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本邻居们

我的日本邻居们

唐辛子

我在日本搬过三次家。

第一次搬家是在爱知县内。我们从北名古屋市搬去车程15分钟的稻泽市。那时候我们在稻泽市买了一块地,建了我们在日本的第一幢房子。作为一个年轻的小家庭,我们的家具本不多,加上为了省钱,就并没有请搬家公司,而是自己去借了一辆货车,开着车在织田信长的家门前来来回回跑了几趟,就将家搬完了—稻泽的旁边就是清洲,织田信长的清洲城,就在稻泽我家附近。装车时,想到车程只要15分钟,我们想也没想,便将“家具们”赤裸裸地抓起来塞上了车,连厨房的锅碗瓢盆都懒得包一下,就这么叮叮当当地一路欢响着开去了新家。

如此简单粗暴的搬家行径令我的日本朋友敬子无比惊讶:

“唐桑,你居然连饭碗都不用旧报纸包裹一下吗?”

“这样也行?我头次看到有人这样搬家!”

这种搬家方式对我来说不算个事,但对敬子这类日本女性而言却非同小可。因此这事后来成了敬子的谈资,以“我的中国朋友唐桑是这样搬家的”为开头,被多次讲述。每讲一次,敬子都会大笑着点评一次。

敬子是我到日本后结交的第一个日本人,她家离我在名古屋的第一个住处之间还隔着一个公园,因此不能算邻居,只能算朋友。对我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日本邻居,是三千世。

三千世的家,就在我家左边。从她家二楼卧室可以看到我家二楼书房的窗。我们搬去稻泽的时候,三千世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搬来了。那是一个崭新的住宅小区,每一幢房子都是新建的,入住的家庭结构也基本相似:都是年轻父母领着一两个上幼儿园或是上小学的孩子。这符合日本年轻家庭的习惯:日本的年轻人在新婚时大都是租房子过两人世界,要等到家里出现了新成员,才会考虑购房置地。

我们是三口之家,而三千世家是四口—丈夫工作体面,一儿一女聪明健康,彬彬有礼,是电视广告中出现的那种理想家庭。三千世是典型的和风美人,脸型白皙椭圆,说话语调轻柔,是令人向往的日式贤妻良母型女子,凡事都首先顾及他人的感受。这从三千世种花一事上就能看得出来。哪怕在自家院子里种花,三千世都不会种茉莉这类自带体香的花,究其缘由,仅仅只是担心从她家门口经过的路人,也许会有不喜欢茉莉香的人。“毕竟,”三千世说,“茉莉虽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它好闻。”

与这样凡事为他人着想的三千世做邻居,无疑是极为幸运的事。三千世让我体会到:为他人着想,不仅是体贴,还是体面。体面即文明。居住在稻泽的日子里,我们一家和三千世一家,彼此体贴,相处得和睦愉悦。就连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记得给对方家中送去一份。当时我家女儿刚刚上小学一年级,也非常喜欢三千世一家人,每天早晚上下学进出家门,见到在院子里忙碌的三千世阿姨,总要驻足大声问候,用清脆的童声愉快地告诉三千世说:“三千世阿姨,您种的花真好看呀!”

几年之后,因为工作调动,我们从名古屋搬家去大阪。在搬家公司将家中的家具和打包好的纸箱全部运走之后,黄昏中我们开车告别稻泽的家。临行前,三千世抱住我大声哭泣,说:“我会很寂寞的,唐桑。”我明白三千世的不舍,也抱住她一起落泪。我们都担心以后再也找不到如此情投意合的好邻居了。

至今我都和三千世保持着联系。先前我在稻泽家中的院子里种下了两棵桃树、一棵梅树,还有成排的雪柳,春天时,三千世会拍照片发给我看:“桃树开花了哦!很美,可惜我的摄影技术不太好……唐桑有时间记得回来看看,别忘了这儿也有你的家。”每当这时,我就会特别想念名古屋,想念那些逝去的点滴时光。

我家在大阪的住处,在靠近大阪万博公园的千里山,是20世纪日本经济高度发展期开发的住宅小区,因此周围的邻居们大都比我们年长。跟长辈们相处,虽然无法做到像跟同龄人三千世相处那样情趣相投,但也另有一番温暖。

例如稻村先生。关于稻村先生,我曾经写过一篇介绍他的文章,标题就是《我的日本邻居稻村》。这篇随手写下的短文,后来被庆应义塾高中的老师翻译成了日文,用作日本高中的教学素材,还很意外地被收录进了中国的部编版七年级语文教材上册,成为中国学生们的阅读教材。这篇文章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其中一段如下:

年过六十的稻村先生,在退休前一直从事葡萄酒的销售工作,曾多年常驻欧洲各地,因此不仅说得一口漂亮流利的英语,还弹得一手好吉他。我们这个住宅小区的地势,是一个缓缓上升的斜坡,我家在斜坡的中上方,而稻村先生的房子,则在斜坡的中下方,并且正对着我家二楼的阳台,夏天的时候,我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稻村先生和他的“烧烤家宴”:他和家人朋友一起,在自己家的露台上烧烤,边喝酒边弹吉他,唱一些不知所云的歌—那完全不像一个六十五岁的退休老头儿的生活,倒像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在挥霍年华的模样。(https://www.daowen.com)

65岁那年,稻村先生被查出有两处癌细胞扩散,必须去医院接受手术。稻村先生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刚刚从中国探亲回到千里山的家。稻村先生将我不在时帮忙保管的信件交给我,并告诉我说他将要离开一段时间:

“也许是小别,也许是永别。”

“已经到了中期,所以它们需要修剪一下。”

稻村先生在说这句话时,做了个修剪的手势,语气轻松得仿佛在谈论他栽培的玫瑰。

在癌细胞被发现之前,稻村先生和稻村太太已经订好了环绕世界一周的邮轮船票,因此稻村先生只能带着遗憾开车将太太送至邮轮码头,请她独自一人踏上旅程,而自己则驱车去医院住院,接受癌细胞切除手术—日本的医院不需要家庭护理,一切交给医院的专业安排。而且按照日本的医疗保险福利,手术费和住院费,65岁的稻村先生只需要负担三成。

稻村先生每年春天帮我修剪一次院子里的树木—稻村先生热爱养花种草,退休之后自学成才考取了园艺师执照。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刚搬家到千里山不久,便收到一封来自稻村先生的报价单—稻村先生通过那份报价单告诉我:他可以极优惠的价格,每年一次帮我修剪我家院围的树枝,甚至包括我家门前的那棵大松树。对此我当然求之不得。

稻村先生从医院出院之后的翌年春天,想到他做过手术,而且年事已高,我打算那年另外请人帮我修剪院子里的树木—但这个念头马上就被稻村先生否决了。刚刚出院半年多的稻村先生,当着我的面,爬上我家门口那棵大松树,边修剪松枝边高高在上地冲我喊:

“你看!我依旧精神得很!”

如今的稻村先生,已经年过七旬了,依旧喝酒唱歌,依旧会爬树,依旧“精神得很”。闲暇的时候,我们两家偶尔会一起聚餐。而聚餐总免不了要喝酒。多年的葡萄酒销售经验,令稻村先生说起欧洲各地名酒如数家珍,尤其几杯酒下肚之后,更是滔滔不绝。不过,稻村先生从不认为自己滔滔不绝,他觉得自己“非常沉默”,并且,还“非常纤细”。

与“非常沉默”并且还“非常纤细”的稻村先生不同,住在我家斜对面的高桥先生则非常文艺。高桥先生爱穿白色的休闲裤,以展现他始终修长的双腿。年轻时的高桥先生热爱音乐,曾经自己组建过一支乐队。年长退休之后,则迷上绘画。在我搬离千里山的前一天,高桥先生送来了他的手绘卡片,卡片上是高桥先生绘制的千里山车站以及图书馆。手绘画的下方这样写着:

我喜欢有坡道的千里山。爬上斜坡时,会想象从山丘上将看到怎样的街道?眺望到怎样的山脉?会吹拂过怎样的风?走下斜坡时,则眺望着那些道路的变化,以及家家户户院落里的树木与花坛,感受着季节迁移的喜悦。

黄昏时的景色也是极好的。一开始只有一盏灯孤独地点亮,接下来便是千盏万盏,化着暮色迟迟中街道的风色。电车乘着都市的灯光,滑行一般驶入车站。下车的人们褪脱去都市的光亮,替换上自己的街道、自己家中的灯光。

我将如此美丽的风景自豪地画成风景画,做成了明信片。

(A.Takahasi)

高桥先生诗一般的语言令我眼眶湿润。他所描绘的千里山,正是我感同身受的人文与自然。在搬离千里山的前一天,我们给左邻右舍每家的邮箱发了一份手写的卡片,感谢各位邻里在过往的十年多时间里彼此和睦相处,令我们感受到宁静与安心。我们喜欢千里山这片静谧的生活小区,并将在心里默默想念它。就像想念曾经属于我们的名古屋与稻泽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