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诱导行为
假设我是一名教授，你受我之邀赴办公室来见我。你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跨进门，在桌旁坐定。在你面前摆放着一张纸，上面列着几个分别由5个词语组成的词串。我要求你以最快的速度，从每个词串中抽取4个单词，并分别组成一个语法正确的句子。这是一个被称为“乱句重组”的测试。2准备好了吗？
1.“他”“是”“担心”“她”“总是”
2.“自”“来”“佛罗里达”“橙子”“温度”
3.“球”“那个”“扔”“投”“安静地”
4.“鞋子”“给”“替换掉”“那双”“老旧的”
5.“他”“注视”“偶尔会”“周围的人”“观察”
6.“会”“将”“出汗”“孤单的”“他们”
7.“天空”“那片”“密不透风的”“灰色的”“是”
8.“应该”“现在”“退出”“健忘的”“我们”
9.“我们”“宾戈游戏”“唱”“玩”“让”
10.“阳光”“使”“温度”“起皱”“葡萄干”
这看起来挺简单的，对吧？其实不然。信不信由你，在做完这个测试之后，你走出我的办公室、穿过走廊的速度会比来的时候慢。通过以上这个测试，我影响了你的行为方式。我是如何做到的呢？回头再看看那张清单，你就会发现整张清单上零星地罗列着一些特殊的词语，比如“担心”、“佛罗里达”[2]、“老旧的”、“孤单的”、“灰色的”、“宾戈游戏”[3]以及“起皱”。你认为我仅仅是让你做个语言测试罢了，但实际上，我同时也在指示着你脑中的大型计算机，即你的适应性潜意识，让其思考与衰老有关的事情。顷刻之间，你的适应性潜意识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有关衰老的想法上，潜意识将相关信息全盘皆收，但却没有通知大脑的其他部分。因此，待你完成测试穿过走廊时，你的行为趋于老态，步履也缓慢了。
这项实验出自心理学家约翰·巴格（John Bargh）的巧妙设计，属于诱导实验中的一例。除此之外，巴格还和其他学者从中衍生出了大量不同版本的诱导实验，每个版本都趣味无穷。这些实验揭示了紧锁在我们潜意识密室中的万千秘密。一次，巴格携同他在纽约大学的两个同事——陈马克（Mark Chen）和拉腊·伯罗斯（Lara Burrows）——一起策划了一项实验，实验地点就在巴格办公室外的走廊。他们选出一批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将他们分为两组，分别进行不同内容的“乱句重组”测试。其中，第一种测试的卷子上不时穿插有“挑衅地”、“鲁莽的”、“哥们儿”、“打扰”、“扰乱”和“违法”等词；另一种测试的卷子上则包括“尊重”、“体贴的”、“感谢”、“耐心地”、“让步”、“有礼貌的”以及“客气”等词。在这两种测试中，相似词语的数量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因而学生们不会看穿实验者的真正用意（显然，实验对象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诱导，那么实验就对他们没有效果了）。整个实验耗时仅约5分钟。测试后，学生们按照指示穿过走廊与测试组织者会面，以听取接下来的任务。
根据巴格的指示，只要一有学生来到办公室，测试组织者就必须假装忙于与另一个知情者交谈，造成无法脱身的假象，而这位知情者则必须站在正门过道，把办公室的入口挡住。巴格想要试验一下，看看受到礼貌词语诱导的学生与受到粗鲁字眼诱导的学生相比，是否会等候更长的时间，再去打断测试组织者与知情人的交谈。巴格对潜意识的神奇力量早已有所了解，也料到潜意识会对人有所影响，但他以为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早前，巴格曾找到纽约大学委员会，委员们同意他以人作为实验对象，但要求他将实验组织者和知情人的对话时间控制在10分钟之内。巴格回忆说：“委员们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盯着他们想，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吧，这可真滑稽，因为我们在计时过程中使用的单位都是毫秒。拜托，实验对象可都是纽约人呀，他们才不会傻站在那里不动呢。我们当时预测的实验用时不过几秒，1分钟都算极限了。”
但是，巴格和他的同事们大错特错了。平均来说，受到粗鲁字眼诱导的实验对象在等候了约5分钟后才会打断谈话，而在受到礼貌字眼诱导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82%）自始至终都没有插嘴。如果不是实验必须在10分钟后终止，谁知道他们会客气而耐心地微笑着在走廊里站多久呢？
巴格追忆说：“实验地点就在我办公室门口的走廊，所以我得一次又一次地听重复的对话。一旦有新的实验对象到场，谈话就又得重演一遍。真是枯燥，简直枯燥透顶！实验对象穿过走廊，便会看到知情人堵在门口与测试组织者交谈。知情人不厌其烦地嘟嘟囔囔，说她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她的问题就像连珠炮一样，一直持续了10分钟：‘这个应该标在哪里？我不懂。’”巴格回想起那段往事，身体不由地一缩，诧异与不解之情溢于言表：“对话已经进行很久了，而那些做过带有礼貌字眼测试的人就真的站在那里等着。”3
有一点得加以说明，诱导和洗脑可不是一码事。我可甭想通过提供“打盹儿”、“奶瓶”和“泰迪熊”等字眼，就让你把隐匿最深的童年秘密倾吐出来。同样，我也不能通过诱导而让你帮助我去抢银行。但不得不说，诱导的力量也确实是不可小觑的。两名荷兰研究者做过一项实验，他们让几组学生参与一种叫作“寻根问底”的益智游戏，回答游戏中的42道难度很大的题目。4其中，一半的学生被要求预先花5分钟的时间，思考成为一名教授意味着什么，并将想法全部记录下来，这些学生的答题正确率为55.6%。另一半的学生则按照要求在游戏开始前坐下来，想一会儿与足球流氓有关的事，这组学生的正确率为42.6%。“教授”组学生的知识水平并不比“足球流氓”组高，也不比后者更加聪明或用心，他们只是处在“智慧”的思维模式中罢了。显然，通过把自己与“教授”等智慧的代名词联系在一起，第一组学生做出正确答复的概率大大提高了。需要指出的是，55.6%和42.6%的正确率之间的差距可谓悬殊——这可是及格与否的分水岭。
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和乔舒亚·阿伦森（Joshua Aronson）开发了一个比以上实验更加极端的版本。5他们选取的实验对象是数名黑人大学生，道具则是从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中抽取的20道题。按照要求，学生们在试前的问卷上填写了所属人种，这一简单的环节就足以诱导他们联想到所有与美国黑人有关的消极形象，而他们的成绩以及答对题目的数量都削减了一半。在当今社会，我们认为考试是考生能力和知识的可靠指标，因此寄予考试以重托。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中，一个来自名牌私立高中的白人学生的分数高于一个来自公立学校的黑人学生，那么这到底是因为白人学生着实更加优秀呢，还是因为身为白人又出身名校的学生时常头顶着“天资聪颖”的光环呢？
令人更为称奇的是，这些诱导因素影响我们的方式是如此神秘莫测，让人难以察觉。当你在做上文中的造句测试时，你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灌输着有关“衰老”的思想吧？但话说回来，这些诱导因素如此隐秘，你又怎么会察觉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缓步走出房间、穿过走廊之后，仍然对自己行为受到的影响浑然不觉。巴格曾让实验对象玩棋类游戏，其中，参与者获胜的唯一方式是要相互合作。巴格通过诱导向参与者灌输了协作精神，果不其然，这些人配合的默契程度大大提升，游戏也进行得更加顺利了。巴格指出：“事后，我们向实验对象提了一些问题，比如，你在游戏中与他人的协作程度如何？你与他人合作的意愿度有多高？然后，我们将答案与他们的实际行为做了比较，却发现二者毫无相关性。这个游戏时长为15分钟，但游戏过后，人们竟对自己在游戏中的协作表现一无所知。他们都没有回过神来，给出的答案也都像是胡乱回答一通的无用信息。这真让我感到出乎意料，我还以为他们起码能从回忆里琢磨出点儿什么来呢，但他们没有。”
在上文的实验中，当黑人学生注意到自己所属的人种后，他们在考试中表现得一塌糊涂。阿伦森和斯蒂尔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与棋类游戏实验对象同样的问题。阿伦森说：“考试后，我与黑人学生交谈。我问道：‘有没有什么因素影响了你们的发挥？’我还问他们：‘我让你们在试卷上说明你所属的人种，这会不会对你们产生干扰？’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这显然对他们的表现有很大的影响。但他们却总回答说自己并不介意，还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不够聪明，不配待在这里。’”
不难看出，这些实验的结果很值得我们关注：我们一直将其看成自由意志的那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幻象。我们往往一直处在“自动驾驶”的心理状态中，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以及在紧急关头思考与行动的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也认为，潜意识悄无声息的运作方式有其不容忽略的优势。在做上文中那个穿插着有关“衰老”的词语的乱句重组测试时，你在每个句子上各用了多长时间呢？依我看，每个句子的用时也就是几秒吧。这个速度已经挺快的了，而你之所以能够迅速完成测试，原因就在于你能够排除干扰，做到心无旁骛。如果你一直把心思花在单词列表中可能存在的规律上，那么，想要如此迅速地完成任务就非常困难了，因为你的注意力无法集中。诚然，测试中涉及“衰老”的信息改变了你走出房间的速度，但这是件坏事吗？你的潜意识只是在通知身体：我察觉到了一些线索，我们正处于一个与“衰老”有所关联的环境中，让我们“随遇而安”，按环境需要而行动吧。如此说来，你的潜意识就像你的心理世界的一个仆人，精心照料着你思维生活中微妙的细枝末节，密切关注着你周围发生的一切，竭力确保你能够随机应变，同时给予你足够的自由空间，以便你将注意力集中于亟待处理的事宜。
设计赌博实验的艾奥瓦大学团队，是由神经病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领导的。他们统筹了若干趣味横生的实验，探究如果太多的思维过程在潜意识的密室之外进行，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这些实验中，达马西奥所选的对象都遭遇过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的损伤。此区域位于人体鼻后，面积虽小却至关重要，在我们的决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突发事件，厘清情感纠葛，处理从外界得到的海量信息，理出先后顺序，还能提醒我们优先处理亟待解决之事。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受损的人十分理性，其中不乏机智聪慧且务实能干之人，但是他们都在决断力上有所欠缺。更准确地讲，这些人没有自己的潜意识仆人，因而无法抽身把精力集中在真正要紧的事物上。在《笛卡儿的错误》（Descartes'Error）一书中，达马西奥描述了其与一个罹患此种脑损伤的病人预约时间的经历：
我提供了两个备选日期，都在下个月，且两个日期只差几天。病人取出日程簿，查阅上面的日历。接下来出现的一幕，着实让几个在场的研究人员大开眼界。那个病人花了几乎半个小时的时间，罗列出选择两种日期各自的利弊得失：事先定好的约会，与其他有约的日期是否接近，可能出现的天气状况……他几乎把与一个简单日期有关的所有因素从头到尾考虑了个遍。（他）简直就是在带着我一起做一项无聊透顶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没完没了地罗列提纲，徒然地对比着不同选项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面对这样一个过程，一般人得具备强大的自制力才不致抓狂或叫他闭嘴。
达马西奥与他的团队让脑损伤患者也参与了本书开头提到的赌博实验。最终，绝大多数的患者像我们一样，也发觉了红色纸牌的危险。但他们的手掌却一滴汗也没有，更没有人产生蓝牌优于红牌的直觉，并且，即使在参悟出游戏的目的所在后，也没有一人调整战略来避开危险的纸牌。他们在意识层面上明白了什么是正确的选择，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玩游戏的策略。实验团队中的一名研究人员安托万·贝沙拉（Antoine Bechara）说：“他们就像吸毒成瘾的人一样。瘾君子能够清楚地表达出其行为带来的后果，但却无法做到言行一致。其中的问题出在大脑，而这正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区域损伤所导致的，是患者的所知与言行之间的脱节。”我们的潜意识默默地将我们推上正轨，以手心出汗等微妙的形式提示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这些病人在此方面恰恰有所缺失。身处风险高涨、瞬息万变的环境之中，我们并不希望和艾奥瓦大学实验中的脑损伤患者一样，过于沉着与冷静，也不愿意呆站在一处，无休无止地权衡所有的选项。有时，在潜意识密室中所做的决定，能让我们受益更多。6