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大国的“抗癌术”
姜建强
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
为癌症设定世界日，表明面对难治的癌症与高病死率，人类还是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人的理智与狡黠又算什么？仍然抵不过癌症“精神现象学”的高深。抗癌之路依旧长夜漫漫，但就是在这漫漫长夜中，我们还是看到了几缕曙光。在亚洲，这道曙光首先是从岛国日本射出。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在2021年发表2011—2013年全癌症五年生存率，总体为68.9%。这在发达国家中几乎与美国并肩。在主要癌症中，日本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为93.2%，大肠癌为76.8%，胃癌为75.4%。即便是较为难治的肺癌和肝癌，如是早期的话，五年生存率也达到了47.5%和38.6%。
这样来看，日本确实是癌症治疗效果最好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精密检查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癌症研究最为领先的国家之一（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居全球之首）。而早在2001年就开设的兵库县立粒子线医疗中心，则是世界上率先开展质子和重离子这两种放射线治疗的“开垦地”。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2017年刚过完新年，日本的NHK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引发购买热潮的书—《因癌致死的县因癌不死的县》。作者是松田智大，一位参与日本癌症数据库建设的著名医疗学者。作者在书中披露，遗传致癌只占全体的5%，其余大部分都是由于不良生活习惯致癌。
因此日本各地生活习惯不同，患癌概率也大不相同。若拟定日本全国癌症的发病率为100，以此为基准，“女性杀手”乳腺癌以东京为最高，为100.8。最不易患乳腺癌的是鹿儿岛县，为48.8。而在男性中最常见的胃癌，前三是：秋田县，为119.6；山形县，为106.2；富山县，为96.6。它们几乎都集中在面朝日本海的东北一侧。而最不易患胃癌的前三是：冲绳县，为38.3；鹿儿岛县，为52.1；熊本县，为57.1。前三全是处于日本的最南端。这表明癌症与饮食习惯有其内在关系。
该书还统计出日本癌症死亡率的最高县和最低县。最高的是青森县，最低的是长野县，这之间死亡率之差最大为1.4倍。此外，北海道是肺癌之最，福冈县是肝癌之最。这本书的意义在于：研究者丝毫不隐瞒地方差异，将因风土和习惯不同而导致的癌症现状做数据式梳理，提供给读者参照与思考：你将如何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健康地活下去？显然这是成熟的癌症大国的非常成熟的做法。
早在2005年，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养老孟司与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癌症治疗专家中川惠一，在合著的《活出自己—日本的癌症医疗与死生观》书中就预测，日本的癌症患者将大幅增加，10年后进入2人中有1人患癌的时代。以活出自己为前提的社会如何成为可能？死如何日常化？延缓时日的癌症治疗与安乐死何以对应？书中不无先见地提出了“人生—社会—医疗”三位一体的构造组合。
2011年，中川惠一又独立出版《癌的练习手册》一书。他在书中宣布日本已成为世界头号癌症大国。患上癌症，怎样应对为好？因癌而死，怎样死才好？从预防到被宣告确诊的心情建设又是如何的？治疗和复查又该如何选择？晚期疼痛怎么应对？如此等等。作者认为这些如果事先都能得到练习，人就会回归平常心。癌症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癌症的无知。这两位活跃于癌症前沿的人士的看法，正好与以下两组数据相符：
日本2016年患癌人数为1 010 200人。其中男性576 100人，女性434 100人。与2015年的982 100人比较，增加了28 000人。癌种的前五位是：大肠癌、胃癌、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女性）。
日本2016年癌症死亡人数为374 000人。其中男性为220 300人，女性为153 700人。与2015年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3 000人。癌症死亡的前五位是：肺癌、大肠癌、胃癌、胰腺癌、肝癌。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治癌先进国日本为什么又是癌症高发国呢？一个说法是日本人太长寿。长寿凸显了“天寿癌”。另一个说法则指向日本人最为得意的软实力之一—和食。甜咸腌炸，且精致精细精准过度的一个结果就是依赖加工食品过多。生鱼片当然爽心悦目，但经常食用带来的是人体免疫力的总体下降。显然这个指向是令日本人不安的，但这就是不设任何前提的学术研究。
癌症多了，成了常见病。带癌工作也就成了日本社会的一个常态。日本的名人与学者，日本的政治家基本不隐瞒自己的病情。
直言坦白是日本癌症文化的一个特色。如1938年出生的与谢野馨在2012年出版《全身癌政治家》一书。在书中他坦白自己在39岁第一次当选议员的时候被诊断出恶性淋巴瘤。医生宣告剩余寿命只有2年。之后的35年里他又患上直肠癌、前列腺癌和喉癌。
一生患有四种癌的与谢野馨，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当过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秘书，历任文部大臣、通产大臣、自民党政调会长。他还曾是第一次安倍内阁的官房长官，麻生内阁的财务、金融、经济财政的三阁僚大臣。与谢野馨的母亲患食道癌，妻子患大肠癌，妹妹患舌癌，可谓“癌症世家”。
而前首相森喜朗，2015年被诊断出肺癌，做了左肺切除术。手术一星期后，当时还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会长的他就出席奥运会有关会议了。这位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政治家，在2000年担任首相的时候被诊断出前列腺癌。不过他一直坚持工作，直到辞去首相一职才走进手术室。
2013年12月5日，当时担任TPP谈判的日本经济再生大臣甘利明召开记者会，宣布自己患了舌癌。在接受手术治疗的10天后，他就复归公务，参与新一轮的TPP谈判。
而为世人所知的日本明仁天皇在2003年1月接受前列腺癌的手术。日本宫内厅在2002年12月28日向国民发布了这一消息。(https://www.daowen.com)
日本的一些名人也基本不隐瞒自己的病情。如我们熟知的患食道癌的作词作曲家桑田佳祐、患乳腺癌的歌手生稻晃子、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节目主持人大冢范一、患胃癌的演员宫迫博之、患喉癌的第54代横纲轮岛大士、患乳腺癌的女子摔跤选手亚利弥、患乳腺癌的女艺人北斗晶、患脑瘤的歌手北山阳一、患胃癌的名演员渡边谦、患乳腺癌的女演员南果步等。而在日本有“智慧巨人”之称的立花隆，2013年出版《癌：挑战生死之谜》一书。书中坦言自己在2007年患上膀胱癌。通过治疗，知道了什么叫日本癌症治疗的最前沿。
2016年9月，因患上乳腺癌成为话题人物的演员小林麻央还开始在个人博客上更新抗病日记。
显然日本人的这些做法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我们经常耳闻讣告或悼词里的某人“因病医治无效”的说法，因什么病呢？没有人知道。或者不想让人知道。为什么不想让人知道呢？追问到本质上还是与癌症文化远未成熟有关。
对于癌症病人来说，癌症，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是自己思虑的一部分，也是自己情感的一部分。有什么必要隐瞒呢？佐野洋子，这位创作了《活了一百万次的猫》的知名绘本作家，在66岁那年因乳腺癌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两年后，癌细胞转移至大腿骨。她拒绝治疗，并在这段日子里写出了畅销书《无用的日子》。里面有这么一段医患对话：
“我还可以活几年？”
“如果进安宁病房，大概两年左右。”
“到死为止，要花多少钱？”
“一千万（日元）。”
“知道了。那我不使用抗癌剂，也不要延长我的寿命，尽可能让我过正常的生活。”
“好。”
2010年11月，洋子辞世，享年72岁。
她的这本书，就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什么叫死于癌症。
那么，什么叫死于癌症呢？洋子这样说：
死于癌症的恐惧，死于癌症的意义并非来自自己的死，而是他人的死。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能多少明白一些在日本有“医界良心”之称（虽然争议巨大）的近藤诚的用心所在。他这些年来著书立说所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放弃治疗”让心灵更自由。这就令人想起顺天堂大学医学部病理癌症讲座教授、医学博士樋野兴夫。他在2008年1月开始在顺天堂医院开设“癌症哲学门诊”。第二年成立NPO法人“癌症哲学门诊”，自己亲任理事长。
请注意日本人创造的这个全新概念：癌症哲学门诊。不是临床医生的诊疗行为，而是病理学者与患者、患者家属对话沟通的一个姿态。这个姿态传达的一个声音是：人生是好是坏，取决于最后五年。不必在意过往人生究竟过得如何，要时时抱着犹如度过人生最后五年的心态，全力而活。
2016年12月9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新版《癌症对策基本法》。这里的亮眼之处在于日本政府毫无隐瞒地宣布，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率先进入每2人中1人患癌，每3人中1人死于癌症的时代。为此，基本法提出了一个旨在缓解身心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的“舒缓治疗”的概念。
这个概念的最终指向是创建一个“能让患者放心生活的社会”。日本政府用基本法的规格为癌症立法，一方面固然表明癌症已成日本人的国民病，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日本这个癌症大国的癌症文化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