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识密室：瞬间决断的秘密
你的潜意识就像你的心理世界的一个仆人，精心照料着你思维生活中微妙的细枝末节，密切关注着你周围发生的一切，竭力确保你能够随机应变。
维克·布雷登（Vic Braden）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网球教练之一。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在观看网球比赛的时候，他总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网球运动中，选手有两次发球机会，如果错失了两次机会，就算双发失误。布雷登发现，他总能预料到选手双发失误的时机。选手将球抛到空中，拉回球拍，而就在球刚要触拍的瞬间，布雷登便会脱口而出：“哦不，双发失误。”果不其然，选手要么打出边球，要么打出长球，要么就是发球触网。无论选手姓甚名谁、是男是女，无论布雷登观看的是现场比赛还是电视转播，也无论他对发球的选手了解几何，他都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他说：“我连素未谋面的俄罗斯女选手是否会双发失误都能预料到。”其实，布雷登靠的并非运气。如果你能在抛硬币时准确地猜出正反面，那么你靠的是运气。但双发失误出现的概率微乎其微，在整场比赛中，一名专业选手可能要发数百次球，才会出现3～4次的双发失误。曾有一年，布雷登位于南加州的家附近的印第安韦尔斯举办了一场大型专业网球锦标赛，他决定对自己关于双发失误的预测做一下记录。结果出人意料：在布雷登观看的比赛中，一共出现了17次双发失误，而他准确预测出的双发失误足有16次。“有一段时间，事态的发展把我自己都吓住了。”布雷登说道，“我真的是被吓得够呛。我把20次双发失误全猜出来了，况且，对象可是那些几乎从未出现过双发失误的选手。”
年轻时的布雷登曾是一名世界级的网球运动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培养、辅导并熟识了众多网球界顶尖的选手。他身材矮小，却与30多岁的人一样劲头十足。如果你与网球界人士聊天，他们会告诉你，维克·布雷登对比赛的细节变动和微妙之处已经习悟到了目无全牛的境界。如此说来，维克·布雷登能在眨眼之间精确地参透一记发球也不足为奇了，这与艺术史学家一眼识破盖蒂博物馆的那尊少年立像的真面目的能力是大同小异的。不知是网球运动员的姿势、抛球的方式，还是动作的流畅程度，总之，有某种因素开启了布雷登的潜意识层面，使他仅凭直觉便拿捏到了双发失误的“giss”。他把发球的动作切分成了薄片，做出瞬间决断，而后豁然开朗。但问题在于，尽管布雷登绞尽脑汁，但他就是搞不懂自己是怎么做出决断的。
“我看到了什么？”布雷登自问道，“我躺在床上冥思苦想：我是怎么做到的呢？但我却怎么也搞不懂。这个难题折磨着我，都快把我逼疯了。我把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在脑海中不停重现发球的过程，竭力想弄个明白。运动员是不是被绊了一下？是不是多迈了一步？是不是让球多弹了一下？是不是什么因素改变了他们的动作？”布雷登做出决策的根据似乎隐匿在潜意识层面的某个地方，但他无从挖掘。
瞬间做出的决断是转瞬即逝的，这是因为：首先，这些决策源于我们体验与经历的最细微的片段；其次，这些决策的出处源于潜意识层面。在艾奥瓦大学的赌博实验中，赌博者开始回避高风险红色纸牌的时间，要比他们实际意识到的时间早了许多——在其又抽取了70张卡牌后，大脑的显意识层面才终于弄懂了形势。在哈里森、霍温和希腊专家们初次看到那尊少年立像时，他们感到一阵厌恶，头脑中不时浮现出各种形容词，哈里森甚至脱口而出：“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但在疑虑初生的瞬间，他们还远远无法逐一列举产生这些感觉的原因。霍温曾与几名他称为“赝品终结者”的艺术专家在一起交流，他们都以为，辨识艺术品真伪的过程，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霍温说：“在观看一件艺术品时，这些专家会感到‘一种心理上的暗涌’，各种图片资料会一股脑地涌入他们的大脑中。一位赝品终结者形容说，这种感觉就如他的眼睛和知觉化为一群蜂鸟，在几十个鸟巢间窜进窜出。不出几分钟，有时甚至不过几秒，这位赝品终结者便能够联系起大量警示他‘小心’的信号。”
以下是霍温谈及艺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时的原话。“（他）有时会把同事搞得晕头转向。如果一件艺术品有瑕疵或给人一种不协调感，那么这件物品便可能是件拙劣的仿制品，或是假货。贝伦森虽然能够洞察这些细微的缺陷，却无法解释自己是如何捕捉到这些东西的。在法院开庭审理某件案子时，贝伦森竟然只能告诉大家，当时他的胃感到不太对劲，耳边出现了奇怪的嗡鸣声，突然产生了暂时的抑郁感，并感到头昏眼花、失去平衡。这些因素都不足以精确地说明他是如何看出眼前的艺术品是仿制品的，但他只能解释到这一步了。”1
瞬间决断和快速认知的形成过程十分神秘。而维克·布雷登所追寻的，就是这间潜意识“密室”的钥匙。他彻夜不眠，试图搞明白发球过程中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他的决策指点了方向，但也只是枉费心机罢了。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找寻这把密室之匙的好手。理解瞬间决断和薄片分析法的巨大神力是一回事，但将我们的信任寄托在看似如此不着边际的事情上，可就应该另当别论了。亿万富翁、投资巨头乔治·索罗斯的儿子说过：“我的父亲会正襟危坐，用理论向你解释他决策背后的原因。但我记得儿时曾一边看着他的解释一边想：这里面至少有一半是信口胡诌的。我的意思是，他之所以在市场浪潮中改变手段和策略，是因为他的背部开始钻心地疼。他的背部真的会一阵阵地抽搐，而这个预示危险的信号才是他做出决策的真正原因。”
乔治·索罗斯清楚，通过潜意识推理得出的成果具有很高的价值，显然，这是他在专业领域业绩斐然的原因之一。但是，假如你我要与索罗斯合伙投资，而他在做出决策时给予我们的唯一理由是，他的背痛又犯了，那么，我们难免会惶恐不安。一位像杰克·韦尔奇这样功成名就的CEO（首席执行官）可能会将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杰克·韦尔奇自传》（Jack：Straight from the Gut）[1]，但他会在书中明确指出，鹤立鸡群的他凭借的不仅是直觉，还有精心测算出的管理理论、运营系统和原则等。我们的社会要求人们做出有理可依、有据可循的决定，仿佛我们在表达自己感觉如何时，还非得详细道出为何会产生这种感觉不可。正因为如此，盖蒂博物馆的人（至少在刚开始时）对霍温、哈里森和泽里一行人的观点难以接受：听取科学家和律师的意见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大量文件来支持自己的结论。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和态度是个弊病。如果想要学着提高决策能力，我们就得接受瞬间决断的变幻莫测的本性，尊重即使不知所以然也能知其然这一事实，并且坚信，瞬间决断有时对于我们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