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转世，我也想做小说家，并且是女的
库 索
濑户内寂听去世前两年，作家井上荒野出版了小说《在那里的鬼》，寂听亲自写了推荐语：“我和作者父亲井上光晴开始婚外恋时，作者才5岁。对于5岁女儿未来会成为小说家这件事深信不疑的父亲的亡灵，应该比任何人都为这本小说的诞生感到喜悦吧。”四十多年前，濑户内寂听和同是作家的井上光晴之间一段长达7年的婚外恋情，成为日本文坛的有名事，井上光晴的女儿井上荒野在他去世16年后获得了直木奖，作为小说家得到了肯定，又过了10年，母亲也去世后，57岁的井上荒野写下了这部以父亲光晴、母亲郁子和父亲的情人寂听为原型的爱情小说。
2019年，这本书刚出版时，井上荒野对媒体谈及创作经过，说最初是编辑提议“要不要写写父母和寂听之间的事？”她念及寂听还活着，心中感到害怕，便推说写不出来，后来某次和作家江国香织及角田光代一同前往京都寂庵拜访，和寂听长聊过父亲的事情之后，心情一转，想：“我不写不行，得趁她身体还好的时候让她读到。”动笔之前当然征询过当事人意见，寂听一点儿不介意，说你想写就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并且把那段过去细致讲述给她听。寂听不仅在活着的时候读到了这部小说，还和荒野做过好几次对谈，荒野问她喜欢父亲什么，出家多年的她一贯坦荡，道：“爱上一个人好比被雷击中，没什么理由，也没有办法。”有趣的是，荒野在和寂听的交往中，竟与她产生了心灵上的共情，确定“这个人是真心爱着我的父亲的”，反倒是自己的母亲在世时并未与她细聊过父亲的过往，因此不能理解“她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始终留在父亲身边的”。又过了两年，2021年11月9日，寂听因为心脏衰竭在京都市内的医院去世，她一直活到了99岁。
寂听去世后，荒野给《周刊朝日》写了一篇动情的悼文，回忆自己在37岁那年因为杂志的工作前往京都采访寂听，被寂听“命令”退掉早早预订好的酒店，住进了寂庵，当晚，寂听先招待她到市内有名的牛肉老铺三岛亭吃了寿喜烧，然后又把她带去了祇园的酒吧，同行还有另一位在寂庵遇到的女编辑，她在途中先行离开。寂听悄悄对荒野说：“那位是小田仁二郎的女儿哟。”井上荒野说自己“吃了一惊”，猜测寂听是不是也在这一天的什么时候偷偷对那位编辑说：“那位是井上光晴的女儿哟。”她心想：对方是不是也吃了一惊，和自己一样发出“诶？！”的声音？
小田仁二郎又是谁呢？1962年，40岁的寂听出版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夏日终焉》，这也是她的创作生涯中得到评价最高的一部作品，小说的女主角夹在一位已婚作家和一位年轻的男性旧情人之间，陷入了混乱的“四角”关系。那时的濑户内寂听，名字还叫作“濑户内晴美”，还没有和井上光晴相遇，书中化名为“小杉慎吾”的男作家的原型是被称为日本“战后文学旗手”的小田仁二郎。小田对寂听的创作生涯影响极大，她后来对外自称是“小田唯一的弟子”，说他是自己“小说的老师”，甚至“如果没有和小田仁二郎的相遇，就没有作家濑户内晴美的诞生”。寂听和小田之间持续了8年的半同居关系，都被她写进了这部小说里。小说中出现的另一位年轻男性也确有原型，是那位更早之前和寂听一起私奔的、丈夫教过的学生。
寂听丰富的情感经历被人们津津乐道，在与情人们诀别又在他们相继去世几十年之后，她和他们的女儿还保持着友好的工作关系，甚至作为女性的榜样被她们崇敬。井上荒野在那篇追悼文里坦白了心境：“去见寂听，心情就像是去旅行。并没有实际去过那个地方，但在想象中是前往非洲大草原或是沙漠或是阿拉斯加那样的旅行，途中充满了兴奋和紧张，还带着一丝害怕。经历了这段旅行，就会知道自己作为人类的渺小，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多么天真，意志消沉地归来。由于作为比较的参照物实在太大，甚至不会产生‘那么，我也努力吧’之类踌躇满志的心情，在旅行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带着一种莫名愤愤不平的心情。但是，这段旅行的回忆，会一直残留在自己的身体中，偶尔拿出来抚摸一下。”荒野在四十岁时结婚，出版社为她举办了庆祝会，发表祝贺感言的是寂听：“女作家遇到不幸才能写出好的小说。不过，祝贺你！”在场人员纷纷苦笑，这确实是属于寂听风格的“祝辞”。
寂听还活着的时候，最被关注的就是她这些传奇的情感故事，那些故事似乎具备了堪比小说的跌宕起伏：私奔、出轨、抛夫弃子、文坛出道……过了五十岁突然画风一转，剃发出家做了尼姑，但做了尼姑也不消停，照样吃肉喝酒，毫无出家人的自觉。这样传奇的一个人，还活得够长，度过了几乎一个世纪，见证了日本从大正到令和的四个时代，因此等到她死去，人们关注的焦点还是这些—《产经新闻》当天的新闻标题是“濑户内寂听去世，为爱而生的波澜一生”，《周刊女性PRIME》更甚，指出了几个关键词：“爱着‘酒、肉、帅哥’的波澜万丈的一生”。
她身上确实拥有日本女性鲜有的热烈与主动，随心所欲，没有禁区，活出了此前没有样本的人生。在两段漫长的婚外恋情之前，寂听其实早早地有过一段婚姻：20岁在东京女子大学读书，通过相亲和一位年长自己9岁的中国音乐研究者结了婚。婚后两人前往北京生活，在那里生下一个女儿。战争结束后回到日本的故乡德岛，后因丈夫的工作搬到东京。这段婚姻只持续了5年，寂听在25岁那年，扔下女儿，和丈夫的一位比自己小4岁的男学生私奔到京都。正式离婚后，她立志成为小说家，又回到了东京。寂听和那位男学生没多久便分了手，但小说一直在写。
1957年，35岁的寂听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花芯》，被视为文坛出道的标志。这部描写已婚女性婚外恋情的小说，文字中充斥着在那个年代显得刺目的爱欲描写，加之女性作者的身份，令她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日本文坛遭受了铺天盖地的谴责。有人指责她在小说中使用了过多不必要的“子宫”字样，给她贴上了一张带着歧视的标签：子宫作家。寂听当时年轻气盛，对来采访的媒体反击道：“这些人都是阳痿，妻子是性冷淡吧！”之后遭到了更严重的攻击。此后长达5年，“濑户内晴美”在日本文坛消失了踪影，没有文学杂志愿意刊登她的作品，晚年她回忆起这段时光，说靠给一些大众杂志写恋爱小说为生。在那段日子里，寂听收到了许多匿名来信，内容大约是“和男人睡觉时写出来的”“一边自慰一边写作小说”之类，强烈的恶意令她意识到：女性作家写作性爱题材，人们就会带着“这是她本人的自身体验”的眼光来打量她（实际上这部小说的原型另有其人），觉得她一定是一个自甘堕落的淫乱的女人。或许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的遭遇，坚定了寂听一生以女性身份与世间偏见斗争的信念，这一信念在此后的60年里不断支撑着她的创作。某种程度上，她的反击是有效果的，2000年，寂听在接受《日刊体育》采访时说，“我从未以‘性’为主题写作过，一直以来写的都是‘人类’，性作为人类的特性之一，正如子宫和肠胃作为器官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她在那时告诉记者：“那些把我叫作‘子宫作家’的批评家，后来道歉了哟！”
寂听在文坛得到立足之地，靠的是她在沉寂5年后创作的自传小说《夏日终焉》。这部作品先是在《新潮》杂志上连载，后来又获得日本的“女流文学奖”。此后寂听渐渐成为畅销作家，拼命写作，每年出版好几部小说，卖得也不错，得到了出版界的重视。就在作家之路一路畅通时，她又做出了一个惊天举动—1973年11月，51岁的濑户内晴美在岩手县中尊寺剃发出家，改名为濑户内寂听。5天后，她亲自给《每日新闻》写了一篇出家手记，称自己此举是“念愿成就”。关于晴美成为寂听的理由，坊间充满了猜测，她在采访中也抽象地说过一些，例如为了创作小说，有必要抛弃一些东西，但并未谈及更具体的契机。有人猜测这件事里充满了博人眼球的噱头，有人猜测她是为爱所伤（寂听与光晴的关系确实一直持续到她出家，她后来回忆，出家那天，荒野的母亲郁子还去跟她送别了），但寂听一直觉得，无论媒体还是世人，都没有理解她在出家这件事上真正的心境变化。
2012年，寂听90岁了，《朝日新闻》又去采访她，她才说了一段完整的话—出家之前，我始终抱有一个疑问：或许人类的爱根本不能令人变得幸福吧？人类的爱看起来无偿，伪装成无私，其实不过是一种自我的爱的满足罢了。亲子之爱、夫妇之爱、友人和恋人之爱……无论哪一种，都装成是献给对方无偿的爱的样子，然而一旦损害到了自己的欲望，就会突然转变成憎恶。但是，就是这种愚蠢也包含在其中，人类是多么可怜啊—带着这样的思考，多年来我一直在阅读佛教书籍。唯一能够对我的人生进行审判的，只有年幼时被我抛弃的女儿。这个女儿也在我出家之前，时隔二十多年再见面了。
寂听的人生宣言一直是“年轻的时候，尽情按照想活的方式活，尽情做想做的事，我是这么过来的，没有任何后悔”，唯有在晚年提及女儿时，才充满了内疚和悔恨，承认是自己做的一件错事。好在双方都是想得开的人，和女儿重逢这件事，没能阻止寂听出家，年幼时被抛弃的女儿，也没有承担起为寂听送终这一重任—在寂听死去时，陪在她身边的是寂庵的工作人员。到去世时，寂听已经出家48年，人生将近一半是在寺院里度过的。不过她的出家，与人们想象中的佛门生活不太一样，她并没有一心向佛念经、从此不问世事，反倒是借由出家人这一身份，参加了更多的社会活动，给予了世间最大的关怀。在年轻时，寂听把全部热情奉献给了对男人的爱情，而当她想通了“爱为何物”后，在后半生依然熊熊燃烧着强烈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了广泛意义的人类和小说的创作，比前半生那些不受道德规束的情感纠纷精彩得多。
出家第二年，寂听在京都嵯峨野开创了道场“寂庵”，自称“庵主”，平日生活起居和写经修行都在此地。1985年，寂听开始在寂庵举办法话会，在每个月第三个周日面向众人说法，一直到因为新冠疫情中止，这个活动持续了30多年。“年过50岁才进入佛门的我，不擅长念经，但演讲是可以的”，寂听在与作家盐野七生的对谈中，回忆了她开始这一活动的原因。寂听对自我的认知十分准确，我后来读到一些参加法话会的人们的回忆文，说她的法话“充满了幽默、含蓄与睿智”。寂听的演讲，鲜少涉及政治和佛学领域的高深话题，大多从自身过往经历和生死观说起，偶尔夹杂一些反战与和平思想，但核心还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烦恼，这是由法话会的参加者所决定的，他们之间既有怀抱婴儿的妇女，也有年过90岁的高龄老人，寂听心想：“要让来的人都能不费劲地听懂我说的道理。”寂听法话会的魅力，还在于她会在现场直接倾听和回答人们的提问，有些人因为亲人去世无法走出悲伤，有些人在恋爱中遭遇背叛一蹶不振，有些人因育儿和照护父母疲惫不堪，有些人被金钱所困，有些人恐惧死亡……这类在生存中感到艰辛的人的琐碎烦恼，寂听真的倾听了很多很多，她就像是一个在寺院里解答病人咨询的心理医生。尽管寂听回答问题的角度多为自身世界观，但一定是很有疗效的—在她去世之前，法话会已经受欢迎到了每场都必须抽签的程度，每次定员150人，但都会有超过1 500人报名，入选比例几乎为1∶10。
开始寂庵法话会的两年后，1987年，寂听成为岩手县天台寺的第73代住持。这间位于东北地区的偏僻寺院拥有超过千年历史，由奈良时代游历日本全国的行基和尚开创，但近代景况不佳，据说在1950年代还曾经历将寺内全部杉树砍伐卖钱的窘境。日本的小寺院多属于私人，在现代社会中背负着沉重的经营压力，这也是半路出家的寂听能够担任住持的原因，人们希望借助她的名气让寺院得以复兴。从那一年起，寂听也在天台寺举办名为“青空说法”的法话会，人们果然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第一次就来了上千人，此后经过媒体报道，人越来越多，渐渐地发展成上万人挤在狭窄的寺院里的盛况。最热闹的时候，光是大巴就停了150辆，参加者中不乏外国人的脸孔—在天台寺所处的二户市净法寺町，居住人口只有5 000人，寺院当然是死而复生了。寂听在2005年从住持位上退下，之后作为名誉住持，仍然每年两三次前往天台寺举办法话会，一直到2018年才因为体力不支而终止。
2010年秋天，88岁的寂听患上脊椎压迫性骨折，医生命令她停止一切工作，修养半年，事实上，剧烈的疼痛令她根本无法站立，只能终日躺在床上。郁郁地在床上躺了五个月，正当寂听的心情渐渐好起来，心想“再过一个月就可以站起来了”的时候，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巨大海啸和福岛核电站事故，看到电视上滚动播放的受灾地的恐怖景象，寂听条件反射般地从床上跳了下来，“发生了这样凄惨的事情，无法再安心躺在床上”。她提前一个月站了起来，但到了6月，她的身体才恢复到能够长时间乘坐飞机和火车。她第一时间前往天台寺举办了一场青空说法，现场聚集了超过4 000位受灾者，次日她乘车访问岩手县各处受灾地，在简陋的避难所里倾听人们的话，鼓励他们继续活下去，对孩子们喊着“不要失去希望”，又给各地捐了不少钱。寂听还亲自给受灾的人按摩，据她在当时的报纸专栏中所写，自己年轻时在故乡的女校读书时，学校安排了按摩的实习，需要取得资格证才能毕业，她是200位毕业生中成绩最好的一位，甚至“比起写小说，更擅长按摩”。寂听在那篇专栏里写道：“我只能做这一点点的事，只是倾听他们经历的痛苦和辛劳，和他们一起哭泣而已。即便是这样，在不断做着这些事的过程中，也有人对我说：我都已经放弃了，现在又重获了继续活下去的力量，谢谢你。”在灾难现场看到的悲惨景象不曾从寂听心中消失，此后10年里，她不断在各种场合进行关于反战和反核的演讲，2011年德岛县鸣门市的一次演讲中的一句话能够总结她的理念：“战争是人祸，是人为的产物，核电也是如此……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是我们这些前人的义务。”
寂听非常关心孩子们的生存状况。2019年，她在寂庵举办了一场“面向十几岁孩子们的法话会”，参加者都是十几岁的未成年人，现场各种他们关心和烦恼的问题，以及寂听的回答，后来经过编辑，收录进讲谈社出版的《97岁的烦恼对谈》一书中。在此之前，2016年，寂听还和前厚生劳动省的女局长村木厚子、女律师大谷恭子一起，牵头举办了一个名为“若草计划”的活动，这也是她在晚年投入了非常大热情的事情—为那些遭遇贫困、欺凌、虐待和性暴力并因之苦恼的年轻女孩提供各种援助。这个计划起初只是举办讨论会和研修会，随着需求越来越多，又开始了由专家主导的在社交软件上的即时咨询，到了2018年，发展到了给无家可归的女孩们提供共享居住空间，并由专门的律师为她们提供各种法律援助。寂听去世后，“若草计划”的主页上挂出一段寂听的5分钟视频，那是她在生前留给女孩子们的最后的话：(https://www.daowen.com)
请不要因为你们生为女性感到遗憾，应该这么想，正是生为女性，所以才有了战斗的场所。请你们一定要加油。到你们活到99岁为止，还有很多很多时间，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利用这段时间，为女性的地位上升去做出各种努力。在99岁的我看来，这真的是一个讨厌的时代呢，如果现在死的话我会觉得遗憾的，但是，请不要以为世界会永远这样继续下去，时代总有一天会改变的，希望在你们活着的时候努力去改变它，去创造一个男女更加平等的时代……因此，我希望你们不要失去希望，即便感到辛苦，也要继续活下去。
寂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很大精力都投入了“废除死刑”这一领域。1953年，日本发生了著名的冤案“德岛收音机商杀人事件”：德岛市内一位电器商在家被人捅死。次年，与他同居的情人富士茂子被捕，被判刑13年。茂子声称自己没有杀人，一再请求再审，终于在1985年被重判无罪—此时距茂子在监狱里病死已经过去了6年。这也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例当事人死后再审判的事件。当时还未出家的寂听一直关注着这一事件，1960年，她在《妇人公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恐怖的审判”的文章，详细叙述了事件的经过；5年后，又在同一杂志上公开了与狱中的茂子的通信往来内容；1971年，她与茂子联名出版了一本书：《恐怖的审判德岛收音机商杀人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寂听还和女运动家市川房枝成立了一个援助组织，直至宣布茂子无罪，这二十多年里，她始终鼓励和支持着茂子与她的家人。
出家之后，寂听也始终关注着死刑犯，因为“连环枪击案”于1997年被执行死刑的少年犯永山则夫，2011年病死在狱中的原联合赤军干部永田洋子，在狱中都曾与她有过密切的书信往来。寂听与永田的书信后来作为《爱与命的深渊里》一书出版，她还作为证人为永田出过庭。永田死后，她在给《妇人公论》的文章中写道：“作为出家人，不能对人人都在指责的你熟视无睹。”与死刑犯们长期深入的交流，形成了寂听强烈反对死刑的思想，也引发了一些风波：2016年秋天，日本律师联合会在福井市内召开的人权拥护大会上，寂听为了表达她“死刑也是一种杀人”的观点，有一句偏激的发言“请和想杀人的白痴们战斗！”，引发了不小的社会争议。舆论指责她丝毫不顾及受害人的心情，最终律师联合会不得不出面道歉。但寂听的一生从来就是充满争议的，她从来不害怕世间争议，也不回避与有争议或是有罪的人交往。早些年，她收留因为吸食大麻被捕的男演员萩原健一，与他共同出书，带他剃发修行，视他如儿子一般。她去世前几年，杂志社邀请她与身陷学术造假漩涡的小保方晴子对谈，她也完全不拒绝，甚至认为小保方晴子遭受了社会欺凌，劝告她去写小说。
不排斥灰色地带的人，理解满身污垢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寂听在修行中体悟到的众生平等，但她在晚年，一直在实践从佛学中学到的“忘己利他”。歌手美轮明宏是她的好友，曾前往东北的天台寺参加过她的法话会，目睹了数千人聚集的热闹场面。寂听去世后，美轮明宏也写了一篇文章怀念她，说她“最大的功绩在于帮助他人”，“以平常自然的姿态与人们谈话的内容，通过口口相传扩散开来，大量的人们信赖着寂听。不依靠组织的力量，自然就变成了这样。她因为自己拥有的各种各样的人生体验，能够理解他人的心情，渡过了几个人、几十个人的人生困境，才能够很好地为人们提供人生咨询。在寂听的周围，年轻人自然地聚集在一起，其中一些人也照顾着她。我觉得这样便是幸福了。”
寂听在宗教上未必有太大的建树，她的去世，也没有在宗教界引起波澜，或被认为是损失了人才之类。但寂听有着她无可替代的存在感。我读过一位日本宗教学者的谈话，他认为，虽然寂听可以作为宗教人士的代表，但其实佛学界人士在内心里对她多少是有些不屑一顾的，对年轻人高喊“恋爱和革命”之类的宣言，以及到了晚年也毫不枯竭的欲望，完全不能称为“开悟”。“但是，我觉得寂听在做十分了不起的事情，人们能从她那里真正获得鼓励”，那位宗教学者说，寂听有很强的号召力，帮助很多人找到了自我价值，这也是日本的佛学界人士最欠缺的。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不少僧侣前往现场诵经，反而只感到了一种无力感，有寂听这样的异例出现，无疑是件好事。
寂听晚年旺盛的精力与强大的社会号召力，也体现在文学上。66岁时，讲谈社邀请她翻译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她准备了5年，过了70岁才正式动手，又用了5年，完成了全部的现代文译本。将《源氏物语》翻译成现代文这件事，在日本文学史上先例太多了，其中以与谢野晶子和谷崎润一郎的两个译本最为有名，寂听的文学造诣比不上这两人，文本也被认为走的是通俗路线，但寂听总能做到一些只有寂听才能做到的事情，她为这部书找到了一个现代的新角度：女人们的《源氏物语》。“和光源氏发生关系的女性七成都出了家”，寂听这么说，她结合自身的出家体验，想要引导人们从这部古典名著中思考现代女性的命运与生存方式。翻译完成后，NHK电视台教育频道邀请寂听制作了系列节目《源氏物语的女人们》，谈的还是女性无论古今都要面对的共同命运：恋爱、出轨、三角关系、职场竞争……说得很通俗，但登场的女性是如何通过舍弃俗世从爱的苦恼中解放出来，又是她身为佛教人士才有的角度。寂听翻译的《源氏物语》，在当时掀起了风潮，不到两年便卖出了超过200万册，被评价为“所有现代译本中最易读的一版”。
84岁的时候，寂听获得了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她的价值受到了政府的认可。她一生都在不停创作，90岁的她在2012年《朝日新闻》的那个采访中，还透露了一些当时的写作情况：400字的原稿用纸，身体好的时候，每天要写25页（她声称年轻的时候可以写50页），通宵写，用笔写，右手写出了腱鞘炎。期间无论是因为脊椎压迫骨折住院，还是胆囊癌做了切除手术，都还在坚持写小说。寂听说：“念经是出家人的义务，因为是义务，有时候会感觉有点儿痛苦。但写作是我的欲望，写小说是我的快乐。对我本人来说，写小说比坐禅更容易陷入忘我状态。”她写完最后一部小说已经95岁了，有人统计，在她这因为爱情和出家而繁忙的一生之中，总共写了400本书。
比起文学上的意义，寂听的这些书在人生启发上的意义或许更大。出家前与出家后的她，都是先锋人士。2020年，寂听写作于1968年的畅销书《爱的伦理》新装再版，从这本书中最能看出她的恋爱观与价值观，时隔半个世纪，难免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但有些观点仍然适用于今日，值得年轻的女孩们借鉴。例如她说：
现在的我，对于那种一生没有瑕疵、平稳无事度过的人妻之类的人生—不是我嘴硬—绝不觉得羡慕。我现在也仍然继续在人生的泥泞里，不停地被弄脏脚、被绊倒，却还在思考：“活着”这件事，不就是为爱烦恼吗？
……
在我的理想中，女性要彻底地实现自我，培养独立的经济能力比什么都重要。实现经济独立这件事，是比结婚更重大、更有意义的事。
新书出版时，寂听与比她小66岁的女秘书对谈，当时98岁的她又说道：
以我活了近百年的感受，和过去的时代相比，现在的女性真的变得自由了。现代女性的自由，是我从前不能想象的程度。我觉得这真的太好了。然而现在的年轻人们，没有真正认识到这种自由，明明任何事都可以按照自己想做的去做，却总是犹豫着“或许会被谁说什么”，心中感到胆怯和害怕。这样被过去的伦理观所左右，实在是太陈腐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吧，就一个劲儿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
……
但是，尽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的人，比起不按照自己想法去活的人，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只要不害怕那样的艰辛，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会拥有一个不后悔的人生，这是无疑的。
去世的半年前，寂听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在工作人员公开的当天视频中，她说：“活到99岁，对我来说是过长的一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是一般人所经历的好几倍。现在的我没有一点儿后悔，这一生我充分地活过了。”寂听活出了此前没有人活过的一生，很激烈，但也很简单，她的墓志铭是自己决定的，三个词就足以概括她的一生：爱过、写过、祈愿过。寂听对于她的人生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她的最后一部小说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就算是转世，我也想做小说家，并且是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