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篇：一个北京人在东京

特别篇：一个北京人在东京

许知远

在出租车前座背上的屏幕里，我看到了查尔斯王子的照片，他的鼻头与脸颊皆发红。从照片旁新闻中的汉字里，猜得出内容，他的新冠病毒的检测呈阳性。

尽管在微信朋友圈，你或许早已知晓了这则新闻，但它在出租车里一则日本电子支付广告之后出现在眼前时，你仍有某种奇特感。车正经过日比谷公园，它的对面就是皇宫。

历史的吊诡之处也在于此，人们越强调平民精神与实用主义，人们也就越是渴望等级与无用之价值。

东京的皇宫与伦敦的白金汉宫，也分享着某种亲密感。它们统治的皆是岛国，自得于某种“光荣的孤立”，与大陆的关系若即若离，需要对方，又忧虑对方破坏自己的独立性。21世纪的这次脱欧行动，是英国与欧洲大陆纠缠史的最新一章。过去十年的日本，则急于应对一个重新崛起的中国，它的经济扩张、它诱人的购买力。这两个民族的性格，也不无相似，人与人之间有着隐晦又明确的界限感。

自2020年3月3日来到东京，我就没有戴过口罩。一周的夏威夷时光，像是某种精神抗体。在蓝天、沙滩、人群中大口呼吸、自由走动之后，那些忧虑似乎突然消失了。

在东京，你看到，倘若以病毒的视角，一个新世界版图开始浮现。当时的中国与韩国皆暂时遏制住了势头，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国、美国却开始爆发。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失控的病人与崩溃的医疗系统，死亡与绝望主宰了一切。

东京，却保持了平静，甚至比我离开时更平静。2月中旬，人们还会为出租车司机感染而焦虑，如今却习惯了这样的态势。比起整个世界迅速攀升的感染人数，日本的新增数字显得过分平淡。

当各国争相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时，日本官僚系统似乎仍在焦虑奥运会能否如期召开。安倍政府期待这一时刻，这是他们重振日本的重大尝试，除去经济刺激，它还有助于建立日本在21世纪的新形象。1964年的东京，曾通过第十八届奥运会，给世界展示了一个从废墟上站起、和平、繁荣、友善的新日本。而如今，在泡沫经济崩溃30年后，日本要在世界寻找一个属于它的新位置。与56年前不同，日本民众对于一个集体性目标缺乏热忱，也丧失了那种自我证明的冲动。走在东京街头，我常有种感觉，日本似乎来到这样一个时刻，国家性的感召丧失了吸引力，个体又未能从集体与社会的束缚中真正摆脱出来。

我开始对疫情的新闻，产生某种排斥。自1月22日的旅行开始，几乎每天，我都被潮水式的、或真或假的新闻包围着。一开始，我出于焦虑与好奇阅读它，接着，我开始过分依赖它，它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它经常陷入愤怒，再后来，我想删除它，不想被它吞噬，然后，我开始迟钝，对新的消息下意识地麻木，想从这个现实中逃离。

那个新闻世界，散发出一股浓重的超现实的味道。是啊，你可曾想到威尼斯的水路与街头皆空无一人，大阪的相扑选手在没有观众的体育场中角逐，香港匪徒抢劫了厕纸，加州的华人突然开始频频光顾枪支店……(https://www.daowen.com)

前所未有地，我渴望日常的、规律性的生活。每天清晨，我在便利店买一份《日本新闻》（Japan News），然后前往一家昭和风的咖啡店喝一款佐藤巴西咖啡（Saito Brazil）。我猜，那个打领结、穿深蓝色长围裙、颇似坂本龙一的店主，该是佐藤先生吧。我静静地读报，在报纸上，混乱的世界被组织起来，变得稍微有迹可循。中午时，我则在旁边的一家中华料理店，吃一份辣炒牛肉或是麻婆豆腐，这不可救药的中国胃，也满足了我对忠诚的渴望。这些规律帮我度过了旅居的焦灼，最初的度假，变成了此刻的流放。

在3月13日的《日本新闻》上，我读到了汤姆·汉克斯夫妇染病的消息。对我而言，这是另一个触动时刻。从高中时代开始，我就是他的影迷，像他所演的阿甘一样，他代表着希望、乐观与道德原则。这再度印证了病毒的危险性，也使这种危险以鲜明的、个体化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

日本的节奏似乎仍有条不紊。《日本新闻》上对于本国的报道篇幅简短，甚至也不怎么聚焦在本国的疫情上。我仍去上野的火锅店与朋友涮毛肚，在六本木的文喫书店喝茶、读书。是的，商业区的人流明显地变稀少，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加，时髦餐厅也不需要预订与排队，日常生活的节奏却仍在继续。人们也是惊人地冷静。我逐渐理解了日本人在灾难面前的冷静，倘若你早晨醒来，常感到地面的轻微颤抖，家中常备有急救包，其中还有不煮即热的饭菜，处处可见逃生聚集地标志，你也会有种镇定。比起地震、海啸与核泄漏，眼前的危机并没有那么显著。更何况，所有东京人都在等待一场更不可测的危机，距离关东大地震快一百年了，所有的地震专家都预言，一场相似震级的大地震即将发生，没人知道，它会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到来。

3月24日，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宣布突然增加的患者数字，劝告东京人减少社交活动，尽量待在家中，他们也在讨论是否以及如何封城。尽管“封城”（Lockdown）一词，已出现在世界新闻的每一篇主要报道里，你还是很好奇，东京该如何去应对。

焦虑又开始在我心中泛起。是的，当奥运会宣布延期的一刻，你就该意识到危险的显露。它意味着东京不再需要因这一国际盛会而刻意掩饰一些信息。所有的官僚系统都分享着相似的迟缓与否认，但在一个宪政、民主选举与新闻自由的国家，这种迟缓与否认就变得愈发困难，且代价高昂。

我下意识摇下了窗，想起自己忘记了戴口罩，通风或许可以降低被感染的风险。在银座的五町目，我下了车。

镰仓衬衫店仍在营业，当我试着用过分笨拙、刚刚记下的日语与店员交流时，对方突然说，“您是中国来的吧”。他是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足有一米九之高，但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北京口音，那是大栅栏、广渠门一带才特有的京腔，而且是老一辈人才会的发音节奏，你觉得它该是来自民国时的戏院、茶楼，应该再加上一句“爷，您来了”。

这一刻，我突然获得了少有的放松。小杨先生原是崇文区人，已经来东京六年了，其间没回过一次家乡。你猜得出，他一定与家人有着难以解释的冲突。他夸张、戏文式的肢体语言，流露着一些东西。他也很兴奋，能在生意如此惨淡的时刻，出现一个北京客人，可以让他尽情发挥一下乡音。在结账时，我对着日本收银员用英语说，“你的同事杨先生讲的北京话，就像是日语在江户时代的口音”。

走出店门时，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受。令和时代真的开始了，与平成时代相比，它注定是个颠簸的年代。

——记于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