侘·寂—至高至纯的生命原理
刘 柠
在构成日本美学的若干核心要素（诸如物哀、幽玄、有心、粹、涩）之中，没有比“侘”（wabi）、“寂”（sabi）更尴尬的存在了：一方面是气质高冷、存在感无敌，其无处不在，几乎成了日本艺术的代名词。可另一方面，你随便问一个日本人，“侘”是什么？啥叫“寂”？十有八九，会遭遇一脸茫然。即便查辞典，也只有最基本的、似是而非的解释。可没人否认，这两个词语的重要性—离了这一对近义词，中世以降的日本艺术、文化简直无可言说，无从谈起。
由于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气候等原因，日本与欧美国家不同的一点，是没有留下如雅典卫城、古罗马斗兽场那样在视觉上壮阔宏伟的物质文化遗迹。但唯其如此，一种高度敏感、脆弱无常的美意识却得以纯化，并以近乎意识形态化的偏执，致力于从成、住、坏、死的自然寂灭过程中，发现和创造美，其意义远超越对特定物理形态的建筑及什物的保存。
应该说，侘寂就是这样一种异彩独放却难以言传的美（或曰存在方式）。美国文化学者李欧纳·科仁（Leonard Koren）认为：“笼统地说，wabi-sabi（侘寂）在日本美的殿堂中所占据的位置，正好比古希腊对美和完美的理想在西洋社会所占据的地位一样。大而言之，是一种活法；谨而言之，是一种特殊的美的形态。”“侘寂”是一个拒绝翻译的“日特主义”表达，被认为意思最接近的英文单词“rustic”，原意是“乡村的、野趣的、质朴的”，也只能表达其日文语境中有限的侧面。反而是“rustic”中所包含的另一个多少带有贬义的所指“乡巴佬，粗汉”，更契合“侘寂”的原始语义。
西方国家采取的方法是直接拿来。于是，“wabi”“sabi”登堂入室，进入英文，成为类似“Zen”（禅）、“kimono”（和服）那样的日系英语词。但其实，对英美人来说，仍需转换（翻译）的过程，wabi-sabi毕竟不像kimono那么具体，甚至也不如对Zen的理解“踏实”。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样。今天，有无数的小资媒体、“知日”系情报志、禅宗和茶文化公号在谈论侘寂，我甚至见过直接将这个词用作店幌的咖啡馆。但国人真的了解侘寂么？碰巧，侘寂是用汉字表记的文化现象，与禅相类似。可禅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国人自然不陌生。而侘寂虽然被认为也源自9到10世纪中国诗和山水画中空灵孤绝的意境和极少主义风格的绘画表现，但做大却是在16世纪后半与和风传统融合后洗练化的结果。就连使用“侘”和“寂”的汉字表记，也是近世[1]以后的事情。
所谓侘寂，其实是一种审美情趣，带有闲寂、寡淡、枯燥的味道，后渐次发展成一种艺术理念。“侘”在日语中有种贫乏、寒酸、孤单的语感。照“日本的《辞海》”《大言海》的解释，有三重含义：
① 痛苦，烦忧；
② 以闲居为乐，转指闲居的处所；
③ 雅致、朴素、寂、闲寂。
但三层语义之形成，并非完全同步，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形塑的结果。原本是指人在一种匮乏、不如意的状态下，产生的厌烦情绪和郁闷心理。中世以后，其语义中的负面要素逐渐剥落，开始作为一种正面价值受到肯定。而价值转换的动力，其实是一种时代氛围：在那样的氛围中，以古代后期到中世初期登场的遁世者的草庵蜗居和云水行旅为符号，那种脱离常轨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被重新审视，获价值重估。如此，在西行法师、鸭长明时期，曾经贫困、悲催的消极负能印象，到了兼好时代，则成了一种积极的审美形象，虽仍未脱贫，但开始苦中作乐，给人以安贫乐道、随遇而安的风雅感觉，在和歌、连歌中，有很多类似的用例。如文正元年（1466），相国寺鹿苑轩主在其《阴凉轩日录》中，曾记录过一首和歌：
人过日子
吃的是杉菜
倒也挺自在
不过，这里的“侘人”，尚写作“わび人”。“わび”表记成“侘”，还是后来的事情。而更多褒义用例，是在俳谐和能乐中。
如果说“侘”是受贫乏的触发而渐次生成的美意识，“寂”则是时间流逝的自然结果，正如“sabi”的另一个意思是“生锈”（汉字标记为“錆、銹”）一样。而在和歌、俳谐中，“侘”与“寂”基本上是作为同义词，且往往连用。俳谐师松尾芭蕉尝言，“俳谐有三品，言寂寞之情者，以女色、美食之乐为‘寂’者”，即所谓“风雅之寂”。与“侘”从古代到中世语义上的流变一样，“寂”的语境也不断拓展，从最初以负面为主的寂寥、枯寂，发展到正面语义为主的闲寂、闲适。如江户前期的俳谐师向井去来在《去来抄》中，记录过其先师对一首俳谐的评价。俳谐曰：(https://www.daowen.com)
白首老夫妻
樱花树下两相依
亲密无间隙
对这首俳谐，他的老师评价道：“‘寂色’（さび色）浓郁，尤为可喜。”
对侘寂之风之发展贡献最大，使其作为一种美意识得以确立的，是茶道。侘与茶的结合，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使用各种“物”（mono）之器具的茶汤（cha-no-yu），具有为“物”之匮乏的文化心理结构所吸纳的特性；二是茶汤（茶道）与作为其母体的禅宗教义，有某种内在相通之处—于是，“侘茶”（wabi-cha，又称草庵茶）应运而生。
侘茶的始祖是奈良出身的僧人村田珠光（1423—1502）。室町时代中期，茶还是奢侈品，从中国舶来的精美茶具（所谓“唐物”）亦非一般家庭所能保有，吃茶是上流社会专享的娱乐。武士们围坐在“唐物数奇”（使用中国茶具的茶屋）风的书院座敷（亦称书院茶）里，把盏品茗，纵论国是，若用后来江户时代的表达来形容的话，是一种“粹”。但珠光却对这种时尚不以为然，公然反其道而行之，摒弃唐物，用当地产的质地淳朴、全无冗余装饰的茶器来践行茶道，变“唐物”（karamono）为“倭物”（wamono），变书院茶为草庵茶，从高大上的“完全美”到冷枯寒瘦的“麤（粗）相美”，从而确立了茶文化的主体性—珠光被认为是日本独特的侘茶传统的开创者。
不过，尽管基于所谓“麤相”的美意识之上的侘茶标榜“无一物”，可作为以城市人为主体的都市消费文化，拥有各种茶道器具无疑是门槛条件，实际上仍是“有德”（富人）们的娱乐。彻底打破这种“有德”文化消费的过度包装，直刺其美意识的核心，从而使侘茶成为真正“不装”且实至名归的草庵茶之集大成者，是安土桃山时代的茶人千利休（1522—1591）。
千利休出生于和泉国堺的商家，十七岁开始致力于茶道修业。天正十年（1582），织田信长遇刺后，利休侍奉信长的继任者、“天下的武将”丰臣秀吉。利休率九位高徒，在秀吉身边，是专事茶具鉴定、茶汤做法和茶器解说的茶头，史称“利休十哲”。一位名叫南坊的弟子，著有一册《南坊录》，记录了利休的茶道秘事和日常感悟。其中，关于侘茶之“侘”，南坊记述的利休语录是“佛心发露”：
“
”的本意就是清净无垢的佛世界，拂去甬道、草庵的尘芥，主人、客人倾心交谈，规矩尺寸法度可以不讲。生火、烧水、喝茶，此外别无他事。这就是佛心发露之所。……狭小房间中举行的茶道要以佛法修行得道为第一。以房屋气派、饭菜丰盛为乐，乃是俗世之事。只要屋不漏雨、食可饱腹即可。此乃佛教与茶道之本意。
至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利休的茶做法及做法背后的微言大义了：他并不拘泥于名陶名器，而是赋予那些出自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无名土窑、连制作者姓甚名谁都未知的粗陶以与唐物同格的“品”。在那爿以农舍为原型，用带树皮的原木和泥打墙、茅草葺顶，仅有两张榻榻米大的茶室中，利休盘腿禅坐，以茶汤待客。来的都是客，全凭碗一只，无论面对的是大名武士，还是乡野村夫。在那个换算成现代公制单位后充其量只有930平方厘米的“螺蛳壳”里，利休将侘寂演绎到了极致，自由的气场穿透茶室的边墙，像磁力线一样四处辐射。在前卫艺术家赤濑川原平看来，千利休是“无言的前卫”。但其实，茶人是有表达的，且立场鲜明：他何尝不是以茶汤立言，在阐释一种至高至纯的生命原理？在利休的眼里，坐在纯金制奢华茶室里宴客的主人，不过是着“新装”的皇帝罢了。
利休眼里不揉沙子。果不其然，其判然分明的美学立场（其实是人生观）激怒了最高权势者太阁秀吉，招来杀身之祸—利休被命切腹自戕。在最后的大茶会即将打烊时分，所有来宾表达了对茶器之美的赞叹，茶师将所有的茶器分赠众人，只留下自己用过的那一只：“被不幸的人的嘴唇玷污过的茶碗不该给别人使用。”说罢，打碎了自己的茶碗。冈仓天心所谓“惟以美而生之人，方能以美而死”，说的就是利休。
据说，利休还留下了一句话：“我死之后，茶道衰微。”衰微与否，似有不同的标准和判断，但几乎所有人都尊千利休为茶道大师。且近世以降，垂范艺术史的伟大艺术，无一不是茶师的作品，如美术史上的琳派，建筑史上的经典二条城、名古屋城和桂离宫，陶瓷史上的远州七窑，不一而足。古老的禅语“一期一会”，被赋予更深的禅意，构成了今天以茶道为代表的侘寂哲学的根基：即使是同样侘寂的风景，此刻的侘寂已不同于彼时的侘寂。因为，风景在蜕变，观景的你也在变，而时间的沙漏在沉降。
中世后期的岛国，尚未“改革开放”，日本人不大会想到回应古希腊哲学家的命题“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应了中国现代诗人卞之琳的那首著名的《断章》，风景、桥、明月和窗、看风景的你和装了你的别人的梦，是一种互为侘寂的关系—任何一个要素，都是其他诸要素的侘寂。
【注释】
[1]日本历史的划分，中世是指镰仓幕府至江户幕府初期，近世则是指江户幕府中期至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