果说在1950年日本男女终身未婚率仅为1%的话，那么到了2015年男性为23%，女性则为14%。预测到204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男性30%，女性20%。终身未婚率的上升，与其说是经济问题（如有人强调日本社会的相对贫困化，强调日本企业30年不涨工资等），还不如说是生活方式的巨变带来的观念巨变。也就是说，日本这个社会变得太好、太便利、太人性化了，即便不结婚，单身一辈子都能过上平和且安心、充实且幸福的生活。没有生存的压力和恐怖，人们倾向单身，就显得非常自然。
日本小说家村上龙短篇小说集《到处存在的场所到处不存在的我》中有《居酒屋》篇，提到有个词语叫“原寸大”。日本的居酒屋就是依照“原寸大”理念设定，既不会大大超乎期待，也不会令期待落空归零。在居酒屋这个场所，没有人会生出“他者”这种微妙的差别感。原来，日式居酒屋就是功能性地想要挫败你原本的雄心勃勃，就是想把日常变身为日复一日的单调，从而不断复制冷感无助，最后只剩下孤独的快乐、心外无物的“居酒屋人”。而另一位小说家村上春树的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中的《木野》篇中，那个中年男人总是坐在居酒屋吧台前最靠里的位子上，大约30分钟把啤酒喝完，然后喝没有特别喜好牌子的威士忌。然后看书。然后站起来。然后掏出皮夹现金结账。天天如此。村上用“闷葫芦男人”形容他。
不过，“居酒屋人”也好，“闷葫芦男人”也好，心头掠过波澜不惊的日常与孤寂，反倒让居酒屋的食客有了新的想法：有没有一个与别人无法共有的，只属于自己的期待？最近笔者在阅读诗人、导演、随笔家寺山修司的《寺山修司幸福论》。寺山在书中讲了一个工薪族的小故事：有一位小职员，在家是个好父亲。他在一家制药公司干到55岁退休，参加完退休送别宴会后回到了家。和往常一样脱下西装换上浴衣，坐在客厅里休息，电视里播着流行歌曲排行榜，太太给他沏茶。突然，他趴在桌上大哭起来：“不是。这不对。真正的我不是这样的—不是。”显然，虚像与实像已经被迫置换了几十年，而当这位小职员真的离开公司，不再做公司里可有可无的一个摆设时，他才猛然醒悟到“真正的我”究竟是什么，不就是丢弃所有之后的一个袒露之我，一个孤独之我吗？(https://www.daowen.com)
这样看，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一种编辑得更为精致更有生命体感的“独身论”在日本深得人心。如果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那我选择高质量总是可以的吧。如果两人感情是一种经营行为，而任何的经营都需要付出时间与精力，那我不想这样付出总是可以的吧。如果村上式的想做自己喜欢事情的孤独，是一种时尚，是一种冷艳，是一种洒脱，那我也想时尚想冷艳想洒脱一把总是可以的吧。显然，这种后现代独身论并不是前现代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简单重复。同样是为自己活着，为自己快乐着，现在流行的日式独身论显然更有张力更具温情。
日本女作家本谷有希子写有小说《异类婚姻谭》，2016年获芥川奖。她在小说里告诉人们，虽然夫妻生活那么长久，但有可能你一辈子都是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虽然是夫妻，但彼此的内心所想谁人知晓？她将这种现象称为“低温婚姻”。笔者以为这种低温婚姻恰恰是一人主义的后性时代的开始。本谷有希子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刚生下长子，应该是充满婚后喜悦的。但恰恰相反，她在小说里描写了夫妻间的低温状态。看似不可思议，其实是可思议的，它连接的是日本未婚率的新高，连接的是有温度的日式独身论。
这种日式独身论最典型的体验者，笔者以为就是原《朝日新闻》编辑委员稻垣惠美子。她近年来成了日本社会的新闻人物。这位“爆炸头”（发型）姐姐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原因在于她在50岁那年，毅然辞职，离开了工作28年的大公司，放弃高薪和社会地位，重新以“一人”身份，思考所谓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工作”又是什么。她在《五十岁，我辞职了》一书中说：我，50岁，无夫，无子，无业。一点也不年轻了，每天都感受到“衰老”这件事。即便如此，我还是选择了辞职。辞职以后，我不无惊讶地发现：世间好像总是充满艰辛，然而事实上又蕴含着无限温情，这就是我松开绳索后才发现的世界。
面对日益庞大的独身者数据，日本确实也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社会的样态。一人出行，一人料理，一人性爱，一人读书，一人行乐，一人消费，一人临终，死后是零葬（无葬礼/无骨灰/无墓地）。一人主义文化悄然盛行。2021年2月，松下公司开发了新款机器人—NICOBO（ニコボ）。身高20厘米的球体状，小鼻小眼，有尾巴，重量1.3千克，能搭话交谈，可爱灵动。价格为39 800日元（合2 300元人民币），是谁都买得起的平民价。日本迄今为止的机器人开发，都将功能性（能代替人做事）视为重点，但这款机器人的开发者—丰桥技术科学大学的冈田美智男研究室，重视人情味，注重陪伴孤独者疗伤。这款“弱小机器人”的用户对象就是“一人社会”中没有倾听者的独身者。不过，面对一个不婚不育的独身社会，日本人之间也经常发生观念的碰撞。如已婚已育者总是说：你们这些不生娃的独身者，将来享用孩子们支付的养老金，逍遥自在地生活，这能允许吗？有国会议员也说“不结婚的人没有生产性”。不婚不育者则总是反唇相讥：独身有什么不好的？我们是未来社会的践行者。笔者以为这个“践行者”说得好。因为加拿大的一个研究结果表明，由不结婚的叔父叔母结成的地方社区，会很好地照看下一代。如同性恋者会作为“超级大叔”存在而发挥作用，他们通常会很好地照看自己的甥侄，对近亲者会给予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金钱援助。这就生出一个思路：“一人社会”的独身者即便持续增量，如果这些独身者能给予“生产性的人”一定的援助，社会可持续性的发展就变得可能。如是这样，谁都可以满足的生与死的时代就会到来。
当然，人是趋利动物。一旦有更便利更上乘的物品摆在面前，人就会在顷刻间忘记风雅为何物，只一心尽情享用其恩泽。但日本人似乎还有点与众不同。虽也趋利，但自古便有贫寒就是力量、富足便是软弱的精神风土。所以他们有简素哲学，有侘寂美学，有草庵文学，有阴翳艺术。终于，繁荣见底的日本人还是发现了适合自己的文明利器—低欲望与独身—心满意足的情绪跳跃：“夜雨草庵里，双脚等闲伸”（良宽语）。
可以想见，后疫情时代的日本，更是一个超级独身社会。或许由此故，继英国之后，日本也在不久前设立了“孤独大臣”这一职位。这就令人想起日本著名学者中野孝次在《清贫的思想》中的一句话：“必须将人的物质欲望和交往欲望克制到最低点，人的精神活动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或许，孤独也连接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